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本刊顧問侯一民先生是中國第二代油畫家的傑出代表。他18歲加入中共地下黨，投身革命，早年師從徐悲鴻、吳作人先生，上世紀50年代獻身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藝術創作，60年代以大型壁畫《六億神州盡舜堯》、油畫巨製《劉少奇去安源》等作品見重於畫壇。80年代，創建中央美術學院壁畫係，並主持中央美術學院領導工作,晚年更以飽滿旺盛的創作精力，豐富的手段材料與想象力，為全國各項公共藝術創製了數量驚人的作品，舉辦了兩次中國畫及雕塑作品展。侯一民先生的作品，筆力雄健，造型紮實，色彩凝重，擅長把握人物眾多的大場麵，風格大氣，融匯中西，在中國現代畫壇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與聲望。 “侯一民革命曆史畫與相關素材文獻展”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的隆重開幕，是一次不尋常的展覽。展覽以展示現實主義繪畫創作為特點，圍繞《青年地下工作者》、《跨過鴨綠江》、《劉少奇與安源礦工》、《毛主席與安源礦工》、《血肉長城》五幅革命曆史題材創作，把與之相關的素材、變體寫生、速寫、戰地攝影、創作小稿，包括解放前地下黨革命活動的檔案資料一一展示在觀眾麵前，使觀眾沉浸在曆史的氛圍之中，得以體驗作者對生活的真實感受，從中追尋作者的創作曆程。 此次展覽不僅喚起老一輩藝術家的曆史記憶，也深深打動了青年藝術家和美術學子們。青年藝術家們看後深受感動，認為：這是一個十分珍貴的展覽，看到這麽豐富的素材和作品，體會到老一輩藝術家的從藝與為人，令人敬佩，也十分親切。我們在刊登部分展品的同時，還綜合整理了侯先生與這五幅作品相關的文章與談話，言語詼諧，卻語重心長，表達了老一輩藝術家對當代中國美術發展的關切和對青年美術家的企望，飽含深情，意義深長。

    去年國慶節，中央美術學院為我在美院美術館舉辦了一個“侯一民革命曆史畫與相關素材文獻展”。“文獻”兩字是辦展的工作同誌給加的，說這樣比較“時髦”。展覽圍繞著我畫過的四幅油畫：《青年地下工作者》、《跨過鴨綠江》、《劉少奇與安源礦工》、《毛主席與安源礦工》和一幅雕塑《血肉長城》，把他們產生過程中的各種素描、戰地寫生、變體、人物設計，甚至一部分曆史檔案都擺了出來。其實這些畫早已不時髦了，開幕時有人送花籃來，我說：“你們別送花籃了，應該送花圈！”因為這種藝術早已“淡出”了，“死”了。沒有想到來的人還真多，而且看得很起勁。華君武說他“非常感動”，青年教師還說我是“寶貴財富”，我的老朋友、老上級彭佩雲也十分動情，希望多辦這樣的展覽。事後幾天，我又連接電話，竟不離“感動”兩字，是不是刮了20年的“現代”風，又懷起舊來了？不管怎麽說，借《美術博覽》這塊寶地，從中選出一部分，請更多的朋友回看一下，並請研究研究，這樣的畫是該死還是該活。
現在，這些畫對我來說已經成為過去。近二三十年來我主要從事壁畫和中國畫創作，還畫過一幅17米長的《誇父逐日圖》，它也是“曆史畫”，擴展到我們祖先拓殖美洲的曆史，是翻“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人類學大案。為此，我曾在美洲五國考察過，讀了《山海經》和一些人的專著，我呼喚“以平等對待地球上的生民”，也還是離不開對曆史、世事、人生的關注。

一、 關於《青年地下工作者》
    《青年地下工作者》是我1957年在馬克西莫夫油畫訓練班結業時的創作。它是我在解放前曾經經曆過的一段鬥爭生活的回憶。北京解放前，在白色恐怖的環境裏，為了反對法西斯統治，為了中國的解放，我和我的朋友們曾前赴後繼地戰鬥過。我經曆了親人的入獄、戰友的死難，在我18歲的時候，作為北平藝專中共地下黨的支部書記，又親曆了當時的一切，在鬥爭中懂得了人生的意義。這裏選登了一些當時我們做地下工作時畫的漫畫、木刻傳單、偽裝本的革命讀物、地下組織的名單和反動派的拘捕令……可惜當時的資料已大部分遺失了，那時並沒有想到以後會畫這幅畫。但這幅《青年地下工作者》也許能說明我的“曆史畫”是怎麽畫出來的。

二、 關於《跨過鴨綠江》
    1950年，我作為《人民日報》特邀記者到了朝鮮前線，用“戰地速寫”這種形式向國內作報道，到過38軍、50軍和一個俘虜營，那年我20歲。
    1957年我為軍事博物館畫過一幅《跨過鴨綠江》，可是，這幅畫在“文革”中不知丟到哪裏去了。
多少年來，我總懷念著當年與我同行的戰友和在前沿相識的戰士，老想著他們是否平安地回到了祖國，還是已埋骨青山。我更忘不掉那轉瞬間被炸死在我眼前的朝鮮母親，忘不掉在已化作灰燼的家屋前朝鮮老人那種呆滯的目光。在風雪交加的大山中漆黑一片，車燈閃處卻見無數身穿白色衣裙的朝鮮婦女在為誌願軍清理雪路……
    臨津江的渡口被打爛的軍車累疊如小山，星光、水光、敵機的照明彈，烘托出站在“小山”上指揮軍車夜渡的女兵身形……
    孤兒的嚎啕，戰地的屍臭，“鬥莫！巴雷卡加！”（同誌！快走！）的呼喚……這一切那麽刻骨銘心。
我一直想重新畫這幅畫，至今我還珍藏著當年的寫生、畫稿和拍下的照片。不過重畫的時候，又猶豫了。50年過去了，時過境遷，一切已不再是當年。現在時代變了，和美國、南韓都是“夥伴”了，可是，我放不下對犧牲在那裏的37萬中華兒女、成千上萬善良的朝鮮母親和孤兒的一片眷戀。就算是一份過了時的紀念吧，我在73歲的耄耋之年，又重新拿起油畫筆，完成了現在這幅《跨過鴨綠江》。不過，這次重畫的主題有一點轉移，從“雄糾糾、 氣昂昂，跨過鴨綠江”轉而強調“戰爭與和平”，對戰爭災難的控訴，對戰爭孤兒的同情。當年我見到了太多穿著單衣睡在路邊的孤兒寡母和戰士，中國人民誌願軍為和平而戰，為保家衛國去赴死，因此主題處理上多了一層人道的涵義。

三、 關於《劉少奇與安源礦工》和《毛主席與安源礦工》
    這兩幅畫的醞釀都開始於1959年。前一幅是國家的任務，完成於1961年；後一幅是我自己要畫的，“文革”前隻完成了一部分準備。1975年，中國革命博物館（現在改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又讓我完成了它，並留在了那裏，也算是對我因《劉》畫在那裏挨鬥的一個補償。
    礦工題材是我平生所愛。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在大同、阜新等煤礦，與礦山就結下了深深的情誼，也畫過幾幅礦山題材的畫。以後，又到京西城子礦、江西安源礦、河北峰峰礦以及太行山區的幾個小窯。對於礦工的愛影響了我一生的藝術追求，從他們身上懂得了藝術的真美。
為了再現安源大罷工的曆史，我三去安源。我從史料、訪問、烈士傳記、礦山生活中去體驗、求索，調動我所有對中國最底層人民受難與奮爭了解的積累，使自己回到過去，並使筆下的人物活起來，活在80年前“我們不願作奴隸，我們要做人”那個生死鬥爭的年代。
為了找到接近當年的生產環境，我到了幾個小窯，那裏多少還保留了一些原始的開采。我在腰裏套了一根粗繩子下到百米深的井下，為了揣摩每個人物的典型特征，我畫了大量的單人素描。當時隻有一個男工作模特，我一邊畫一邊揣摩不同人物的造型動態和內心情緒，直到覺得找到了“他”，並令我震動時才放到畫麵上去。
    “文革”中因《劉少奇與安源礦工》一畫，我成了全國批判的最大的“黑畫家”，一天可以挨上幾場鬥，幾乎命喪於斯。

四、 關於《血肉長城》
    這是我1982年在法國蓬皮杜文化中心看了多件令我十分惡心的“現代”作品時，突發奇想開始構思的。這在當時“革命曆史畫”已被許多刊物罵得一無是處的年代可謂不識時務，其實這個想法是我一生中對中國百年曆史沉重記憶的積累，和對一代代犧牲的烈士們的感動，是在難於忍受“現代”作品的刺激下迸發出的一個反叛。
    後來，中國革命曆史博物館要布置近代史序幕大廳，想到了我這個畫稿，於是用了十餘噸陶泥，我和幾位朋友，用手（也用腳）塑成高浮雕，又采用極難駕馭的鐵紅結晶釉在邯鄲燒成。它與我國第一麵五星紅旗、開國的禮炮、孫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以及毛主席：“人民的勝利”兩幅語錄，組成了近代史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