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家說，翻案不得人心。

可是風水輪流轉，現在最流行翻案。

關於中共早期軍事人員徐光英的案，網上的翻案文章至少就有兩篇。一篇說他是鄧小平在法國勤工儉學時的同窗好友，百色起義時又同舟共濟。現在鄧小平成了曆史名人，和鄧小平有搭疙的人自然就沾光。首先是龔楚龔鶴村，就是反了水又領了人要拿陳毅的腦袋去邀功的主，一輩子錦衣玉食，左右逢源，要名有名，要利有利。老了老了，居然在鄧大人掌權時告老還鄉，耀祖光宗。

第二個就是這徐光英，說起來這個人更牛。北伐戰爭、南昌起義、廣州起義、還有百色起義時都榜上有名。南昌起義失敗後擔任起義軍汕頭市公安局長，廣州起義時擔任起義軍參謀長，也就是和在百色起義時龔楚一樣的角色。就是在參加廣西百色起義之前，徐光英的職務也遠高於龔楚和張雲逸。當徐化名徐開先領銜擔任俞作柏的教導隊隊長的時候，張雲逸才是他的一個副官。

現在有人說他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在看不見的戰線上，肩負特殊任務，暗中支持、掩護中共地下黨組織和越南勞動黨地下組織的革命活動，保護過大批的革命黨人和越南勞動黨地下黨員。為黨和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

真的是鬼才知道。

相關的史料有以下四點：１）徐向前的回憶錄，說他後期曾幫助過共產黨；２）陸定一的回憶錄，說他在廣州起義時表現很糟糕；３）是南昌起義之後的中共中央文件，說他違犯政治紀律，濫殺無辜，對他的處理是留黨察看一年；４）第四是百色起義時紅七軍前委的通報，說徐開先（原文注：即徐冠英）亦在工作緊張時赴越工作，也不大努力，應加警告，並著他回龍工作。

想是在百色起義前，中央代表鄧小平奉命到上海匯報工作前腳剛走，在軍事上負總責的徐開先也馬上就肩負特殊使命，腳底抹油，向越南方向開跋了。

怪不得看起來象是由同一個老師給調教出來的。

想不罵人都難。

附一、潮人革命家徐光英

孫 東

載《潮州日報》 ３月２９日，潮州掌故

（http://www.chaozhoudaily.com/wyhk-nr.asp?sort=41&id=14802）

三月十五日，“潮州掌故”刊登鄭喜勝的文章《黃埔軍校潮籍四將帥》（以下簡稱《黃埔》），這對於發掘曆史資料，弘揚地方文化是一件好事，然而文中部分資料失實，特別是對徐光英前輩的曆史歪曲，損害了英烈的光輝形象。

徐光英先生出生於光緒25年，即1899年4月27日，乳名金藩、族名家錫、字樹屏，潮安縣浮洋鎮徐隴村人。樹屏、光英是他自赴法國勤工儉學至以後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一直使用的名字，其“徐樹屏”中、法文的名字至今還存於法國國家檔案館的“華法教育會學生名冊表”，複印件現存中國國家博物館 (原中國革命博物館)。

據筆者所知，國共合作的“黃埔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創辦於1924年。曆史上並無“廣東黃埔軍速成學校”，《黃埔》文說徐光英讀過該校“第五期”，而且“畢業”於該校，這真是天方夜譚。1924年徐光英尚在法國，1926年初回國後曾加入馮玉祥的西北軍，1926年北伐，在葉挺所在的部隊參戰，1927年參加“八一”南昌起義，後隨軍南下廣東，領導廣州起義。徐光英先生赴法國讀書後，又轉赴西班牙攻讀軍事，並獲“陸軍博士”學位。

1917年，18歲的徐光英結婚才四個月，為了抒展抱負、開拓事業，惜別新婚夫人彭碧妗(浮洋鎮彭厝人)，赴法國勤工儉學。在法學習期間，認識了周恩來、鄧小平、聶榮臻等人，1921年加入由周恩來等創立的旅法共產主義小組，後又加入旅歐共青團。1924年7月13至15日，旅歐共青團第五次代表大會在巴黎召開，徐樹屏(光英)當選為五位執委之一。毛毛(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中標明徐樹屏(光英)是“宣傳部主任”，是鄧小平的戰友。當時，鄧希賢(小平)也是五位執委之一，可見徐光英和鄧小平的親密關係。大會進行時，剛好周恩來同誌奉命將回國創辦共產黨協助的黃埔軍校，因此與會代表合影留念，大家依依不舍地送別自己的革命領導、戰友周恩來。這珍貴的曆史巨照是鄧小平同誌保存下來的，1993年毛毛著的《我的父親鄧小平》一書出版時，將此珍照刊於卷首(見附圖照片)。

徐光英自1917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以後，除了到西班牙學習軍事並取得“陸軍博士”學位外，自1921年至1925年，大部分時間都在巴黎學習和工作。1924年7月，周恩來同誌奉召回國協助組建黃埔軍校後，1924年12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派蔡暢、朱琪等一批C·P(共產黨員)到莫斯科學習政治和軍事。1925年12月9日，已在莫斯科的袁慶雲又給傅鍾(後來任總政治部副主任、解放軍上將)等人來信：“……關於鄧希賢(小平)劉明儼、傅鍾、宗錫鈞、徐樹屏(光英)五人接到此信後，盡可能的速度動身前來”。至1926年1月7日，徐光英一行才取道赴莫斯科並短暫學習一小段時間，由於國內的革命需要，不久即回國。

《黃埔》文接下寫到徐光英“1929年赴廣西從事兵運工作，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叛變”。事實並非如此，請看下麵史料。

一、《我的父親鄧小平》有如下記述：

1924年7月13日至15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7月17日“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通告”第56號中這樣記載著：

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五次代表大會選出新的執行委員會：

秘書 周唯真(周恩來)

委員 餘增生 鄧希賢(鄧小平)

(三人組織書記局)

訓練部主任 李俊傑

宣傳部主任 徐樹屏(徐光英)

根據黨的規定，當時擔任旅歐共產主義青年團執行委員會(支部)的領導，就正式轉為中國共產黨旅歐支部的黨員。因此，徐光英同鄧小平一樣於1924年7月擔任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支部的領導，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紅旗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共產黨組織史資料匯編——領導機構沿革和成員名錄》在記述1927年廣州起義的史料方麵這樣記載：

革命軍事委員會：

委員 張太雷 黃平 周文雍

書記、起義總指揮 張太雷

軍事指揮部：

總指揮 葉挺

副總指揮 葉劍英

參謀長 徐光英

副官 陳庚

在這一“組織史資料匯編”中，黨在各個時期的領導成員“未到”、“犧牲”、“後犧牲”、“叛變”都有一一注明，這些權威資料詳實清楚，從未見到有徐光英“叛變”的記載。《廣東黨史研究文集》潮汕近現代各有關史料，所能見到的從中央到地方的黨史資料，從未見到有關徐光英先生在曆史上有“叛變”的記錄。

稍有點曆史知識的人就清楚，在國共兩黨合作的曆史上，共產黨人(包括不少領導人)公開的、隱蔽的在國民黨及民國政府中兼職的人很多，徐光英也是其中的一位。如果說，革命時期在國民黨中任職的就是“叛變”，那這樣的認識實在是太膚淺了，所以《黃埔》一文中說徐光英“叛變”，是最大的謬誤。緊接著《黃埔》文又羅列了徐光英在國民政府中所任的一大堆職務，其中部分在有關誌籍上也有明載，也正因為徐光英有這些正麵顯赫的職務，他才能“另肩負特殊任務”，暗中支持、掩護中共地下黨組織和越南勞動黨地下組織的革命活動，保護過大批的革命黨人和越南勞動黨地下黨員。

1947年(並不是“1949年”)為了革命的需要，“徐光英接受新的任務赴港”。赴港前為了給留在家鄉的妻兒有個較好的生活環境，徐光英回家鄉徐隴村建了一座民房，為了紀念他逝世的雙親，特請國民黨元老李濟深為其題匾“念慈園”。並將才出世12個月的小兒子徐邦彥帶回家鄉，讓結發夫人彭碧妗女士管養。胸懷大誌、肩負重任的革命誌士和領袖人物徐光英，為了革命事業，離鄉別井、惜別妻兒。1950年，在暴風驟雨的土改運動中，由於地方政府未清楚徐光英赴港的工作性質，錯將徐家的成份定為“官僚地主”，念慈園及其他財產也被沒收，彭碧妗、徐邦彥母子被趕到牛柵般的破屋棲身，行動無自由，彭碧妗作為“地主分子”多年被管製，受盡各種侮辱。將門的後代徐邦彥也得不到應有的教育，由於階級成份而受歧視，隻讀到初中一年級，便輟學務農。1984年徐光英先生在香港逝世，中央有關部門在港為其治喪。根據有關部門的指示，1985年5月22日，潮州市人民政府頒發《(85)州僑字第1號》文件，才將徐彭碧妗一家的階級成份改為“港澳工商業”，念慈園也歸還徐家，彭碧妗母子總算苦難盡頭，三十多年的不白之冤才算洗刷，徐光英先賢的英靈想必也得到安慰。

根據相關史料及能了解到的一些情況，徐光英先生自從1917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至1984年逝世於香港，在六十八年的革命生涯中，除了公開的轟轟烈烈的戰鬥經曆外，有相當長的時間是在看不見的戰線上，為黨和人民，為中國革命事業默默地奉獻著自己的一切。徐光英是鄧小平的戰友，他是這“一代人”中一位卓越的將領，也是共產黨的忠誠戰士，一位無名英雄。他是潮州市第一位中共黨員，是潮州人民的好兒子。他把自己的一生獻給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應該得到人民的欽敬，更應得到家鄉人民的愛戴，曆史是不會埋沒英靈的。

附二、黃埔軍校潮籍四將帥

徐光英(1898—1984)

中央軍校南寧分校政治科少將主任教官。別字樹屏，廣東潮安人。廣東黃埔軍速成學校第五期、莫斯科東方大學畢業。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1920年加入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後入西班牙馬德裏軍事學校學習。1926年春回國，入西北國民軍任軍政學校教官。後返粵加入國民革命軍第四軍，任中校參謀。1927年8月葉挺部參加南昌起義，任第二十四師參謀長。失敗後隨起義軍南下潮汕，任汕頭市公安局長。後轉赴廣州，參加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12月廣州起義後任蘇維埃政府工農紅軍總指揮部參謀長。失敗後到香港，1929年赴廣西從事兵運工作，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叛變。抗日戰爭爆發後，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高級參議，中央軍校南寧分校少將政治主任教官。1941年春起任軍統局機要室秘書，軍統局駐南寧辦事處處長。1944年任南寧市將警備司令，廣西綏署第三別動縱隊指揮官。1946年到春任軍需署少將軍需監。1949年到香港居住，1984年春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