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愛和私欲之下的君主與民主

玄野

人在自然屬性上是社會性的還是孤立性的？人與人心靈間的互異確立了人孤立的一麵。這種孤立並不單屬於人，而是生命的本性。人的社會本性是自然演化經曆了哺乳動物與靈長動物後逐漸固化到人體內的。社會性與孤立性在人性中的同一存在，導致了人對靈魂孤獨宿命的無法排遣的恐懼。人類為擺脫這一恐懼，生發出人類社會最偉大最根本的價值－－仁愛。

仁愛源於生命的自然賦予

由於人往往為諸多外在價值所迷惑，而出於人的社會本性的行為也會因為各種利益關係的存在被理解成個人欲望的滿足與個人利益的考量。例如，對子女的愛被廣泛地解讀為養兒防老。因為沒有價值的困擾，動物的行為往往更能純粹地表現出生命的這一本質。心理學家曾經用白鼠實驗來比較性與母愛。白鼠的性衝動會隨著障礙物對它的傷害而漸漸弱化，而母鼠對幼仔的母愛衝動卻一直保持與性衝動峰值相同的力量，而不因傷害的累積而衰弱。於是心理學家結論說母愛是最偉大的。母愛偉大的結論當然正確，但是支持人類發展或者說維持生命發展的力量並不止於此。性衝動有太多的欲望成分，與母愛做對比實驗顯然是不合適的。在自然界中，雄性為維護族群和後代的安全所表現出的勇氣更令人敬畏。在麵臨威脅時，公象和雄獅的勇猛自不待言。角馬野牛等動物同樣如此。鳥類中為人類最熟悉的動物也許是雞了。公雞在其領地上的攻擊性會遠遠超出其能力所及，進犯者無論是貓或狗，甚至是人，它都會毫無懼色地衝上來。魚類在這方麵的表現是為普通人最陌生的。黑魚是兩條魚同時守護魚卵和幼魚，鱸魚則是雄魚完全承擔這一義務。迪斯尼的影片海底總動員（Finding Nemo）中表達的信息可資借鑒理解。如何解釋這些動物的行為？是對其領地的占有欲嗎？不，從更嚴謹的意義上說，這是生命的公義，與人類的公義和愛同源。

在人類中，男性的類似本能發展得十分廣博宏大。當然，曆史上某些民族某些人的殘忍是令人恐怖的。但是，仁愛是自成的，殘暴是自毀的。因為人的精神孤立本性，殘暴的民族即使不為被壓迫者征服，也會在自相殘殺中滅亡。人類的發展不是偶然的，而是在仁愛的支撐下才達到現有的秩序。

仁愛與恩典的異同

仁愛的社會本性是確鑿的，但是絕非諸古典宗教所述的那樣明明可知無可推諉。孤立的人外顯的是欲望和惡，但是社會的整體要求的是仁愛和善。仁愛是掩蓋在欲望喧囂之下的洪流，緩慢得無聲無息。罪惡狂亂揮舞著枝條，遮蔽著達到仁愛的視線，但是惡吸取能量的根卻深深地紮於仁愛中，惡的力量難以到達更遠的區域。

對於現世，中國的仁愛和基督教的恩典具有一致的意義。但是，在曆史研究和文化交流中，二者有著難以避開的差異。基督教認為人的本性是罪，得救恩典是由耶穌帶來的。基督徒如此推崇自己的教主本無不可，但是固執於此推導出凡不信耶穌的都得不到恩典，實質上就是否定了仁愛這一跨越種族文化甚至超越物種的生命本質，其弊端是否定了人與生俱來的善，和人類社會自趨於秩序的內在力量。

耶穌的到來是帶來了恩典，還是要喚醒本在人性中的恩典？如果在耶穌之前真的沒有恩典，人類能夠走到當時的社會狀況是頗難解釋的現象。不用說中國曾經有過的太平盛世，就是希伯來人記載的神的垂恩也無法解釋了。這對基督教神學是一大難題。神愛世人是確鑿的，但是這種愛不是在人類發展的某個時刻上帝突然賦予的，而是在人類進化的每一秒慢慢地注入到人的靈魂中。所以，我們說神的恩典一直在那裏放著，區別隻在人的用與不用。另一方麵，西方政治與宗教哲學對性惡的片麵強調，對人類性惡的認識和預防，雖然阻礙了善的本性的發揮，卻也防止了人際間人為災難的肆虐。

宗教的意義在於喚醒人的社會本性，使得孤獨無助的靈魂不至於為欲望誘惑而沉淪。民主憲政自由人權等理念的價值在於封堵人類沉淪的通道，形成人類社會基本的支撐，避免人類的自相殘殺和個別族群與社群的腐敗墮落。歐美社會中基督教與民主憲政的二元結構看似完美的社會形態，但發展到現在，已經暴露出嚴重的問題。對科技力量的陶醉，對政體既往成就的自賞，眾多的宗教人士將宗教與科學政體在文化精神頂層上的一致，生硬地解釋成基層概念的廣泛相關。其信仰中沒有對真理和上帝的赤誠，反而是自欺欺人。宗教迅速地庸俗化。現今各發達國家的政體依然局限在人際關係的正義上，而其與宗教的媾和，卻為人們描繪出精神崇高的假象。人們因此而喪失了自省能力，沾沾自喜於人與人之間的平等，和局限於國家內部的融洽，而漠視人對自然的罪惡。直接導致了人類整體的沉淪，以往的平等更象是人各自腐敗墮落的權利的平等。人安享外來的恩典，窒息了人性中對善和秩序的追求，拋棄了對自然與上帝的愛。神愛世人，世人當如何愛神？

仁愛私欲的人性與君主民主的政體

君主製是冒險的聖人政治，民主製是謹慎的小人政治。任何片麵地吹噓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觀點都是錯誤的。民主製中必須重建對善的信任，君主製中必須引入對惡的防範。

基於仁愛私欲這兩種人類本性，在曆史上的各種政治製度中有兩個特色鮮明的元素，即：君主製和民主製。君主製的哲學底層在於人的社會性，自趨結構性和善性。社會結構化是人類本性的需要。這種體製首先是對君主的信任，相信他會傾心發揮自己對國家民族的仁愛本性，從而賦予其廣泛的決策權。君主製絕對不是將國家當作私產的家天下思想。歐洲英法德俄的成功，在於君主作為民族利益的代表而存在。另外一些曾經輝煌的帝國最終沒落，淪為二三流國家，則在於家天下思想淩駕於民族利益之上。哈布斯堡帝國是典型的一例。古來聖賢對君主有內聖外王的期待，這要求帝王有很高的修養和智慧。近代以來君主製被逐漸否定的原因在於，君主任免體製的停滯不前。中國的堯舜禹禪讓，羅馬帝國到馬克奧勒留為止的幾個帝王的傳承形式，都是不錯的探索。其他大部分時間和地區卻是長子繼承製占了主導。顯然，古人在君主之私和國家之公之間有太多的混淆。雖然中國的政治哲學有大量的相關論述，但實際執行中卻是感情決定理性。君主製元素在未來政治中的存在需要這樣一個必要條件：親屬尤其子女必須規避。另一個必要條件也許是公權與私利的明確界定。

如今廣泛流傳的性惡論是人孤立本性的表象。由此出發，西方的政治學建立了民主憲政以保障社會免於沉淪。民主的底層前提在於人與家庭各自為自己的私利而奮鬥。霍布斯所論的原始野蠻狀態，是從人的欲望出發的推演想象，這種現象並沒有在曆史上長期而大範圍地存在過。但是，鑒於秩序的建立遠比秩序的破壞來得艱難，一個小範圍的人群在短時間內沉淪於欲望的情況很容易出現，而這樣的人群僭取權力後對秩序的破壞又十分巨大，為防止人類的自我蹂躪甚至毀滅，民主憲政是必要的。

因為要避免互相間因為純粹私欲給社會整體帶來的損失，所以以契約的形式建立一個社會。這種理念認為社會的結構化不是人本性的需要和必然趨勢，而是人為了避免互相間的種內競爭所造成的巨大消耗采取的一種權宜之策。契約雙方各自為自己的利益而奮爭，最後雙方妥協，達成一致，然後根據這種一致契約行事。當代學術界流行對西方契約製的崇尚。其實西方宗主與大臣之間的契約有濃厚的文化背景，因為西方從底層百姓就開始簽約。中國不同，你們統治階級互相間通過契約實現了利益平衡，百姓跟誰去簽約？發達國家的問題可能更深入，契約從人類角度看是公義的，但是從自然界看卻自私透頂。你們人在這簽約，那猴子跟誰簽約？這就是當代的物種滅絕，氣候變遷的根源所在。自然界不是人擁有的，是生靈共同棲居之地，人不可以隨意濫用。如李白所說：天地者萬物之逆旅，光陰者百代之過客。匆匆而過的靈魂，何談擁有？這種擁有隻是界定生靈關係的方便用語而已。

民主是人際關係上的公義，卻是天人關係上的魔鬼。民主是每個人都從個人利益出發，來決策關係公共利益的事務，是從人的私欲本性達成人際公義的方法。這時，人所思考的是個人利益，而不是公義。民主主要適用於大眾物質利益方麵，其使用範圍必須做嚴格的界定。如前文所論，不但要在天人關係上限製民主的使用，在精神層麵人神關係上也不能使用民主。蘇格拉底死於民主判決。耶穌的死刑，同樣來自民意，而且在彼拉多給猶太人釋放耶穌的選擇時，猶太人們大聲要求將義人釘死。這兩個案例的問題都是民主用在不該用的地方。宗教信仰理性科學等領域不是民主的範疇，民主決策的不是真理，而是公共事務中哪種選擇對自己的吃喝拉撒睡最有好處。

民主君主都是達成人類價值的工具，自由人權也是通向某種目標的道路，都不具備自我意義上的合理性。世界上自然而然的隻有天道，自有永有的隻有上帝。將民主人權等概念過度拔高是被百年來的曆史小成局限了視野的錯誤。

民主不是人民福祉本身。當然投票選自己的總統的確表現了自己的主權，但是如果投票對自己的生活毫無影響，又有多少人覺得有價值行使這樣的主權呢？民主不是精神信仰的概念，完全是關乎每個人經濟利益的行政方式。民主程序中所涉及的內容主要是什麽呢？在政客競選的時候，他們操控的最有力的話題是什麽呢？不是上帝和靈魂，不是宗教信條，而是稅收計劃，行政開支預算，教育投資，老年福利，醫療改革等等。這裏不是說這些民生的概念不重要，而是不能將本來是民生工具的東西拔高到神聖的層麵。

既然如此，有什麽充足理由讓一個國家的百姓簡單地為了這個一秒鍾的發言權，拋棄能夠實現其幸福生活的君主製，而選擇往往帶來混亂的民主製呢？我不是厚此薄彼，民主有民主的優勢，君主有君主的弊端，但是二者沒有哪一個是國家的根本目的，都是政體工具而已。不能實現人民的福祉，民主沒有絲毫的崇高可言。無論君主政體，民主政體，或寡頭政體，一黨或多黨，成功與否都在於能否實現平等自由民本民族文化等核心價值，政體的形式是第二位的。

民主的最佳效用與互補手段

民主在最高領導者的確定上是必要的，一是決定最高領導人的選舉在頻次上可以接受，二是這種選舉隻涉及最高職位的確定，不涉及任何政策，不需要過多的信息判斷。任期不能太長，以防止其構築私人的裙帶關係；任期不能太短，以留下足夠的空間發揮其報國之心平天下之誌，並保證國家政策的連續性。用任期這一個規則來完成這樣兩個互相矛盾的功能，顯然是民主憲政體製的致命傷。當代社會中幾乎所有任期過長的國家元首在後期都為其國家帶來大小不一的人禍，這支持任期的限製法則。另一麵上，當代歐洲的幾大強國，其強大的原因是多方麵的，諸如，政治學理論的成熟，宗教的相對穩定，科學技術的發展，國際貿易和工業上的成功，等等，不單單是因為民主。其中，英法德俄有另外一個共同點，就是都有兩位以上的強悍有為，順應時勢，有強烈民族情懷並且長期執政的君主。這些君主有專製與獨裁的手段或者傾向，而且其目光絕不是局限在自己的享受與家族的興旺上，更多的是民族主義。英國有狡猾的亨利八世和伊麗莎白一世，法國有霸道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侖，德國則有腓特烈大帝和鐵腕宰相俾斯麥。俄羅斯則有彼得大帝和普魯士人葉卡捷琳娜女皇。因為這樣的基礎，這四個國家成為過去三百年和未來的世界大國。這並非英雄史觀，與其說他們改變了曆史，更大的程度上是曆史造就了他們，他們的成功在於審時度勢，順應曆史大潮。

美國是例外，可能在於黨派政治，黨派的政策連續性彌補了個人意誌四年一次的間斷性。這一點上，中美蘇三國在二十世紀的發展曆程很值得探討。毛澤東在執政後期有瘋狂的嫌疑，但其不置私產的做法和對國家民族統一意誌的貢獻也許有更深遠的影響。鄧小平的務實作風對中國的發展明顯利大於弊，因為對西方開明政治在中國前途的不確定性，予以果斷拒絕而固執於經濟建設。未來的中國雖然有淆亂的可能，但是作為世界大國的地位已經無可動搖了。長期以來，中國朝野一直在多黨一黨問題上吵個不停，卻不知道深入分析一下更深層的人性基礎。民主一詞搞得國內風聲鶴立，在國際場合提倡民本的政治主張時也瞻前顧後，實在是冤大頭。

黨派政治也存在公私不分的傾向，隻是比以往的獨裁政體，其利益集團擴大了許多。其危害程度以其公民的經濟政治身份的固化程度和貧富差距為主要標尺。中共在未來的選賢任能製度運作中能否達到自隋文帝以來科舉製度的效果，可能是決定中國前途的首要因素。從底層通過奮鬥上來的人才遠比貴族出身的人才更有活力經驗韌性與智慧。

民主在中間層次往往不好用。因為官員自己的利益不是建立在他所服務區域的整體繁榮上，而是在自己所能搜刮到的利益上。中層官員由當地選舉還是上級委派都有缺陷。這個問題，不能不用中國的德政予以補充。官員的道德素質，感情維係和人文修養，對於其踐行執政為民的宗旨，遠遠比製度更加有效。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個道德水平差的官員，你是上級任命製，他就媚上欺下；你是民主的選舉任命製，他就政治手腕，鑽法律空子，官商勾結，官媒勾結，天天填表格寫報告把所有的民眾玩暈。美國日本政客的可恨程度並不見得比中國的官僚更輕。君主與社會基層人民的利益一致，中間權貴階層往往是對立麵。中國的朝代更替是如此，當下的中國更是如此，美國也一樣。以美國為例，總統的決策往往建立在所有選民利益上，但是中間權貴階層的利益卻與此衝突。總統，權貴，百姓構成一個互相牽製的架構，整體上會一損俱損，細節上卻有互相欺騙與坑害的空間。總統總是要聯合一方，騙另一方，當然聯合權貴的機會很多，這是陰謀詭詐的一麵；聯合民眾是正義的一麵，是獲得道德支持的本錢。這種欺騙與平衡做好了就是裏根和克林頓；玩不好就成了肯尼迪。林肯與肯尼迪不同，畢竟在道義上成功了。當然西方最偉大的騙術專家當數羅馬皇帝奧古斯都屋大維。這種騙，絕對不是為了家族私利，也不是個人成就感。聖人在精神上的貢獻為人類脫離苦海鑄造了階梯，而各民族偉人的貢獻同樣是社會結構得以優化的必需。所以，當大家去監督一個偉人強人在其國家內的作為的時候，需要察看的是其政策是否從民族甚至人類的前途出發，是否體現了人類的社會本性，是否很好地控製了他自己的欲望，而不是察看其行為是否合乎民主的規程。奧古斯都欺騙元老院，將羅馬變成了獨裁統治，招致後世史學家的非議。當代的許多學者隻知道史書中記載的元老院治下羅馬公民的普遍權利與幸福，不知道帝國境內占人口九成以上的非公民的苦難境遇。這隻能說當代人被民主在一時的繁榮景象迷惑了雙眼，完全不能理解聖人偉人的心胸，而對一切曾經背離憲政的行為都有本能的排斥。

民主在鄉村是可以的，一來其家庭數量有限，二來其所能決策的範圍較小，都是關係全部村民的瑣事，而教育和土地用途等大事完全不是村內機構可以討論的。

政治經濟的民主自由傳統在當前的自然環境下已經無法繼續。這個傳統有一個潛在的大前提，就是自然資源相對於人類活動的無限。在人際關係上，任何時候都有嚴格的邊界。在天人關係上，資本主義萌芽之初，可以假定邊界的無限，但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了邊界。當代的一切環境與生態危機都是人類漠視邊界所造成的。在當前的地球狀況下，人對自然的介入沒有自由可言，而對於關係自然生態安全的決策上，也無法用民主的方式來運作，隻能信任科研機構和政府的決策是從他們對人類的責任和仁愛出發的。近些年的科研成果極其傾向於否定人類對自然的過度開發和過度幹預。因為這樣做的結果很可能是生態係統的崩潰。關於低碳經濟，人類自我約束的構想，是否可以尊重每個人的自私意願呢？這徹底不行。這些東西必須基於科學和理性的思辯，宗教和信仰的悟道。我們必須假定，在這些方麵思考的人是從公義出發，而不是從私利出發。當然，中國在近十年所做的教育產業化，醫療產業化，甚至科研產業化，已經將所有的思考和教育等神聖事業變成了掙錢的工具，或者將精神變成了人類欲望的奴隸。專家學者無法讓人信任成為殘酷的現實。

君主製建立在仁愛上，卻必須抵禦私欲的汙染

當代人對君主製有一個普遍的誤解，認為帝王首先是一個個體的人，首先是他的欲望滿足。這是惡人政治的基礎，人民不能屈服於此。人的欲望是平等的，任何人的欲望都不具備道義上的高貴。曆史中經常出現帝王的不道，而儒家理念正是糾正這些過失的依據。中國帝王承認儒教的正統性，對臣屬的批評，有水平的帝王也隻能改過自新。唐太宗把玩外邦朝貢的一隻珍雀，正值魏征覲見，太宗怕被批，就將鳥藏在衣服裏。魏征假裝不知，故意長談，最後鳥被悶死。這個案例表現了君臣對正統的一致尊從。人的精神屬性和欲望屬性隨著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不同而不同，享有的權益越高，代表的民眾就越廣泛，其本身必須具備的精神性就越重，欲望性越輕。作為帝王，其屬性首先是代表一個國家，是精神性的，所以帝王是最不能任性矯情的。

普通人的精神性也是一樣。為人父母者，在生活中能任著自己的欲望來嗎？完全不能，你必須以家庭和子女為重。發揮人的本性來積極達成和諧與發展是首選，用法律契約消極地限製則是次選。如果事事都要搞什麽契約，家庭中也是先有契約後有父子，這人可能連禽獸都不如了。這就完全顛倒了，契約是順應人的天性定的，人的天性不是由契約定的。當代歐美在維護婦幼權益方麵往往首先懷疑男子對婦女或者父母對子女的侵犯，不信任人對家庭成員的感情。這是用法律來消極地限製人的良善本性，以執法者逐利之惡來曲解家庭的仁愛之善，已經是西方社會不大不小的頑疾。中國以孝治天下，其潛在前提是君父的慈愛，與此同理。人的社會本性起始於家庭，而治國之道當然就要順應這本性了。西方的法製社會成功之處很多，但是急切需要中國的儒家傳統匡正其片麵與偏激之處。複興儒家文化雖然有民族主義的考慮，但更多是世界意義的。這方麵，當代儒者的要務在於將那三綱領八條目的思路分析明白，而不能依然停留在比擬和直覺的層次上。

政治上的民族主義和宗教上的普世價值

家庭內部的仁愛是每個人生存的根本，是人類的自然屬性。將自己對親人的愛推廣到同宗同源的全民族，往往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但是，將這樣的情感拓展到對全人類，包括陌生的野蠻的人，甚至你曾經的仇敵，就很困難了。前者是民族主義，後者是普世價值。民族主義是國家政治的核心，普世價值必然屬於宗教文化。一個國家或者民族，其政治上成功的核心在於民族的凝聚力，而不是曾經被證偽的和即將被證偽的政治領域普世價值。蘇聯的短暫成功和中國的獨立強大，都是民族主義為核，普世價值塗色的實例。這方麵隻有美國加拿大的成功是例外，但是其中也存在不小的民族主義成分。

上世紀，世界上的主要政治力量，都以普世價值的名義來推動其他國家的政治進步。如果不是民族勝利後的自大，則必然是以高雅之名行私欲之實。東方陣營輸出革命是如此，西方國家搞和平演變推行民主更是如此。對於二十年前的東歐，民主的湧入是災難。東歐需要民主，但不需要裝扮成上帝的民主。東歐人民興奮地迎接民主，最終失去了自己發展的方向。東德成功融入西德，斯拉夫國家與羅馬尼亞等國的經濟卻一直萎靡不振。這一現象佐證了民族主義在政治中的核心地位。如果東歐人當年能以民族主義為主導，自主從容地選擇政體的各種要素，其結果將完全不同。當下，北非與中東的阿拉伯國家革命尚未塵埃落定，前途難測。但是，奧巴馬的頭腦不象其前任的那麽簡單，阿拉伯人也目睹了東歐國家的失敗之鑒，祝願他們做一些正確的選擇。

上世紀各種意識形態鬥爭失敗的根本原因，在於那些民族主義的英雄自我膨脹，根本沒有普世情懷與境界，其境界和感情完全還在其民族上，卻要將自己拔高成推廣普世價值的聖人。他是對自己的理念有信心，而不是深切地愛著另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於是，當那裏的社會環境需要對他的理念變通以實現那民族的福祉的時候，他往往堅持他的理念，而不是更改理念而實現人家的利益。一個相對鬆散的民族，不可能由異族的領袖來領導進入強大。拯救一個民族的是其民族普遍素質，而不是一兩個名詞與理論。在宗教徹底複興之前的世界，各國的前途依然在於民族主義。一個巨變中的國家，不應該對各種意識形態的主義與民主憲政等理念抱過多的幻想。關鍵是契合於自己的民族文化基礎，自主取舍世界上不同文化不同宗教與不同哲學所推薦的政體。

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中，這一問題表現得十分充分，當年的那些馬列學究從蘇聯回到中國指導革命，卻屢次使得中國革命瀕臨毀滅，卻是土生土長的毛澤東多次力挽狂瀾，以中國人的利益為目標，以實際情況為依據，將中國革命引向勝利。這時所堅持的是，國家獨立不是各種主義的實驗田。至於建國後的悲劇，也是相似的錯誤，在經濟與政治上落入對主義的迷信，在實際操作上變成權術與手腕，浮誇與欺騙的作風幾乎將中國拖垮。鄧小平先生很實在，看不明白，就摸著石頭過河，不被主義栓死。有一點很明確：人民的福祉為根本，民生不是主義的實驗田。

當今的國際事務中應該對民族主義和普世價值有準確的認識。普世的，屬於聖人立教的東西必然是宗教性的，學術性的，而非國家政治性的，非民族性的。政體的民主君主選擇隻能是民族內部決策。但是那些涉及民族與文化存亡和生態安全的政治經濟事務同樣屬於普世範疇，例如禁止對弱勢種族的歧視滅絕政策，全球變暖和環境保護的義務等等。

人類的福祉在於信仰而非物質利益

在道德倫理的推演中，有一道不易跨越的鴻溝。就是關照人類最長遠最廣泛利益的善，與精神信仰之間的差別。止於達成最廣泛利益的善是不足的，因為這依然是從利益出發。為追求物質利益最大化和滿足人類欲望需求的大公無私是不存在的。欲望和自私是同一的概念，為了欲望而無私，與為了自私而無私一樣自相矛盾。

人站在利益的平台上展望未來，無法看得很遠，十年也許可以，但是百年就超出其能力了。十九二十世紀的違反傳統價值體係的激進政治科技思潮，本來是要為全人類謀福利，卻在百年後甚至數十年後為人類帶來劫難。而真正能夠達成人類幸福的，依然是軸心時代的聖人所奠定的宗教哲學基礎。兩千多年的曆久彌新，與短短百年的脆敗，如此的對比已經足夠發人深省了。因為世界上最關乎人類命運的力量遠遠超出人類的理解能力和控製能力，行動的這種根本依據往往是直覺超驗的，靈感的和神靈啟示的。這就是信仰。展望人類的公義與長遠利益的時候，隻有站在精神與信仰的平台上才可能。

當代社會需要向信仰與宗教複歸，但絕不能簡單地複古。首先，宗教對立不應存在。其次，神秘主義對理性的否定不能容忍，信仰的超越理性和舊有宗教某些成分的悖逆理性完全不同。再有，宗教信仰是超越民族的，是普世價值。這在諸大宗教的曆史上已表現得比較充分了。神對生靈一視同仁，不分種族地域，也不分物種。世界上沒有屬於一個民族並偏袒一個民族的神。還有，就是神學和曆史學的各就其位，絕不能因為單一記載的神話而否定多方位文證物證俱全的曆史研究。最關鍵的一點，仁愛這一人的社會本性需要在宗教信仰領域整合並成為未來政治製度的依據。首先從家庭關係開始，逐步達到社會範圍的廣布。孟子所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次序是合適的。孔子的忠恕之道，佛陀的慈悲，耶穌的愛人如己，是人類必須追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