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錦濤絕然卸任的最後決定因素
文章來源: 玄野2012-12-11 05:21:36

胡錦濤絕然卸任的最後決定因素

玄野

很多人會將令計劃看作壓垮胡錦濤的最後一根稻草,但是我寧願用更正麵的視角來看待胡錦濤的全身而退,這畢竟給中國政治立下了極其可貴的慣例。

博訊昨日傳言令計劃遭雙規,個人感覺可能是某些人的一廂情願。令計劃今春的家庭悲劇和其後他在中央辦公廳的作為已經是海外盡人皆知的事情,後來就發生了中央閃電般的官員調動,這幾乎是六四事件以來中央絕無僅有的異常調動,其背後涉及的領導層結構變化極其深遠重大。如今的傳言,可能與海外對王岐山的期待有關。王岐山上任中紀委伊始,在肅貪方麵雷厲風行,一改既往對民眾投訴的敷衍塞責的拖遝作風,對所有意見都立即核實,一經確鑿證實,立即采取措施。同時他又引用這樣一句詩:"潤物細無聲"。一方麵,王是重實幹的人,更近於朱鎔基的風範,與薄熙來令計劃等人過分看重權力不同。另一方麵,王是特立獨行的人,不用說胡錦濤和江澤民的情麵他不理會,就是鄧小平那樣的權威,他心裏也不見得有什麽芥蒂。所以,有人傳出令計劃事發,也並非完全離譜。但是,從全局角度考慮,習李接班立足未穩,開新以爭取民意是必然的,但是盡量避免大動作以維持穩定也是關鍵。潤物細無聲之說正是這個意思。在這樣的時刻,我不免提請大家再反思一下朱鎔基就任總理時刻的一百口棺材的說法。其實,這種誓言有待斟酌,為什麽談到財富的問題就提出你死我活的說法,即使是為人民為公共財產鬥爭,是否也要考慮一下生命與財富的價值到底哪個更重?貪官汙吏不也是國家體製的一部分,不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嗎?肅貪目的應該在於消滅貪腐的機製,而不是消滅貪腐者的肉體。當代中國的政治理念是否過度重視物質財富了?從這個角度看,有朱鎔基第二之譽的王岐山在反貪工作中應該有寬容之舉和寬厚之心。令計劃的過錯最確鑿和最為黨內反感的也是潛在威脅最大的是其擅權伎倆,而不是刑事案件與經濟貪腐。當然,是否有貪腐和其他案情,在海外已是風雨滿樓,但暫無確切說法。如果此時采取大動作,必然是針對令計劃的政治運作方式和執政理念的,形成政治鬥爭的惡性升級和表麵化。

從十八大之前就更換中辦主任來看,胡溫對習李更多的是配合與正麵傳承,而不是象上屆對本屆政府這樣的掣肘與負麵牽製。對令計劃的放棄也預示了日後胡錦濤的徹底引退。有些人會將這樣的政治事件解讀為胡錦濤有戀棧之心,無握權之力,無疑是對中共政治解讀得過度黑社會化了。個人理解,令計劃個人擅權黑幕爆光對胡錦濤心理打擊很大。如此朝夕相處的幕僚,自己居然無法保證其從政品格,對其他人的判斷又如何敢於保障沒有差錯呢?如果沒有這種把握,戀棧以影響日後的人事安排就喪失了積極意義。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現實政治檢驗,而不是特意照顧,可能更符合健康的政治原則。

江澤民的戀棧思路同樣是這一範疇,而不能特意理解為保護貪腐。他所保的人是因為他認為這些人對中國政治有價值,或者說能夠延續他的政治思路。關鍵問題是江的政治思路本不成係統,陳腐造作,狹促封閉,從而造成中國吏治方麵的大問題。江圖慕虛名,好大喜功,但其本心是向善的,在關鍵的黑白鮮明的時刻還能起到正麵作用。雖然在某個問題上一錯再錯,招致民族悲劇,但他與朱鎔基的合作還是能夠善始善終的。就這一點說,與黃菊當年逼走徐匡迪相比就完全不是一個境界了。同時,朱鎔基的激進也並非不需要江與李的製衡。

江澤民雖精於權術,但隻能算超級官僚而已,對體製規則還不敢逾越,沒有那種做事無底線的危險,還講原則顧晚節,不是一意孤行的人。曾慶紅雖詭計多端,手腕豐富,卻也不過比江澤民機靈一些而已,同樣沒有逾越體製不顧黨紀原則的做法。那屆政府那些人確實成就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勢頭。

政壇中,有些人追求最高官階,有些人陶醉生活中能聽到的讚譽之聲,有些人意在曆史的定位,有些人要完成曆史賦予自己的使命,有些人向往真實的人生。

今年爆發的一些重大事件讓人不得不擔心中國政壇的安危與走向。薄王看似駭人,其實這些人在政體內不可能走太遠,胡溫李堅決遠離,隻有習近平當了回和事佬,重慶事件注定有驚無險。令計劃在家庭悲劇後鋌而走險卻讓所有人驚出一身冷汗。雖然這也是虛驚一場,但這給中國執政黨出了一個很大的問答題。象薄熙來這樣行事無底線,象令計劃這樣僭位指揮整個政體,其師承何人?是毛澤東,還是列寧斯大林?中國異常發達的傳統政治文化可不提倡這樣的不擇手段。中共實在有必要思考一下自己的政治思想源泉來自何處。是短暫的尚不足百年的共產主義運動?還是源遠流長的傳統文化?抑或是當今依然強勢卻亟需變革的西方現代政治文明?賈誼過秦道: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道:並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當年共產主義領袖在亂世的對策雖然曾有過奇效,卻同時備受質疑,到了和平年代,如此詭詐之術實在不能夠也不應該再被應用於國家政治之中。

上屆元老對本屆政府的幹預導致政令荒廢,左右掣肘,國家發展失去方向造成幾乎是政治建設方麵失去的甚至是倒退的十年。胡錦濤徹底放棄權力的最重要原因在於他對此的深惡痛絕。當年鄧小平對胡趙的廢黜已經備受指責。雖然胡趙二人的經濟理念可能不成熟,二人放開手腳可能會造成一些經濟波折,但是如果當年由這些人引領中國,中國在經濟上也許一時會有問題,但在文化教育政治乃至宗教信仰方麵要遠比如今成熟和健康得多,其經濟發展的後勁要強得多,人民的幸福感更高,各階層矛盾更少。

胡錦濤全退並非壯舉,而是內心坦蕩的從善之為。在十年內深刻體會到老人幹政對國家的危害,有曆史使命感的人不可能不以身作則地廢除掉這種體製內本不容許的陋習。作為局外人,我們可能過多地看重曆史慣例,而對中國政治中的積極力量估計不足,所以對這樣的舉動以驚喜看待。這屬於切實的體製建設,比溫總聲嘶力竭的呼喊政治體製改革來得有價值。

胡錦濤的務實平衡隱忍和大局觀念幾乎是他人無法達到的高度,能夠將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政治品格表現到極致。有這樣的黨員,實在令人不敢小視中共。其短板在於對現代政治思想的積累不足。他麵對全黨全國時的諸次呆板講話,雖然表演成分和無奈境地很重,但也暴露了他自己在現代政治知識積累上的不足。如今又添一個弱點,就是識人之力未濟。身邊人做事以謀官,甚至赤裸裸謀官,自己卻沒有察覺,即使不算用人失察,也得算未有效約束自己的下屬。這很可能是他毅然全退的最後一個決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