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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 趙世民
殷承宗,著名鋼琴家。1941年生於廈門,9歲時第一次舉辦個人演奏會。曾先後 在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列寧格勒音樂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學習,1962年獲第二屆柴 可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第二名。曾參與創作鋼琴協奏曲《黃河》、鋼琴伴唱《紅燈 記》等。後移居美國,現主要從事鋼琴教育和演奏工作。 ——編者 在殷承宗的北京獨奏音樂會之後,我終於有幸采訪了這位傳奇人物。 我問殷承宗:“現在回過頭來看你所走過的路,你認為作為一個鋼琴家最重要 的素質是什麽呢?” 殷承宗眼翻向天花板,然後目光堅定地衝著我:“是愛。有不少很有條件的人, 技術好,感覺棒,就是對鋼琴藝術缺少足夠的愛,最終沒能成為大鋼琴家,有的甚 至半途而廢。要知道,人生的路上充滿著各種各樣的誘惑,如果對鋼琴的愛不執著, 很可能就上岔道了。” 我問:“你家上一代人是實業家,根本沒有音樂方麵的遺傳,你是怎麽學上鋼 琴的呢?” 殷承宗說:“首先那兒的大環境不錯,鼓浪嶼有教堂,有傳教士,有鋼琴。我 姑丈林文慶是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有一陣,他的鋼琴放在我家裏。我記得很清楚, 琴來的那天,我也就3歲,姐姐們彈琴,彈的什麽我現在還記得。從此,我就整天坐 在琴旁聽她們彈琴。那時我還不會看譜,但能聽著姐姐彈,自己到琴上找音。我的 第一位鋼琴老師是個牧師太太,我跟她學了一個月的琴,學會了識譜。以後大陸解 放,牧師和太太離開中國,我沒老師了。但我買了本琴譜,自己練習彈。就這樣, 我的第一階段基本是自學的。” 我問:“第二次呢?” 殷承宗說:“第二次是‘文革’期間。當年,我在蘇聯得了柴可夫斯基鋼琴比 賽第二名,回到祖國一心想大幹一場。可一回來就下鄉搞‘四清’,那時西洋古典 的東西不讓彈了,我就抓住一切機會彈中國作品,如《東方紅》等都彈。1966年, ‘文革’剛開始,圍繞著中國還要不要鋼琴展開了討論,其實1958年就辯論了。說 不該要的人說二胡好,可隨時上田邊爐前哨卡為工農兵演奏,而鋼琴就搬不過去。 那時不少人紛紛改學民樂。我不服氣,因為我太愛鋼琴了。我以為隻有緊密配合政 治形勢,我的鋼琴才有用武之地。於是我找到當時在清華附中讀書的朱信人弟弟, 叫一些紅衛兵,把鋼琴搬到天安門廣場,讓工農兵群眾隨便點歌。有點毛主席語錄 歌的,有點《抬頭望見北鬥星》的,有點《我們是毛主席的紅衛兵》的,沒想到還 真受歡迎,我連彈了3天,我想這下就不能說鋼琴沒用了。” 我問:“是不是鋼琴伴唱《紅燈記》也是在天安門產生的?” 殷承宗說:“應該說是起因。革命歌曲點得差不多了,有人問能不能用鋼琴彈 段京劇?我開始想,這怎麽可能呢?京劇多複雜呀,唱念做打,就說伴奏的打擊樂, 那不是一個鋼琴就能拿下來的。但既然大家有這樣的要求,為什麽不試試呢?於是 我就到京劇院找李維康、劉長瑜、浩亮他們琢磨,先弄出了幾段,裏麵包括京劇唱 腔毛主席詞《詠梅》和《紅燈記》的幾段。鋼琴伴唱《紅燈記》出現後,使許多彈 鋼琴學鋼琴的人又可以公開彈鋼琴了。” 我說:“‘文革’之後,你被隔離審查了幾年,不讓你摸琴,你是怎麽過來的 呢” 殷承宗說:“這就是第3次在別人看來我該放棄鋼琴而我靠著愛沒有放棄。” 我問:“沒琴,你怎麽辦呢?” 殷承宗說:“我每天都在腦子裏過我彈過的曲子,腦子不能生鏽。一般人放時 間長了彈不了琴好像是手僵了,其實是腦袋鏽住了。我背協奏曲,除了鋼琴部分, 樂隊也背,背巴赫的賦格。我堅信我的問題能審查清楚,我一定能再彈鋼琴。同時 我每天還做手指操,壓手指,我的手指不算長,以前彈拉赫瑪尼諾夫的《第二鋼琴 協奏曲》的十度還夠不著,沒想到出去後,居然能輕鬆地彈這個十度。現在回過頭 來看,的確是愛使我能堅持到現在,一次走出家門,一次走出政治,一次走出國門。” 我問:“除了愛,還該有什麽素質?” 殷承宗開始說下功夫但又否定了,說:“對姊妹藝術要有很深的了解。要彈好 琴,不是技術好就行,要挖掘音樂的不同風格,姊妹藝術會對我有很大幫助,尤其 美術更直接一些。 “我喜歡唱歌,以前我在唱詩班唱,如果不彈琴,我該會是一個男高音。所以 我鋼琴的歌唱性從來就不是問題,因為觸鍵的同時,我的心裏在歌唱著。 “人常說,語言終止的地方是音樂。注意,是語言終止的地方,不是沒有語言 的地方。也就是說你有千言萬語,不足以表達你內心的感受,所以才用音樂。那麽 你的潛台詞越豐富,你的音樂表現就越有內涵,空間就越大。 “藝術總有相通的東西。就說京劇吧,那幾年我接觸的京劇演員都是造詣很深 的,從他們身上,我吸取了很多東西,並都漸漸運用到了我的鋼琴演奏中。” 我又問他第三項素質是什麽,他說是好的身體。我想起他的同學俞麗拿,一說 到運動會,首先就會提到殷承宗光腳100米跑第一,她跳高拿第一。殷承宗說:“我 喜歡多種體育運動,田徑、遊泳、球類。我的身體很棒,我們彈琴其實也是養兵千 日,用兵一時,要在台上發光。” 殷承宗說的鋼琴家三項素質——愛、姊妹藝術、好的身體,沒一項涉及鋼琴演 奏本身。 近幾年,我看了他的5場音樂會,聽過他幾次課,他給我的印象是待人平易,對 音樂執著。記得他的獨奏音樂會之後,我們一塊兒夜餐,隨便拉著家常。席間有一 道菜,是一種蝴蝶蛹,我們都不敢吃,他先嚐了嚐,說香,其他人才敢伸筷子。我 說:“你吃東西像廣東人,沒有不敢吃的。”他說:“前幾天在香港,有人請吃全 蠍席,最後上的一道是活蠍子,我挾起它,在各種調料裏把它弄迷糊了,然後送到 嘴裏。晚上等我回去睡覺時,夢中喉嚨裏全是蠍子在爬上爬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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