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邏輯就是這樣，想要公平，就要標準化；要了標準化，教育就要異化。美國選拔考試標準化程度低，但因為文化和製度的原因，公平尚能在可接受程度上保證。如果中國這麽幹，你覺得會有公平？

其實我想，如果我們把中國教育的目的完全當成選拔，而沒有培育人的因素在其中，那麽高考製度就是可接受的。學生們在學校學什麽無所謂，哪怕學些陰陽八卦也都可以，反正我們僅僅是要找個標準來考察學習能力，隻要有個標準就行，至於標準是什麽都無所謂。選拔出來的人，他們腦子裏的東西都是垃圾，那也無所謂。我們本來就不在乎他學到什麽，我們隻知道，他能脫穎而出，表明他的學習能力是超過其他人的，這就達到了選拔的目的。

這個說法有點極端，但我覺得可以提供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高考製度。

這麽說吧，在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裏，高考已經是目前選拔製度裏最為公平的了（雖然仍然有很多問題）。沒了這個，選拔隻會變得更加不公平。

席琳：我不相信一旦沒有了高考，中國的選拔製度裏就沒有了公平競爭。科舉取士摧殘和埋沒人才，目前大家已經是沒有疑義的了，雖然它也貌似公平，可是天下的士子才俊，都為了孔老丈人的那幾本破書，鑽研來鑽研去的，就是偶然出來一兩個神童，也終究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所以席琳認為，中國的近代科學之所以落後於西方國家數百年，科舉取士是其最大原因。

中國目前的高考製度，不是沒有一點可取之處。全國用統一教材統一試卷，和兩千年前的秦皇帝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還是有得一比的，可是它的不統一全國錄取分數線，就有點劉文彩似的大鬥進小鬥出的小家子氣了。

所以說到頭，高考實在隻是現代社會不公平競爭的一塊遮羞布而已，能廢則廢，不能廢也要改。否則中國要和世界科技與政治接軌，不過是一句空話而已。

baraque：嚴重同意，科舉儒家是近代中國落後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甘：我認為目前的高考確實很不公平，但與招工招兵招幹考公務員比較起來，沒那麽多黑暗。另外，我認為中國最大的不公平是國家對農民的盤剝，其次是某黨對社會資源的全麵壟斷。


（二）高考是科舉製度的延續

阿甘：請問江青在馬振扶公社中學事件的處理上，我覺得她無疑是很高瞻遠矚的。？？？這個結論從何而來呢？

席琳：科舉取士的餘毒，無疑是跨越時代的。江青能夠看到這一點，並竭其所能大力廢棄之，是超越同時期很多政治家和教育家的時代壯舉。有趣的是，中國的科舉製度起源於武則天皇帝，橫行肆虐近千年，害了不少的赳赳中華男兒，卻終止於另外一位女性。想來也讓人汗襟呢！

阿甘：科舉應該是在清朝末年就沒了的吧，江青的所作所為和科舉沒有啥關係。至於江青嘛，她自己說了，她就是她老公的一條狗。一條狗能有啥壯舉呢？舍己救主？她沒幹過嘛。

席琳：其實這高考就是科舉的延續，是有現代特色的科舉。所謂現代特色，就是特殊地域的人群可以擁有特殊的錄取分數線。這一點，和國家長期以來對於農民的盤剝並不矛盾，具體就體驗在戶籍和商品糧製度上。

小平同誌的允許一小部分人先富起來，也就是建立在這種貌似公平其實不公平製度的基礎之上。什麽人可以先富起來呢？就是壟斷了社會資源的那一小部分人。

阿甘：絕對同意。現在想起來89年我們太缺德了，完全是斷人財路啊，怪不得要被坦克車壓。

emir： 說中國的科舉製度起源於武則天皇帝，不是很正確。科舉製度的源頭很遠，不去說了。就是在唐朝，也是李世民開始搞的。有那個“天下英才入吾彀中”的故事為證。

說它橫行肆虐近千年，有點誇張吧。唐宋的科舉製度相當成功，起碼在當時的世界上是最好的人才選拔製度。糟糕的是明清，是從明太祖規定八股取士，並且必須以程朱理學為指導思想開始的。

至於終止它的，倒真是一位女性，不過不是江青，而是西太後。

席琳：這個糾正還是必要的。雖然科舉真正的起源在隋文帝。隋朝之前，隻有舉薦製度，沒有科舉考試，可是也造成春秋時期的百家爭鳴和漢魏時期燦爛而健康的中國文化。唐宋文化中最為人傲的唐詩宋詞，大概和科舉製度沒有太大的關係，所以科舉製度對於中國封建社會的大一統和加強皇權或許有某些促進作用，但是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沒有任何積極的作用。

封建時期科舉製度唯一可取的地方，就是在全國實行統一的分數線。

西太後雖然從形式上廢止了傳統意義上的科舉取士，可是又引進了現代意義上的考試製度，清末民初所謂的洋進士就是這產物。民國的考試和新中國的高考製度，也完全繼承了這衣缽，說到底和傳統的科舉製度並沒有什麽兩樣。要說有創新的地方，就是原先考試的是八股，現在考試的是文理八科：語文、政治、（物理、化學、）／（曆史、地理、）外語、生物、生物、數學。再就是頗具現代特色的各省不統一錄取分數線。

真正廢止了科舉製度的年代，就是江青當政那幾年，也就是文革後期：升高中和大學靠推薦，學校裏不考試，集體評估。

當然，這也有它的弊病，否則後來不會被廢止，但我卻沒有聽說當時有哪一個小孩子因為壓力過大而跳樓或服毒自殺的消息。

阿甘：完全同意emir兄。

席琳：不太同意。全國範圍內統一考試不統一錄取分數線，就無任何公平可言。在地區範圍內，或許正如emir兄所言。建國初期的高幹子女，大概又不受此限。不但國內好大學任意挑選，還可以公費出國留學，占盡社會製度風氣之先。

大善人：確實不是絕對公平。相對的而已。但中國的環境，想要絕對也不可能。最多也就目前的情況了吧。

emir：不好意思，還要唱點反調。

俺痛恨高考，家裏的小侄子和外甥女都很可憐。但更不看好舉薦。舉薦和考試，俺以為並無絕對的好和壞。關鍵看它的適用性。舉薦的好處是沒有一個死板的“格”，所以出於公心的舉薦人，容易舉薦或在道德方麵，或在才能方麵甚至德才兼備的人。但畢竟大多數人是有私心的，所以從概率上來說，被舉薦的人有問題的多。曹操的唯才是舉已經不顧道德方麵的要求了，這幫人掌握了舉薦權後，後果可想而知。所以司馬氏又重新提倡道德。盡管由於其本身的道德規範成問題，很多有道德的士人對其並不買帳。到後來更發展成數百年的門閥製度，對人才的扼殺相當嚴重。相對來說，考試還是公平很多。舞弊行為雖然不少，畢竟是不合法的。

至於分數線，那是沒有的。標準尺度藏在考官和閱卷者的心裏。比如明代，秀才是由學政一府一府的考過來，連標準試題都沒有。鄉試才有一省統一的題目，考進士才有全國統一的題目。從太祖時候，進士就分配了南北名額，因為北方人的考試成績太差，不強行分配名額的話，就成了南方人一統天下了。現在的高考各地分數線不同，正是從這裏得到的靈感。

唐詩宋詞乃是文人之學，和作官的能力不相幹，科舉選拔的是官員，不是文學家。從這個意義上說，不考詩詞倒是正確的選擇。否則都是李白杜甫這樣的宰相，天下必然大亂。而唐宋八大家都是科舉場上的勝利者，因為他們擅長策論，策論比較能反映作者的政治觀點和才能。起碼邏輯是不錯的。

文革時期的舉薦，本身就很不公平，比如黑五類是絕對沒指望的。實際操作中，還是當權者的私心起關鍵作用。更不要說它的指導思想是荒謬可笑的階級鬥爭理論。至於自殺的，俺估計還是有的，隻不過能獲得推薦的人數量本來就少，絕大多數人本身就無指望，也就沒有失望，例子自然就少。又是在高壓政治下，即使有一些自殺，也被扣個別的政治帽子。誰吃了豹子膽，敢去攻擊偉大的推薦工農兵學員的製度不好。

高考迫切需要改進，但現在不適合舉薦。

席琳：emir兄說的不錯!　容俺再狡辯一下。

您第一段說的很好，俺不同意的一點是舉薦製度並不扼殺人才，而隻可能是埋沒人才。清朝的龔老先生做病梅館記，呼籲要不拘一格降人材，就是控訴的科舉製度對於人才培養和教育最全麵和最無情的集體扼殺，其危害性我就不想再強調了。曆史上的科舉和當今的高考製度，出於對社會資源的全麵壟斷，規定了天下的士子要上華山，隻有讀聖賢書這一條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無形中就禁錮了人的思維能力和創造性，扼殺了天才。曆史上的張衡和蔡倫，如果也經過了科舉考試的選拔，是萬萬做不出地動儀和造紙的時代壯舉的。所以科舉和高考出來的人，不是沒有才華橫溢的，但絕大多數，還是以碌碌無為的庸才居多。

別忘了，科舉製度所網羅的，都是曆史上各個時代的知識精英。

舉薦製度本身並不存在這一點，它強調的是個人的品行和才具的完美結合，強調的是行行出狀元，所以不存在對於人才的摧殘，而頂多是對於人才的埋沒，這人才仍然在社會中存在，隻是沒有被當局的發現而已。正如老兄所言，舉薦製度有它自身的弊端，以至於後來不得不采取科舉製度。古人慨歎千裏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指的就是這意思。可是在一個人治的社會，不管考試的製度多麽完善，最終起決定作用的仍然是舉薦。毛澤東選擇劉少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作接班人，以及鄧小平提拔胡耀邦趙紫陽王兆國江澤民李鵬李瑞環胡錦濤等人，沒有一次是經過考試，走的都是舉薦這個老模式。

也別忘了，鄧小平可是大陸現行的高考製度的恢複者。為此，萬民齊呼鄧大人的。

您第二段關於分數線，這是因為當時的社會，還不存在標準化和數據化這一說。但是文章的好壞，就如同一件藝術品，還是應該有一個大家公認的標準的，否則也就是舞弊了。當今的高考，也就是相當於古時候的考進士。考小學和初中高中，目前也沒有全國的統一分數線。至於劃分南人北人，以及後來滿人漢人色目人的考卷之分，本身就是科舉製度在特定朝代存在的不合理的封建糟粨，在我們號稱由人民當家做主的新中國，是不應該全盤繼承過來的。

第三段，拿漢魏的官吏和唐宋的官吏相比，本身就是關公戰秦瓊，說不出什麽優劣的。可是曆史上有所謂的唐詩宋詞漢文章之說，說明策論做的最好的，不是經過科舉製度選拔出來的唐宋八大家，而是更早的經過舉薦製度選出來的漢代的文學家們。這一點正好說明了科舉取士的不堪。中國曆史上知識分子的地位，從春秋以降，經秦漢、魏晉、唐宋、明清、以至於現在，不是因為有了科舉製度的實施而節節升高，而是因為科舉製度的興起而每況愈下。這也大致說明了科舉製度對人才培育的誤導和對人才扼殺的問題。

第四段，目前大家都在罵文革，所以我也就不想說什麽。隻是覺得江青這個人，母雞司晨嗎，和男人的見解自然不一般。

第五，同意老兄的結論，所以我說，江青的作為，超越了時代。

阿甘：嗬嗬，不得不又一次同意emir兄。就補充一點，那些推薦上來的工農兵大學生其實是很失敗的，這個在國內高校是共識。

我還記得我的老師說過那些工農兵大學生進校時居然不會開根號，教起來太痛苦。江青以及她背後的老毛搞的是反知識，反文明運動，沒啥可取之處。科舉確實不好，推崇愚昧更糟。

席琳：不完全同意阿甘的看法。第一，工農兵大學生在高校做科研，可能是不成功。但是他們的社會經驗和人生經曆，沒有哪一代後來者可以超越。對於人生價值的實現或者人生的意義，不能夠用一個簡單的標準來衡量。

第二，說毛和江搞的一無是處，也不完全是事實。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本省的思路並沒有錯。隻是任何事就怕搞極端，搞過了頭，就無可取之處了。

第三，科舉和愚昧，並不是對立的兩極。相反，有的時候，它們是一回事。

（三）高考是社會不公的遮羞布

阿甘：不好意思，和席兄較上勁了，隻有以前砸老兵時才這麽帶勁過，嘻嘻，席兄莫怪。

首先，工農兵大學生在校期間的學習和考核是大大降低了要求的（主要是這些人的基礎和接受能力有限），畢業後，在高校的從事科研和教學的，在科研單位和工廠做技術工作的，從總體上講（當然不排除個案）是不合格的，水平比文革前和文革後的大學生有很明顯的差距，這是可以肯定的事實而不僅僅是“有可能”。

其次，每代人的“社會經驗和人生經曆”都不一樣（尤其是在急劇變革的當代中國），很難比較，也無所謂超越。他們的社會經驗不是在學校裏學的，跟受的教育無關，也跟這個隻討論學校教育的帖子無關。

這個帖子不討論人生的價值和意義，我就不多說了。

BTW，我檢查了一下我的原帖這個地方，有含混的地方，讓席兄誤解了。

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一無是處的人是很不好找的，徹底否定江青的是鄧大爺（好像他對一個意大利的女記者說過他對江青的評價是負分）而不是阿甘。

不過具體說起知識分子被強製下放勞動這件事，真的要被徹底否定。本來文化和知識資源就缺乏，又被這麽浪費，造孽啊。

“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接受再教育”，說的比唱的好聽，哪裏有啥教育？變相的勞改（林彪說的）。

第三，同意您說的科舉和愚昧，並不是對立的兩極。因為科舉也有個發生，發展和消亡的過程，在曆史上它起過選拔人才，促進社會階層上下流通等很好的作用，西方現代的文官製度也對此有借鑒。當然到了後期，科舉製度越發僵化，這個時候科舉確實導致了愚昧（陳獨秀的回憶錄對此有很精彩的描述）。

不過，高考和科舉還是有很大區別的，不是一回事。日本韓國現在都有高考，日本的“科學技術創造立國”不僅僅是口號，他們高考的競爭是從幼兒園開始的，這個說來話就長了，打住。

無論如何，對培養人才而言，嚴格的選拔製度是很有必要的，文革時搞的那一套純粹是胡來。

當然，現在中國的高考製度弊端太多，我就提一條，不考政治，能辦的到嗎？當局能同意嗎？

還有，老毛的孫子高考200多分能上人大，現在又成了優秀博士。我們卻在這裏談論高考製度弊端，他知道了隻怕要笑掉大牙。

席琳：哈，撿幾個簡單的說吧。

第一，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成功的例子還是很多的。說是變相勞改，實在是有一點誇大。當時的十萬青年下新疆，下東北，也不全都是強製的，有個人自願的成分在裏麵。連我們大學分配時，還有很多的人報名到邊疆。從長遠來看，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對於加強民族大融合和開發邊疆，應該還是功不可沒的。可是由於後來的政策沒有到位，變成了曆史遺留問題，是始料不及的。看到和尚把經念歪了，也要先檢查和尚的嘴，然後再看這經是不是真的不對，不可以一開始就說這經不對。

不久前參加一個研討會，很多老先生對大陸學術界最痛心疾首的不是教育的投入不多，設備不好，而是踏踏實實幹活的人不多，或者說是沒有了。實踐出真知，一些試驗科學，必須要和實踐相結合，才能解決實際的問題。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袁隆平如果不是整天蹲在鄉下觀察，而隻是在實驗室裏麵想，他根本育不出雜交稻。

第二，人才如何培養和選拔製度應該是沒有必然的關係，否則就變成了為選拔而培養人才，迷失了教育的目的是為了造就可以為社會服務的人才，就如同目前的狀況一樣，千篇一律，高分低能，學非所用，與現實脫節。再說了，嚴格的選拔製度，也並非高考一條途徑。

第三，高考的作用，就是便於統治者壟斷人才和教育資源，統一思想，予取予奪，和開啟民智，培養人才的教育事業，風馬牛不相及。

所以說呀，高考隻不過是遮羞布。隻是想借袁大頭詰諭曹阿瞞的一句話，說這個毛新宇呀，也真是太老實了，我若是他，絕不參加什麽勞什子高考而直接進人大，免得給阿甘這樣的人留下笑柄。

阿甘：繼續反駁。

第一，知識分子到農村去，成功的例子是很少的。我說少是因為我想不起哪怕一個例子，袁隆平那個不算，他本來就是幹那個的。席兄說多，再舉幾個例子看看？有數據的話，給出比例更好。

第二，（當時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有自願的不能否定很多是被強製的，對那些被強製的來說就是變相勞改。況且這自願的裏麵還包括被蒙蔽的，不然後來的傷痕文學就沒了來源。

第三，（實踐出真知）這個說法本身無疑是很對的。隻是到農村去的知識分子很少有農業知識，在農村他們解決不了啥實際問題，他們學會了種田對他們以後也沒用。

第四，人才的選拔製度是人才培養體係中的一部分，象毛新宇那樣的智障人士被重點培養純粹是浪費教育資源。

第五，同意嚴格的選拔製度，並非高考一條途徑。但文革時的推薦製度比高考更糟，更缺乏效率，更不公平。另外別忘了，文革時的推薦製度對被推薦者的忠誠度要求更高。

席琳： 第一，比例沒有，因為沒有做過這方麵的統計。看看當年的報紙和紅旗雜誌，應該會有不少這方麵的報道，你也許會說這些報道都不是真實的。

象袁隆平這樣的例子應該是很多，而且沒有誰是天生就幹那個的。隨便舉幾個，我的一個老師，就曾經是保皇派挨批鬥，也曾經一年在農村蹲點３６０天，幫農民解決了他一生引以為傲的幾件大事情。另外一個是袁隆平的校友，被人稱為江湖科學家，８０多歲還堅持在農村蹲點。毛主席的老戰友樂天宇，退休後堅持不懈在武陵山區辦學，專收那些高考落榜的農家子弟。

對他們來說，這就是他們的事業，也是他們的追求。

就是現在去問起這一批人，他們對他們的青春，還大多數是無悔的。當然，和他們比起來，我們這一代人要現實的多，也渺小的多。之所以這麽講，是因為我們這一代人，不複有他們那一代人解放全人類的理想和奉獻精神。

第三，所以對這些（沒有農業知識的）人，就更需要進行改造。馬克思說，勞動創造了人，新中國連飯來張口，衣來伸手的溥儀皇帝都可以改造的生活自理，並現身說法，就不能不說，新中國在創造新的教育理念方麵，前無古人。

第四，阿甘不應該說“象毛新宇那樣的智障人士被重點培養純粹是浪費教育資源”。因為教育的目的，就是有教無類。尤其是對殘疾人，更應該尊重。

第五，不能完全同意文革時的推薦製度比高考更糟，更缺乏效率，更不公平這個斷語。文革時期的推薦，至少不象後來的高考那樣勞師動眾，勞民傷財，還以高考指揮棒的形式，誤導整個教育體製。動用了那麽多的社會資源，效率根本就說不上。說推薦不公平，也隻能怪當時人的思想境界，還沒有那麽高尚。

另外，文革時出身要求嚴，是有當時的時代背景的。當時不隻大陸如此，號稱自由世界的台灣也如此。出於對自身安全的考慮，連麥卡錫時代的美國，對政治也很敏感。當時提倡的是又紅又專，並沒有提倡隻紅不專。


（四）高考剝奪了人人平等受教育的權利

阿甘：席兄的風度不錯，比老兵強。態度好錯誤又多，是個扔磚的好目標，嘻嘻。

第一，這些報紙和紅旗雜誌的聲望可不太好，既然號稱喉舌，反映的就是統治者的聲音，很難作為討論的依據，除非能另給出可靠的證明。

第二，“都說是被強製的和被蒙蔽的”？這樣的表述有嗎？誰作的？在哪裏作的？我說過的是“有很多是被強製和蒙蔽的”。另外席兄說和他們比起來，我們這一代人要現實的多，也渺小的多。這樣的表述太勉強了吧，為了突出一個就貶低另一個不是一個好的作法。

還有，那些“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蛋們為啥不再願意跟隨老一輩了呢？與老一輩理想的失敗有很大關係吧。

第三，席兄說對這些人，就更需要進行改造。直接就給出了這個論點，太突然了，請補充論據和論證。另外請說明“新的教育理念”都包含些啥？

第四，有教無類是孔子的信念。在你誇獎的那個年代，孔子是被打倒的，黑五類是沒有資格受高等教育的，這個就是你說的“新的教育理念”嗎？

我是很尊重殘疾人，但很不尊重特權。生在權貴家中和智力低下都不是毛新宇的錯，利用特權謀取不正當利益和恬不知恥就不對了。

第五，文革時期的推薦製度讓廣大教師和學生知道招工招兵上大學靠的不是學習好而是看誰在特權體係中占據優越的位子，老師不願意教，學生不願意學，進大學的人有很多是資質不夠，基礎不好的，有限的教育資源浪費很大，這樣的體係當然是效率不高的。

還有，你說推薦不公平，也隻能怪當時人的思想境界，還沒有那麽高尚。這個和你說的“那一代人們的覺悟，就是那樣的革命。一切都聽黨的話，自動地把火紅的青春獻給黨，獻給國家” 是矛盾的吧？

最後，關於又紅又專，席兄比我年長，肯定知道“白卷英雄”和“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說法吧？

席琳：第一，關於以前的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聲望不好並不等於完全不可信，作為曆史資料還是比後來抄來抄去的東西有價值，要知道當時上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頭條的，都是要國務院的領導先過目的，不是哪個人一拍腦袋，就出來的東西。

也不同意老一輩理想的失敗這個說法。懷舊是人之常情，老一代可能對目前的現實不滿，但不一定就說是他們的理想失敗。

第二，關於勞動改造，按照毛老人家的理論，是要先做學生，後做先生。這些人的思想，認為自己高人一等，認為在農村學不到東西，說明還沒有徹底的被改造好。就是古代的孟子，也教育讀書人要想擔當大任，就必須要吃苦耐勞，增益其所不能。

第三，新的教育理念都包含些啥？阿甘再給我設套呀，不就是學製要縮短，教育要改革，教育要為政治服務，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

說有教無類是孔子的信念也沒錯，孔子還說過，三人行必有我師呢。毛老人家說過，隻要您說的對，我們就按您的辦，這裏麵也應該包括孔子在內。

第四，資質不高的人難道就不可以上大學？基礎不好的人上大學難道就是資源浪費？目前大家都相信或者至少是追求人人生來平等，人人受教育的機會也應該是均等的，目前的高考製度，就是以貌似公平合理的形式，人為地不合理地剝奪了絕大多數人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和權利。因此，是應當被徹底的廢止了的。

另外，辦大學和教育的目的是什麽？不就是要提高人的基礎，提高人的資質的嗎？如果大家資質都夠了，基礎都好了，人人都英明神武如鄧小平，還要你教育幹什麽。

第五，說推薦不公平，也隻能怪當時人的思想境界，還沒有那麽高尚。和“那一代人們的覺悟，就是那樣的革命。一切都聽黨的話，自動地把火紅的青春獻給黨，獻給國家” 。這個沒什麽矛盾吧？前一個是說當時的一部分人，一旦手中掌握了推薦的權力，就產生了腐敗。就產生了您所謂的不公平。權力使人腐敗，於當今尤烈，和革命無關。這後一個，講的是當時普通的老百姓，思想確實比現在的人單純，黨叫幹啥就幹啥，就是沒有被推薦上大學，也口無怨言。

主貼裏麵提的張玉勤，還有北京景山中學的黃帥，就是宣傳白卷英雄時被抓的典型。這些東西，當時和後來都被政治化了。張玉勤的事，絕對是一個刑事案件，學生交了白卷，老師的工作沒有做到家，把學生批評了一頓，學生投河自殺了，當老師的絕對要被追究刑事責任。連古人都知道人命關天，當時的學校裏麵發生了這樣的事，絕對是教育體製和老師的素質有問題。

在這樣的情況下，草也好，苗也好，都不應該要，首先要救的，就是孩子們的命。要關心的，也在這個體製下麵，還會不會出現第二個第三個和更多的張玉勤。

因此，在這件事上，撇開了政治上的考量，我非常欣賞江青當時的做法。她至少以自己的權力所及，讓全社會來重視這問題。比起那些草菅人命和虛報災情的行政官員，不止要高明了多少倍。

阿甘：嗬嗬，板子光打在下級行政官員的屁股上未必公平，雖然草菅人命和虛報災情讓人可恨。古人雲：“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反貪官不反皇帝是投降主義。”難道席兄要做投降派？

席琳：關於毛新宇。基本同意阿甘的看法。可是許多事情，或許他也是身不由己的。很多人要是處在他的位置，可能會比他還差勁的多。不信就看看當今走紅的權貴的子孫，江綿恒鄧楠劉源之流，有幾個是靠了自己真實的本領，經高考選拔上去的。

阿甘：哈哈，都是一路貨色！所以說擁江（毛）反鄧，擁鄧反江（毛）都是很無意義的，因為他們都是一路貨色！


（五）高考的貽害，千年不治

阿甘：嘻嘻，感覺席兄對老鄧很看不慣啊。今天有了點空，繼續！

席琳：那是沒有的事，沒看我一直在為鄧同學辯護嗎？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新中國；沒有鄧小平，就沒有改革開放，也沒有高考。

阿甘：關於文革期見的報刊雜誌，不是完全不可信，而是可靠性成問題，很難作為討論的依據，反正我是被黨國的宣傳給騙怕了。

關於老一代人的理想。我的一個師傅在退休的同時宣布退黨，在眾人麵前說G.C.D.騙了他一輩子，嗬嗬，有個性，當然反例也有，我們的黨委書記開會時就說現在共產主義是低潮，將來一定赤化全球雲雲。國內現在的年輕人入黨的多，信毛共主義的少，大多數是衝好處去的。

席琳：前一個老實八交，後一個言不由衷。我以前的一個朋友，目前也是黨委書記，大家見了麵，心照不宣，哈哈而已。

關於信仰問題，同意很多人是衝好處去的。這和我認識的一個朋友入教時的心思相似：It's not hurt.　萬一用得上呢，不就虧了。完全是一種投機的心理，說嚴重一點，自私自利。目前由高考而主導的教育失敗，根源也就在這裏。

阿甘：關於當群眾的學生和先生。嗬嗬，毛本人喜為人導師，好像基本上沒幹過農活，要是他沒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先下地種莊稼，或象老鄧那樣去工廠當鉗工，要不然請給出他已經被徹底改造好的依據來。

大多數讀書人是普通人，當不了大任也不想當大任，強製勞動是不對的。敢問席兄喜歡強製勞動否？或者覺得自己已經被徹底改造好了？嘻嘻。

席琳：對大多數讀書人，參加點勞動，體驗一下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應該是沒有壞處的。

阿甘：大多數讀書人本來就是普通老百姓，比如像我父母那樣本來就是從農村裏出來的，農活全會，無所謂體驗一下的說法。學生們基本上也是從農村裏出來的，父母出錢讓他們進學校是讓他們學知識而不是幹農活的，用那些家長的話說，真要幹農活還不如在生產隊，有工分掙。

席琳：當時下鄉的知青多是城市人。上海的知青，就新中國對於西北東北和西南的開發功不可沒。隻是後續的回城措施沒有弄好，怪不了初衷的。

阿甘：關於新的教育理念。我哪裏敢給席兄設套呀，給人設套也不是阿甘的一貫所為，我是怕誤解了席兄，所以要讓你給出明確的表述。

學製的長短是可以討論的，短的長的都有，大概也沒有絕對的好壞，能讓學生有選擇最好。“教育要改革”這句話含義不清，關鍵是如何改？“教育要為政治服務”,堅決反對這句話！讓小孩子往政治裏參和幹啥？小孩子能懂啥政治？這樣作是對小孩子的不負責！！！

“要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句話泛泛說起來也不錯，不過要是搞的來上北理工的新生居然不會開根號，這是對大學教育的不負責！是對國家未來的軍事工業不負責！！！

席琳：中國的政治，和國外的政治，具有不同的涵義。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還有什麽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都屬於中國傳統的政治教育的範疇，是高尚的。而在國外，政治是髒的。

當年鄧小平說，忽視了政治教育，也還是有道理的。

阿甘：　嗬嗬，8/9年學生們國事家事天下事事事關心，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把老鄧給嚇的，他說的忽視了政治教育是指洗腦不夠，跟席兄講的中國傳統政治教育沒關係。

在中國凡是讀過點書的人都會受孔子的影響，老毛吸取了別人的思想營養卻倒打一耙，很過分。關於教育平等。席兄覺得廢除了高考而采用文革時老毛那套推薦製度就能讓絕大多數人“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嗎？別忘了現在初中還沒普及呢。

席琳：初中沒有普及，就更應該根據國情，把好鋼用在正刄上，辦一些技術學校或社區大學，而不是一味地片麵地追求高等教育，勞民傷財，辦什麽世界一流大學。

結果辦出來的，充其量隻是世界一流大學的預科學校。

我的意思是反對高考，但是不反對考試。考試可以作為手段，幫助甄別人才，因材施教，培養對社會有用的人才，也給每個人各別的謀生的手段。推薦也可以作為甄別人才的手段，二者沒有優劣之分，隻是一個製度上的管理的問題：管理得好，就可以公平，管理的不好，什麽製度都是瞎搭。但是考試不能成為教育的目的，一切為考試而考試，就本末倒置了。

阿甘:關於教育資源，就在大學擴招後的今天，大學在中國仍然是精英教育，既然不可能人人上大學，選擇更合適的人選是對納稅人的負責。

作為選擇機製，高考固然弊端很多，文革時老毛那套推薦製度更糟。

席琳：不同意選擇更合適的人選是對納稅人負責的觀點。正是這種精英意識，是封建糟粕，徹頭徹尾的不公平，值得批判。

嘻嘻，咋我認識的好些人（我爸的學生）因為推薦上大學的名額被幹部子弟強占而大罵不已呢？

席琳：如果他們都被推薦上了，還會大罵嗎？我認識的一些人，考上大學了，照樣被別人冒名頂替。還有招生時候的走後門，也無處不在。不能說因為高考了，幹部子弟就占不到好處了。農村孩子的高考成績好，是剛剛恢複高考之後三五之間的事。包產到戶了，農村的教育就垮了。

城裏的教育，就越來越變成有錢人家的孩子們晉身的工具。目前的狀況，窮人家的孩子就是考上了大學，又上得起嗎？

所以，高考的作用，是暫時的。而高考的貽害，則是長遠的，可謂是謦竹難書，千年不治。

阿甘：顯然，在黨國普遍腐敗的背景下，幹部子弟占好處是必然的。 可是與推薦比較起來，高考作為一種製度設計能大大減少黨國基層官員的幹預，挑選出來的學生質量要有保證一些，這是我支持高考而反對推薦的理由。

席琳：大錯特錯了。如果不是基層官員們的幹預，全國的學生早就對高考不公的事情吵翻了天，上訪的上訪，罷考的罷考。清末的時候沒有地方官的幹預，就鬧出了個公車上書。

阿甘：江青當時的做法也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所以不能高估。那個老師的作法有問題，工作沒有做到家，最多也是取消執教資格加民事責任。追究刑事責任？天啦，又不是老師把她推下河的，席兄能給出“當老師的絕對要被追究刑事責任”的依據嗎？

我又看了一遍，“１９７３年７月，張玉勤在英語期末考試時在考卷背麵寫了擲地有聲的六句話：我是中國人，何必學外文，不會ＡＢＣ，也當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班主任楊天成立即找她談話，講了學外語的重要性，並讓她在班上做檢查。張玉勤拒絕做檢查，校長羅長奇７月１２日在全校不點名地批評了她。張玉勤當日離校後沒有回家，至１４日才在張玉勤家附近的水庫中找到她的屍體。”席兄覺得是班主任楊天成還是校長羅長奇該負刑事責任呢？

席琳：學校不是一般的地方。你看如果在美國，因為老師批評了孩子，導致孩子自盡了，會是什麽樣的結果？我們以前居住的地方，一個人把自己的小孩丟在家裏，去買了一下東西，回來小孩在遊泳池裏淹死了，一樣去坐牢。

阿甘：席兄，這個好像不好比較吧。 要依美國的法律，黨國的官員基本上都是罪犯，早就該進大牢了。 江青和這些老師過不去，是有政治目的的，與下麵這些可憐的小人物無關，這個席兄很清楚，我就不多說了。

席琳：您以為作為政治家的鄧大人讓您參加高考，是真的為您和我這樣的小人物能夠上大學著想呀？還不是一樣，出於政治上的考慮。

阿甘：我覺得這個小女孩被當時的革命教育帶壞了。

席琳：哈哈，這和主貼中專家們的意見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