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具有無可置疑的晚年正確性
新加坡學者 董玉振
昨天，在人民網偶然看到李捷做客人民網的視屏，談正確評價毛澤東是非功過。李捷是毛澤東研究權威之一，也是《毛澤東傳》（1949-1976）主要撰寫者之一。《傳》這部1800多頁的著作，我認真通讀過兩遍，摘要翻閱就不知道多少遍了。第一次通讀的時候，我在最後一頁的空白處寫下了這樣一個評價：本書李捷執筆部分遠好於其他人撰寫部分。後來在一個偶然機會，看到李捷寫的一篇關於該部著作的撰寫過程和他本人對毛澤東的印象。我記得最深刻的是這樣幾句話：這部著作以真實資料為依據，經得起時間的考驗，當然，許多資料現在還不便披露，這不是因為它們對毛澤東本人不利，而是對其他人不太好（大意）。自那以後，凡是他寫的關於毛澤東的文字，在網上隻要見到我都要看一看。前些日子，他們一幹人在廣東召開“毛澤東思想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主題討論會，李捷在致辭中說，中央文獻出版社將陸續組織出版更多可靠的史料，對當前社會上誣蔑詆毀毛澤東的言論，進行反擊。如此種種讓我對李捷深有敬意。
比較遺憾的是，花了一個多小時看完李捷這次訪談的全部視屏，感到比較失望。前段時間，胡德平組織北京的“烏合之眾”召開紀念《決議》的座談會，提出必須守住《決議》關於文革的底線，不容任何人質疑文革是一場民族浩劫！如果說胡德平眼高手低，隻能瞎嚷嚷，未必知道怎樣守護這條底線，那麽可以說，李捷不僅知道怎樣守護而且實際上完美無缺一絲不苟的替胡德平守住了這條底線：毛澤東晚年錯誤從大躍進開始一直延續到文革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給民族造成巨大災難。這一觀念正是《決議》灌輸給中國公眾的——雖然決議也有所謂“客觀評價”毛澤東晚年功勞的文字，甚至對某些無法回避的文革中取得的實際建設成就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正如李捷現在做的那樣。現在，為毛澤東“翻案”要求正麵評價毛澤東的晚年功績，糾正關於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說”的呼聲日高，胡德平因乃父是毛澤東“晚年錯誤說”的主要炮製者之一，他又堅持乃父的衣缽，被左翼確立為右派，自然驚恐萬狀，但想維護其父輩確立的底線，憑他的力量顯然不可能。此時，李捷從左翼裏站出來，借正麵評價毛澤東的功勞，守住這條底線，卻很容易就做到了。這就是我對李捷這個訪談的整體性評價。這再次讓我堅信，現在體製內本無左右，老百姓裏說左右的人多了，便有了左右，這實際上是老百姓們自欺欺人。現在的左右本是一個集團，內部分贓意見不統一的時候，會有人借用毛澤東為他們確立的政權合法性來強化自己一方的實力，仿佛就成為了左派，而一旦內部妥協達成，他們會一致對付老百姓，這時他們就又把酒言歡，無所謂你左我右了。
這些年來，誣蔑詆毀毛澤東的總源頭在哪裏？就在《決議》。首先，《決議》給一切和毛澤東有個人恩仇的人、學術騙子以及美國勢力為代表的“和平演變”推銷員們，提供了充足的想象空間，激發了他們共同一致的行為：從毛澤東的公共政治生活到毛澤東純個人的家庭情感生活各個層麵對毛澤東進行詆毀誣蔑，目標是從打破毛澤東這個偶像入手，顛覆毛澤東的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注意不是任何別人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其次，《決議》劃定了一條紅線，黨內、體製內任何人不得為晚年毛澤東的錯誤辯護，否則不換思想就換人。曾是副總理的陳永貴的遭遇可以說明一切。1979年，《決議》尚未形成，大寨就受到胡耀邦們的公開批判，陳永貴意識到中國將發生非同尋常的變化，他特別地回昔陽主持了昔陽縣第七次黨代會（此時十一屆三中全會已經過去兩個多月）。麵對1100多位代表，陳永貴先是例行公事的祝賀大會圓滿成功，之後，他拿講稿的手就顫動起來，臉色也凝重起來，隨後他摘下帽子，沉靜的注視會場，脫離會議議程，提議“為已經逝去的偉大導師和領袖毛澤東同誌，敬愛的周恩來同誌，朱德同誌以及其他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全體默哀”。默哀完畢，代表們抬頭看時，陳永貴在主席台上老淚縱橫。他忍著悲痛說：“我再提議，為悼念我縣建黨以來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犧牲生命的共產黨員，為悼念我縣從第六次黨代會以來在農業學大寨運動中，獻出生命的共產黨員靜默致哀”。代表們再次低下頭。陳永貴自此以後，再沒有回過大寨（資料來源，光碟：一個農民的傳奇——陳永貴人生沉浮錄）。跟隨他起家的所有幹部（有的已是部級省級幹部），除了極少數與時俱進，換了思想者之外，其他人全部遭受政治上或者組織上的清除，有的還進了監獄。有了陳永貴的這個遭遇，誰還敢替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辯護？體製內和黨內又會有幾個人會去對詆毀誣蔑毛澤東的言論進行反擊？更為重要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威信和鞏固自己的權利，一些人是主動的、有意識的放縱對毛澤東的詆毀誣蔑。曆史地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決議》都沒有從任何意義上，起到維護毛澤東威信和尊嚴的作用。
在這樣的一個大曆史背景之下，李捷一方麵要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和尊嚴，一方麵又要守著《決議》的底線，他能兩全其美嗎？顯然不能。隻要他堅持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說一百年不動搖，那麽其義正詞嚴反擊毛澤東“開國有功，建國有罪”，煞有介事說“錯誤”和“罪”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又有什麽實質意義呢？其慷慨激昂駁斥說毛澤東私人生活並非如謠言說的那樣腐朽不堪，毛澤東沒有得淋病，又有什麽價值呢？有哪一個像我這樣的嚴肅的思考者會相信這類垃圾，需要李捷來幫助清理？嚴肅的思考者隻是真誠的期待又能夠接觸到第一手史料的人如李捷者，敢於站出來直麵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拋開政治偏見，本著“獨立之精神”，給毛澤東晚年一個合適的曆史定位，去給年輕的、求知的、代表中國未來的大學生們一個正確的引導！這些“無知的”青年大學生所需要的，絕對不是李捷避重就輕的垃圾清理工作！而那些本來就別有用心的人又怎麽會接受李捷的垃圾清理呢？更加荒唐的是，李捷把改革以來“親愛的媽媽”因為政治偏見，主觀造成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失控，治國方略上犯下了大本大源的錯誤，從而造成青年人對於革命史的淡漠，對於革命史的文化傳統置若罔聞，輕描淡寫歸結於黨史工作者和大學黨史教育老師們“文風問題”。這是在為誰開脫罪責呢？為了糾正“文風”，開展別開生麵的革命史教育，李捷甚至提議用動漫搞黨史宣傳，用網絡遊戲搞革命史知識的普及推廣！這正是拉出的屎臭卻毫無道理怪罪蹲茅坑的方法錯了。
會有左翼會說我太苛求李捷了，他受到當前說話語境的限製，能這樣已經很不錯了。誠如開篇所言，直到看過這個訪談，我對李捷是充滿敬意的。我很認真分析了這個訪談，文字也看過兩遍，他其實根本沒有受到語境的限製，而是非常本能地全盤接受了《決議》，非常真心真意的相信毛澤東的“晚年錯誤說”，無比虔誠敬佩少奇同誌小平同誌，病態的相信他們的偉大光榮正確。他上來就從五個方麵肯定了毛澤東的貢獻，這給對毛澤東心懷好感的一般聽眾和接觸史料不多的左翼心理上一個強大衝擊波，一下子拉近與他們的情感距離，解除了他們的心理防範和獨立思考的武裝。李捷本可以順著“五大成就”的思路，一直下去，避開插入讚美劉鄧以及其他人的不相幹內容，而不會給任何人任何政治不正確的把柄，做一個很有深度的毛澤東晚年評價。可是，他是幾乎本能地、自覺自願地，把一個本來為毛澤東辯護的訪談，搞成一個為劉鄧辯護並歌功頌德的訪談。眾所周知，對毛澤東建國前的成就，無論左右都無法挑出重大毛病，而所謂“晚年錯誤”，幾乎就是圍繞和劉少奇在政治層麵展開的“路線鬥爭”中發生和發展的。現在底層民眾因為慘痛的現實，痛定思痛，重新審視毛澤東晚年尤其文革，自發全力為毛澤東辯護，其背後的動機是什麽，人皆清楚，李捷顯然也十分清楚，所以才這樣的本能地、自覺自願地，借為毛澤東辯護之機，為其他人開脫罪責。從這個意義上講，李捷這回是做了一個高級說客，不露聲色當起了改革開放路線的衛道者。他說：“事實證明，劉少奇同誌不是修正主義者，不是走資派。但毛主席當時就是這麽認定，這是一個曆史性的悲劇”。這樣的評論，拿到現實裏對照起來看，有一文錢的價值嗎？有一毫克的真理性嗎？這是在為毛澤東辯護還是在為劉少奇辯護，為什麽樣的路線充當衛道士，難道不是一清二楚嗎？換句話說，這是在維護老百姓的利益，還是在維護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少數人的利益，難道不是一清二楚嗎？楊瀾“國門一開”的言論，激怒了中國社會底層網友，招來罵聲一片，她可能還真以為中國現在人人都和她一樣富有，真的沒有童工，但是李捷也不知道有童工嗎？
“大躍進”就算是個錯誤，那麽為什麽錯誤要由二線的毛澤東付全責，一線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整個經濟內閣誰都沒有錯誤？廬山會議上發生的事情到底怎麽回事？現在，許多人已經清楚了劉少奇在彭德懷問題上所發揮的惡劣的作用，知道了整個廬山會議的大致過程，甚至也知道了在1962年7千人大會上，劉少奇說過“誰都可以平反，但彭德懷不能平反”這樣的話。在這樣的背景下，李捷在毛彭之間有無個人恩怨上下功夫，說什麽“不是因為毛岸英的死造成了毛澤東對彭德懷的私恨，才導致毛澤東打到彭德懷，而是因為彭德懷批評了毛澤東的‘小資產階級狂熱病’才要打到彭德懷”。這彈出的依然是臭名昭著的老調，是把廬山會議的真相隱瞞起來，用他的“正確的方式”，告訴大家的確是毛澤東，而不是任何其他人，要打倒彭德懷（彭德懷到底在何種程度上正確，彭德懷是否牽扯到其他問題，暫且不論）這是為哪個尊者諱言呢？當然是為劉少奇這個尊者和他後來的代理人。更為曖昧的是，關於大躍進餓死人的問題，左翼人士甚至都能從曆史發展的特定條件出發，對於包括劉少奇在內的一切人的錯誤，寬宏大量加以原諒，質疑的並非是有無餓死人，而是有無“餓死3千萬人”。李捷肯定是能接觸到關於這一事件的最真實的具體材料，完全有能力有數據在不經意中告訴大家真相，可是他隻強調了“餓死很多人”，就是不告訴大家到底餓死了多少人，繼續給聽眾留下，甚至故意給聽眾製造“餓死3千萬人”的想象空間。這是為毛澤東“有錯而不是有罪”做辯護而該作的分說麽？不是。我以為，這隻會引發更深的認識混亂，在這個問題上，繼續挑動群眾鬥群眾。
李捷還從“毛澤東犯錯動機是好的”這個幼兒園和小學生的“方法論”（“好人還是壞人的二分法”）著手，為毛澤東的“錯誤而不是罪”作辯護，試圖把毛澤東“晚年錯誤”和他歸納的毛澤東的“五大成就”完全割裂開來，仿佛它們是兩個獨立係統裏獨自發生的事，彼此之間沒有內在的曆史唯物主義的聯係；當實在割裂不開的時候，他就說成就是“親愛的媽媽”集體抵製和克服了毛澤東的錯誤的幹擾的結果。這是在搞曆史評說嗎？一個國家領袖在犯有被人確立為“罪”的所謂全局性“錯誤”的時候，卻能成就使一個百年積弱積貧的國家，徹底擺脫列強奴役成為現代世界強國之一的“五大成就”，這說得通麽？我是真心實意的期盼現在有人也能犯毛澤東的“晚年錯誤”，建立類似的“五大成就”，或者直接把台灣拿回來了，把美國打趴下了，把三農問題解決了，把兩極分化，把腐敗，把黑社會都鏟除了。有誰敢拍這個胸脯嗎？所以說，這個“晚年錯誤說”，我看是正可以用孔慶東的“三媽”來罵一罵的。
毛澤東在建國不久就確立了“打掃房子後再請客”（先鞏固政權再謀求打破美國集團的封鎖），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無非是他心係中華民族安危，心係中國黎民百姓前途，想讓中國早點強大起來，想讓中國老百姓別再受內外反動派的欺壓，吃二遍苦，受二茬罪。這個“執”太過強大，老驥伏櫪，壯心不已，拚了老命來打掃房子，來請客。老人家辭世的時候，房子打掃了，客也請過來了。這裏有什麽錯誤？如果毛澤東的“錯誤”正在1959年被彭德懷糾正，或者1962年被劉少奇們“糾正”而淡出中國政治舞台，那麽李捷概括的“五大成就”立馬就化為烏有。莫說“五大成就”失去，就是國防方麵的這一項成就不存在，中國早在20年前，就已經再次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了，絕對不隻是一個內部“新三座大山”、黃賭毒、貪汙腐化這些事情禍亂中華這麽簡單的問題——雖然這一切也必然同時降臨；也就沒有今天這幫酒囊飯袋的廟堂人士，到處噴糞，為毛澤東“評功論錯”。當今中國，除了底層老百姓還有基本的智力和良知，因而有權利給毛澤東評功論錯之外，其他人誰還有這樣的智力、良知和權利？黑天鵝開會，討論起白天鵝的錯誤，說白天鵝的錯誤就在於其羽毛是白的而不是黑的，這不荒唐嗎？燕雀們給鯤鵬開會論錯，一開口就說鯤鵬的錯誤就在於其宏偉巨大，一展翅就是9萬裏，燕雀們終生也飛不到那麽高那麽遠，這種錯誤不可饒恕，這難道不是燕雀們的沒有自知之明嗎？
文化大革命是評價毛澤東“晚年錯誤”的焦點，這一場思想與文化的革新運動，被以上的燕雀們和黑天鵝們，標記為一場造成浩劫的政治鬧劇，其思想史意義被輕易的否定了。政治在這裏被確立為學術標杆，政治定性取代了學術裁判，具體表現為《決議》成為學術尺度。毛澤東一貫倡導“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這一場深刻的思想和文化的革新運動，以政治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整個過程又受到來自黨內外的各種幹擾，在當時造成的一些不可避免的社會混亂，例如在北京高級幹部子弟知道他們的老爹們有下台的危險的時候，就組成“聯動”為非作歹，大肆殺人放火，犯下了滔天罪惡。這些在某些人授意下幹擾文化大革命的行為，掩蓋了文革本身思想和文化內涵的充分表達，給後來的政治鬥爭的勝出者（他們正是當時打著紅旗反紅旗，幹擾文革進程的人）貶損文化大革命，誣蔑其為一場政治浩劫提供了口實。這些人其實是深刻領會了毛澤東“政治是統帥是靈魂”的教導，所以，他們掌握政權之後，迫不及待搞出一個政治上的《決議》，來統帥一切。
然而，浩劫標簽是否正確，要看其標示貨物到底是什麽。打開包裝，貨物與標簽不符，是修改標簽還是拋棄貨物？這顯然不是一個複雜的問題。李捷卻把它搞成了一個複雜問題。可以說改革30年是一個啟封包裝，驗明文化大革命這一貨物實質內容的過程。現在已經驗明了。李捷做的不是拋棄標簽，或者修改標簽，而是堅持認為貨物不對。可惜文革這件貨物屬於曆史，貨物是不能更換的，隻能更換標簽。毛澤東“晚年錯誤”的標簽，文革是浩劫的標簽，已經被改革開放證偽，必須更換為“毛澤東晚年正確”，“文革是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就政治層麵而言，毛澤東為文革樹立了一個“無形的”敵人：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人，他們就隱藏在黨內，黨的中央也有。文革後，否定文革者出示的最大的證據就是黨內並不存在這樣一個資產階級。不幸的是，無論李捷怎樣強調“劉少奇不是走資派”，但其衣缽繼承人用實際行動證明了劉少奇就是走資派，以他為總代表的資產階級不僅當時就存在著，現在也還盤踞在黨內的各級關鍵位置。
文化大革命到底何以發生是許多人試圖回答的。就主觀動機起源上講，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個人意誌的產物。就其思想動力源而言，有外因說，有內因說。外因說認為是受了法國大革命和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俄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兒子，中國革命是法國大革命的孫子。反動文人關於法國大革命是暴民政治的故事新編，是要通過清算法國大革命來清算文化大革命。一切堅持毛澤東晚年錯誤說的，堅持文化大革命浩劫說的，與這些反動文人是一丘之貉。我堅持內因說，認為文革是源自中國自身的文化傳統，與法國大革命無關。法國大革命對近代以來世界具有其他任何革命所不及的特殊影響。中國革命和俄國革命受到它一定的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這影響主要是吸收其某些思想元素，不能誇大這種影響。一個國家或者地區，政治革命受外界的影響往往較強，而思想文化的革命，因為本土的原因要遠大於外來思想的原因。
追索毛澤東的個人動機和文革的近代思想史起源，都很容易追索到1919年五四運動前後。那時，毛澤東就已經確立了中國文化大本大源的改造：“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人之心”。文革正是動天下人之心，是毛澤東因救亡（反帝而爭民族獨立）而押後數十年的“動天下人之心”的偉大構想的全麵實施。我國曆史自1840年以來，具有明顯的不連貫性。如何因應外部軍事力量和文化力量的侵入，無人能解決，是毛澤東解決了。文革從一個方麵講顯然是源於自身安全需要應對外部力量的一次行動，是一個對於中國文化的重新審視後，在社會主義基地上文化重建的浩大工程。這個工程不可能回避外部力量的衝擊，也不可能拋棄一切傳統的東西，必然是在傳統和外部文化之間尋找結合點，獲得中國文化的現代性。文革正是毛澤東為此而做的努力，其思想動力是在自己的文化中，就是要保存中國文化的自主性和獨立性，而又不失現代性。所以我們看到文革提出的口號之一是“洋為中用，古為今用”。這顯然不是一個經濟或者政治的概念，“洋為中用”還可以膚淺的解釋為借鑒人家的科學技術，重彈“西學為用”的老調，但是“古為今用”則是隻能是從傳統文化層麵來解釋，是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精華，去其糟粕，改造之而為現代中國所用。毛澤東的應對具有超時代性。文革的思想文化價值，卻掩埋在“反修防修”這樣的政治口號中，人們庸俗的解釋了“反修防修”，而又完全把文革的改造傳統文化的意義置之不理。今天，政權因為毛澤東的“反修防修”得到了實惠，蘇聯和東歐的事變沒有發生在中國，顯然是得益於文革在政治層麵的防範。幾年前，當不會有人敢於正麵肯定毛澤東的這一舉措，而現在政權因為否定毛澤東晚年後造成的合法性危機，高強度顯示出來，體製內的個別官員和學者，就敢於做出有限度的正麵評價。這是一個進步。可是，不能滿足於從此一個角度實用主義地闡釋文革。
文革文化方麵的輻射力，可以從“文化體製改革”這個題目上看到一些影子。文化體製改革當然不是文革的再現——雖然有些人有此聯想。但是，它暗示了一個問題，由於毛澤東的超前的預防，搞出了以原子武器為軸心的現代國防體係，使西方的軍事霸權不能像以往那樣隨心所欲，西方改變了戰略，讓文化霸權代替軍事霸權，代為攻城略地，在各國內部引發事變，促成政權更迭。這正說明了毛澤東文革思想的高瞻遠矚。有人說毛澤東比他們多看了50年，這實在是他們太過自我高看而貶損了毛澤東。毛澤東比他們多看的是5千年，五萬年，怎麽是50年？毛澤東看到西方軍事霸權難以為繼的時候，就知道他們要從文化上入手，於是加以防範，為中國建設文化高點。當時，許多西方國家指責中國輸出革命。為什麽毛澤東治下一個貧窮的中國，可以輸出革命，麵對西方主導的世界取攻勢？而沒有了毛澤東的中國，即使經濟上已經相當富足，卻隻能接受被輸出革命？麵對同樣是西方主導的世界，隻能取守勢？還應對失措？顯然，毛澤東輸出的“革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武裝革命或者軍事革命，而是寓含在政治革命中重建民族獨立和文化獨立的國家意識。這是毛澤東輸出的革命的實質！是理解毛澤東晚年正確和文革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切入點。
今天，提出文化製度改革的人，看到了事物的一些表象，想模仿一點毛澤東的東西，但他們終歸看不到本質，也就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公然舉起革命的大旗。合作化時期，毛澤東說鄧子詼裹足不前，不敢順應農民要求，大搞合作化，是“小腳女人”，現在這個文化體製改革的始作俑者，何嚐又不是小腳女人呢？且看他們的文化體製改革如何拯救中國的文化，如何應對西方的文化打擊吧。
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時間，有“三年說”和“十年說”。對文革內容的解讀，決定了對文革起止時間的界定。三年說，依據的是疾風暴雨的動蕩為依據：從《五一六通知》，到《我的一張大字報》，紅衛兵運動，上海一月風暴，武鬥，奪權，軍管，最後大亂到大治，九大劉少奇靠邊，“權力鬥爭”告一段落，文革結束。這一思路無形之中肯定了文革是一場權鬥，突出的是其表麵狀態的政治色彩，忽視了其文化和思想史意義。十年說，則是以《決議》為依據，把毛澤東1966年發動文革到毛澤東1976年逝世，粉碎四人幫，確立新的中央委員會作為文革時間段。這一判定，注意到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在文革中的核心指導作用，但把文革中的種種問題，都歸結於這一理論的錯誤，這顯然掩蓋了許多東西，讓文革變成了一幅漫畫，李捷的在這個訪談中做出的解讀就是這樣的一幅政治漫畫，怪不得他還設想用動漫和網絡遊戲來搞革命史教育，看來這裏有其個人思想的深刻根源，不隻是一個教育的方法選擇問題。
毛澤東研究是一個世界性課題，毛澤東晚年正確，尤其文革的神啟性正確性，更是一個世界性課題。然而，直到今天世界上並沒有出現文化大革命的學術重鎮。國內因為政治的禁忌，一切研究都還是在《決議》的政治框架裏進行，這些研究甚至甚少文化色彩，總在政治鬥爭，權利鬥爭的，個人恩怨的角落裏打轉轉（這些李捷也看出其無聊），得出的結論都是皮相的，未有任何有深度的開山之作。在國外，即便有高於國內的學術自由，但由於政治背景，文化差異的製約，依然也難以見到關於文革的扛鼎之作。邁納斯，魏菲德，施拉姆這些為熱愛毛澤東的人耳熟能詳的研究者，書卷氣太足，從文本到文本，且因為缺乏直接的情感體驗和思想共鳴，在他們的著作中鮮見文革本身對中國傳統社會的攪動和深耕，我對他們的真誠充滿敬佩，但對他們的研究成果持保留態度。
這裏，我提請有關人士注意，政治事件是社會思潮的根基和起源，從1957年到1964年，我國的知識界和思想界拒絕工農兵大眾，這為毛澤東醞釀文革確立了近時間段的思想基礎（遠時間段的思想基礎如上文所說是在五四時期）。毛澤東雖然對埃德加斯諾說過是早在四清問題上和劉少奇起衝突，就想拿下劉少奇，但是1966年標誌文革正式發動的《五一六通知》是劉少奇參與做出的，毛澤東還要求劉少奇本人主持文革，這明顯是給他一個改正以前“路線錯誤”的機會，以觀後效的舉措，劉少奇顯然對此作出了錯誤的判斷，也對自己過度自信（李捷對毛澤東“大權旁落”才發動文革向劉少奇奪權的無稽之談也予以了駁斥，我一點我是予以采信），於是就有之後的文革的全麵發動。這正如淮海戰役源自一個局部的濟南會戰，越打越大，就打成了淮海戰役，成為埋葬蔣家王朝的關鍵性戰役。就解決人事問題或者組織路線問題而言，文革本來也是小範圍的，目標是向上指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可是，劉少奇在文革初期，故意扭曲文革本意，把矛頭指向基層群眾，失去了毛澤東對他的最後的信任。於是，在劉少奇的幹擾和毛澤東的反幹擾的對抗性互動中，文革就從局部性演變出全麵性。毛澤東是順勢而動，把動天下人之心的大本大源的改造設計，在這個運動中加以了實踐。在“幹擾”和“反幹擾”問題上，我無法采信李捷的意見。他顯然認為劉是反幹擾者。事實上，毛澤東才是反幹擾者。文革的頭兩個多月，是劉以文革主導者的身份，用向各大學派工作組的方式，矛頭指向學生和普通教師，方便地幹擾了文革的目標和實施過程，毛澤東從杭州回來之後，反對他的做法，試圖撥正文革的目標和實施步驟之後，劉少奇就不很方便直接幹擾了，於是就采取非常手段幹擾。
根據高皋、嚴家其《文革十年史》（該書成書為80年底中期，較早，當時還沒有敢公然的否定毛澤東晚年思想，所以披露的資料就很微妙，有可信度），劉少奇被徹底罷官之前還是參與最高層的會議的，中央最高層的決議剛一形成，高幹子弟雲集的北大清華和一些中學如人大附中京工附中的學生就知道了決議內容，高幹子弟們會有針對性做出應對，其最典型的代表是如上文提到的“聯動”組織，該組織大肆打砸搶，最猖狂的時候居然向全國發出通電，嚴重製造社會動蕩，以至於公安部長謝富治親自出麵解決他們的問題，許多學生和群眾也參與對他們的圍剿。當他們最終被製服的時候，一些成員四處散發傳單，“聯動永存”，“聯動打不倒”，“打倒謝富治”，“火燒江青”，“炮轟公安部”等標語就見於很多學校，一些“聯動分子”還騎著自行車在北京大街上高喊：“毛主席正確不正確，十年以後見”。這些顯然不能簡單解釋為這些高幹子弟們個人的行為，尤其是“毛澤東正確不正確十年後見”明顯的是那時失去權力的走資派的內心寫照，不是一般中學生能夠想得出來的，因為毛澤東自那時以後很可能活不過十年了。十年後，毛澤東死了，果然就被定性為不正確，這絕不是偶然的。關於“聯動”的公開資料直到現在還十分有限，見諸網絡的也都有美化聯動或者避重就輕的痕跡。這明顯是因為他們的背後是當時走資的當權派後來的改革當權派——“改革就是走資”，在這裏二者合流了，以此為認識基礎，諸多問題都可迎刃而解。
這就是說，當時隻要劉少奇不從政治上被徹底打倒，整個社會就不能安定！而劉少奇本人即使被打倒，他的整個班子還在，問題也不見得好轉。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劉少奇自己打倒了自己。他曾經以退為進請求辭職，以保護其整個組織體係和成員，以圖東山再起。毛澤東拒絕了他的辭職，而把他的問題交給全社會來批判解決，以此教育全民，達到了動天下人之心的目標。這又顯示毛澤東遠見卓識，如果沒有這次讓劉作為現實的反麵教材，文革也就不會成為一個直到今天還是眾說紛紜的重大事件，人民關於文革的認識也不可能到今天這個程度。這裏沒有什麽毛澤東的陰謀，隻有毛澤東教育人民的陽謀。李捷說“毛澤東迷信群眾運動而過度的使用了群眾運動”，完全是站不住腳的。
“要解釋大革命，首先得接受大革命”是法國右翼學者傅勒在其《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中提出的一個觀點。今天，闡釋文化大革命的人比比皆是，但這些解釋者中能接受文化大革命的人，卻鳳毛麟角。這就決定了，對於文化大革命的思考或者反思或者批判，由這些人來做，隻能是歪嘴和尚念經，再好的經也被念歪。帶著心理的抵觸，是無法寧靜以致遠的，再帶上政治偏見的哈哈鏡，在蒼蠅的眼裏，世界就隻有大糞了。由誰來解釋文化大革命？由政治家或者中央文獻研究室的李捷們嗎？由告別革命的李澤厚劉再複們嗎？由仇恨毛澤東的茅於軾袁騰飛們嗎？由刻苦研讀中國曆史為試圖再度奴役中國的西方政治家提供思想武器的外國學者嗎？靠張宏良一類的自詡代表工農大眾的半吊子嗎？靠工農兵自己嗎？我對所有這些人保持警惕，對於工人階級的警惕不是來自階級立場的對立，而是來自對他們能力的懷疑，工農兵他們有天然的曆史洞察力，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哲學理解力和哲學武器。工人出身的蒲魯東和馬克思的決裂就是一個縮影。對於非工人階級的一切人，警惕不是來自他們的能力，而是來自他們所站立的階級立場和他們的主觀的動機。站錯了階級立場，“知識越多越反動”是毫無疑問的。
“最近30年，英美的政治學說在中國政治學界占了壓倒性影響，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他們的主要學術資源都是來自於英語世界。這些學術流派構成了中國當代討論現代性的話語前提”（黃萬盛：革命不是一種原罪）。告別革命的李澤厚是這樣的流派代表，預言道德理想國破滅的朱學勤是這樣的流派代表，主張憲政的劉軍寧，更是徹頭徹尾的拾牙慧。這是一場真正的災難，中國學術的獨立性沒有了，學術尺度，是非標準沒有了，有的隻是拾人牙慧，甚至是在思想的爬行中吞入別人消化不透的排泄物或者惡意注入的毒素，我能相信這樣的知識分子嗎？
過去2000年的中國曆史是秦始皇的曆史，未來的全部中國曆史屬於毛澤東。秦始皇之後到毛澤東的曆史地位確立，中國曆史上一切人都是在為秦始皇跑龍套，最多也隻是秦始皇的解釋者或者完善者。毛澤東之後，無論誰無論以怎樣的方式登場退場，都將是以各自的表演從正麵或者反麵闡釋毛澤東晚年尤其是其文革的正確性的曆史。曆史固然會飄忽不定，但注定是無法逃脫毛澤東設定的一切，曆史偏離毛澤東的軌道，無論是30年還是300年，都隻是暫時的曆史現象，最終還是要擺回毛澤東這一中正之位。文革將是理解未來全部曆史的關鍵，未來曆史將無可避免的這樣那樣解釋文革而吸收文革的思想，回歸文革中的毛澤東意識，挑戰周期律。柏拉圖以降，西方的曆史無論思想史上出現什麽巨匠，其最終也隻是柏拉圖的闡釋者。毛澤東汲取中國數千年文化之力和養分，把柏拉圖的理想國一度變成了一個現實的政治實體。所以，西方的無論政治家還是思想家哲學家，也都無法回避毛澤東。
總而言之，李捷錯了：毛澤東具有無可置疑的晚年正確性，而不是什麽晚年錯誤。不過我為毛澤東辯護，卻絕不是要為今天“親愛的媽媽”的合法性辯護，恰恰相反，是要說明“親愛的媽媽”的合法性失落在否定晚年毛澤東之中，要重建合法性，就必須肯定晚年毛澤東的正確性，否則，人民有權以革命的方式收回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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