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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王二傻
劉誌軍倒台令高鐵的得失成敗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甚至幹或不幹都成了問題。在即將召開的兩會上，高鐵問題也一定會成為一個不小的熱點。人們完全有理由質疑這種巨大投資的決策程序、監管程序，質疑巨大債務是否會對國民經濟造成隱患，質疑一切應該質疑的方方麵麵。因為任何假國家之名的政績工程無論你說的多麽天花亂墜，說到底它就是對國民的搶劫與掠奪，而任何假公濟私，掛羊頭賣狗肉的行徑其實比公開搶奪更卑鄙。遺憾的是諸多質疑依舊集中在經濟學的話語範疇，說來又以財經評論員葉檀的分析最為有理有據。葉尖銳指出：“高鐵建設的核心弊端在於，公益與市場不分，行政色彩濃厚，缺乏財務邊界。”
其實“公益與市場”、“長官意誌與行政命令”，關於“經濟效益的評估評價”不是新問題，在當年“建高速公路是否必要”的全國爭論中早已廣泛熱議。一麵是對西方世界動輒十萬八萬高速路的羨慕，一麵是對自家“量入為出”、“勤儉持家”的堅持。京沈、廣佛高速路建成之初，路上車輛稀拉，讚同與反對的聲音更加此起彼伏，激進者甚至喊出“建高速就是崇洋媚外”的口號。如今硝煙散去，塵埃落定，一切皆成笑談。“不是早了是晚了，不是多了是少了”，這就是今天的共識。
至於今天的高鐵，聯想曆史，如果確有“公益與市場”的問題，是否可把它看作是僅僅為十三億人出行便捷做了一件好事，甚至權當它就是一條放大的青藏鐵路從而多一點意味深長的理解；如果確有投入產出事關效益的缺失，是否稍加寬容多引入一點社會發展的係數；至於“長官意誌”拜托您一定把劉誌軍放過，提他真是抬舉他，高鐵上不上是國家層麵的大事情，決策者中不會容這類人說東說西。站在曆史的高點，與其說高鐵的大規模建設是金融危機中拉動投資這種主觀意願的產物，是財富積累、技術進步的曆史產物，是加快人流、物流，盡快縮小東西部位差的經濟產物，不如說高鐵發展更是國家戰略中國家意誌的產物。當然，“國家戰略”也要算經濟賬，但怎麽算，應該有講究。
其實如何界定“公益與市場”並不容易，尤其事關國家安全民生福祉的重大項目，想必再好的經濟學再好的數學模型也會勉為其難。這是因為：一個大國的發展既依賴於經濟又不能拘泥於經濟，既要看到今天更要想到今後，既要考慮市場又要兼顧公益，既要考慮經濟承受能力又要考慮這個國家的民族秉賦與國際環境。這還因為：任何經濟學的研究前提，都必然假定其論述對象並非處於戰爭或者混亂狀態。誰能說包括高鐵在內的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隻是公益或隻是市場或隻有經濟意義？誰能說美國軍費超出全球軍費總和美國人就不懂經濟？誰能說俄羅斯經濟凋敝，普京死扛歐美是“麵子工程”？進而言之，各大國沒事花大錢研究月亮那玩藝又如何算計投入產出？研究一加一不等於二、研究黑洞有多“黑”又有多少經濟效益？
什麽都可以是浮雲，惟獨“國家”不能是浮雲。抽去國家層麵的宏觀考慮，無論你是左派右派無論你采用何種方法，你的思想多麽縝密、計算多麽嚴謹，若你隻是就經濟論經濟，隻在“經濟”層麵打轉轉，你的專業言說也許令我們肅然起敬，但把它放置於國家層麵之下，顯然又是遠遠不夠的。老毛那年代經濟脆弱但不缺會算賬的能人，若是縮手縮腳拘泥於經濟，六十年代的核彈、七十年代的衛星又怎麽可能搞起來？一顆原子彈換來多少尊嚴與和平，這豈是經濟學人所能算計的。老毛說“錢多了就多搞一點，錢少了就少搞一點，勒緊褲帶也要搞”，不僅展現出一群愛國者不屈不撓的的抗爭與決心，其實更反映了一代政治領袖驚世駭俗的大格局、大視野。
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劉誌軍歸法律。高鐵不是幹不幹的問題，是怎麽幹、怎麽管的問題。有事說事，是什麽問題就解決什麽問題，爭論太多不都是好事，摳摳索索難成大器。高鐵一事，三十年後再論不晚。
2011-0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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