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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度灰》，性虐背後的深意
羅斯·多塞特 2015年02月16日
我們的社會中，幾乎一切文化現象最後都要透過意識形態作一番解讀，《五十度灰》(Fifty Shades of Grey)——書、電影、手銬和鞭子品牌——憑負麵評價走紅，讓諸位文化戰士感到有些困惑。這是否是道德底線的又一次突破——對所剩無幾的傳統道德發起的最新一次衝擊，將一種多年來諱莫如深的生活方式奉為主流？還是說這個如今已經很出名的故事，包括裏麵的男子漢億萬富翁和他那個受懲戒的女性寶貝，其實是一個逆反潮流的童話，在慫恿世人屈從於一個最新版的父權社會？
答案當然是兩者都沾一點，而這也正是這幾本書成功的秘訣：在算不上多有文學氣息的字裏行間，性愛革命的核心張力被巧妙馴服，得到了圓滿解決。
從一個角度看，這場性愛革命顯然具備平等主義的特質。它要讓所有人都獲得自由——有淫亂的權利，不帶負罪感地追求性滿足——而這些，一度是由掌握特權的順性別異性戀男性獨享。它要擁抱一個人人可以自由去愛的社會，人可以從任何感興趣的人和物那裏獲取快感。
但再換個角度，同樣還是這場革命，似乎更像給強大的、掌握特權的人發了一張許可證，讓他們可以去捕殺那些弱小的、容易被利用的人。這是休·海夫納(Hugh Hefner)、拉瑞·弗萊恩特(Larry Flynt)、喬·弗朗西斯(Joe Francis)的性愛革命，年輕男性消費的網絡色情內容，大概有98%屬於此類。這樣的革命更利於兄弟幫(fraternity)的男性，而不是他們的女性賓客，更利於富人而非窮人，更利於漂亮的人而非相貌平平的人，更利於身心解放的成年人而非沒有父親的兒童……這樣令人沮喪的對比還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正如法國作家帕斯卡-伊曼紐爾·格布利(Pascal-Emmanuel Gobry)近日所提出的，從這個角度看到的性愛革命，有時更像是“性愛反革命”，是轉過身去，向一種更接近前基督教時代羅馬的放蕩主義大踏步進發——反平等，等級化，男尊女卑，重長輕幼，上層社會壓迫底層。
有時這場革命的兩麵彼此會發生衝突。比如格洛麗亞·斯泰納姆(Gloria Steinem)隱姓埋名去作花花公子兔女郎；或1980年代女性主義者對色情製品的抵抗運動；或今天的社會正義活動人士向大學兄弟幫文化宣戰。
但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根本夢想並非衝突；而是一種結合，放蕩主義中貴族風範帶來的刺激，被以某種方式保留了下來，但最具剝削性的元素經過處理後已經變得平等而安全。
換句話說，目標是最終能像羅馬人一樣享樂，同時不用碰那些令人不快的東西：用避孕和墮胎防止麻煩的嬰孩出現，有關“同意年齡”的法律讓年輕人不要太早加入進來，通過針對發起性交精心製定的法規，我們可以體驗到提貝裏烏斯(Tiberius)和赫利奧加巴魯斯(Heliogabalus)時代的宮廷淫樂，卻又不會傷害到任何人。
所以說，我們的性愛平權人士不打算製止派對或終結狂歡。他們隻是希望用“明確同意”來控製我們的求愛文化，讓妓女成為被賦權的性工作者，歧視女性的色情可以用女性主義的另類作品來平衡，危險的父權一夫多妻製要讓位於安全的平等多元之愛，讓薩德(De Sade)的瑞斯丁娜在安全暗語的保護下，享受被任意擺布的幸福。
《五十度灰》就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找到它的受眾群的，它的故事幾乎完美貼合了一個夢想：一個被0.001%權貴階層的化身追求、勾引、鞭撻的幻想，這是一個危險而又不會太危險、如卡裏古拉(Caligula)般讓人毛骨悚然但實際上脆弱不堪的男人，最終證明自己是一個體貼的配偶和父親。
真實生活中的克裏斯蒂安·格雷(Christian Grey)，擺脫一切桎梏的男人，可能會是個純粹的好色之徒，比如玩性愛派對的多米尼克·斯特勞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或在私人飛機上翻雲覆雨、被判教唆14歲幼女賣淫罪名成立的億萬富翁傑弗裏·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但在幻想中，在兩麵結合起來後，他就成了一個首先要操控支配你，最終卻愛上你的人——前提是你要跟阿納斯塔西婭·斯迪爾(Anastasia Steele)一樣足夠地小心，簽一份事無巨細的合同，詳盡闡明你能接受多大程度的操控。
這一係列受到的深刻的批評，同樣也是發人深省的。問題不在於色情或性虐有什麽不對——別傻了！不是的，隻是性虐還不夠安全（因為女主角並非皮繩愉虐的行家，沒能力製定基本規則），格雷先生的癖好受到的苛責有些過分（這些東西的根源都是童年創傷，對於地牢那場戲來說是不公平的），愛情太老套、太“直”了，也沒有賦予人足夠的力量。
這些算不上真正的批判；它們隻是意識形態的勘校。它們的浮光掠影，是在讚頌E.L.詹姆斯(E. L. James)的成就：她創造了一個連許多批評人都願意去意淫的幻想，一個與我們的社會相稱的烏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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