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華血淚祭

玄野

政治是個體的人構成社會的必然選擇，民本是政治平穩運作的不二核心。無論是中國上古時期曾經為聖賢所申明的皇天佑德，民為神主，還是帝製時期的真命天子，抑或是當代政權曾經自詡的民心向背，政權的核心都在民意的表達。當代在輿論上風靡世界的民主政體，其根本的目標也在於民意的充分公平公正的表達。民主的價值，不是現實中的民主自由能否如同理論上的純粹，而在於民意的廣泛迅速公平與低代價的表達。英國民主的半途而終所結成的君主立憲製，與法國的激進民主自由所生成的徹底民主製相比，其既往的成果和當今的狀態都稍顯優越。而對比民主革命前法國比英國的強盛程度，不難明白片麵追求形式民主的危害之大。雖然當今世界幾乎每個政權就給自己貼民主而且是真正民主的標簽，而徹底拋棄傳統的政體元素與民族元素，因為完全實施民主而成功的實例到底有幾個國家？美國是民主製度的良好範例，傳統理念的地位卻十分崇高，沒人敢以民主理念來挑戰傳統宗教道德。民主的目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民意的順暢表達。中國過去的一百年是血淚的百年，民意最終得到表達卻多次付出了慘痛的幾乎空前絕後的代價。從當前中國的現狀看，求索那個低代價的民意順暢表達形式依然是國人的艱巨使命。

君主演變為僭主後清廷崩潰

中國同胞在過去的百年中一直以為中國衰弱的根源是封建帝製。首先說，封建已經是張冠李戴的名詞，不足為論，而帝製與一個國家的衰弱本無甚關係。中國清朝正式宣告滅亡是一九一一年，而在六到十年以後，才是俄羅斯帝國，德意誌帝國，奧匈帝國，奧斯曼帝國的帝製宣告結束。而日本帝國從天皇掌握大權的君主立憲製向真正的虛位君主製的轉變，卻是二十四年以後二戰敗北被美國脅迫所致。德國在威廉二世退位後，雖然背負巨大戰爭債務，卻迅猛恢複帝國實力，並在二十年後具備了席卷歐洲的軍事實力。俄國在尼古拉二世被列寧無情屠殺後，同樣很快複蘇，並在斯大林的鐵血統治之下成為翦滅希特勒的核心力量。從曆史上看，帝製與德俄日的國家實力幾乎沒有絲毫關係。奧匈帝國徹底因為家族政權長期淩駕於民意之上而一朝崩潰，奧斯曼土耳其的覆滅則是因為長期強盛所導致的政體腐敗。中國帝製的覆滅過程與日本德國俄國完全不同，卻兼有了奧匈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雙重症狀。奧匈帝國的政權是根本無視民意的僭主政體。而奧斯曼帝國則是政權長久發展以後，舊有的社會結構在全球化背景下無法發揮作用並且迅速腐敗。中國清朝末期也相似，高層上僭主竊位，基礎上貧富分化社會不公導致社會生產力無法充分發揮出來。有了其中的一個疾病就足以令政權滅亡，何況兼有二者呢？清朝的覆滅是必然的，而中國在清朝末期七十年的衰落雖然和帝製伴生，其本質原因卻並非帝製，而是上麵所提及的兩大疾患。

清朝作為少數民族執政，無法避免的出現了種族歧視。朝廷意識上所器重和偏愛的群體，並非國家真實的社會支柱與軍事力量。八旗子弟在軍事上的腐敗墮落從雍正時期就已開始，到清朝末期，朝廷贏得戰爭完全是靠漢族的將領與士兵。漢族將帥的壯大，導致了皇室與權臣之間的互相猜忌與防範，而權臣之間的牽製和內鬥更嚴重。這樣的疾病也不可避免地沿著官階傳染到軍隊的各個層次。以北洋水師為例，從慈禧和李鴻章開始就爾虞我詐，到了水軍基層則更是各自聚斂。雖然有亞洲第一水師的名號，真正打起來卻完全一草包。內耗導致的腐朽之外，朝廷不能維護民眾利益也造成軍人的意誌軟弱。熱血男兒捐軀時刻必須明確其生命的付出能夠直接或者間接換來自己親人的安寧與幸福，如果他們的生命換來的是一直在欺壓自己親人的一批人的奢侈腐化，士兵會變得極其惜命。這對於中國人來說，並非是貪生怕死，而是要留著性命保護自己的親人。中國人在甲午海戰中不堪一擊，抗日將帥卻不憚與日軍同歸於盡，而朝鮮戰爭中衰弱的國人卻將絕對世界第一的美軍打得心服口服。這判若霄壤的差異讓全世界都不敢相信，其根本原因就在於此。出於同樣的道理，當前的貧富分化也是腐蝕中共軍力的重要因素。清廷在政治上不保護全民的利益，喪失了民意也就喪失了政治道統。經濟上的政策錯位也相似。國家強盛百姓安居樂業的時候，貴族生活相對於民眾差距不大，民眾的承受能力也強，可以相安無事。當國家衰弱經濟凋敝的時候，矛盾就逐漸激化了。百姓不堪重負，朝廷喪失民心，因此朝廷又不得不更加向八旗子弟傾斜，於是進一步導致民心的喪失。這構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朝廷喪失了民心也就喪失了天命，政府迅速從君主政體向僭主政體轉變，而慈禧太後的掌權更加重了僭主的性質。他們徹底否定了通過改革來強國和改善民生的固本策略，而想依靠愚昧的義和團運動來鞏固權力，失敗後又諂媚洋人以抗衡地方軍閥的勢力。這樣一種魔鬼平衡，也隻有這樣的魔鬼平衡能夠維係清廷的風燭歲月。清廷最後的十幾年是寄生蟲的僭主政體，自其操弄權術開始就預示了自身的滅亡。問題的症結就在僭主竊位，這是清廷的死穴。

被冠以辛亥革命的武昌起義輕鬆地給清朝劃上了句號，八旗子弟的貴族身份不再，也就成了中國社會中的普通成員，僭主政體宣告結束。然而，中國的苦難並沒有到此為止，從某種意義上說隻是剛剛開始。當時所留下的核心問題是貧富分化，社會結構失衡。這本是中國曆朝初期都麵臨的困境，而這一次困難的解決卻付出了古今中外幾乎絕無僅有的代價，大喜大悲，跌宕起伏，神鬼兩潸然。中國上世紀血淚的三大根源分別是：日本軍國主義作亂，共產主義的禍害，蔣中正與國民黨的胸無大誌和鼠目寸光。國民黨的錯誤可能是其中最小的問題，卻和其他兩個問題交互在一起，尤其是與共產主義的入侵共同作用，導致中國的一幹雄才偉略和蓋世英才錯為共產主義掠走，在奇跡般建設中國的同時，不但造成了巨大的人道災難，也導致了社會秩序和傳統文化的毀滅。

維護統一與放縱貧富分化

解決了僭主擅政民心潰散的問題後，中國政府的核心任務是調整社會結構，相對平均地將生產資料分配給勞動者，以喚起民眾的生活信心與活力。然而，在解決這一核心問題之前，另一個問題卻十分緊迫的凸顯出來。所謂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國古代是如此路徑，但在充分全球化的二十世紀，情形完全不同，沒有誰會認為九州就是天下的主體，而在世界群雄窺伺的時代，若想強盛，全國統一是唯一的出路。當時，軍閥割據的狀況的確是分裂國家的巨大危險，而國際形勢也正在促成中國的分崩離析。民眾的意誌和精英的思考卻富具維護統一的宏願。因為民意的強勁，這是一個不甚難解的問題。首先開始主導這一進程的是孫中山等人，五族共榮的宗旨避免了人道災難。國人在革命後的這第一場表現還算不愧為華夏兒女。後麵是蔣介石先生連哄帶騙地實現了中國的鬆散統一。可惜的是，蔣介石隻追求統一的表象，不理解統一的民意本質。軍閥割據實際是兄弟鬩牆的事情，各路諸侯很可能和帝國主義勢力勾結以鞏固自己的地盤。但是，當他們發現中國有被外族侵略並讓同胞淪為亡國奴的時候，幾乎所有的軍閥都會奮起反抗抵禦外侮。張作霖是最典型的例子，被日軍暗殺是亂世梟雄的遺憾，否則九一八事變絕對是上海八一三事變的先例。桂係軍閥也同樣，當年老蔣收編廣西軍的時候，白李二人隻提了一個條件：抗日。即使是曾因參與內戰危害人民而名聲欠佳的川軍，也因王銘章在滕縣的殉國而一雪前恥。蔣介石隻知追求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不明白在險惡的國際形勢下中國在民意上根本就沒有分裂。蔣介石強國之心毋庸質疑，但國家的核心矛盾沒看明白，沒有專注於民生。統一全國已經是殫精竭慮，而且還要放棄東北以求喘息，這解決國家核心矛盾的責任也就隻能留給後麵了。

國民黨承孫中山基業，左右逢源，乃國家政權的不二之選，本是上佳局麵。蔣介石能夠通過各種手段將軍閥割據的中國統一到中央政府之下，的確算功勳卓著。但是，意圖消滅共產黨這一並不以割據一方為目標的政治派別，也徹底毒害了其統一中國的大略。如今回顧，中共獨攬大權時雖然專橫跋扈，但在野時期卻是進步力量，用以解決當時的社會結構失衡問題應該是不錯的選擇。當時，調整社會結構以完善民生是主要任務，國家統一本是水到渠成的事情。然而，曆史是殘酷的，蔣介石隻看到了統一的外在價值，政策上更加器重財閥與軍閥，從而忽略甚至犧牲了普通民眾的利益。在抗戰勝利後的填補日偽統治地區政治真空的過程中，國民黨得到的接收大員權利成了毒害民國政府的海洛因。當時最緊迫的任務首先是保證經濟要素的穩定，維護舊有經濟結構中的企業，以維持民生。其次在於相對平均的分配國家有權分配的生產資料，以喚起民眾的生產熱情。國民黨軍政大員的肆意搜刮既摧毀了本已脆弱不堪的社會經濟結構，也徹底破滅了人們對國民政府的期待，從而完全坐實了這個政黨和這個領袖的曆史過渡人物角色。

三年國共決戰期間，蔣經國曾經在上海開展肅貪風暴，親戚麵前劍拔弩張，幾乎是與腐敗勢不兩立的氣勢。雖然為國為民之心可嘉，卻注定是一廂情願而已。一來蔣介石的政治同盟基礎是官僚資本主義，完全不能撼搖。二來為時已晚，即使以毛澤東玩弄權術贏取民意的天才，放在當時也隻能徒呼奈何了。

實際上，被中共的愚民教育鼓吹的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階級矛盾其實不過貧富分化過於嚴重而已，這是每個王朝末期都有的通病，也是王朝覆滅的根本原因之一。不能解決這一社會問題，不能將社會的生產資料相對平均地分配給勞動者，社會生產力就無法很好的發揮出來，社會就不能完成一次新生。蔣介石抗戰勝利後的錯誤最離譜，放縱軍閥掠奪本來屬於企業家的財產。這對於社會而言無異雪上加霜。本來企業家掌握財產還可以維持原來的社會運轉，如今一搞，原來日偽時期的社會秩序都無法維持了，財產變成了軍人賣命後的賞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是真實的寫照。老舍先生的茶館中王老板最後絕望的抗爭體現了國人對政府的徹底拋棄。在短短兩三年時間內，國人抗戰勝利的興奮就被一掃而光，國民黨蔣介石贏得勝利的功勞就被其部屬一泄千裏的貪欲衝得了無蹤跡。中國人民拋棄國民黨不過時間問題。毛澤東林彪等一幹軍事天才將這一變革壓縮到三年時間，而關鍵性的決戰不過一年多的時間，應該說這不是中國人的不幸，而是幸運。當代人因為看到了中共執政後的喪失人性而為當年內戰失利的蔣介石惋惜。其實那個結果不是中共軍事天才決定的，主要在於民心向背。如此貪婪無度枉顧社會正義的行徑，民意棄絕是肯定的。

日本軍國主義的禍害是中國的三大災難之一。日本人注定無法象蒙古和後金那樣統治神州。當他們具備了發達的航海登陸技術的時候，也是東西方交通鴻溝被跨越的時代，世界列強不會眼看著富國俱樂部中的小兄弟鯨吞東亞大陸。抗戰開始兩年，鬼子兵的確勢如破竹，國共雙方也必然要傾全力抵禦，以確保基本的生存空間。兩年後，日軍已成強弩之末，守成之力有餘，進攻之心乏術。盧溝橋事變後一年內的劫掠成果，極大刺激了日本天皇與內閣的土地占有欲，這種欲望隻有在日軍迅速侵吞土地的情況下才能得到滿足。之後，中國人民在正麵戰場的舍命抵禦和在淪陷區的遊擊騷擾使得日軍泥足深陷。日本高層的神經被這樣的對峙煎熬了三年。最後終於無法忍耐，開啟了戰術上有利，戰略上愚蠢的太平洋戰爭。從而在東南亞麵對豆腐一樣酥軟的本地軍隊和英美荷等殖民軍隊時攻無不克，讓軍頭與皇室長出一口氣，皇軍無往不勝的虛榮再次得到滿足，日本人的情緒和神經上的需求抑製了一切邏輯思維。這種愚蠢坑害了大半個亞洲和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

日本人的另外一個失誤，或者說最根本的缺陷是不諳文史，棄置仁義，獨逞兵戈。這是其在中國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攻陷南京後，日本軍事領導居然以為瘋狂的屠殺能夠震懾中國人民的鬥誌，而實際的效果恰恰相反。我不敢相信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愚蠢的戰略領袖存在。古今中外的成功戰例，往往是通過恩慈手段來瓦解敵人的鬥誌，屠戮必然會招致更強烈的反抗。蒙古人也許是最令歐亞諸文明聞風喪膽的野蠻征服者。但是，成吉思汗依然采納耶律楚材的建議在中國減少殺戮，並且數萬裏召請丘處機，在中亞戰場等待長春子兩年，最後得到的是減少殺戮廣施仁政的玄機。蒙古人的洗劫雖然對歐亞大陸造成了巨大的破壞，卻依然能夠認同中華正統價值，有些部族也能皈依佛教伊斯蘭教，所以有百年元朝。日本土鱉被先進武器衝昏頭腦，一門心思掠奪土地，無惡不作，為所欲為，所以在中原大地上隻維持了八年風光。曆史待人，何其公平，世人敢不引以為戒乎？

中國戰區的戰爭壓力減輕後，毛蔣日三國遊戲開始。毛蔣都在一定程度上保存實力，打算著勝利後如何獨攬勝果。毛澤東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這種說法主要是因為在抗戰時期延安中共人單勢孤，相對於國民黨勢力和日本勢力幾乎是必然被吞沒的態勢。這句話應該是這樣理解，隻要你順應民意，獲取了民心，雖然你的物質基礎差人員少，微弱如星星之火，卻終能發展成燎原之勢，獲得最後的成功。隻有老毛堅守民意，然後從幾萬紅軍班底發展成百萬大軍，然後命令林彪領著政工人員赤手空拳紮到東北。後麵更是奇跡，幾箱二鍋頭把北極熊們灌暈後，鬼子彈藥庫的東西隨便拿。半年時間，又是百萬大軍。

階級鬥爭荼毒中華

日本不識仁義唯知土地唯恃武力，迅速膨脹後自爆。國民政府置民意不顧一心獨攬經濟資源，以至經濟崩潰而民心翻覆。當年最弱小的中共，在毛澤東的運作下，將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等運於股掌，並變成自己凝聚人氣的手段，最終耗死日本，驅逐國民黨，獨攬中國政權。毛澤東的偉大之處就在於變廢為寶，將階級理論變成自己手中的政治工具，而不是指導革命的思想。有外界壓力的時候就勸說地主富農鄉紳減租減息，以便聯合大多數，而不觸怒極少數；在沒有其他政治勢力競爭的時候，就打土豪分田地，徹底收買無產者；到自己掌握政權的時候，則完全肆無忌憚，隻要有反對政府潛在可能性的人都要徹底鎮壓，所以有了喪盡天良的鎮反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運動等等。不容置疑的說，毛澤東的清醒挽救了共產主義運動，自從毛澤東掌控了中共，當年的尖銳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都成了中共借以騰飛的龍卷風，在兩種矛盾交互作用構成的漩渦讓蔣介石等政治人物辨不出東西南北的時候，毛澤東已經遊刃有餘地用這兩種矛盾為自己的政黨攫取了民意。成功以後，毛澤東與中共在與日俱增的民意下沒有保持清醒，以前用來獲取民心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變成了顛撲不破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永恒真理。歡騰中的民眾誰都想象不到緊跟在勝利後麵的是殘酷長久一波連一波的人為災難。

馬列主義之於中國，猶刀馬之於國家社會。你可以跨馬提刀獲取政權，卻不可以以刀馬魚肉百姓。劉邦既能馬上得天下，又能審時度勢禮儀興邦黃老治國。毛澤東雖能激揚文字，卻不知文以載道；會用文字蠱惑民眾，卻不懂用義理來福澤華夏。悲夫，毛公！蔣介石國民黨有項羽之謬，而毛澤東共產黨卻無劉邦之智，實乃中國之殤。

玩弄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獲得民意，利用多數人暴政操縱社會，的確曾出現了短暫的民族爆發力，造就了表象上的輝煌。問題是，這是權術，不是真理，權術隻能在適當的環境下對社會的優化有短暫的正麵作用，而高於權術的信仰，人性，普世價值等卻是人類永恒的規則。以權術否定真理，就象用手足的習慣來否定大腦對新環境的思考一樣荒謬，結果必然是短暫的成功導致無窮的後患。中共建政後繼續深化階級鬥爭，排斥精英，譏笑先祖傳統文化，恰似鼓拳擊目，持刀劈頭，手足相殘一般荒悖。大躍進之狂，文革之亂，其災難報應僅在一兩年之內，何其迅速。然而，政黨造孽，人民遭殃，是為世間不平。中國當年的數次災難，其核心的問題在於信仰層次的荒謬，盲目自大，統治階層錯誤地相信了人對一切的操控能力。社會，政治，宗教，哲學，信仰，所有這一切扭結在一起的作用遠遠超出人的理解能力，更遑論控製能力。而這種錯誤，到如今為止依然在中國政府中廣泛地存在著。

中國的階級鬥爭是一個極其複雜的問題，單純歸罪於馬列主義並不公允。由於中國上世紀初正處於清朝末期，而世界卻處於資本主義帝國的全球擴張期，再加上馬列主義所導致的意識形態鬥爭，就構成了中國階級鬥爭的大背景。如果我們認真追溯曆史，我們會發現蔣介石國民黨右派在階級鬥爭的形成中起著極其重要的作用，而當時以政治派別來實施迫害和殺戮完全是赤裸裸的。

蔣介石從一九二七年開始盡全力消滅共產黨，出於何種考慮？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到底是為什麽？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鑒於東北中日外交問題日趨嚴重，由南昌致電張學良：“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於不顧。”8月22日，蔣介石又在南昌宣稱：“中國亡於帝國主義，我們仍能當亡國奴，尚可苟延殘喘，若亡於共產黨則縱肯為奴隸亦不可得。”（原文待考證）這裏的＂我們＂，到底是指中國人民還是指在座的國民黨政要，是頗值得甄別的事情。蔣公出此誓言，是因為四年前濫殺無辜後導致自己騎虎難下，所以幹脆一錯到底，還是具備了超級聖哲的眼光，看到了中共的問題所在？前者的成分應該不小，然而又有蔣公一九二九年的思考如下：＂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以恨為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為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汙，而且要損人利己的，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的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不願受別人的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汙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汙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和卑汙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讚許。而且以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共產革命，既然采取殘酷的卑汙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所反對。革命的行動，既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同情，就絕對不能采用，這是蘇俄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一點。＂這成了一件十分吊詭的事情：蔣公抗戰勝利後連自己政府內部的貪腐將導致國家崩潰的兩年內的危險都看不出來，卻從宗教哲學人性角度預見到共產主義在數十年後的巨大危害。而最可悲的是，蔣介石以暴抑暴的手段致使階級鬥爭變本加厲地禍害中華。本來，有了這樣對底層人性的思考，必然的策略是攻城為下攻心為上，其目的應該是將共產主義逐出中國，而不是從肉體上消滅共產黨人。蔣介石的具體運作卻完全相反，這從客觀上導致了共產主義運動博得中國上層精英的同情。在西安事變的調停過程中，蔣介石曾經向老同事周恩來表達過肺腑之言：我剿共的目的，就是要把象你和林彪這樣的人打到我這邊來。這樣的初衷倒是切合了攻心為上的宗旨，但實際的操作卻完全走樣了。這又應了張學良對他的＂有大略無雄才＂的論斷。所以，公允的看，蔣介石是一個悲劇人物，其悲劇不在於生不逢時，而在於自身能力的不平衡。

由於毛澤東領導之下的中共曾經給國人帶來巨大災難，對於中共萌芽時期國民黨蔣介石對中共的迫害，尤其是對毛澤東朱德和其他中共人士的家庭的摧殘，很多人都持漠視甚至慶幸的態度。這是很不正常的。當年蔣介石不去諸滅共產主義之心，而是摧殘中共的肉體，甚至於摧殘中共親屬的肉體，這不但傷天害理，也與其理想目標南轅北轍。楊開慧不過弱女子而已，家裏有三個兒子需要哺育，苟延殘喘而已，有何能力從事紅色革命運動？楊開慧在革命運動中做過什麽事情，可能是共產黨和國民黨都有意渲染的事情。國民黨一方有充足的借口屠殺迫害政敵，共產黨更方便地樹立一個光輝的烈士形象。那個時代，直到日本全麵侵華之前，政治分歧和社會階層貧富兩極之間的矛盾相互扭結在一起，互相殘殺，腥風血雨。哀兮，華中大地，悲兮，江淮兒女。品悟這段曆史，再反觀中共在建國後旋即進行的鎮反運動，可以明白中共的戾氣並非單純來自於馬列主義階級鬥爭。本身中共的理論就是某種程度上的中國道德和共產主義的結合，如果不是蔣介石的率先發難而確認了階級鬥爭的必要性，階級鬥爭能否變成中國政治的主導思想從而在中國造成那樣大的災難，頗值得懷疑。悲哉！陳公獨秀。政治分歧已經成為暴殄同胞的屠刀，而這一屠刀並非從毛共開始，而是發軔於蔣介石與國民黨，隻是共產黨在階級鬥爭理論的指導下做得更加徹底與邪惡。

至於以政治迫害人倫的罪惡也是從剿共時開始。楊開慧被逼迫退黨可以是政治上的考慮，為何強製她和毛澤東脫離關係？這是政治強暴人倫的不赦免之罪。所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國民黨將領何以混賬至此？愛情婚姻是人類的基石，因政治上的蠅頭之利而淩辱人倫大體，實乃禽獸之行。這文革時期肆意拆散婚姻家庭的極端狂悖行徑的鼻祖，剿共之時已經萌生。退一步說，即使楊開慧可以用莫須有的罪名予以屠殺，那三個孩子又罪在何處？難道是基因上就帶了紅色？何以八歲的孩子也要關押在牢裏？這出身論階級論禍害華夏實在不是始於中共。

其實，有一點老蔣十分糊塗，就是，無論你有多大的功勳，隻要得了賣國的名聲，一切都將付諸流水。蔣介石讓頂了賣國軍名聲的東北軍去剿共，則明顯暴露了他隻知玩弄經濟手腕不識軍心民心的缺陷。東北軍到達陝西以後，從張學良開始全軍上下都在琢磨著兩件事：如何洗清賣國名聲，和如何光複故鄉山河。而毛澤東對軍民的迫切愛國心了如指掌。當代中國很多人都認為九一八事變前後蔣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是為了積蓄力量，以空間換時間。如果大家看到西安事變發生前蔣介石先生是如何積蓄全國力量的，就明白了。積蓄力量不過是要剿共而已。其實，中國人民的抗日決心，早已胡越一體了。北到東北軍，自己的家鄉父老被蹂躪，其切膚之痛錐心之辱，不雪不足以為人，其抗日決心極大。南到桂係李宗仁和白崇禧，亦與日寇不共戴天。蔣介石完全沒有必要等到軍民抗日決心徹底無法抑製的時刻－－西安事變時才醒悟過來。

應該說，蔣公有行善的理想，卻沒有行善的毅力，抉擇中私欲往往獲勝。八年領導抗戰勝利是其人生的輝煌。毛公富具行善的魄力，也不缺乏作惡的決心，其所欠缺的就是對天地的敬畏和對神靈的信仰。很顯然，毛公和其領導班子在信仰方麵的缺陷是導致共和國三十年災難的主要根源，同時也是改革開放後三十年的精神頹廢的主因。整個二十世紀，是民族主義在全球化的物質文明壓迫之下，對傳統文化的背棄和對物質文明的推崇。這種背景之下，辯證唯物主義和馬列主義的入侵更加牢固地確立了民族在物質文明上的追求。這一過程中，傳統的儒道佛因為民族對物質的追求而被否定了，基督教也因為民族主義情緒被排斥了。信仰缺失是中華血淚的最深層原因。

嗚呼中華，上有炎黃堯舜，繼以周公孔子，輝煌於諸明君賢哲，禮儀之邦，人倫為本，忠恕孝悌為大，子孫何以荒謬至此？董卓安史禍亂九州之時，可有如此狂亂哉？

階級矛盾的確存在，但階級並非社會的核心理念。財富與身份本是身外之物，無法通過遺傳附著在人身上，而用財富和身份作判據的階級就跟人的本質更扯不上關係了。階級不是人的固有屬性，無法在強大的人性麵前蒙蔽人的良知。將階級誤作人的首要屬性，是人類史上最荒悖最惡劣的錯誤。共產主義理論最邪的東西就在階級論上，它將金錢這種身外之物所導致的生活方式的差異硬生生的劃做人的最本質屬性了，將人看成了物的奴隸。

階級鬥爭的極端化造成了中國社會巨大的損失，而階級鬥爭本身是文化與精神中的邪惡成分，對社會體係禍害無窮。毛澤東利用階級鬥爭手段徹底解決了中國的貧富分化問題，奠定了一個富具活力的新社會的開始。但是，在平均地權的過程中，人際間的信譽和仁義不可避免地遭到傷害。一個有水平的政治家必須做的是在這些人倫根本遭受傷害之後予以補救恢複。可悲的是，毛澤東等人非但不考慮如何補救，反而在傷天害理的道路上變本加厲，肆無忌憚。共產主義運動徹底毀滅了人類經濟活動中的信義原則。當然，這樣就團結了大多數，問題是破壞了公德，社會平穩運作的核心被摧毀了。人家拿辛辛苦苦積攢了幾十年的血汗錢換了點土地，作為自己後代賴以生存的資本，你要了去總應該有個說法吧。一手奪人家東西，一手要人家性命，十足的強盜。一般而言，政府有一定程度劫富濟貧的責任，當這種行為傷害到社會正義和人際間信譽的時候，就必須要糾正。當年的做法已經不是社會正義的層次了，而完全到了滅絕人性的地步。在中國農村，當年的地主如何勤儉持家，家業興隆，在其鄰裏間是有目共睹的。同時，土地改革和鎮反運動中政府的罪惡行徑也是婦孺皆知的。所謂公道自在人心，任何惡行都無法逃脫人民的審視，人民雖然不能立即反對，但結論已經有了。這不單適用於中共，也適用於國民黨當年的罪惡。中共的政治手腕和多數人暴力，短期上解決了社會財富過於集中的矛盾，從而喚起了民眾的生產熱情，但是長期來說，卻摧毀了人的良知，踐踏了社會道德，毀滅了社會秩序。物質層麵上平均地權，精神上卻是體係性毀滅，此結果得不償失。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蔣介石和毛澤東雖然有這樣那樣的錯誤，貽誤了那麽多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契機，也傷害了無數同胞，但其曆史地位卻不容忽視，其成就不容抹殺。蔣介石統一中國，避免了國家分裂，並領導抗戰。他所選擇的政治道路是合適的，卻沒有能力整肅黨內軍內，從而無法解決原有的社會失衡，也不可能使中華大地煥發新生。毛澤東和中共代表中國人民明確地表達了拒絕貪腐的堅定態度，呼籲了民族獨立的決心，向世界彰顯了華夏民族的凝聚力和爆發力。而在達成這些成就的時候，中國人民也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也許是曆史進程的某一階段隻能集中解決某一矛盾而犧牲另一些方麵，也許是曆史人物的個人局限。撫今追昔，切實的意義在於，血淚凝聚出的教訓，時刻在告誡著後人不要重蹈覆轍。重蹈覆轍，不單是一種損失，更是一種民族的恥辱。

千古一罪在教育

錢學森先生在生命的最後歲月曾問：為什麽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也許是先生不願明點要害，原因十分簡單，中共根本就不懂教育，也不搞教育，隻會玩政治。中共曆來的教育政策中，隻有毛澤東的德智體全麵發展還算入門，卻沒有被很切實地執行下去，其他人根本就是瞎搗亂。此其一。其二，用其利必害於其弊。當年玩階級矛盾竊取了民心，許多僅對具體時間和特殊情境合理的理念被奉為永恒真理，而這些完全違悖理性的理念在執政黨內部無法清除，這導致中共六十年教育宗旨的錯誤。

教育的目的必須是提高人的理性與道德水平，這是相對籠統而近乎信仰層次的理念，而絕對不能是階段性的有形的物質成果。中共曆來的培養社會主義接班人的理念就是一個反麵典型。其中有兩個邏輯錯誤。其一，如果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最終破滅了，那麽你培養的所謂接班人不就是廢物了？畢竟世界上沒有哪個預言家是肯定正確的。用九州大地做社會主義實驗田，拿中華民族做馬列主義的實驗品，這可是史上最大的賣國行徑。所以物質層麵的東西作為教育目的是錯誤的。這種教育對民族對人類是一個巨大的冒險，而從普世價值的角度來看，這種教育是將不成熟的意識形態淩駕於民族之上，實在是對民族的坑害。其二，如果被教育者對你們政府的理想不感冒，而是認同君主政體或者資本主義，你是否應該剝奪他受教育的權利？也就是說政治正確是否是教育權利的前提？更進一步，教育到底是政府實現自己目標的手段，還是一種從人類曆史長河中繼承下來的政府義務？教育更靠近於信仰，而不是更靠近於實現人的物質需求。教育所能達成的目標，必須是國民素質的提高，包括信仰，理性，智慧，謀生能力，等等。提供教育服務和保障教育服務是政府的職責。解析信仰和理性對人類的價值是超出任何政府的能力的，人類數千年的文化精華，政府可以不理解，可以不知道這些東西有什麽用途，但傳承這些文化卻是政府義不容辭的責任。所以，從這個角度看，教育更切近於信仰，政府在教育上隻有義務。政府絕不能將教育當成培養勞動力的工具，更不能蹂躪作統治手段。隻有這樣，這個政府在投入了幾十年後才能得到應有的人才來進一步完善這個政府並延續這個政府的道統。一心宣稱自己順天應人的政府，將教育事業變成自己的統治工具，這是對國家和民族的十惡不赦之罪。

教育的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質，至於人的素質提高以後會站到哪一政治派別去，絕對不是教育要關心的事情，政治傾向絕對不是教育的前提。人的素質的提高和充分理性的增加（不是片麵理性），必然導致道德的提升和社會環境的進步。如果某個政治派別將人類正義獨攬在自己的政治派別宗教派別之下，必然會推論出其政治宗教觀點之外的理性的增加是邪惡的，知識越多越反動。得出這樣的結論並不能證明其他派別的邪惡，反而從側麵反映了這一政治宗教派別本身偏離了人類價值正軌。歐洲中世紀教會對異端的數百年迫害，中國文革時期對誌士仁人的短暫卻殘酷的折磨，都是典型的案例。政黨必然有派別，但理性道德與民生永遠沒有派別。以瞬間的政黨利益淩駕永恒的人類價值，焉能成為國策？理性和道德是一致的，充分發展的理性必然導致最完善的道德。當某個政治派別在教育上排斥理性恐懼理性的時候，你完全可以斷定這個政治派別是不道德的。

問題核心還在信仰上，自從中國被辯證唯物主義占領後，在信仰層次為辯證唯物主義所不能領悟的精神文化都被扣上封建迷信和反華勢力的帽子。信仰層次的井蛙之見導致政府在文化與精神方麵的導向大幅轉向形而下，信仰成為物質建設的輔助，而信仰之下的教育事業更不可能逃脫物質化的噩運。曆史教育成了政治權術的手段，教育成了愚弄民眾對後代洗腦的方式。喪失信仰，隻求物質利益；拋棄原則，唯有派係立場。這造成社會結構和社會價值的紊亂，可謂禍患無窮。

中國教育方針的荒謬也集中體現在教育和就業方麵對殘疾人的歧視上，其根源在於國家主義。國家主義辦教育和設置各種崗位的目的在於強國，身體殘疾和病症顯然會降低人對國家的貢獻，這與國家主義的目標不吻合。堅持國家集體優先的策略似乎支持這種對殘疾人的歧視，其實這種邏輯極其粗陋淺薄。國家的強盛來源於社會中每個人的力量。單就教育而言，殘疾人與弱體質的人通過教育所達成的個人生產創造能力的提升，並不比相對更健康的人通過教育所得到的能力提高小，很可能會更大。從更根本的角度說，國家教育的目標不能是國家強盛那樣的急功近利，而必須是提高民眾素質，優化民眾人性，進而改善每個人每個家庭的生活質量，再調和以些許國家運作的元素，最後的結果就是國家整體的強盛。更長遠的影響是，如此的歧視政策敗壞了社會風氣，毀滅了古來的人性道德。人的自然屬性注定了人類社會隻有在仁愛和關懷的基礎上才能健康發展。每個人都有付出仁愛的能力，每個人也都有獲得愛護的需求。當社會歧視並傷害殘障人的時候，這些人必然要從另外的途徑獲取補償。這造成了兩個惡果。首先，因為社會對殘障人的傷害和教育歧視，整個一個家庭都需要努力予以彌補，而且這種彌補往往難以達到社會關愛所能達成的效果。這就象在寒風中一個人想用自己的一件衣服裹住兩個人一樣的困難。所以這不單是對殘障人的傷害，更是對整個家庭的傷害。反過來又會嚴重影響這個家庭的生產能力和對社會的貢獻。二來，可能是更長遠的，這種歧視性政策與人性嚴重對立，人在麵對自己家庭成員中的殘障人所自然發生的愛，與國家政府所體現出來的冷漠和邪惡形成巨大的對比反差。這樣的政府在人民心中無法形成正麵形象。

人民為國家之本，固本是國家強盛的首要策略。這種策略在中國最強盛的幾個朝代周朝漢朝和唐朝都被奉為最根本國策，當代最強大的國家美國也同樣如此。魏征曾經簡明地論述了這個道理：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人君……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儉，德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者也。以此觀之，曆來的國家主義無不是伐根以求木茂的荒謬之徒。

教育是培養人才，絕對不是挑選人才。急功近利者有在基礎教育中榨取人才的做法。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目標導致中國的各級教育部門盡力榨取人才。老師更看重學習好的孩子，因為好學生獲得最佳考試成績中的最後一分，將成為判定人才大小的依據，而差學生學習成績裏的前六十分無足輕重。學校成了競技場，而不是教書育人的地方。這完全錯了。教育的目的隻能是提高全民的素質，而不是獲得某種獎杯。中國人的諾貝爾情節是錯誤教育理念的最典型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