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來逝世的那些日子裏

          記得那是1976年1月8日，剛過完元旦，那天是周三中午，部隊已經開訓了，我正在看周訓練計劃關於共同科目訓練的內容，接到電影組長的電話，他是江西人，剛探家回來，他說今天是臘八節，他那裏有好吃的，要我下課後去取。文革批四舊，已經不過這個中華民族的傳統節日了，但是有好吃的，當然非常高興。放下電話沒多久，突然接到鐵哥們兒軍作訓處江參謀的電話，他在電話裏說： 告訴你一個重要消息，要保密，不許告訴別人，周總理逝世了。聽到這個消息我感到整個人有些頭重腳輕，不知所措，非常難受。自從全黨全軍全國開展：‘批林批孔批周公’後，心情就一直不好，從小建立的那些東西倒塌了，成天的政治學習隻記住幾句話：克己複禮，悠悠萬事，唯此為大…….。心中唯有對周總理的品格和為人充滿了敬意以及寄托在他身上的一點點對未來的希望。晚上下課後，我到電影組長哪兒去，告訴他周總理逝世的消息，他說：他也知道了，上級有通知，要穩定部隊，統一收聽中央台的廣播。我們沉默了一會兒，誰都沒有心情說話，後來，他拿出一塊黑布，剪了一塊給我，我把它別在我的左袖上，電影組長說：還是不要別在袖子上好，免得有意外。我點點頭，把那片黑布放在我的軍裝左上衣口袋內。

            後來部隊組織收聽中央台關於周總理逝世的仆告，大家都痛哭流涕，許多人都自發的佩戴黑紗，但是馬上部隊就傳達上級指示，禁止佩戴黑紗，於是大家就私下裏悼念周總理。我是一直把那塊黑布放在自己的上衣左胸口貼身處，一直放了240多天才摘下來。在那些日子裏我在自己的房間點過蠟燭，寫過悼念的話語放在自己的軍用挎包裏，四五事件後，我和哥們兒一起去服務社買了酒和罐頭，躲在石壁山下彈藥庫西側，麵朝北下跪祭拜敬愛的周總理，以表達心中的思念和憤懣。也在戰友間互傳天安門廣場上貼出來的詩詞，用以表達大家心中那些不能說出來的對某些人的恨。記得6月底我在軍區總院五官科住院，我和軍區朱副司令的兒子住在同一個科室，晚上我們一起偷跑到司令部小禮堂看電影“啊，海軍。山本五十六”，聽到前排幾位軍區首長在輕聲聊天，說到周總理，他們都不說話了，隻聽到輕聲的抽泣和歎息……..。我和那位病友兼哥們兒看完電影回總院時大門已經關閉，我們在翻圍牆前，先麵朝北向周總理鞠了3個躬後，才溜回病房睡覺。後來我們在詔安演習場碰麵，他任連長，是水下障礙爆破隊的隊長，談起往事我們還唏噓不已。當時我在五官科住2床，3床住進來一個新病人，他是我們軍的宣傳處牟榮欣處長，他是來參加軍區關於渡海作戰戰役集訓的，不幸車禍頭部受傷，因為軍區總院五官科和腦外科是合並為一個科室，所以他就住了進來。牟處長過去是軍區作戰部的，後來到我們軍當作訓處長，文革時時髦“丘八管秀才”，他被調任宣傳處長。我們成了病友，我們聊天最多的話題之一就是文革中他被派去支左，看到地方上武鬥亂成一團，“如果不是周總理，這個國家要完了”，他說。後來部隊要開始演習了，7月5號我提前出院，我告訴牟處長，明天有一架伊爾-14去漳州機場，是否一起去（我想揩首長的油）。他說：7號我和皮司令一起去東山島。因為牟處長在軍區作戰部任職時皮定均作為軍區副司令主管作戰，所以非常熟悉，他想套套近乎。我出院時牟處長說：你的那個紅梅牌收音機借我用幾天，我想聽聽敵人對我們演習是如何說的，好向首長匯報。這台收音機是我每天“偷聽敵台”獲得信息的主要來源，包括“美國之音”對周總理去世後中國情勢發展的評論，讓我不至於當個“傻大兵”。當然這台收音機也隨著牟處長和那架米-8，以及皮司令和我的哥們兒皮國紅一起留在了雲霄山脈中了。以後的日子裏許多戰友都在對周總理的無限思念中盼著一件事的發生，當然後來終於發生了…….。       

   1/7/2017 New Y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