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龍門 ============================== 要點: 1967年一月下旬,為了防止“一月風暴”引起的全國大亂影響到 軍隊,林彪和幾位老帥製定了“軍委八條命令”,得到毛澤東的批準。 同時,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在不同的場合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作法提出 了指責。從1967年2月中旬開始,各地軍方以“軍委八條命令” 為依據,對造反派衝擊軍隊的過激行為進行反擊,將大量的造反派群 眾組織打成反革命,有的地方采取了開槍鎮壓、大規模逮捕等極端手 段。因而形成了“二月逆流”,使文化大革命出現重大的逆轉。 毛澤東嚴厲地批評了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指責。當毛澤 東發現文化大革命變成了“鎮壓反革命”運動時,他通過中央文革發 動造反派群眾組織對“二月逆流”進行反擊。不久,林彪也表態支持 文化大革命,並且配合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需要製定了“軍委十條命 令”,在事實上否定了先前的“軍八條命令”。此後,文化大革命再 度出現大的反複。 毛澤東在為各地造反派群眾組織平反、迫使軍隊轉向支持造反派的同 時,也考慮到穩定軍隊。鑒於林彪支持文化大革命的表態,毛澤東決 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為依靠來實現穩定軍隊的目的。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勢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現 三、反擊“二月逆流” 四、反擊“二月逆流”的後果和影響 五、結論 ============================== “二月逆流”在中共官方的話語中也稱為 “二月抗爭”[1],[2]。 在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中是這樣定義的: “一九六七年二月前後,譚震林、陳毅、葉劍英、李富春、李先念、 徐向前、聶榮臻等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誌,在不同的會議上對‘文 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但被誣為‘二月逆流’而 受到壓製和打擊。”[3] 現在人們說起“二月逆流”,直接想到的就是“大鬧京西賓館”、 “大鬧懷仁堂”,但實際上並不僅止於此。事實上,由於“大鬧”的 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在當時還有一定的權力,還有一定的影響,尤其是 在軍隊有實權和影響,更由於“二月逆流”之前、“二月逆流”期間 軍隊的一些作法一度得到毛澤東的認可,林彪的支持,所以,“二月 逆流”的在全國各地的影響比僅僅是“大鬧”要廣泛的多,波及到全 國許多省,在很多地方“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變成了‘鎮壓反 革命運動’”。[4] 接下來的“反擊二月逆流”同樣也不僅僅是毛澤東對“大鬧”的斥責, 也包括中央和地方的各個方麵的一係列的活動。 “二月逆流”和“反擊二月逆流”是文化大革命中兩個猛烈的急轉彎。 造成這種反複的決定因素當然是毛澤東本人。在這段時間裏,林彪的 所作所為也是頗為複雜的,決不是像中共官方所描述的那樣,是“林 彪、江青一夥掀起的‘反擊二月逆流’的浪潮”。[5] ============================== 一、“二月逆流”前的文革局勢 ============================== 文化大革命進行到1967年1月中旬,各級黨政機關基本上全部癱 瘓。在上海“一月風暴”的帶動下,奪權浪潮席卷全國,逐漸波及到 軍隊。根據毛澤東“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指示,軍隊開始 介入各地的文化大革命。 軍隊要不要搞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對這一點地的態度是肯定的,他在 《五一六通知》中指出“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 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 他們的職務。”,“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 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 ”[6] 以後毛澤東本人不斷地重複自己的這個觀點。 1967年1月30日,毛澤東在一個批語中寫道:“黨、政、軍、 民、學、工廠、農村、商業內部,都混入了少數反革命分子、右派分 子、 變質分子。此次運動中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來,是大好事。 應由革命群眾認真查明,徹底批倒,然後分別輕重,酌情處理。” [7] 那麽軍隊中那些人是“走資派”呢?1967年2月3日,毛澤東在 接見外賓時說:“我們的軍隊也不是沒有問題的。象賀龍是政治局委 員,羅瑞卿是書記處書記,總參謀長。”[8] 至於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怎樣搞,衝擊和動亂達到什麽程度,毛澤 東的態度則是猶豫的,常常是模棱兩可,前後不一。 例如,1966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 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指出:“軍隊院校領導和教 職員中,確實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家夥,一定要借文化大革 命的東風,把他們揪出來,徹底鬥,徹底批。”[9] 這就使文革的動亂波及到軍隊,先是軍隊院校成立了各種造反組織, 踢開黨委鬧革命,把矛頭指向本單位的當權派。隨後四處串聯,使部 隊文體單位、機關、醫院紛紛動亂起來,衝擊上級軍事機關,以至於 衝擊各軍、兵種司令部、國防部、中南海。 另一方麵,毛澤東也明白搞文化大革命,需要軍隊的支持,因此軍隊 需要一定程度的穩定。所以,也有“不準許衝進解放軍機關及所屬部 隊,也不許到部隊串聯和散發傳單”的指示[10],以及“我認為 十三個軍區不要同時搞,要有前有後”,“軍隊要支持地方革命左派 進行奪權鬥爭,因此軍隊和地方文化大革命要叉開”的想法[11]。 基於毛澤東的不確定的態度,副統帥的林彪的辦法一是“口頭上緊 跟”,二是“行動上推托”。 “口頭上緊跟”表現在“一切請示主席,一切遵照主席的指示辦事”, “對主席的指示要堅持執行,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12] “行動上推托”則是盡量少表態,盡量回避矛盾。對此,張雲生在 《毛家灣紀實》中有具體的描述: 當北京航空學院的造反學生到國防科委揪鬥趙如璋的時候,國防科委 副主任羅舜初請示林彪該怎麽辦,林彪的答複是:“不用答複。” [13][14] 當秘書匯報各省、市委受到造反學生的衝擊時,林彪說:“不要再講 了。”[15] 當軍隊院校的學生衝擊國防部時,葉劍英和劉誌堅報告林彪,希望 林彪給出處理的指示,而林彪則對秘書說:“我沒什麽,就讓他們 去處理吧!”[16] 盡管如此,林彪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與毛澤東心目中的文化大革命 是不一樣的。林彪對於文化大革命的理解,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 是“升一批人的官,罷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17]。林 彪在以後的行動中處處體現出這一點。 毛澤東要的是“天下大亂”[18],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 的“一場大革命”[19],這就不僅僅是要“升一批人的官,罷一 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而且要將機構整個砸爛。中央文革、 紅衛兵(保守的和造反的)[20]、造反派都是毛澤東實現“天 下大亂”的工具。 林彪在這一點上與毛澤東有根本的區別。盡管林彪在口頭上緊跟毛澤 東、附和毛澤東,盡管毛澤東砸爛了黨和政府的機構,軍隊的機構在 整個文化大革命當中雖然受到衝擊,雖然有過局部的癱瘓,但是始終 沒有整個地砸爛。要將機構整個砸爛,這一點是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 文化大革命宗旨。具體到軍隊,毛澤東既有“砸爛”的一麵,也有 “穩定”的一麵;林彪則始終是強調和堅持“穩定”的一麵。 後來參與“二月逆流”的幾位老帥和副總理是積極支持文化大革命的, 對於整肅劉少奇也是讚成的。從八屆十一中全會前後的人事變動可以 看到:不僅僅是劉少奇從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上升到第二位,還 有除了陶鑄、陳伯達、康生上升到政治局常委以外,李富春也進入常 委; 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都進入了政治局(譚震林、陳毅、李先念已 經是政治局委員);[21] 陳毅、葉劍英、徐向前在1966年1月由中央軍委常委升任軍委副 主席(聶榮臻已經是軍委副主席)。[22] 隨著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具體作法有些意見, 而且用中央的官樣文章的話語公開表達出來。[23] 在“穩定軍隊”這一點上,林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意見是一致的。 所不同的是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傾向表現得比林彪要明顯一些,林彪 在言詞上要更顯得“緊跟主席”。 林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的分歧在於“升哪些人的官,罷哪些人的官, 保哪些人的官”。實際上幾位老帥之間也是有分歧的。例如下麵我們 會看到葉劍英和徐向前在這一點上的對立。 基於中央領導層的這種態度,隨著文化大革命在全國的展開,軍隊在 1967年1月開始受到越來越廣泛的衝擊。 從法律的角度來看,任何組織、團體、個人,不論出於何種原因,包 圍、衝擊國家機關、軍事機構都是違法犯罪的行為,都應該受到法律 的製裁。但是,由於毛澤東將政治淩駕於法律之上,認為“對反動派 造反有理”[24],於是任何行為隻要帶上“革命”、“造反”的標簽 就可以橫行無忌,就可以衝擊一切。 如果說對於1966年8月前後紅衛兵的暴行,毛澤東還可以讚賞、 林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還可以沉默的話[25],到了1967年 的2月,從中央到地方各級領導被揪鬥的人已經不計其數,其中許許 多多的人遭到毒打和虐待,省、部級以上的幹部中已有張霖之、趙爾 陸、陶勇被鬥致死,閻紅彥、衛恒自殺。即使毛澤東還可以沉默,林 彪與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已經不能沒有憤慨之意了。 如果說對於1966年10月前後,各級黨政機關受到的衝擊毛澤東 還可以拍手稱快、林彪還可以回避矛盾、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還隻能發 點牢騷的話,到了1967年2月各級軍事機關受到衝擊,連吳法憲、 李作鵬、邱會作都因造反派的揪鬥而“東躲西藏”,而且各地軍隊的 負責人如許世友、韓先楚已經氣憤已極的時候,他們誰也無法袖手旁 觀了。 ============================== 二、“二月逆流”在中央和地方的表現 ============================== “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現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鬧京西賓館” ; 1月28日,“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 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 為了表現“老一輩革命家同林彪、江青一夥的鬥爭”[26],中共 官方對這些事件進行了黑白兩極化的曲解,尤其歪曲了林彪在其間 的作用。而對於幾位老帥和副總理以及周恩來的一些言行則作了掩 飾,因為這些言行在官方後來的觀點中是“缺點錯誤”或者“違心的 話”。 “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則表現為軍方對造反派的整肅和鎮壓。如果 說中共官方對“二月逆流”在中央的表現作了曲解的話,那麽中共官 方對“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的表現則是加以掩蓋,因為這裏有許多 複雜的矛盾、血腥的場麵,即使完全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來看,也很 難分清“敵我雙方”和“誰對誰錯”。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的“大鬧京西賓館”,其焦點是關於 揪鬥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其實質是文革在軍隊中造成的動亂應當達到 什麽程度。 毛澤東本人對於“文革在軍隊中造成的動亂應當達到什麽程度”是不 十分確定的,對於是否要打倒蕭華也是猶豫的,這種猶豫一直持續到 1967年的夏季才見分曉。 中央文革一方,出於自身的機構的利益,希望把文革的烈火燒到軍隊, 把動亂的程度加大,所以支持揪鬥蕭華。而出席會議的軍隊的領導, 則有不同的打算:軍方作為一個整體,出於自身的機構的利益,希望 軍隊穩定。在機構穩定的前提下,要“升一批人的官,罷一批人的官, 保一批人的官”。那麽,升哪一批人的官,罷哪一批人的官,保哪一 批人的官,不同的山頭又有不同的想法。在“大鬧京西賓館”的具體 場合,葉劍英希望保蕭華,而當時擔任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是 站在中央文革一邊,讚成揪鬥蕭華的。北京軍區司令員楊勇以及其他 一些人,由於過去的一些個人因素,也是這個態度。 因此,在“大鬧京西賓館”的過程中,既有軍方整體與中央文革的對 抗,也有從徐向前和葉劍英的對抗體現出來的軍隊各山頭之間的矛盾。 中共官方的說法是在與中央文革的對抗中“徐帥一掌拍在茶幾上,把 茶杯蓋震落在地。葉劍英怒不可遏,用拳頭連連捶擊著桌子”。 [27] 實際情況是徐、葉兩人在是否要揪鬥蕭華的問題上拍茶幾、捶桌子, 相互對抗。 《葉劍英傳》中隱諱地寫到了這一點:“過了一會兒,蕭華來了,徐 向前問他,昨晚到哪裏去了。蕭華躲躲閃閃。徐向前生氣地對蕭華說: ‘你是膽小鬼!你怕什麽?他們能把你吃掉嗎?’他盛怒之下,拍了 桌子,把茶杯蓋子和碟子都摔了。” 葉劍英“也大聲地說:‘他昨天半夜裏跑到我那裏去了,是我把他收 留下來的,如果有窩藏之罪,我來擔當!’說話間接捺不住滿腔怒火, 猛拍桌子,傷及右掌。散會回家以後,端茶杯覺得右手無力,秘書陪 他到軍事科學院門診部拍了片子,才發現右手掌骨遠端骨折。” [28] 《徐向前傳》的描述是:“肖華到會後,講了頭天晚上被抄家的經過。 徐向前氣得拍了桌子,茶杯蓋子摔到地上。葉劍英氣憤他說:肖華是 我保護起來的,如果有罪,我來承擔!說著,也拍了桌子,傷著了手 骨。接著‘大鬧京西賓館’一說就傳揚開了。”[29] 當時在場的吳法憲後來證實:“作為全軍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出於 責任,和陳伯達一起批評總政治部主任蕭華,於是引起兩位元帥之間 的對抗。”[30]“與會的軍中高級將領見兩位老帥對拍桌子,誰 也不敢說話,有的見勢不好幹脆溜走了,一時會場大亂。”[31] 對此,王年一含蓄地說道:“軍隊高級將領的抗爭極為複雜”。 [32] 林彪的本意是保蕭華,認為“蕭華是總政治部主任,不能輕易點名打 倒;這樣大的事必須請示主席”。但是由於毛澤東的態度不斷反複, 所以代表林彪出麵的葉群的態度也不斷反複,直到 1 月20日深夜毛 澤東表態保蕭華。[33] 此後,林彪和江青大吵一場[34],甚至說“叫他們也來打倒我好 了”[35]。 1月22日,毛澤東接見了軍方高級將領,“一方麵要求軍隊要站在 革命派一邊,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另一方麵又耐著性子聽取了軍 方將帥們訴說挨整被鬥的情形,表態說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 不要分裂。”[36]參加過接見的陳再道後來說他當時得到的印象 是:毛主席“對造反派衝擊軍事機關是反感的,認為這裏麵‘一定有 壞人’。”“我當時的理解,主席的意思是要我們以退為進,做到有 理、有利、有節,退避三舍、四舍還不行,就要硬一點,就要執行軍 委八條命令,追究衝擊軍事機關的壞人。”[37] 在這種情況下,中央軍委在1967年1月28日頒布了“軍委八條 命令”[38]。照中共官方的說法是:“經過老帥們的努力, 終於起草了軍委八條命令,分送給毛澤東和林彪,毛澤東把葉劍英、 陳毅、徐向前、聶榮臻四位老帥清去,一起對八條命令作了仔細研究。 他認為八條很好,並提出不準搞‘噴氣式’,不準戴高帽子的規定。 林彪也表示同意。”[39] 王年一的說法是:“徐向前當時是全軍文革下組組長,提出要製定這 個文件”[40]。然後引用了徐向前在他的自傳《曆史的回顧》裏 的描述。徐向前的原話如下: “我們心急如焚,幾次打電話找林彪,他都不見。我實在憋不住了, 幹脆去‘闖宮’。一月二十四日晚飯後,坐車直趨林彪住地毛家灣。 林彪的秘書見我突然到來,不便阻擋,領我去會客室,林彪、陳伯達 正在交談。我開門見山,向林彪講了目前軍隊的混亂狀況,說:軍隊 要穩定,這樣亂下去不行,要搞幾條規定,如不能成立戰鬥織織、不 能隨意揪鬥領導幹部、不準奪權等。林彪連連點頭,說:是的,軍隊 不能亂,我同意軍委發一個文件。當即由他口述,秘書記錄,整理了 七條。接著,他說請葉、聶來研究一下。陳伯達便起身告辭。葉聶來 後,都讚成七條。確定由葉、聶和我去釣魚台,征求中央文革的意見。 我還特意打電話給陳毅同誌,請他到釣魚台開會,多一個人多一份力 量嘛。 我們到釣魚台,中央文革的人都在,陳伯達也在。他們把周總理也請 來了。我講了產生這個文件的因由,讓人念了文件內容,經反複討論 獲得通過。” “‘七條’送到毛主席那裏審批,毛主席提議交住京西賓館的各大軍 區負責同誌討論一下,征求意見。大家討論中,鑒於昆明軍區曾反映 過有的高幹子女參與抄民主人士的家,影響不好,建議增加一條嚴格 管教子女的內容。我們采納,‘七條’遂變成了‘八條’。一月二十 八日下午五時,林彪和我一起去中南海將‘八條’送毛主席審批。毛 主席完全同意,當場批示:‘所定八條,很好,照發。’林彪拿到批 示後,對毛主席說:‘主席,你批了這個文件,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啊!’據我觀察,林彪當時有自己的算盤。他是國防部長,主持軍委 工作,軍權在握,軍隊大亂特亂,向毛主席交不了帳,對他不利嘛!” [41] 張雲生的說法與此有很大的不同:林彪“於1月20日晚緊急約見葉 帥、徐帥、聶帥和楊代總長,商量對策。根據大家的討論,林彪歸納 了九條,經他口授,林辦秘書記錄並整理出來,交給當夜召開的中央 軍委、中央文革聯席會議討論,準備以軍委命令的形式公開發布。” ...“第二天早晨,葉帥打電話給林辦。葉帥說:‘我們昨晚在釣 魚台討論軍委命令的稿子,爭論非常激烈。我們拿去的九條,通過了 七條。’...” “中午,釣魚台發來一份鉛印的軍委命令草稿清樣。這就是昨天釣魚 台會議討論通過的那七條。林彪聽說後,立即約見主席。主席當麵表 示同意這七條,並提議再加一條,加強對幹部子女的教育。這就是後 來傳遍全國全軍的那個軍委‘八條命令’。”[42] 《徐向前傳》的說法與徐本人的說法大致相同,但是也指出草案最初 時“九條”而不是“七條”,在釣魚台“經討論改為七條”。“後來, 林彪把七條報到毛澤東主席那裏,主席批示:‘所定七條很好,照 發。’又批示:‘再加上一條關於管教幹部子女問題’。根據毛主席 的指示,將修改後的八條交住在京西賓館開會的各大軍區領導人討論。 1月28日,徐向前陪同林彪到毛主席住處,毛主席同意照發。林彪 很高興,對毛主席說:‘你批了八條,真是萬歲,萬歲,萬萬歲!’” [43] 《聶榮臻傳》的說法:“作為軍委文革小組組長的徐向前,這時實在 坐不住了。1月24日晚,他和聶榮臻、葉劍英先後來到毛家灣林彪 住地,向林彪陳述了軍隊不能再這樣亂下去的理由,要求規定出一些 條條,以穩住軍隊。當晚,經反複研究,擬定了一個軍委命令初稿, 林彪同意後,叫徐向前、葉劍英、聶榮臻三人拿著這個命令初稿去征 求中央文革的意見。中央文革的討論會一直開到夜裏3點多鍾,周恩 來也參加了討論。江青等人知道這已經經過林彪的同意,沒有多說什 麽。第二天,就將命令初稿送請毛澤東審定。1月28日下午,毛澤 東特地把林彪、陳毅、徐向前、聶榮臻、葉劍英等兒位老帥請到中南 海,詳細地進行了研究,並在命令初稿的基礎上又加上了‘要嚴格管 教好高幹子弟,不得任意抄家’的內容。接著,毛澤東親自批發了這 個文件。”[44] 《葉劍英傳》的說法是:“葉劍英主持軍委碰頭會議,同其他幾位軍 委領導同誌反複商量,一致認為無論如何要穩住軍隊。葉劍英說: ‘我們軍隊要搞個法,搞個命令,搞個章程,不能把軍隊搞亂了。’ 聶榮臻說:‘不能再亂下去了,軍隊要有個限製才行。’1月24日 晚,徐向前、葉劍英和聶榮臻先後到毛家灣林彪住地,向林彪提出軍 隊要有個限製,要盡快搞個條令和規定。林彪同意,擬定了一個軍委 命令初稿,送中央文革討論,又報請毛澤東批示。毛澤東親自找幾位 元帥進行研究,最後審定批示‘很好,照發’。”[45] 對比以上幾種說法:張雲生認為“軍委八條命令”在林彪的積極倡導 下形成的;徐向前本人、《徐向前傳》、《聶榮臻傳》、《葉劍英傳》 都說是林彪在徐、聶、葉的要求下擬定的,其中關於每個人的作用, 說法各有不同。雖然說法各有不同,但都認為是林彪擬定在先,毛澤 東批準在後,而不是中共官方說的幾位老帥擬訂、毛參與研究批準後, “林彪也表示同意”。而且從徐向前敘述的“萬歲萬歲萬萬歲”來看, 林彪內心是非常希望有這麽一個命令的。 2月11日和2月16日的“大鬧懷仁堂”的直接誘因是:毛澤東在 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就陶鑄被打倒一事批評了江青和陳伯達。 會後李富春將消息傳播出去,再加上林彪與江青大吵,幾位老帥和副 總理受到了鼓舞,也覺得該出出氣了。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的:“大 鬧懷仁堂,是借我批評文革小組的東風。”[46] 王年一、高文謙、紀希晨等人的書中均有關於這兩次會議的部分內容。 其中陳毅的話頗有意味。據王力說:在周恩來和康生對會議記錄作最 後整理時,陳毅認為記錄歪曲了他的一些話,要求刪去,被周恩來拒 絕。[47] “二月逆流”在全國各地體現為軍方對造反派的全麵回擊,在很多地 方表現為“二月鎮反”。中共官方對此完全不提,似乎文革中根本沒 發生過這回事。王年一的書中略說了“二月鎮反”幾個例子[48], 但沒有指明“二月鎮反”是“二月逆流”在各地的表現。事實上“二月 鎮反”是文革中有極大影響的事件。 各地軍方負責人在麵對文革初期的混亂局勢都感到非常的困惑,當軍 隊受到越來越嚴重的衝擊時,他們的困惑已經變成了不滿和憤怒。 “軍委八條命令”使壓抑已久的軍方拿到了反擊造反派的尚方寶劍, 紛紛對包圍、衝擊軍隊的造反派進行回擊和鎮壓。除了“八條命令” 之外,中央軍委常常還有針對但地具體問題的電報、命令或通知,支 持當地軍方的打擊造反派的行動[49]。 各地軍方根據《軍委八條命令》和針對各地的具體命令,對造反派進 行了不同程度的“鎮壓”,很多地方都抓了人。廣東、福建、安徽、 河南、湖南都抓捕了造反派骨幹,取締了一些造反派組織。其中抓人 較多的有湖北、四川:武漢抓了兩、三千人[50],四川抓了近十 萬,僅成都就抓了兩萬[51]。對抗最為激烈的是青海,發生了 “二二三流血慘案”[52]。 到目前為止,我們沒有看到毛澤東對各地鎮壓情況的具體態度,但是 據推測毛應該是默認的。因為在這段時間裏,軍隊如此大規模的行動 沒有毛的認可是不可能的;同時,官方的輿論工具也對軍隊的行動表 示了支持: 2月18日,《解放軍報》發表社論《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對那 一小撮反動的首惡分子,要堅決鎮壓,絕不留情。” 2月24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人民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 柱石》“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軍委製定的方針政策,就是無產階 級的最高紀律。”“必須嚴格地、堅定不移地遵守這個最高紀律。” 又例如,中央文革對於鎮壓湖南的造反組織“湘江風雷”是表態支持 的[53]。 所有這些,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毛澤東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由於毛澤東沒有明確的表態,緊跟毛澤東的林彪也不明確表態。 對此,張雲生寫道:“主席最初對(趙永夫處理)青海事件是持肯定 態度的。因為主席已有過內部指示:對那些肆意以武力反對和衝擊解 放軍的右派群眾組織,當一再的說服工作和忍讓態度不能奏效之後, 可以進行鎮壓。”[54] “‘二二三’當天,趙永夫通過電話向中央軍委副主席兼秘書長葉劍 英元帥報告,說占據報社的人開槍尋釁,軍隊反擊,勝利地平定了 ‘反革命暴亂’。葉稱讚說:‘你們打得對,打得好。’但不知為什 麽消息到了西寧大街上,‘葉副主席’變成了‘林副主席’。秘書向 林彪報告說,西寧傳說‘林副主席來電:你們打得對,打得好。’林 彪聽了一笑了之,不加評論,不置可否。”[55] 軍方對造反派的打擊也是很極端的,造成不少的冤案。軍方照樣隻有 政治觀點,沒有法律概念。有時為了誇大造反派的違法行為,甚至采 用栽贓陷害的手法。[56][57] 到了1967年的3月,各地的形勢顯得稍微平靜一些了。這時已經 有上海、黑龍江、山西、山東、貴州五個省、市成立了革命委員會 [58]。在一些激進的造反派被鎮壓的省份,軍方也在考慮解放一 些領導幹部,依靠保守派或溫和的造反派來建立革命委員會。如果照 當時這種局勢發展下去,文化大革命可以按毛澤東的預想,在“二、 三、四月看出眉目來”[59] 如果按1967年3月的狀態結束文化大革命的話,其結果與後來在 1968年9月全國各省、市、自治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實際上的結 果所差無幾: 軍方在革命委員會中起主導作用,配上一些文革前的領導幹部,群眾 組織會在革命委員會中有一些代表,但沒有本質意義上的作用。 略有不同的是:當時軍方選擇的群眾組織代表是來自保守組織或溫和 的造反派組織;而後來實際上成立革命委員會的時候,群眾組織代表 來自溫和的或激進的造反派組織,不過這並沒有什麽實際意義。群眾 組織代表在革命委員會中起的作用實在是很有限。而且,不論是來自 溫和的還是激進的造反派組織,大都在接下來的“清理階級隊伍”、 “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運動中被清洗了出去,有的還又 重新進了監獄。 然而毛澤東對這樣的結果並不滿意,認為這樣的文革結局是“反革命 複辟”,他要反擊這股“從上至下各級都有”的反革命複辟逆流。 [60] ============================== 三、反擊“二月逆流” ============================== 第二次“大鬧懷仁堂”是 2 月16日下午,當晚張春橋、王力、姚文 元整理了會議記錄,幾小時後,毛澤東召見了他們,聽取了匯報。 2月19日臨晨,毛澤東召集部分政治局委員開會。會前曾“通知林 彪去參加。林彪以‘身體不好’為由請假,派了葉群作為他的代表。” [61] 毛澤東在會上發了“無產階級的震怒”[62],對譚震林等人嚴厲指 責,說“你們就是要搞宮廷政變,你們就是要劉、鄧上台,中央文革 小組執行十一中全會的決議,百分之九十七八是正確的,誰反對中央 文革,我就反對誰,十一中全會決議你們都舉手通過了。為什麽執行 起來有抵觸呢?要否定文化大革命,辦不到!大鬧懷仁堂,就是要搞 資本主義複辟。要對文化大革命發難。”[63] 其中有一句話的確是說到了點子上:“十一中全會決議你們都舉手通 過了。為什麽執行起來有抵觸呢?” 毛澤東意味深長地說:“葉群同誌你告訴林彪,他的地位也不穩當啊, 有人要奪他的權哩,讓他做好準備,這次文化大革命失敗了,我和他 就撤出北京,再上井岡山打遊擊。”[64] 毛澤東此話的用意完全在於離間林彪與其他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將林 彪拉到自己一邊。所謂“他的地位也不穩當”、“有人要奪他的權”, 完全是子虛烏有的事。 為了拉攏林彪,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之前曾“特意把葉群找來單獨談話, 作了工作”,“並特許葉群今後參加中央文革碰頭會”,而後“又專 門指派江青代表他去做林彪的工作”。[65] 毛澤東向林彪發出的這些信息,在一個月之後得到了林彪的回應。但 在當時,林彪的反應仍然任然是被動的。例如: 在第二次大鬧懷仁堂之後,譚震林給毛和林彪寫了內容大致相同的信 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不滿[66],而林彪也就隻在上麵批寫了“譚 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塗墮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67] 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並不是什麽嚴重的指責,並沒有上綱上線。 又例如:2月20日,當江青和王力向林彪匯報16日“大鬧懷仁堂” 的情況時,林彪也就“隻講了兩句話:‘徐向前不能代表解放軍。陳 伯達隻是一個書生。’”[68] 毛澤東在對幾位元帥和副總理的“大鬧”進行反擊的同時,也開始注 意到全國各地出現的軍方鎮壓造反派的現象,認為“從上至下各級都 有這種反革命複辟的現象,值得注意。”[69] 與此同時,中央文革也積極行動起來,發動造反派起來策應。 首先是在北京,3月14日,首都紅代會舉行十萬餘人的示威遊行, 主題是“痛擊自上而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示威中的口號有: “堅決打退從上到下的資本主義複辟逆流”、“把反攻倒算的譚震林 揪出來鬥倒鬥臭”、“誓死保衛中央文革”、“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 誰”、 “打倒譚震林”。[70][71] 反擊浪潮隨後逐漸傳到全國各地,各地造反派紛紛喊出口號,要揪出 當地的“譚震林式的代表人物”,例如:武漢要救出“武老譚”陳再 道[72],廣州要“抓廣譚實際上就是抓黃永勝、劉興元”[73]。 當林彪明確地知道了毛澤東反擊“二月逆流”決心以後,開始響應。 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發表了長篇講話。 [74]。林彪在這次講話中沒有直接提到“複辟逆流”,也沒有直 接對幾位副總理和老帥提出指責。林彪以他獨特的方式為文化大革 命作了辯護,講出了“損失是最小、最小、最小,成績是最大、最 大、最大”的名言。 這篇講話應該是代表林彪本人的看法的,根據秘書長雲生的回憶:盡 管秘書和葉群、林立果一起為林彪的這次講話準備了稿子,但是, “林彪大都沒有照用。他有他自己的一套。”[75]本文認為:林 彪“三二〇講話”是支持毛澤東反擊“二月逆流”的表態。 毛澤東對林彪的“三二〇講話講話”非常滿意。4月7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通知說:“我們偉大領袖毛主 席指示,林彪同誌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講話錄音,應向中國人民解 放軍人員和全國紅衛兵播放。 林彪同誌的講話,是一個極其重要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 報告,對指導當前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導人民解放軍正確 地介入地方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推動無產階級革命派在兩條路線的 鬥爭中進一步取得勝利,具有非常重大的意義。”[76] 4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又將這份講話的整理稿正式印發全國。 3月25日,在處理青海問題的會議上,林彪明確表態認為“青海問 題是一個大案件,是實行法西斯的大鎮壓”、“是一個反革命政變”、 “是帶槍的劉鄧路線”。 在解釋前一段時間的不同態度時,林彪說:“前幾天我們沒有調查清 楚,隻聽了趙永夫的謊言。原來他們把問題完全弄顛倒了。” “趙造謠說:我給他們打電話,總理也打了電話,(總理插話:根 本沒有那樣的事)。他說打電話‘打得好’,都是捏造。” 與此同時,林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對軍隊的看法:“我們的部隊大多數 是好的,但確有壞人,不但青海有,總政、總參、總後,各軍也 有,...”,“三個總部、空軍、海軍確有壞人。如果不是文化大 革命,空軍就會被壞人奪了權。他們不是把地位、人選都安排好了嗎? 海軍主持工作的幾個人也會被奪權。他們利用文化大革命向我們猛烈 進攻。總後也是這樣,黃克誠,洪學智和他們的爪牙,就抓了邱會作 同誌的小辮子,邱會作同誌小偷小摸的事有,應該燒,但邱會作是個 好同誌。總政也有,總參也有,都是壞份子。”“這場文化革命的鬥 爭,是階級鬥爭,不是宗派鬥爭。空軍的成均就是要奪權的,這是賀 龍搞的,這些壞家夥,你不鬥倒他,他就鬥倒你,不是什麽宗派鬥爭。 你想躲也是不行的,想防禦也是不行的,隻有進攻,這是不以人們意 誌為轉移的。我們一定要認真地進行文化大革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 革命進行到底。”[77] 這是林彪就“升哪些人的官,罷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向毛澤 東發出的信息反饋。林的信息以後得到了毛的正麵回應。 從三月下旬開始,文化大革命又出現了明顯的逆轉: 1967年3月24日,中央發出了《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其中 專門提到了“毛主席和林彪同誌三月十一日對青海問題進行調查的批 示”,決定為造反派“八·一八”平反,將“趙永夫隔離收審”[78]。 3月27日,中央發出《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4月1日又轉發該 決定的附件,其中規定規定:“不得隨意宣布群眾組織是反革命組 織”、“不得把群眾打成‘反革命’,不準亂捕人。僅僅因為衝軍區 和對軍區提意見,或對本地區、本單位的奪權有不同意見,而被打成 ‘反革命‘的,應一律平反,被捕的,應一律釋放,通緝令,應一律 取消。”[79][80] 4月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81]。 4 月 6 日,中央軍委發出的《十條命令》中規定“對群眾組織,無論 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製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準開槍, 隻能進行政治工作。”“不準隨意捕人,更不準大批捕人。”“不準 任意把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準把革命組織宣布 為反革命組織。”“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 右,概不追究。”[82]這樣就在實際上否定了1月28日的《八 條命令》。 “軍委十條命令”是林彪主動製定的。張雲生在《毛家灣紀實》中說 是林彪當著黃永勝的麵口述的,“他一邊思索一邊說,黃永勝也偶爾 插上一句半句,我做了記錄”,最後,林彪“向我布置:‘把他整理 一下謄清後給葉群,讓她送文革去討論一下。”“這正中了釣魚台那 些人的心意,因此中央文革很快就通過了。”[83] 麵對中央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態度,各地軍方開始顯得不知所措, 隨後在執行中央決定的時候都有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是大都還是 執行命令,釋放了抓捕入獄的造反派。在麵對毛澤東和中央文革要求 他們承認“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並且要轉向支持造反派的問題上, 行動各有不同,中央對他們的處理也各有不同。例如: 福州軍區、廣州軍區和湖南省軍區、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都做了檢 討,中央對他們的檢討都持肯定的態度。[84] 對另外有些軍區則進行了改組,如內蒙古軍區[85]和成都軍區 [86]。 也有的軍區一直對中央的指示懷有抵觸情緒,其中抵觸情緒最大的當 然是武漢軍區。直到5月中旬,武漢軍區雖然釋放了大部分被捕的造 反派骨幹,但仍沒有釋放一些主要負責人。同時拒絕認錯檢討,並且 仍然堅定地支持保守派。後來為了解決武漢問題,毛澤東親自南下, 終於釀成震驚中外的“七二〇事件”。 ============================== 四、反擊“二月逆流”的後果和影響 ============================== 在毛澤東“無產階級的震怒”之下,幾位老帥和副總理“一個個麵麵 相覷,沒人敢吭聲”。[87] “毛澤東責令:陳毅、譚震林、徐向前‘請假檢討’,並分別同他們 幾個談話。”“2月9日,周恩來、李富春同陳毅談話,傳達毛澤東 的批評。由李富春、李先念、謝富治同譚震林談話;由葉劍英、李先 念、謝富治同徐向前談話。”[88] 此後,“根據毛的決定,中央政治局從2月25日到3月18日,在 懷仁堂連續召開了七次政治局生活會,批鬥譚震林、陳毅、徐向前等 人。”[89]被批判鬥爭的甚至還包括這些人的家屬。 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反擊“二月逆流”直接後果是幾位老帥和副總理 “靠邊站”,“中央文革碰頭會”取代了周恩來主持的“政治局、國 務院碰頭會”來決定黨和國家的大事。為此江青曾取笑說:“你周恩 來也得來開我們這個碰頭會,因為你那個碰頭會已經不起作用了。” [90]周恩來也隻好說:“以後你們做決定,我給你們辦事。” [91] 由於幾位老帥和副總理隻是反對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作法,並不是反 對文化大革命,所以毛經過考慮,認為還是需要這些人:一來劉少奇 的案子還沒最後搞定,二來這些人在各地軍方中還有相當的影響,所 以,毛澤東接下來又對這些人做了一點安撫:請他們到自己家裏開 “團結會”,說幾句安慰的話,讓他們於1967年的“五一節”在 天安門亮相。 既然毛澤東要做好人,林彪也就沒有必要作惡人。在得到毛的同意之 後,林彪派黃永勝和吳法憲到幾位老帥和副總理家去告知他們:毛已 同意“解放”他們了。但是,譚震林仍然沒有得到“解放”。[92] 除譚震林以外,其他六位在1969年的中共“九大”都進入了新的 中央委員會。 毛的這些做法與他對各地軍方負責人的做法是一致的: 盡管各地軍方對造反派的鎮壓要比文革初期的工作組厲害得多得多, 打擊麵也廣的多,但是毛對他們的態度卻是比對工作組緩和的多,隻 是說:“許多外地學生衝入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 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認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 問題,勸他們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衝軍事機關一事,卻看得太嚴重 了。”[93] 又例如對成都軍區,毛澤東說:“犯錯誤是難免的,隻要認真改了, 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眾組織宣布為反動組織,這些是錯 了,但他們改正也快,...現在另一種思潮又起來了,即有些人說, 他們那裏軍隊做的事都錯了,弄得有些軍隊支左、軍管、軍訓人員下 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這種情況,要沉得住氣,實事求是地公開向 群眾承認錯誤,並立即改正。另外,向軍隊和群眾雙方都進行正麵教 育,使他們走上正軌。我看現在這股風,不會有二月那樣嚴重,因為 軍隊和群眾都有了經驗。偉大的人民解放軍一定會得到廣大群眾擁護 的。”[94] 毛澤東在糾正各地軍方對造反派的鎮壓,為造反派平反的同時,一麵 要求軍隊轉向支持造反派,一麵要求造反派不要和軍隊對立,要求各 造反派群眾組織團結起來實現“大聯合”“三結合”。 盡管4月6日頒發的“軍委十條命令”在事實上否定了先前的“軍委 八條命令”,毛澤東還是希望“過去的八條,現在的十條結合起來是 對的。”[95]並且要求造反派:“我們要遵守‘八條’,解放軍得 遵守‘十條’”。[96] 在這段時間裏,毛澤東不得不考慮穩定軍隊的具體辦法,首先要考慮 的就是通過那些人來穩定軍隊。王年一曾就此指出: 毛澤東在1967年4月間定下了一個秘而不宣的決策:“借重林彪 及其老部下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穩定北京軍內的局勢。意 圖是:通過穩定北京軍內的局勢,達到穩定全軍的局勢的目的;通過 穩定全軍的局勢,達到穩定全國的局勢的目的。...大概以 1967年5月13日為起點,實行了這個決策。”[97] 這個決策體現在對“五一三事件”的處理。“五一三事件”的經過情 形,王年一、紀希晨、嚴家其[98]都有敘述,張雲生的《毛家灣 紀實》中專門有一章介紹[99]。王年一的文章《“五一三”事件 — 一場大有來頭的小型武鬥》[100]的分析尤為精辟。 在處理“五一三事件”的過程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林彪堅決地支 持了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的保守派,即“三軍無產階級革命派”, 而中央文革卻一反常態,沒有繼續支持他們以前一貫支持的反對吳、 李、邱等人的造反派,即“三軍衝派”。 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決策,一向“被動”的林彪不可能這麽堅決地支持 某一派群眾組織,一向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也不可能這麽迅速地轉 向的。 本文要專門指出的是:毛澤東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決策、之所以決定 “借重林彪及其老部下”來穩定軍隊,是和林彪積極支持反擊“二月 逆流”的態度分不開的。 林彪在支持反擊“二月逆流”的時候給毛澤東發出過信息,對於升哪 些人的官、罷哪些人的官、保哪些人的官,表明了自己的態度。 “五一三事件”前後,毛澤東對於林彪的信息給與了回應。回應的結 果是:在空軍,保了吳法憲的官;在海軍,升了李作鵬的官;在總後, 保了邱會作的官。[101] 不僅僅是如此,在各大軍區的人事變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哪些人升 官: 1967年3月,廣州軍區副司令員梁興初升任成都軍區司令員; 1967年5月,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調任成都軍區政委; 1967年7月,沈陽軍區副司令員曾思玉升任武漢軍區司令員; 1967年7月,武漢空軍副司令員升任武漢軍區政委(連升三級)。 [102] 毛澤東的這種有利於林彪的回應,是林彪堅決支持反擊“二月逆流” 的結果。 所以林彪後來說:“壞人鬥好人,好人挨了整,邱會作同誌被總後當 權派中的一小撮壞人搞了一個多月,幾乎被整死。海軍的李作鵬、王 宏坤、張秀川也是被整。吳法憲也是這樣。過去你們吃了苦頭,現在 嚐到甜頭。”[103] 我們也可以從這裏看出,毛澤東依靠林彪等人來穩定軍隊的重要性。 如果當時不是依靠吳、李、邱等人,以及“三軍無革派”的話,軍隊 各軍、兵種、各總部仍將是一片混亂,到“七二〇事件”爆發時局麵 將變得無法收拾。 以後毛澤東和林彪的一段對話,頗有意思: 毛澤東對林彪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抵製錯誤的領導。這在群眾 中是可以的,但在軍隊中不能這樣。如果各人都按個人的意見辦,軍 隊怎麽能打仗?軍隊各人都按個人的意見辦,這樣軍隊就不象個樣子 了。還是你說的:‘理解的要執行,暫時不理解的也要執行。’” 林彪回答說:“這兩句話是很普通的兩句話。還是主席說得好,‘在 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後,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要說對 的就執行,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對,行動起來各行其是,不就亂了套了 嗎?”[104] 但是,反擊“二月逆流”以後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並沒有按照毛的主觀 願望發展,還真是“亂了套了”。 毛的初衷是:軍隊支持造反派,造反派團結起來,解放一批幹部,實 現“大聯合”、“三結合”,成立革命委員會,達到天下大治。然而, 局勢的發展卻是: 群眾組織並沒有團結起來,反而更加對抗,在“二月逆流”中受到鎮 壓造反派組織與協助過鎮壓的保守派組織勢不兩立,例如在武漢;有 些地方保守派組織已經瓦解,但是造反派組織又分裂成對立的兩大派, 仍然勢不兩立,例如在成都。 軍隊也卷入了群眾組織的紛爭,支持某一派,甚至不同的軍隊係統支 持不同的群眾組織。在解放幹部的問題上,也是如此,不同的群眾組 織要解放不同的幹部,有些幹部支持這一派,另外一些幹部則支持那 一派。 於是不同的軍隊係統之間的矛盾、不同派係的幹部之間的矛盾、與群 眾組織之間的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局麵更為複雜。 軍隊和造反派的矛盾、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造反派中間不同組織 的矛盾、不同的軍隊係統支持不同的群眾組織、不同的群眾組織要解 放不同的幹部,所有這些都被冠以“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甚 至“國共兩黨的鬥爭”,使對抗越來越激烈,一直發展到1967年 七、八月的全國性大武鬥,真如林彪所說“‘文化大革命’,變成武 化大革命嘍!”[105] ============================== 五、結論 ============================== 以上本文簡述了文革中的“二月逆流”、以及林彪在這段時間的言行, 綜上所述,本文得出以下結論: “二月逆流”既表現為“政治局和軍委的領導同誌,在不同的會議上 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評”,也體現為各地軍 方對造反派實行的鎮壓。 “二月逆流”的產生,在最初階段時得到了毛澤東的默許、林彪的支 持。作為各地軍方鎮壓造反派的依據的“軍委八條命令”,是在林彪 的主導下、幾位老帥的參與和促成下擬定的,得到了毛澤東的肯定。 當毛澤東認為“二月逆流”的結果將導致否定文化大革命時,他又對 “二月逆流”進行了反擊,並且拉攏林彪加入反擊。林彪“被動”了 一段時間之後表態支持文化大革命,具體表現有“三二〇講話”、三 月二十五日針對青海問題的講話、製定“軍委十條命令”。 鑒於林彪對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毛澤東決定以林彪及其老部下為依靠 力量來穩定軍隊。“五一三事件”的處理結果體現了毛澤東這一決策。 原載《百年林彪》紐約:明鏡出版社, 2007 ============================== 注釋 == [1]金春明《中華人民共和國簡史》(第二版)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年,第152頁 [2]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第三版)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6年,第130頁 [3]《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 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一致通過 1981年6月27日 [4]《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中發[67]147號文件 1967年5月7日 [5]同[2],第145頁 [6]《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 中發[66]267號文件 1966年5月16日 [7]毛澤東《對譚震林關於國務院農口幾個單位情況報告的批語》 1967年1月30日 [8]毛澤東《接見卡博和巴盧庫時的談話(節錄)》 1967年2月3日 [9]《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的緊急指示》 中發[66]515號文件 1966年10月5日 [10]《中央軍委轉發毛澤東、林彪同意南京軍區黨委緊急請示中的 三條意見》1966年12月3日 [11]毛澤東《對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指示》1967年1月27日 [12]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8月13日 [13]張雲生《毛家灣紀實》北京 春秋出版社 1988年, 第26頁 [14]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 鄭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年,第80頁 [15]同[13],第40頁 [16]同[13],第58頁 [17]同[12] [18]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7年7月8日 [19]毛澤東《對中央文革小組就〈文匯報〉、〈解放日報〉奪權 事件的談話》1967年1月8日 [20]“天下大亂”最初是由紅衛兵“破四舊”、抄家、揪鬥“牛鬼蛇 神”開始的,後來在衝擊各級黨政機關的過程中,紅衛兵分化為主動 衝擊的“造反派”,和反對大規模全麵衝擊的“保守派”或稱“保皇派”。 [21]《中共中央關於八屆十一中全會選舉結果的通知》 中發[66]400號文件1966年8月14日 [22]《中國共產黨曆屆中央委員大辭典1921-2003》 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 2004年 [23]同[14]第123至125頁 [24]毛澤東《給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的信》 1966年8月1日 [25]雖然林彪在毛澤東接見紅衛兵的幾次天安門講話中都讚揚了 紅衛兵的行為,但本文並不認為這些講話就是林彪本人的意思。這些 講話都是毛澤東授意、別的人寫成、林彪照本宣讀。 [26]同[2]第139頁 [27]同[2]第133頁 [28]軍事科學院編寫組《葉劍英傳》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5年,第409頁 [29]國防大學編寫組《徐向前傳》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1年,第321頁 [30]金秋《權利的文化-文革中的林彪事件》(英文本) 斯坦佛大學出版社 1999年,第95頁 Jin Qiu. “ The Culture of Power: The Lin Biao Incident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31]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 明鏡出版社 2003, 第196頁 [32]同[14],第207頁 [33]同[13],第65至68頁 [34]同[13],第163頁 [35]同[31],第197頁 [36]同[31],第196頁 [37]陳再道《武漢“七二〇事件”始末》 載國防大學編《“文化大革命”研究資料(上冊)》 北京 1988年 陳再道的說法不確切,軍委八條命令在這次講話之後。不過從 這裏也可以看出:各地軍方打擊造反派也曾得到過毛的許可,至少在 陳再道是這樣理解的。 [38]《中央軍委八條命令》1967年1月28日 [39]同[1],第153頁 [40]同[14],第195頁 [41]徐向前《曆史的回顧》 北京 解放軍出版社 1987年,第828頁 [42]同[13],第76頁 [43]同[29],第322頁 [44]北京軍區編寫組《聶榮臻傳》 北京 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4年,第344頁 [45]同[28],第410頁 [46]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 北京 人民日報出版社 2001,第269頁 [47]麥克法奎爾、沈邁克《毛的最後革命》(英文本) 哈佛大學出版社 2006年 MacFarguhar, Roderick and Michael Schoenhals “ Mao ’ s Last Revolution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第541頁 [48]同[14],第202頁 [49]例如:在1月28日命令頒布的當天,軍委發出了給新疆軍 區的電報,而後有在2月11日在此發出措辭頗為強硬的電報,說: “新疆軍區對公然違抗毛主席批準的中央軍委命令的分子執行紀律是 完全正確的。全體指戰員、革命師生、革命工人、革命幹部都必須支 持這個正確措施。希望所有包圍新疆軍區機關的革命群眾都自覺地回 到本單位去,向違抗中央軍委命令的現象作堅決鬥爭。否則,一切後 果,由衝擊新疆軍區的人員負完全責任。”(《中央軍委給新疆軍區 黨委的二封電報》1967年1月28日、1967年2月11日) 三天以後,“福建前線部隊”發表公告,表示要“對那些證據確鑿的 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對不執行中央軍委命 令者,堅決實行紀律製裁!”2月6日,中央軍委將此公告轉發各軍 區“望參照執行”。(《中央軍委轉發福建前線部隊公告》1967年 2月6日) 2月8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對衝擊廣州軍區各造反派的命令》, 命令衝擊廣州軍區領導機關的造反派“立即撤退。...否則,一切 後果由你們負責。” 2月15日,中共中央軍委發出《製止昆明各軍事學校機關衝擊軍區 的通知》指出:昆明軍區“所采取的措施,是完全正確的。你們應當 堅決捍衛和不折不扣地貫徹執行軍委的八項命令,立即退出後勤大院。 ...否則,你們中間的負責人,要對這一行動負責。” 2月17日,中央軍委公布《給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川大“八二 六”戰鬥團的信》,信中指出:“如果你們繼續圍攻成都軍區,一切 嚴重後果,由你們完全負責。” [50]《戚本禹王力接見湖北代表座談紀要》 1967年5月15日 [51]《中央首長接見四川地區代表時的講話》 1967年4月3日 [52]丁抒《文革首次血案——青海“二·二三事件”》 載《華夏文摘》第三三八期zk0305a [53]《全軍文革辦傳達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湖南“湘江風雷”、 “紅旗軍”的批示》1967年2月4日 [54]同[13],第96頁 [55]同[13],第92頁 [56]同[52] [57]《中央首長第四次接見青海代表會議紀要》 1967年3月24日 [58]同[2],第167頁 [59]周恩來《在軍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 1967年3月13日 [60]毛澤東《關於要注意反革命複辟現象的批語》 1967年2月28日 [61]同[13],第95頁 [62]同[31],第207頁 [63]同[46],第278頁 [64]同[14],第216頁 [65]同[31],第205頁 [66]同[13],第71頁 [67]同[46],第274頁 [68]同[46],第280頁 [69]同[60] [70]首都大專院校紅衛兵代表大會《首都紅衛兵》 1967年3月15日 [71]北京大學文化革命委員會《新北大》 1967年3月16日 [72]同[37] [73]葉曙明《遲澤厚訪談(節錄)》 載《華夏文摘》增刊第四六六期zk0511e [74]林彪《軍以上幹部會議上的講話》1967年3月20日 [75]同[13],第101頁 [76]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 《關於播送林彪同誌講話通知》 中發[67]123號文件1967年4月7日 [77]林彪:《關於青海問題的指示》1967年3月25日 [78]《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組關於青 海問題的決定》 中發[67]110號文件1967年3月24日 [79]《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 中發[67]112號文件1967年3月27日 [80]《中共中央轉發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決定及附件》 中發[67]117號文件1967年4月1日 [81]《人民日報》社論《正確地對待革命小將》 1967年4月2日 [82]《中央軍委十條命令》1967年4月6日 [83]同[13],第106頁 [84]例如:從1967年4月30日中共中央《關於福建問題的 意見》可以看到:“福州軍區黨委和韓先楚同誌最近表示,...: 除證據確實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外,‘盡速放出被押人員,從速為被取 締的革命組織平反’”,所以“中央認為,韓先楚同誌采取這個措施是 好的。革命群眾組織應該歡迎韓先楚同誌的這些表示和措施。”同時, 告訴造反派:“不要組織群眾衝軍區。衝軍區是不宜的,不對的,” 但對以往的衝擊事件“不予追究”。 針對廣州軍區和湖南省軍區、濟南軍區和山東省軍區的類似文件: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批發 “廣東省軍管會關於前段支左工作的教訓和下一步的做法” 和“湖南省軍區關於貫徹廣州軍區首長指示的情況報告”》 中發[67]151號文件1967年5月14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全軍文革小組批發 的山東省軍區黨委“關於向革命群眾公開檢討支左工作中 的錯誤的情況報告”》 中發[67]175號文件1967年6月4日 《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軍委文革小組批發 “濟南軍區黨委給山東省革命群眾的一封信”》 中發[67]182號文件1967年6月12日 [85]《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問題的決定》 中發[67]126號文件1967年4月13日 [86]《中共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 中發[67]147號文件1967年5月7日 [87]同[31],第207頁 [88]同[46],第279頁 [89]同[31],第209頁 [90]同[30],第105頁 [91]同[31],第212頁 [92]同[30],第106頁 [93]毛澤東《在中央關於安徽問題決定稿中加寫的一段話》 1967年4月1日 [94]毛澤東《印發四川省釋放被捕、拘留、收容審查人員情況 報告的批語》1967年4月23日 [95]毛澤東《無政府主義是對機會主義的懲罰》 1967年4月20日 [96]毛澤東《對上海市革委會的指示》1967年5月 [97]同[14],第286頁 [98]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年 [99]同[13]第112頁-第124頁 [100]王年一《“五一三”事件 — 一場大有來頭的小型武鬥》 載《華夏文摘》增刊第二五五期zk0104a [101]“九一三事件”以後梁興初、劉豐受牽連而罷官,見[22] [102]1967年6月,李作鵬任海軍第一政委,見[22] [103]同[2],第157頁 [104]林彪《關於加強軍隊組織紀律性的指示》 1968年5月28日 [105]同[13],第108頁 ?? ?? ??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