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王二傻

如果不出現大的意外，2012年十月習將接任中國最高領導人。這是一個“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領導人。與江、胡相比，這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當代人”。

如果說鄧身後的江可用“一個浪漫的官員”，胡可用“一個謹小慎微的知識分子”予以形容，那麽對於習，也許我們可以將其稱之為“看起來有點土氣的現實主義者”。

眾所周知，習有顯眼的“太子”背景，但不是每一個有著太子背景的人都能成為“太子”。紈絝子弟從古至今都是眩目家庭的批量產品。掂輕怕重，眼高手低，自我陶醉，自我放逐不僅是在曆史意義上對官宦子弟的描述，今天的現實亦然如此。與習有相似出身的人何其之多，能走到台前的又實在寥寥可數。

在機遇、秉賦、能力之外，成功者離不開對現實中國的敏銳把握，這無關工農學商無關貧寒富貴。當代中國仕途道路上對“出身”的淡化才使得江、胡以及眾多的“知識分子”有了當政的可能。“內幕論”、“欽定論”也許自有來源，但內幕下的“欽定”為何是習而不是別的各路英雄？缺了緊緊咬住“現實”的韌勁，習能走到今天是難以想象的。

習的發展，一切都有決意從政的現實主義的清晰線索。從延安插隊到以工農兵學員入讀清華，從軍委辦公廳秘書到正定縣委書記，從廈門市長到福州書記以至於屈從世風，煞有介事地披上一套“博士”的迦裟。這是一條標準的至今仍在流行的從基層開始“曆煉”的從政道路。一般而言，所謂“履曆完整”，說的就是要有縣、市及省的工作經驗，有“碩士、博士”的學曆。如果決意選擇仕途，那麽秘書下到市縣下到基層就是千萬“秘書們”共同的，有著昭然若揭進取心的主動選擇，這不是秘密，是體製內人所共知的一點常識，可以斷定這和香港報紙所說的習去正定是“被迫選擇”不搭界。

習有明顯的現實主義的性格特點。在進入政治局兼上海書記之前，習並不為公眾所熟悉，不妨認為這是他長期以來低調、內斂的結果。在全國熱議廈門遠華走私案時習采取了回避，在溫州民營經濟利弊權衡的討論中，習選擇了容忍與觀望，當上海陳良宇案震動全國時，習強調上海幹部隊伍的穩定。在每一個熱鬧的曆史節點，習表現了冷靜與中庸。這是“明白人”也是少數幹部子弟中“不沾鍋、不結盟、不讒上欺下”的一種超脫，這種冷靜與中庸的超脫，既是他個人的也正是體製所需要的。

桀驁不馴是觀察習具有現實主義特點的另一個視角。緋聞是仕途的大忌，演藝界是政治人物的雷池。這也是常識。習在廈門副市長任內續娶當紅明星彭麗媛，沒有那種無忌閑言的強大自信，沒有那種對人生境界對政治生命的超越是難以做到的。比起那些動輒患得患失的傳統官僚，不能不承認習身上還真有點“提得起，放得下”的一點大氣。

習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 說， " 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麽好說的。” 這種強硬，這種脫去官八股的平實表述，想來不是什麽官僚都能說、都敢說的，也許這無意中也恰恰露出了他的太子底色。

知青對中國、對命運的認識正是通過那種半死不活艱苦的農村插隊生活獲得的。七七、七八級學生與一些工農兵學員的格外成熟與他們對中國農村對個人命運的認識緊密相關。習八年延安生活一定使他刻骨銘心。嚴格地說，江、胡並沒有經曆文革那種一夜之間從高墜落的深刻迷惘，更沒有在中國最貧瘠的農村生活過一天，習從政後對當地農業、農村的關注無疑也讓他多了一點對底層生活悲天憫人的人文味道。

在國內矛盾叢生，國外群狼四伏的大背景下，習將扏政的十年比過去的十年一定更加風雲多變，坎坷艱難。

成敗難論，但從習的經曆，習的性格特點予以研判，習的執政風格對內或會更加務實，對外則更加強硬。在強調中央集權、政令暢通方麵，在解決諸如黨內監督、民眾監督、扼製腐敗方麵，比之江、胡則少有牽絆少有顧忌。民生方麵也許做出更多讓步更大調整，以逐漸縮小各階層間愈演愈烈的矛盾。“就事論事”“狠抓落實”拋棄“假、大、空”或許是習的十年口號。“不談主義，埋頭幹活”----------中國農民的實用主義必然是習八年插隊的浸淫成果。

“太子黨”執政對美國人來說一定不是好消息，紅色血統中的民族主義細胞也許令他們難以捉摸。麵對美國日益加碼的咄咄攻勢，麵對周邊日益惡化的安全環境，麵對國內軍方與外交部門的矛盾，習的外交風格或許會更加積極也更加務實，事事圍著美國轉的被動局麵也許在習執政期間有進一步的調整。

我們不指望有青天大人有個好皇帝，但我們無法漠視曆史人物在推動或阻滯曆史發展中所起的作用。寄望習近平有所開拓，有所不同。

2011-0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