這次回國整個一電視劇情節，所以稱第一季；第二季。本來想要整個七七八八的湊數，後來發現實在太難，最最主要的就是日子不夠，前後才三個不完整星期，哪怕是一周一集大概也湊不夠七七八八。還是整到哪兒算哪吧，要是最後詞窮，大概整到第二季也就偃旗息鼓，自己個兒悄沒聲的過日子去了。

每次回國都有最後一次的感覺。倒不是因為不想再回，而是每次十幾個小時旅途實在太累，因而產生了飛機恐懼症。不知道醫學上是否存在類似的“症”，反正是被我定義為“飛機恐懼症”。

也是在此“症”的壓迫下，覺得要抓緊時間盡量見見親朋好友。不過很慚愧，電話卡找不到，裏麵包括了幾次回國建立的聯係盡失。隻能盡量利用僅存還要聯係的朋友幫助盡力尋找。

從重慶回到北京後，第一周忙於處理家事，匆匆間一周就過去了。然而隻剩下的一周幾乎每天都有安排。

在我回國前，打開博客——因為眼睛不太好，所以減少了上網時間，很少打開自己的博客。發現有朋友劉玉平留下的聯係方法。其實當時沒看明白是QQ號，還是微信號，或是電話號碼，總之就是一串數字。當時就想，放在這裏比較安全，隻要可以上網就能找到，到了國內再與他聯係吧。

家事辦完，便試著在朋友家電腦上登陸我的新浪博客。以前在手機上試過多次，可以進入新浪博客，卻不讓我登錄。驗證碼是幾個箭頭，按照指定的方向劃動，總是告訴我驗證碼錯誤，大概我對這類新式玩法太陌生，錯誤到連箭頭所指的方向都看不明白。眼目前兒新玩意越來越多，對於年輕人來說真不算什麽。搞些驗證碼出來，大概就是為了多給老人家們增加麻煩。

點擊，進入。找到劉玉平發來的那一串數字。然後在微信找朋友那裏把數字摁進手機，搜尋，居然這串數字就是劉玉平的微信號碼。當時已經很晚了，沒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時間是三月一日夜裏。



一張很古老的相片，卻在我記憶裏幾十年。與老哥劉玉平聯係上後，腦海裏出現的第一幅畫麵恰恰就是這張照片。

他是我們當年一起插隊時知青中的第一位馬倌。

劉玉平的父親劉光典烈士的事跡也是我多年來一直關心的事情之一。

下麵是劉玉平寫的介紹自己父親一生的簡曆：

 劉光典烈士是我黨的優秀地下工作者，他於解放前參加中共領導的地下組織，成為中共東北社會部的一名交通員，在遼沈、平津戰役中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他又為了台灣的解放、祖國的統一，接受中央社會部派遣，兩次秘密潛入台灣，配合中共派台主要領導人執行任務，為革命做出重要貢獻。

   1950年，中共派台組織被敵人破壞，劉光典身份暴露，他堅定沉著，在國民黨白色恐怖下堅持鬥爭。自1950年3月1曰至1954年2月13日被叛徒出賣、被捕前的近4年時間內，在台灣南部旗山深處掘地為穴，過著類似原始人生活，與國民黨反動集團堅持鬥爭直至被捕。劉光典被捕後，堅貞不屈，誓死不降，被投入監獄。季

   1958年底，國民黨反動集團以劉光典以非法手段“顛覆”政府為證據，認為他罪大惡極，將他判處死刑，後經蔣介石親手命令，於1959年2月4日被槍殺，享年37歲。

   劉光典烈士無論是在逃亡、坐牢、敵人的審詢及法庭上，還是在押趕刑場行刑前，始終堅貞不屈，大義凜然，表現出一名堅強的革命戰士的大無畏精神，塑造了一個中共隱蔽戰線的優秀戰士的光輝形象。

   劉光典英勇犧牲後被火化，他的骨灰一直被放在台北市六張犁墓地。由於種種原因，他的英雄事跡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一直沒有他所在的組織及家人搞清。直到2008年底，經多方努力，才最終搞清了劉光典的英雄事跡，他那英勇的鬥爭生涯，傳奇般的事跡，永遠教育著他的後代；劉光典的光輝一生，不愧為戰鬥的一生、傳奇的一生、英雄的一生。他的英雄事跡永遠不會被人們忘記，他將永遠活在中國人民的心裏。

   英雄的劉光典烈士永垂不朽！



下麵是轉載的一篇文章，主要介紹劉光典烈士的事跡

尋找父親

    2014年2月4日，正月初五。

    北京金融街附近行人稀疏，鞭炮聲此起彼伏。金宸國際公寓門口，不時有來人詢問“劉光典烈士追思會”在哪裏？按照習俗，“破五”這天人們本該早早回家吃餃子，可受邀前來參加追思會的來賓卻一個不少。

    1959年2月4日，前往台灣執行任務的劉光典，被國民黨殺害於台北馬場町，距今已經55年了。55年來，他的名字不為人知，他的故事湮沒不聞，他的追思會也是第一次舉行。舉辦這場追思會的是劉光典的三個子女——劉玉芳、劉玉勝、劉玉平。在他們的人生中，父親一直是個朦朧的背影。他去哪兒了？做了些什麽？他犧牲了嗎？為了尋找答案，劉氏姐弟展開了一場曆時幾十載、跨越海峽兩岸的追尋。在還原那段殘酷曆史的同時，他們也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父親。

    “爸爸哪兒去了？”

  四五歲時，看見別人都有爸爸，自己卻沒有，劉玉平曾好奇地問媽媽：“爸爸哪兒去了？”麵對兒子的追問，媽媽含糊地回答：“等全國都解放了，你爸爸就回來了。”當時，年幼的劉玉平還不能領會，媽媽口中的“全國解放”指的是“台灣”。

  1949年6月，新中國成立在即，父親劉光典突然離開了家。大姐劉玉芳記得，1950年父親從長沙寄來一封信，內容大致是：我要到很遠的地方去做生意，時間會比較長，事情結束馬上就回家。這是劉光典與家人的最後一次聯絡，此後便音訊皆無。

  劉光典去哪兒了，去幹什麽？家人一無所知。劉玉芳記得，小時候他們家門口掛著一個藍色的銅牌，上麵寫著“幹屬”。年幼的她，當時並不理解這兩個字的含義。前些年，為了弄清父親的經曆，劉玉平曾到原來他家所在地的派出所查檔案。“檔案上沒提我父親是做什麽工作的，隻寫著‘常駐上海’。生活來源一欄寫著：政府補貼。”劉玉平說。雖然劉光典的去向是保密的，但從小劉家姐弟隱約知道父親被派去了台灣。

  父親離家的頭幾年，組織上對劉家照顧得很好。母親王素蓮有心髒病不能工作，組織上每個月都派專人給他們送生活費。過年過節，叔叔阿姨還會帶著幾個孩子出去玩。劉玉平記得，有一次一個叔叔帶他們在北海公園吃飯，給他喝了半杯香檳酒。小劉玉平以為是果汁，竟然喝醉了。

  可是，到了1954年，他們的生活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先是從錢糧胡同搬到了條件不太好的王大人胡同。爾後，常來家裏的叔叔們也不怎麽露麵了。劉玉平記得，從那以後母親整日憂心忡忡，身體一落千丈。1955年10月，他們年僅32歲的母親撒手人寰。當時，劉玉芳12歲，劉玉勝10歲，最小的劉玉平才7歲。不過，比成為孤兒更為可怕的是敵人製造了離間計，散布：劉光典叛變了。

  “當時，組織上也不確定我父親是不是真叛變了，所以定性為‘失聯’（即失去聯係），但對我們幾個孩子來說，心理壓力還是很大。”劉玉平說。父親在哪兒，他真的叛變了嗎？這些問題像大石頭一樣壓得他喘不過氣來。1969年珍寶島事件爆發，中蘇關係降至冰點。正在內蒙古大草原插隊的劉玉平，更有黑雲壓城之感。此時的劉玉平更迫切地想知道父親的下落，他用剛剛架好的軍線給父親的單位打了一個電話。“我就是想問問，有沒有我爸爸的消息。”劉玉平說。負責聯係他們的那位叔叔對劉玉平說：“有了新情況，組織上會盡快告訴你們。”然而，此後的20年，父親依然音訊全無。

  一份名單

  事情的轉機發生在1988年。

  前一年，台灣當局解除了長達38年的戒嚴令，海峽兩岸的接觸也漸漸多起來。1988年春節前後，在北京市政協工作的劉玉芳得到一個消息。據說，一位新中國成立前後被派往台灣，後被國民黨當局逮捕，並且坐了十幾年牢的老地下工作者回到大陸。同時，他還帶回了一份多達百人的犧牲名單。

  為了尋找父親的下落，劉玉芳和劉玉平輾轉找到了有關部門。姐弟倆終於見到那份名單。名單中都是上世紀5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殺害的中共地下黨員。父親劉光典的名字也赫然在列。

  三十多年來，劉家姐弟第一次得到父親的確切消息。雖然他們對父親的犧牲早有心理準備，但看到這份名單，仍不禁黯然神傷。父親終於有了下落，可此時他們早已陰陽兩隔。

  1991年前後，劉光典所在單位為劉光典落實了政策，並做出正式的政治結論，認為他是“我黨隱蔽戰線上的好同誌，值得後人永遠懷念。”民政部門也為劉光典補辦了“烈士證”。劉家姐弟為父親買了一個骨灰盒，將他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然而，骨灰盒裏既沒有父親的骨灰，也沒有遺物，隻是一個空盒。

  雖然父親的下落找到了，政策也落實了，但對劉玉平來說，這還遠遠不夠。那份名單上，關於劉光典隻有短短幾個字：“劉光典，旅順人。”他去台灣執行什麽任務？他是怎麽被捕，又是怎麽犧牲的？全都沒有記載。“在台灣那種白色恐怖的情況下，能搜集到這麽多犧牲同誌的名字，並把它帶回大陸，真是很不容易。”劉玉平感慨。不過，作為兒子，他還想知道更多。從此，他便更加留意收集中共地下黨在台灣鬥爭的情況。

  功夫不負苦心人。1992年，劉玉平得知李敖出版發行了一套名為《安全局機密文件匯編》的書。據說這部書的原始資料，來自曾任職國民黨保密局偵防組長的穀正文。穀正文在島內有“活閻王”之稱，曾參與策劃過著名的“克什米爾公主號”事件，雙手沾滿了共產黨人的鮮血。由他提供的資料，則更顯權威性。這部書分上下兩冊，匯編了1949年至1960年十幾年中，國民黨在台灣鎮壓、殘殺中國共產黨和民主進步人士的164個案件，皇皇50餘萬字。

  劉玉平發現，書中涉及父親的案件有好幾處。其中《匪東北局社會部潛台匪幹王耀東等叛亂案》中記載得最為詳細。書中寫道，王耀東是劉光典來台的聯絡人。劉光典兩次來台都與他接洽。王耀東的職責是搜集情報，劉光典負責把這些情報傳遞回去。1950年2月，劉光典的上線洪國式被捕，劉光典身份暴露，身為台灣人的王耀東將他掩藏起來。幾個月後王耀東也因為另一中共地下組織被破獲而暴露，從此王劉二人開始了長達4年的逃亡。1954年，王耀東的親戚胡蒼霖被捕，供出了劉王二人的藏身之處。

  保密局在此案最後對劉光典的評價是：“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仍執迷不悟，繼續從事反動宣傳，由此可見其思想受毒至深。”

  讀罷這段文字，劉玉平不禁肅然起敬。這是他第一次比較全麵地了解父親在台灣的經曆。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中，父親仍能不改初心，保持一名共產黨員的本色，這讓劉玉平說不出地感動。透過這段文字，他似乎觸碰到了一個有血有肉的父親。

  然而，對於一個兒子來說，這還遠遠不夠。父親是怎麽走上革命道路的？他怎麽去的台灣？要執行什麽任務？在台南深山裏躲藏的4年，他又經曆了什麽？劉玉平想知道的，還很多很多……

  一千美元十兩黃金

  1945年，對於劉光典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他遇到了革命的領路人——洪國式。從此，他的人生軌跡發生了重大改變。

  遇到洪國式之前，劉光典是一名成功的商人。1922年，他生於旅順，父親是一名鐵路工人。成年後，他曾就讀於哈爾濱鐵道工學院。畢業以後，做起了醫藥生意。1942年他與王素蓮成婚。劉玉平手中還保留著一張父母的結婚照。父親高大英俊，母親溫婉可人。他們衣著講究，神態安詳，是一對令人豔羨的小夫妻。劉光典日語、英語俱佳，而且長得一表人才，事業上順風順水，他奔波於北平、山西、內蒙古、上海等地從事醫藥、毛皮生意。劉光典很有經營頭腦，生意做得風生水起，家裏也頗有積蓄。

  抗日戰爭結束那年，他結識了東北老鄉洪國式。洪國式是一位1938年就參加革命的老黨員，入黨後一直在黨的情報部門工作，是中共社會部的一員。1947年蔣介石撕毀停戰協定，內戰全麵爆發。中共駐南京、上海的辦事處被迫撤離，洪國式也轉到沈陽工作，受中共東北社會部領導。當時，共產黨的大量工作轉入地下，急需發展能勝任地下工作的人。洪國式相中了頗有才氣的劉光典。在洪國式的介紹下，劉光典加入中共大連社會部。隨後，他與洪國式一起重回上海籌建中共情報站——“華石公司”。

  劉玉平在一份資料中看到，在黨組織經濟最困難的時候，劉光典拿出了一千美元、十兩黃金支援革命。按照當時的金價計算，一千美元能折合30多兩黃金。即便在今天看來，這也是筆巨款。

  解放戰爭的形勢發展神速。1948年6月，組織上命令洪國式與劉光典轉移到平津做情報工作。劉玉芳記得，當時他們一家是坐飛機來北平的，可見當時生活的優渥程度。到達北平後，劉光典在宣武門內大街124號租下一個獨門小院，作為情報站。那一時期，洪國式是劉家的常客。劉玉芳記得，來北平不久，父親曾帶她到東四牌樓附近的紅星電影院看電影。在黑暗的放映廳裏，父親一直在與身邊的洪叔叔低聲談話。

  1948年至1949年，國共雙方在戰場上此消彼長，很快解放軍就以摧枯拉朽之勢，把國民黨軍隊打到了長江以南。1949年上半年，除了台灣、金門等島嶼外，全國大部分地區全都解放了。中共中央把下一步作戰目標瞄準了台灣。

  自1948年底，中共情報工作的重點，開始向南轉移。其中，重中之重就是台灣及周邊島嶼。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中央社會部命洪國式、劉光典等人做向南方開進的準備。

  兩度赴台

  1949年6月，劉光典離開北京前往香港，準備赴台。此時，中共中央已經確立了1950年夏天解放台灣的計劃。跨海作戰，情報工作尤為重要。當時，中共在台灣還沒有建立電台，隻能靠交通員赴台灣取回情報。這個任務落到劉光典身上。

  劉光典所在的情報小組，由洪國式負責。赴台工作前，組織上給他們進行了詳盡的分工。洪國式負責收集、匯總、處理各種軍事情報。台灣籍共產黨員王耀東負責聯絡工作，他的任務是將整理好的情報交給交通員劉光典。劉光典除了負責取回情報外，還肩負向在台地下工作者傳達上級指示和考察在台地下工作者的任務。

  為了能讓劉光典和洪國式順利進入台灣，中央社會部通過中共安東省政府主席劉瀾波聯係到其堂兄——國民黨陸軍上將劉多荃。劉多荃立刻給在台灣的兒子劉全禮寫信，讓他落實此事。當時，劉全禮正在國民黨軍隊內工作，他不但可以掩護洪國式等人赴台，還能為洪國式提供軍事情報。

  在劉全禮的安排下，洪國式成為劉天民開辦的北方企業公司的副總經理，並通過該公司辦妥了身份證和入台證。劉光典則以劉天民堂侄的身份，辦理了身份證明。與此同時，潛伏在台灣《掃蕩報》的地下黨鄒曙，為劉光典辦理了入台證。

  1949年10月25日，劉光典從香港出發，渡海赴台。這是他第一次去台灣。劉玉平了解到，父親曾在大連接受過係統的訓練，訓練的具體科目還有待進一步考證，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劉光典赴台前做過相當充分的準備工作。

  就在劉光典赴台的當天淩晨，葉飛將軍指揮一萬解放軍登上金門島。劉玉平告訴記者，這是解放戰爭中一次重要的渡海作戰戰役。無論從渡海曆程，投入兵力，還是作戰規模，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由於海潮突變，解放軍後續部隊沒能及時跟進。國民黨守軍占有地利優勢。經過三天三夜的激戰，近萬名解放軍指戰員和船工犧牲和被俘在金門島上。此戰慘烈異常，蔣經國在日記上記載：現場“遍地屍體，血肉模糊”。這次海戰的失敗，證明了包括氣象、海潮漲退時間在內的軍事情報的重要性。

  劉玉平告訴記者，劉光典第一次赴台的工作相對簡單。到台灣後，他馬上與王耀東接上了頭，順利拿到第一批情報。11月27日，在台工作一個月後，劉光典接到上級指示，準備返港。劉光典用米湯將這些情報寫在一張包茶葉的紙裏，帶回了香港。據《安全局機密文件》記載，這批重要的軍事情報包括：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軍情況；台灣氣象密碼；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台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基隆的通訊密碼。這些情報是通過軍事手段解決台灣問題的重要依據，也是中國共產黨取得的第一批重要情報。

  為了搜集更多情報，1949年12月10日，中央有關部門派洪國式進入台灣。1950年1月6日，劉光典再次前往台灣取新收集的情報。

  劉光典第二次赴台，雖然與上次僅間隔了兩個多月，但此時島內的形勢已經非常嚴峻。1949年底1950年初，台灣國民黨特務機構投入大量人員進行調查，掌握了中共台灣省工委及相關下屬組織的詳細情況。1950年1月29日，國民黨特務組織在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巷十六號將中共台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抓獲。

  蔡孝乾出生於台灣彰化。1924年，16歲的蔡孝乾來到大陸，在瞿秋白的熏陶下，參加了社會主義青年組織——上海台灣青年會。1928年他返回台灣組建台灣共產黨，不久又回到大陸參加了兩萬五千裏長征。蔡孝乾是惟一一名參加過長征的台灣籍共產黨員。抗戰勝利後，身為台灣人的蔡孝乾回到台灣，成為了中共在台灣的最高負責人。

  不過，這位最老資格的共產黨員並沒有經受住考驗。被捕後，蔡孝乾很快叛變，並供出了中共台灣省工委的組織和人員名單。蔡孝乾的叛變使得中共在台地下組織遭到毀滅性的打擊，1800多人被捕入獄。其中就包括中共華東局派往台灣的交通員朱楓和她聯係的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

  劉玉平告訴記者，當時中共在台的地下組織主要分為三支。其一是以蔡孝乾為書記的中共台灣省工委；其二是中共華東局派到台灣的地下工作者，朱楓便屬於這一係統；其三是洪國式和劉光典所屬的中央社會部派遣至台灣的地下組織。

  此時，島內風聲鶴唳，劉光典等人的處境非常危險。2月初，劉光典給上級發出信息“貨已辦妥，日內運港”，但不知什麽原因，他沒有得到同意回港的指令。

  有內奸

  雖然洪國式情報小組與台灣省工委和其他在台地下組織並沒有發生橫向聯係，但是2月底，洪國式等人還是暴露了。

  2月28日，洪國式正在台北車站察看車次表。這時一個無賴過來挑釁，兩人發生了爭執。車站警察聞訊趕來，以二人違反戒嚴法為名，將他們帶回了派出所。開始，警察對洪國式非常客氣，說核實了身份就可以放他走。洪國式稱自己是台中北方企業行的副經理，因公事來台北出差，現在正準備回去。警察讓洪國式提供幾個證明人的聯係方式，隻要能證明他的身份，就可以立刻放他走。洪國式不知道其中有詐，先後兩次向敵人提供了地下組織成員的聯係方式。保密局在“本案之綜合檢討”一欄中寫道：“就地下工作鬥爭技術言，稍具經驗者，似即應有所懷疑與警覺，並詳加以分析。乃洪犯因求離派出所心切，一再以通訊方式，泄露工作人員姓名及地址。致令重要關係，瓦解於頃刻。”

  由於洪國式的疏忽，組織人員胡玉麟、錢汾、鄒曙、華震、劉天民、劉全禮等人相繼被捕。洪國式情報小組毀於一旦。

  洪國式被捕以後有沒有變節，一直以來存在兩種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種看法認為，洪國式經不起敵人的嚴刑拷打，供出了組織成員。後來，國民黨把洪國式安排到火燒島做教官，專門勸說關押在島上的中共地下黨員和從朝鮮戰場轉送過來的誌願軍戰俘。上世紀50年代，在台灣白色恐怖時期，被抓進監獄的台灣老兵張家林回憶，他曾在火燒島聽過洪國式講的《俄帝侵華史》和《蘇俄在中國》。在大陸方麵，有關部門也認為洪國式叛變了。劉玉平告訴記者，前些年他曾輾轉打聽到在吉林的洪國式夫人的電話。“老太太一聽我是劉光典的兒子，就感歎說，他（洪國式）太不爭氣，不像你爸爸那樣成為一名革命烈士，他的事我不想再提了。”劉玉平說。

  不過，劉玉平卻認為，說洪國式是叛徒太過草率。對敵鬥爭非常複雜，洪國式叛變的問題，可能另有隱情。“洪國式被捕後，並沒有像蔡孝乾那樣出賣同誌，而是盡最大的可能保護革命利益。”劉玉平說。他曾通過一個朋友，查到當年國民黨特務對洪國式的審訊記錄。當特務問他，交通員劉光典在哪裏？他說，劉光典回香港取電台去了。其實，他明知劉光典當時就住在台北天星旅社。“就是因為他的掩護，才給了我父親逃生的時間。”劉玉平說，“後來，他被調到火燒島，當著敵人的麵假裝勸關在這裏的人轉變立場，暗中卻鼓勵他們堅定信念。”

  不過，敵人最終也沒有放過洪國式。1960年，他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他被殘忍的肢解後拋入河中。

  劉玉平告訴記者，洪國式在台灣的經曆，逐漸被組織上了解清楚。幾年前，有關部門下發文件，將對他的評價更正為“因公犧牲”。

  洪國式情報小組是怎麽暴露的呢？劉玉平通過友人，找到了當年國民黨情治機關繪製的“洪國式組織關係圖”。在這幅圖的最上一級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為“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下麵一級是李克農；再往下是中共在台灣的地下情報組，負責人是洪國式；洪國式下麵分為“情工”、“交通”、“敵工”三個部門，劉光典是惟一的交通員。令劉玉平吃驚的是，在“情工”、“敵工”兩個部門中，陳琦、楊文亮二人的名字旁都被注明“本部內線”。據這份材料表示，楊文亮是一名國民黨空軍機械官。他與地下組織成員趙德明是同學，從而打入組織內部。1949年12月，陳琦以楊文亮朋友的名義，也打入組織。1950年2月2日，楊文亮見到了剛剛抵台不久的中共特派員洪國式。

  洪國式太想得到國民黨空軍的情報，疏忽了對此二人的防範。最終，致使整個組織全軍覆沒。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大的失誤。劉玉平告訴記者，這份材料記載的洪國式情報小組中，有姓名的組織成員就有38人。

  深山四年

  很長一段時間，劉玉平對於父親的逃亡生涯，所知僅限於《保安局機密文件匯編》中寫的那句話：“匿居山間，掘地為穴，過著長年類似原始人的生活。”父親是怎麽躲過敵人追捕的？他又是怎麽在人地生疏的台南深山捱過了四年？這些問題一直困擾著劉玉平，直到一本小冊子的出現。

  2008年9月的一天，劉玉平的兒子劉新宇在網上搜“劉光典”三個字，竟然在網上搜出來一本粉紅色的小冊子。小冊子封麵正中印著《一個匪諜逃亡的故事》，左下角印著“台灣省保安司令部印製 四十四年元月”幾個字。初看小冊子，劉玉平不知道它說的是哪個“匪諜”，仔細看下麵的引文，他大吃一驚。這本小冊子寫的正是他父親劉光典的故事。

  當時，這本小冊子正在網上拍賣，定價新台幣500元。劉玉平立刻給台北的朋友王錦鬆打電話，托他不惜一切代價，也要把小冊子買下來。王錦鬆不負重托，一刻也沒耽擱，就買到了小冊子。當年“十一”，王錦鬆借來北京辦事的機會，把小冊子交給了劉玉平。

  這本小冊子是當年國民黨保安司令部發行的警示材料，其中詳細記載了劉光典在台灣的逃亡生涯。

  1950年3月1日，身在基隆的劉光典從聯絡人王老太太那裏聽說了洪國式被捕的消息。當夜他返回台北，與王耀東見麵。劉光典將身上的文件轉移給王耀東，然後回到居住的天星旅社門口。當確認沒有埋伏後，劉光典進入旅社將行李和情報全部帶走。劉光典乘一輛三輪車離開旅社，徑直趕往王耀東供職的“公論報社”與他會合。可是，他並沒有在報社找到王耀東。此時，劉光典已不能再住店，於是他便在三輪車夫家借宿了一宿。

  第二天，劉光典給組織發了一封電報：“俊弟得急性腦炎亡故”，表示組織已遭到徹底破壞。然後他在王耀東的安排下，搭車前往善化，借宿在王耀東友人家中。當天晚上，劉光典將身份證改為羅輔基。翌日，劉光典繼續乘車來到台南。此時，王耀東也已經來到台南，並把劉光典安排在賴正亮家。

  劉光典在賴家住了３個月。白天，他與賴正亮到甘蔗田收甘蔗；晚上，則住在賴家的牛棚裏。在這期間，劉光典曾托賴正亮尋找返回大陸的走私船，但是沒能如願。後來，島內突擊大搜查，劉光典又先後躲在胡蒼霖、李顯玉、李顯章、王連福等人家中。在這期間，李顯玉與友人楊林酒後打架，楊林曾威脅要去告發李顯玉窩藏共產黨。

  為了確保安全，劉光典隻好這家住兩天，那家住兩天。最後，他在台胞王連福的幫助下，在樹林裏搭了一個地寮。劉玉平告訴記者，“地寮”其實就是在地上挖一個洞，洞上麵蓋上茅草。

  就這樣，劉光典掘地為穴，以水果野菜充饑，一躲就是三年。此時，王耀東也由於另一起案件的牽涉，逃入山中，與劉光典會合。

  被捕

  1954年2月13日，在台南深山中躲藏了4年之後，劉光典和王耀東被敵人抓住了。據《保密局機密檔案匯編》中記載，1954年2月9日，曾經掩護過劉光典的胡蒼霖被捕。胡蒼霖供述，1950年他的親戚王耀東和一名外省人曾經先後躲藏在他和李顯章等人家。

  小冊子上記載，胡蒼霖是一名教師，由於與王耀東是親戚，所以也加入了中共地下組織。不過胡蒼霖並不堅定，在掩護劉光典的過程中，他表現得很不積極，還勸李顯章不要管劉光典。果然，被捕後，他第一個供出了劉光典。

  國民黨特務得知有一外省人常年躲在深山中，判斷他可能是中共地下組織的高級成員。1954年2月12日，他們包圍了台南旗山。敵人準備上山搜捕劉光典和王耀東之前，一直幫助他們躲藏的警察池仁致曾給他們報信兒。劉王二人聞訊迅速轉移，但是麵對敵人地毯式的搜捕，他們還是在劫難逃。2月13日劉光典和王耀東被捕了。

  《保密局機密檔案匯編》“本案之綜合檢討”中寫道：“王匪在逃亡期間，因與胡蒼霖屬親戚，複因未研究胡匪屬於台共組織，乃遂將劉光典交其掩護，致胡案發後，牽連己身，卒遭捕獲。設使能及早究明胡匪身份，而避免發生橫向關係，王劉二匪或將仍可僥幸逃亡。”

  這段文字所說的與其他地下組織發生橫向聯係，的確是情報工作中的大忌。然而在當時那種危急時刻，敵人已經布下天羅地網，王耀東要掩護劉光典脫險，找當地地下組織想辦法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劉玉平對王耀東一直非常感激。王耀東於1949年春來到台灣，按原計劃在潛入台灣三個月後，就可以帶著情報返回大陸。為了讓他順利離開台灣，組織上作了周密的籌劃。不過，由於軍情緊急，急需拿到王耀東的情報，又派劉光典去取情報。劉光典暴露後，王耀東完全有機會逃出台灣，但是他選擇留下與戰友共存亡。1955年4月29日，王耀東被台灣當局殺害，年僅48歲。

  劉光典被捕以後，被敵人關押了5年，1959年2月4日英勇犧牲。被關押的5年中，劉光典是怎麽過來的？他又經曆了什麽？劉玉平沒有找到任何文字記載。直到2010年8月他偶然在《書城》雜誌上看到一篇名為《一個台灣老兵的回憶》才有所了解。這位台灣老兵是旅居美國的張家林。

  1957年，台灣白色恐怖下。麵對不堪的政治環境，一個戰友動員張家林把船開到大陸去。當然他們隻是說說而已，可沒有不透風的牆，張家林很快就被逮捕，並被判處10年監禁。在台北青島路軍法處看守所，張家林與劉光典正好關在同一個號子裏。

  剛一見麵，劉光典就自報家門，這讓張家林對他的第一印象非常好。因為在監獄裏很多人都不向旁人透露自己的任何信息。張家林記得，劉光典長得高大英武，頭發胡子都留得很長，像個野人。後來他發現劉光典很能幹，會說日語和閩南語。張家林回憶，劉光典很仗義，每次發現菜裏有肉片，他都會對張家林說：“小張，你吃。你身體不好。”張家林記得有一次，他問劉光典：“你幹嗎來台灣？”劉光典回答：“我奉命。”聽他這麽一說，張家林心生敬意，知道劉光典是一名真正的共產黨員。

  張家林的回憶為劉光典留下了最後的人生片段。劉玉平本想親自拜訪一下老先生，了解更多關於父親的信息。可惜那時張家林已經去世一年多了。

  1959年，劉光典被台灣當局殺害於台北馬場町。在友人的幫助下，劉玉平看到了那份《台灣警備司令部判決書》。判決書中，不但簡述了劉光典在台灣的活動，而且羅列了他拿到的情報，其中包括：國民黨在台灣的陸、海、空軍情況；台灣氣象密碼；台灣海潮漲退時間表；台灣西海岸國民黨駐軍及港口守軍情況；兩大重要港口高雄和基隆的通訊密碼。這些都是對敵人實施有效打擊最有參考價值的情報。

  判決書的最後擬判處，劉光典死刑，時間為1958年11月18日。1958年12月13日，案件的卷宗呈到了蔣介石麵前。蔣介石在卷宗最後寫道：“此案係四十三年所破獲，為何延至現在始行判決，查報。劉犯死刑照準。蔣中正。”

  1959年2月4日，劉光典的生命走到了盡頭。臨刑前，國民黨為他拍了一張照片。“他被國民黨憲兵五花大綁地押赴刑場、即將走向死亡時的表情與神態，就如同結婚時和母親合影時一樣，自信而沉穩，頭微微地偏向右側。”劉玉平說。看著照片上的父親，他才真正體會到什麽叫大義凜然。

  2008年，劉玉平把搜集到的判決書和劉光典行刑前的照片，一並送到了父親的單位。看過這些材料後，單位領導才告訴他一個隱藏了50多年的秘密：1954年劉光典被捕後，曾有一個長相酷似劉光典的人到我駐港機構門前散布反共言論，表示跟共產黨決裂。當時，許多認識劉光典的人都看到了這一幕，都以為劉光典叛變了。

  “真相終於大白了，可見國民黨用心之毒。”劉玉平感慨道。

  魂歸故裏

  2002年前後，劉家姐弟從友人處得知，台灣當局成立了“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匪諜審判案件基金會”。這個組織是專門負責對戒嚴時期遭受迫害者進行補償的政府機構。成立當年，補償金申請案就高達5000件。劉家姐弟向該組織提交了賠償申請。雖然他們知道獲得賠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他們還是決定嚐試一下。劉玉平說，也許在取證的過程中，他們能發現更多關於父親的資料。

  劉玉平告訴記者，申請過程非常繁瑣。台灣方麵規定隻有被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才具備補償資格。所以他們先要證明劉光典的父母和妻子已經過世，然後再證明他們與劉光典是父子關係。為了備齊這些材料，他們還專程跑了一趟父親的出生地遼寧省旅順市韭菜房村。

  另外，由於他們三人都身在大陸，聯絡不便，他們需要找一位生活在台灣的代理人。經人介紹，他們找到了“五十年代受難者互助會”的秘書長林麗鋒。互助會的工作人員很多都是白色恐怖受害者的後人，因此他們都非常理解劉家姐弟的心情。在申訴過程中，他們做了很多工作。

  2002年8月2日，備齊了所有材料後，劉家姐弟致函“戒嚴時期不當叛亂匪諜審判案件基金會”，要求台灣有關部門對殺害父親劉光典的罪行進行補償。

  接下來就是漫長的等待。2006年，劉家姐弟終於接到了基金會寄來的決定。不出預料，基金會駁回了他們的申請。劉玉平說：“這個補償條例有一個規定：‘罪大惡極的共匪不予賠償’。他們把我父親歸到這裏麵了。”雖然他們對這樣的結果早有心理準備，但是看到決定書中仍對父親“稱匪道諜”，感到非常氣憤。於是，他們決定繼續向“台灣最高行政法院”提起訴願。又經過兩年的申訴，“台灣最高行政法院”還是駁回了他們的請求。

  雖然沒有得到賠償，但如劉玉平所料，他們的確收獲不小。台灣方麵在辦理此案時，查閱了許多原始檔案，並在判決書中簡述了劉光典在台灣從事的地下活動。這是他們第一次從台灣官方渠道，獲得父親的信息。同時也再一次證明了，父親是一名堅定的革命者。

  更令他們感到欣喜的是，在此期間父親劉光典的骨灰竟然被找到了。2003年，在台灣島內各方人士的呼籲下，台灣當局決定將台北市郊的馬場町和六張犁辟為紀念公園。這兩處是當年行刑和埋葬受難者的地方。2003年春，為了重修六張犁的靈骨塔，有關部門向社會發出公告，請親屬暫時將塔內骨灰領走，待靈骨塔修好後再行安放。互助會的王錦鬆等人在骨灰名單中，發現了劉光典的名字。

  很快，王錦鬆將寫有劉光典名字的骨灰壇照片發了過來。看著照片，劉玉平百感交集。父親離家的時候他還是一個剛剛1歲多的嬰兒，而今他已年過花甲，看到的卻是一個寫著父親名字的骨灰壇。

  如今，他們將父親的骨灰分成兩半，一半留在已改建為“人民忠魂紀念公園”的台北六張犁，另一半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離家60多年的英雄，終歸故裏。


  本版圖片由劉玉平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