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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這個不知道應該如何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在憑自己的有限理解去領導北大的運動的時候，在當時那樣的大形勢下，犯了各種錯誤，這是我今天回想起來非常痛心的。
我在文革中的主要錯誤，是帶頭寫了那一張大字報，和到上海去搞串聯，參與了對常溪萍的迫害，參與了炮打曹荻秋(上海串連一事，詳情見下一章)。還有，我參與了反對鄧小平的活動，在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上簽了名。此外，北大發生的反對朱德的行動，我也應當承擔應負的責任。
1966年11月8日，我在一張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上領頭簽了名，表示同意打倒鄧小平。據說，這是全國第一張公開張貼的批判鄧小平同誌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是別人寫的，我簽了名，而且是排在第一個。這是在中央提出劉鄧黑司令部以後，我當時以為，這是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啊。據說，毛主席說，劉少奇的大字報很多，還沒有反對鄧小平的大字報呢。根據這個精神，北大有幾位學生和老師就寫了這張打倒鄧小平的大字報。
大字報全文如下：
鄧小平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政權問題是革命首要問題，文化大革命也不例外，有了政權我們就有一切，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要使我們的政權成為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千秋萬代永不變色，就必須執行最高指示，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我們當前最危險的敵人，而且地位越高者危險性越大。
我們認為，我們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就是劉少奇，二號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的罪惡活動由來已久，早在1956年，在他的關於《修改黨綱的報告》中，就公開推銷赫魯曉夫集團的黑貨，大肆吹捧蘇共二十大，大反所謂個人崇拜，說什麽反對個人迷信的重大意義，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作了有力的闡明，不僅對於蘇聯共產黨，而且對於全世界其他各國共產黨產生了影響。在談到關於領袖對黨的作用時，非但不談沒有毛主席就沒有我們的黨，卻大喊反所謂“對個人的神化”，說什麽“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的一個重要功績，就是告訴我們，個人神化會造成多麽嚴重的惡果。”最後則赤裸裸地反對我們對毛主席的無限熱愛、無限信仰、無限崇拜的心情，說什麽“個人崇拜是長遠的曆史的社會現象，也不會不在我們黨的生活中有它的某些反映。我們的任務是繼續堅定的執行中央反對把個人突出、反對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
一九六二年，當我國由於蘇修的破壞和天災的襲擊，使經濟發生暫時的困難，鄧小平便帶頭大刮資本主義黑風，他在黨中央的一次會議上公開鼓吹在農村搞單幹，說什麽“不管黑貓白貓逮住耗子就是好貓”。
在毛主席親自發動下，一九六四年，我國文化領域內開展批判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的鬥爭，由於周揚之流從中破壞，運動搞得很不徹底，可是就是這樣，也大大激怒了鄧小平，他用最惡毒的語言謾罵革命派對資產階級老爺的討伐，公開反對文化革命。據黑幫分子萬裏在一九六五年第一次國際飯店會議上透露，在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曾對當時的文化革命作這樣的描繪，“現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隻收到兩篇稿子，演戲隻演打仗的，兵演兵。電影哪有那麽完善的？這個不讓演，那個也不讓演了。”鄧小平自己誣蔑革命派說：“有些人就是想靠批判別人出名，踩著別人的肩膀自己上台，對人家一知半解，抓住個小辮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鄧還說什麽“學術觀點、教學觀點不改不要緊，各種觀點可以長期共存。”
鄧小平反對社會主義革命，更有甚者是破壞四清運動，對北大社教運動的扼殺是一個典型事例。
彭真是扼殺北大社教運動的罪魁禍首，這已是人所共知的，然而何止一個彭真，彭真隻是一帥，帥上還有一帥，就是彭真的後台之一鄧小平。
一九六五年一月底至二月初，在彭真的親自指揮下，前北京市委召開了一次市委擴大會，會上以貫徹《二十三條》為名，大行反攻倒算之實。陸平、彭佩雲在會上對北大社教運動瘋狂反撲。陸平的反革命言論傳到北大後，遭到革命派的憤怒反擊，正在陸平處於老鼠過街人人喊打的絕境時，這時，一方麵彭真出場，以中央書記處書記的名義，下令停止爭論，即所謂“瀉兩肚子氣”，另一方麵鄧小平則說他“欣賞彭佩雲的發言”，誇獎陸平的反革命言論“態度是好的，意見是正確的。”繼之，就由鄧小平招集了所謂三月二日中央書記處會議。鄧小平一麵自稱他看了北大社教的全部簡報，但同時卻顛倒黑白地為北大社教運動捏造了三條罪名，一曰：把問題的性質搞錯了，一開始就以爛掉單位對待，搞了奪權鬥爭；二曰，沒有實行“三結合”(即不與陸平黑幫同流合汙)；三曰：在鬥爭方法上有了嚴重毛病，(即所謂對陸平黑幫搞了過火鬥爭)。為了嘉獎陸平彭佩雲的反革命“功績”，會上決定讓這兩個家夥參加工作隊八人領導小組，同時還委托萬裏這個黑幫分子召開反革命的第一次國際飯店會議，萬裏在會上動輒就是總書記如何如何說的，以此來給革命派施加壓力。
在三月三日所謂書記處的會議上，鄧小平還明目張膽地篡改毛主席親自主持製訂的《二十三條》。《二十三條》中明文規定：“逐步做到...實行群眾、幹部、工作隊三結合”，但鄧小平卻擅自決定機關、廠礦、學校的工作隊要一進門就與幹部結合起來(實際上就是與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也要結合起來)。這不僅把“逐步”改成“立刻”，而且實際上“三結合”也改成了“二結合”。像陸平之流的黑幫分子，如果工作隊一開始就三結合，試想群眾又如何發動得起來？結合起來，除了搞反革命還會搞出別的名堂來嗎？可見，鄧小平破壞社會主義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一九六五年三月九日至十九日第一次國際飯店的反革命會議召開了，陸平被打散了的反革命階級隊伍也算重新拚湊起來了，但工作隊的領導權還在革命派手裏。因此，要徹底鎮壓北大的社教運動，就必須奪取工作隊的領導權。於是鄧小平就利用出賣北大社教運動的頭號叛徒常溪萍的“告密書”，召開了鎮壓工作隊革命派的民族飯店會議，撤了隊長張磐石同誌，還上了黑幫分子許立群，常溪萍也被塞進了工作隊的九人領導小組，革命的工作隊於是成了反革命的還鄉團。一九六五年，我國的一個極嚴重的反革命事件隨之就在我校發生了。常溪萍至今還有恃無恐，恃的就是鄧小平。
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鄧小平又與劉少奇一起，製定了一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這是罪上加罪，罪莫大焉。
鄧小平反毛主席、反毛澤東思想、反社會主義革命是鐵證如山的，是不折不扣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他所參與製定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雖已破產，但是我們必須痛打落水狗，把他的反動麵目予以充分揭露，徹底清算他的罪行，使他永遠不得翻身。
誓死保衛毛主席！
誓死保衛毛澤東思想！
偉大的領袖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
北京大學：
聶元梓 白晨曦 孫蓬一 李清昆
夏劍豸 宋一秀 陳保義 李玉英
楊文嫻 徐雲影
1966年11月8日
(此文根據的是天津延安軍校紅衛兵共產主義戰鬥隊翻印件，1966年11月12日)
將鄧小平認作黨內僅次於劉少奇的第二大走資派，一目了然，我們這樣做是非常錯誤的，造成了很壞的影響，社會上到處都在說，要打倒鄧小平，北大聶元梓都出來了，這對社會上反對鄧小平的思潮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都是我的嚴重錯誤。
還有，康生指示要揪叛徒，我們也執行了，成立了揪叛徒戰鬥隊，搞了一些活動。不過，關於“六十一人叛徒案”，我是堅持不去搞的，因為我知道這都是曆史，是黨中央已經做過組織結論的；在延安整風和“審幹”的時候，都已經講清楚了的。彭真、薄一波那些人有問題，你抓他的現行活動好了，曆史問題再查也沒有意思。我還講，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因為他們是走資派，就給他們的曆史隨意地定什麽叛徒的罪名。有一個突出的例子，林學院的胡某某，還有他的愛人，戰鬥隊認為他們兩人是叛徒，我們也沒有給他們做結論，沒有定性說他們是叛徒。這是我參加的。對於薄一波，當時有紅衛兵說他組織犧盟會是與閻錫山勾結什麽的，這件事我頂回去了。我當年就在犧盟會工作過，我知道這件事。我說，犧盟會沒有問題。我也是閻錫山組織的同誌會的會員，我們參加同誌會都是黨批準的。所以，後來對立麵的“井岡山”反我的時候，其罪狀之一，就指責我曾經是薄一波手下的。
還有彭真，他在晉察冀邊區工作的時候，毛主席表揚過彭真，說是晉察冀的工作做得好，是活的馬克思主義的運用。在延安的時候，開七大，毛主席表揚過他。這些情況，青年學生們不知道，我是知道的。我對學生說，彭真有什麽問題可以查，但是一定要實事求是，不要輕易地抹煞他的曆史。這些話，那些參加揪叛徒戰鬥隊的學生應該還記得。
我們校文革領導的揪叛徒活動，時間並不長，參加人員非常有限，“成績”很少，很快就解散了。後來的“第二戰鬥隊”，是學生自發組織起來的，他們的揪叛徒行動，我無法負責。
我的錯誤，還有一件事情，是關於反對朱德的。
當時是聽了中國作家協會的一個群眾組織的宣傳，說是劉白羽寫的《朱德傳》有不符合事實的問題，是一本壞書。當時我同意批判《朱德傳》中的問題。我以為這是要批判劉白羽的，就同意由中國作家協會的造反派和新北大聯合批判該書。但劉白羽寫的怎樣不符合實際，當時會議沒有多討論，然後我就離開校內工作一段時間。批判《朱德傳》的事情，就由在校的人主持。
接下來，我正在校外開會，正在參加籌備北京市革委會和北京市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的時候，發現新北大校刊登出了“朱德是大野心家”的文章。當初討論批判《朱德傳》的時候，並沒有說要進一步地把火燒到朱德身上。批判朱德，這顯然是嚴重地錯誤的。當時我即刻打電話給校文革，要求他們馬上收回校刊，檢討錯誤。我畢竟是參加過革命戰爭的老幹部，對於朱德總司令，我有自己的判斷啊。校刊就這樣收回了一些；已經發出去的，無論如何，都收不回來了，你向誰去收啊？我所能做的，隻是亡羊補牢而已。可是，後來把北大反對朱德的罪名，還是強加在我的頭上，這根本地違背了事實。我隻能承認，參與批判劉白羽和批判《朱德傳》是我的錯誤。
(據北大校史記載，1967年1月23日和2月16日，《新北大》校刊先後刊登題為《把大軍閥大野心家朱黑司令揪出來》和《篡黨篡軍大野心家朱德的自供狀揭穿〈朱德將軍傳〉的陰謀》，後者並印刷50萬份向全國散發。筆者)
後來開“九大”的時候，開了一個小會，批判朱德，我就沒有發言。朱毛朱毛，沒有朱就沒有毛。對於曆史，我是非常尊重的。就是朱德有什麽錯誤，這是黨內的問題，用不著這麽批判到這時候，全黨都批判完了，就剩下毛澤東一個人了。這使我感到不對頭。
我那時候已經提出了和中央文革相對立的口號，反左不反右，但是，我沒有勇氣講別的，沒有勇氣再進一步。“九大”就是搞劉少奇，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大帽子。這還不夠，還要搞朱德。我當時對毛主席也沒有更多的認識，就是覺得，黨內老同誌都批判完了，賀龍、彭德懷他們這樣地挨整，毛主席應該去看一看，看一眼也好，都是多年出生入死的老戰友，不該這麽無情地打擊。錯誤歸錯誤，人情和友誼還應該講吧。我認為毛主席太獨了。還有，對劉少奇，戴了一堆帽子，當年都幹什麽去了，怎麽一說有問題，就都呼拉呼拉地揭發出來了？江青曾經對我講過許多關於劉少奇和王光美的壞話，我從來沒有對任何人轉述過，即使是在劉少奇被戴上“叛徒、內奸、工賊”三頂帽子以後，我也沒有重複過江青“揭露”劉少奇的任何內容。
鄧樸方致殘的賬應該記在誰頭上？
我願意坦誠地承認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嚴重錯誤，但是，有一些情況，需要加以說明。
1968年5月，鄧樸方在北大校內摔傷致殘，我的“罪過”又增加了一條。這其中，有誤會，有訛傳。如上所述，我曾經參與了給鄧小平貼大字報的錯誤行動，但是，關於鄧樸方在北大摔傷致殘的情況，我根本不知情，我沒有參與迫害鄧樸方，我也沒有理由迫害他。前麵說過，在經過全校師生選舉成立校文革的時候，經過與王任重商量，我曾經動員群眾把鄧樸方選入校文革，那時候鄧小平已經是運動攻擊的對象了，否則為什麽讓鄧樸方進校文革需要對群眾進行說服工作？再說，當時中央領導人在北大讀書的子女很多，他們的父母親挨整的時候，我一個也沒有搞“株連”，為什麽單單會整鄧樸方？
鄧樸方在北大，是學生把他關起來的，不是我指示的。我根本就不知道。那時候，北大是幹部子弟成堆，關於他們的事情特別難處理，我就是希望他們都走開，都從北大校園裏走掉才好呢，省得出麻煩，根本不會下指示把鄧樸方關押起來。
那一天，兩個自稱是鄧樸方他們班的女學生來找我，說是鄧樸方摔壞了。他們把鄧樸方抓起來，想讓他揭發鄧小平，沒有想到鄧樸方從樓上逃跑，摔傷了。我問摔得怎麽樣，她們也不知道，隻是說已經送到醫院裏去了。我就說，趕快去找他妹妹鄧楠，讓她去看護。讓醫院好好給他治療。這兩個女學生，我當時不認識，也不知道她們的名字，我希望她們能夠站出來，公正地說出曆史的真相。我一句都沒有說過要把鄧樸方關起來，沒有要害他，我不願意叫學生之間互相鬥得死去活來。他爸爸是他爸爸的事，他知道他就會說出來，他不知道，你強迫他他也說不出。鄧楠寫了一篇《在江西的日子裏》，說我怎麽樣整他的哥哥，開大會宣布開除鄧樸方的黨籍，摔傷以後對他的治療也不管，什麽什麽的，這不符合事實。那個時候，整個黨組織都癱瘓了，黨委都癱瘓了，學校裏根本沒有黨組織活動，我怎麽敢代表黨開除一個人的黨籍？我沒有開除過任何一個人的黨籍，我沒有做的事，栽贓栽不到我頭上。後來，一直到工宣隊、軍宣隊進校以後，毛主席發布指示要整黨，要吐故納新，這樣，學校的黨組織才開始恢複。可是，那時候我已經成了被批判的對象了，我還能管得了鄧樸方的事？
換個例子說，陸平的孩子也在北大，我對陸平的孩子搞過什麽鬼名堂？沒有啊。陸平是陸平的事，孩子是孩子的事，鄧樸方我也沒有講過要整他。當年那種條件下，我在校文革負責，可是北大的很多事情我根本就不知道，或者是知道了也管不了。我就知道，北大發生了什麽事情，最後都會記在我的賬上。給鄧樸方治療的事，我沒有插手，當時那種思潮影響下醫生護士對他的態度，是受政治氣候的影響，怠慢，冷落，都是有的，換了一種情況，也許會治療好一些，但是，這都不是我搞的。
兼答季羨林
我在“文革”中的錯誤，我毫不隱諱，我願意接受批判並且作出深刻檢討，但是，對於別的一些說法，我認為是應該予以澄清的。
北大的老教授季羨林最近出了一本《牛棚雜憶》，講北大“文革”期間的事。在我主持校文革期間，由於當時的形勢使然，和我自己的思想左傾錯誤，政治水平不高，以及對許多事情的盲目和無力，沒有能夠控製北大的運動局麵，使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內的一批北大師生受到各種錯誤對待，受到大大小小的衝擊和迫害，我願意承擔我應該承擔的責任，不推諉，不回避，願意在這裏向大家作出我的真切的道歉。盡管說，我並沒有親自指示對包括季羨林先生在內的任何一個北大師生進行批鬥和迫害，但是，那一段時間裏，北大發生的許多事情，我都應該作出深刻反省和檢討。
但是，季先生的回憶，其中的一些段落，我看了以後，很不以為然。不僅是說，季羨林講的很多涉及到我的事情是與事實不符的，還在於他回憶往事時對待青年學生的那種態度。
先說《牛棚雜憶》中與我有關的內容。
季羨林先生回憶往事，他的立場、認識水平還是那個時候的，在書中，他甚至還要使用“破鞋”這樣的文革盛行的汙言穢語來傷害我。當時周恩來總理就批評過這種對女同誌進行人身攻擊的做法。可是，季羨林先生現在還對當時反對我的學生侮辱我的人格的往事津津樂道。這太有失風度。
說到我的事情，季羨林也有很多是弄錯了的。他說我是新北大公社的頭頭，其實，我沒有參加新北大公社，更不是公社的頭頭。新北大公社有總部有委員，我沒有參加這一派。我就是在校文革當主任。還有，他說北大成立了革委會，這話講了兩次。當時北大根本沒有成立革委會，北大是校文革，校文革就是領導運動，與全麵負責學校事務的革委會不同。當時的情況是，地派占優勢的學校，都成立了革委會，別的許多高校的革委會，也都成立了。北大該怎麽辦？我請示了周總理。1967年5月1日，參加“五一”慶祝活動，在天安門上我請示周總理，要不要成立革委會。周總理說，學校還是叫校文革吧。我領會周總理的意見，校文革是領導學校進行文化大革命的，至於辦學校，將來還要有校長和校黨委會。
季羨林說他之所以挨整，是因為得罪了我，這話不知從哪裏說起。全校那麽多人，擁護我也好，反對我也好，我哪裏能都注意到啊。
季羨林把新北大公社的群眾做的事，都歸到我的頭上，口口聲聲是聶記校文革，這太不嚴肅，也不符合事實。雖然說，我是校文革的主任，但是，當時的那種局麵，比較混亂，不要說是對立的一派，就是新北大公社，幾千人，我都能管得了？他們做的事情就都應該歸結到我頭上？我犯的錯誤，我不推卸責任，但是，總不能把北大校文革時期的一切，都要我來承擔吧。反過來，季先生曾經擔任過“井岡山兵團”東語係的“勤務員”，難道能就此推論，他在任期間，東語係那些反對我的學生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季先生承擔全部責任嗎？
季羨林說他因為反對我而進了牛棚。群眾整他，我並不知道。他怎麽反對我，我至今都不知道。他反對我什麽？是反對我寫第一張大字報，還是反對我反江青反謝富治？他說北大的群眾組織兩派之間沒有原則區別，他與我的原則區別在哪裏？他也參與了北大的兩派鬥爭，還是“井岡山”在東語係的負責人，他為什麽一句自我反省的話都不願意說呢？難道20年之後，還會僅僅把“文革”理解成我這樣的“壞人當道”，他那樣的“好人受罪”，把自己洗刷得一幹二淨，全然是一個無辜的受害者？
還有，季羨林先生對曾經整過他鬥過他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學生，一點兒都不寬容，他就沒有充分考慮到，“文革”是在一個特定的條件下發生的。在這種環境中，青年人有自己的責任，但是不能完全歸罪於他們。要曆史地看問題。他寫的東西，是讓受批判的人感到真痛快，好好地罵一頓。但是，教訓何在呢？隻要指責那些受蒙蔽的盲目造反的學生，就能夠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避免新的悲劇嗎？讀季先生的書，讓別人感到，他受了那麽多苦，是那些紅衛兵自己出了問題，是他們的人性有問題，連牲畜都不如。這樣做，能讓年輕人和後來者接受什麽教訓？舉個例子，有一個批鬥過季羨林先生的年輕人到國外去留學，他就說人家去作“洋奴”(他忘記了自己在二戰期間留學德國的往事了)。還有一個曾經錯誤地對待過季羨林的年輕人後來自殺，季羨林就嘲笑他“去見資產階級的上帝去了”，連一點兒同情心都沒有，這是鞭屍啊！還有一個從印尼歸來的教師，因為整過季羨林，他就說人家曾經“反蘇反共”，他有什麽證據！
季羨林先生在“文革”中吃了很多苦，挨鬥挨整，這些做法都是非常錯誤的。但教訓是什麽？賬應該怎麽記？要讓我說，根本的教訓，就是一個國家，要有法製，要尊重人權。年輕的紅衛兵是受了挑撥，受了煽動，是受蒙蔽。你把矛頭對著整過你的群眾，直到現在，就是這樣的思想高度啊？他沒有怎麽譴責江青、林彪，隻是對整他的群眾，對“老佛爺”發怒，他還說他不報複。季羨林說什麽“佛兵”、“佛將”，他說他有一千種辦法報複那些整過他的人，而且不費吹灰之力。你就是有一千種辦法，也要服從法律呀。什麽時候了，還說報複不報複的話，有失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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