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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餘傑訪談：真正懂我的人很少
●惠蘭
一、翅膀是用來飛的
惠蘭：為什麽把這本書定名為《想飛的翅膀》？
餘傑：這個書名有三層含義。其一，這個書名的本身有一種張力，從“翅膀”這個詞就能看得出來。其二，在這裏強調翅膀的飛翔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翅膀本身的功能就是飛。很顯然，我在這裏說“想飛”，就說明翅膀已被捆住了，已被束縛住了，但即使這樣，它仍然有非常強烈的飛翔欲望。
惠蘭：在《想飛的翅膀》自序中，你借用電影《小嗓門》中的啞巴少女來說明自己寫作的動機即“表達”。通過這種表達，你是否感到自己也像啞巴少女那樣真正的自由了、快樂了？
餘傑：這個問題有兩個層麵。一是向內的，指向人的內心，就是通過表達獲得一種幸福和自由的感受。另一個層麵是對外的，在中國社會問題非常嚴峻的這個時刻，作為一個青年知識分子，他負有不可推卸的思想文化啟蒙的使命，盡管現在有許多人自以為在啟蒙，但是我認為真正的啟蒙現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表達的內容我用了一個詞，就是“常識”。就比如說，什麽是個人的權利、個人的尊嚴。這一係列的東西在中國還沒有成為一種常識，所以我覺得現在再來重申五四時期談過的這些常識，我認為是非常必要的。
惠蘭：你覺得這本《想飛的翅膀》同以前的作品有什麽不同嗎？你自己怎樣評價這本書？
餘傑：我前麵的作品，特別是第一本書《火與冰》，有相當成份情緒化的東西。我覺得我在這本書中把這種情緒化過濾掉了，而理性的思考成份加大了。對很多問題的思考我覺得有了比較大的深入。
惠蘭：比如說……你可以隨便舉個例嗎？
餘傑：比如說，我這本書的最後一輯，關於《昆德拉與哈維爾》的討論，我不僅把自己的兩篇文章收在裏邊，還有其他學者對我的同意的、批評的、質疑的，然後我看他們文章之後，我對自己的思路進行調整，進行反思，把問題大膽地往下深入一步。
二、我寫作的目的是為了表達“常識”
惠蘭：在《想飛的翅膀》中，你有意追求一種平民化的視角，這是為了寫作的需要還是你認為中國青年知識分子越來越遠離平民？
餘傑：我長期處在北大這樣一個中國最高學府裏，我在這裏已經呆了7年了。我很多寶貴的東西都是從這裏得到的，比如說從具體的知識到做學問的方法。但是這7年我也越來越看到，以北大為代表的中國知識界、學術界裏的很大缺陷性。從80年代末到現在的十多年來，中國的知識界、中國的學術界跟中國的底層社會越來越疏離了，很少有人出來做這種溝通、傳播的工作。所以我覺得這個問題很迫切，包括我自己，我覺得我應該出來做這方麵的工作。
惠蘭：你的寫作過程是從情緒到理性的變化過程，這種理性在《想飛的翅膀》中表現得比較充分。你采用雜文或類似雜文的文體寫作，這是為了理性的需要還是你認為自己適合這種文體？
餘傑：兩方麵的原因都有。一個就是說我現在的年齡和知識結構狀況，對很多問題的剖析或深入的闡述采用這種方式比較好；還有一個外部的狀況。中國現在的問題非常嚴峻，所以需要魯迅說的一種“匕首和手槍”的方式來表達，來更直接的跟中國的現實進行對話。
惠蘭：你怎樣看待《昆德拉與哈維爾》、《餘秋雨，你為何不懺悔》這兩篇爭議較大的文章？
餘傑：這是我文章中已經提到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批評的這種點名不點名的問題。包括錢老師（指錢理群）在寫信中建議我針對具體的人時候要謹慎、要少有點名，我覺得他的說法有一定道理，每個人都是一個複雜的個體，對人要有一些理解和同情，要看到人的豐富性。但是我覺得作為一個批評者來說點名要比不點名好，因為若幹年來，中國文藝批評有一個非常不好的狀況，大家都不點名，都在那兒繞圈子說話，一點名就變成人與人之間的對罵，變成人事之間很低層次的東西。這種罵掩蓋了對問題很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我覺得應該改善這種狀況，我也願意做這種努力。像寫給餘秋雨這篇文章，包括我的第二篇文章（指《我們有罪，我們懺悔》），我覺得我在這方麵作了很大努力。但是，一個令我很苦惱的現象是，一旦這種東西進入公眾場合，進入媒體，就有很多被歪曲的東西。
比如說，很多人把我的這篇文章與王朔與金庸之間的對罵並列，這是很不妥的。他的文章我覺得是一種沒有思想和精神含量的商業炒作，而我是對問題的討論。還有，文章出來以後，各種報紙、評論和其他比較偏頗的東西摻雜進來，有的抱著陰暗的心理，讓問題之外的很多東西摻雜進來，這是一種很不好的狀況。
三、溫情——我精神的底子
惠蘭：隨著名氣增大，你會改變你現在的基本東西嗎？
餘傑：我想不會的。
惠蘭：你怎樣看待你文章走紅或讀者的反映？
餘傑：其實覺得我自己思想創建性的東西不多，我很多東西是在表達戍戌變法到五四之後，這幾代知識分子已經表達過的東西，我隻是重複在說。所以我覺得我的價值並沒有讀者評價的那麽高。之所以讀者對我評價高，是因為80年代末以來沒有人說真話。對這種評價我並不是感到很得意，或者很高興，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悲哀的現實。
惠蘭：我注意到，你的文章除了犀利之外，還有一種柔情的東西。我覺得這種東西大概與你的精神構成有關吧？
餘傑：是的，這種東西讀者和評論界關注得比較少。大家對慷慨激昂的雜文比較關注，而對那種溫情的、曉風殘月的東西、對我的這一麵文字大家關注得不夠。其實那裏麵有我許多本真的東西。比較抒情化的散文，我覺得我的這類文字比我以前的那類文學有更持久的生命力。雜文隨著它批評對象的滅亡，它的價值也將逐漸消亡。但是我覺得抒情散文是寫人類的親情友情愛情，寫人類與自然的親和，這一類的文字我覺得是整個人類曆史進程中都是一樣的。比如說我們今天一個人對待愛情的、對待親情的感悟，我覺得是和先秦和《詩經》是一脈相承的，這種文字具有更加永恒的生命力。我覺得我在這類文字中有一些非常好的篇章，但別人關注得比較少，這類東西我把它作為一種精神的底子。那是一種柔情的東西。
惠蘭：你認為比較好的篇章有哪些？
餘傑：比如說像《那塔、那湖》呀，像《今夜飛雪》呀等等這一類散文。
惠蘭：我感覺不僅僅是這類散文裏有一種溫情，就是你很尖銳的雜文裏也有這種東西。
餘傑：你的這種感覺非常好。在這篇采訪中你可以把這個思路突現出來，我覺得以前的評論都沒有關注到這一點。大部分的讀者也沒關注到，包括我到全國各地給大學生朋友麵對麵的座談、講演，他們見了我覺得和自己想象中有差距。他們片麵地來閱讀我和接受我，他們覺得我應該是慷慨激昂的形象，他們見我文質彬彬，覺得和他們的想象太錯位。我從他們的這種感覺中就知道，其實真正讀懂我的人還是比較少的。
惠蘭：這種理性文字背後表現出來的正是你的心性，當然這隻是我個人的感覺。
餘傑：從來沒有人跟我談這一點，所以今天你談起這一點我非常高興。下一本書的書名我可能要把這個意思給突現出來，我現在初步想把這本書名定為《愛與痛的邊緣》，這來自王菲的一首歌，但是我覺得這個名字跟你剛才談的那個思路是一樣的。
惠蘭：你怎樣看待人們稱你為“小李敖”。
餘傑：這都是書商的包裝，我完全不接受這種稱呼。
惠蘭：最後一個問題，80年代末以來隨著西方文藝思潮的湧入，中國的作家或讀者有一種很大的變化，似乎一夜之間大家的話語方式都變了。好像誰不知道魔幻現實主義，誰不知道後現代誰就不懂文學，而過去中國?秤判鬮難ё髕返筆輩⒚揮寫笈?纜奐依此擔?琳呔腿峽閃慫?蓋?輟?br />
餘傑：我舉過典型的例子，這幾年的《讀書》，在這方麵已經走得太遠了。故意把文章搞得很晦澀、很難懂。文章中用大量的西方理論，在句子中不僅夾雜一些英文，還弄些長句，歐化語言，我已經有兩三年不看了。盡管它似乎是有文化有學問的人看的刊物，但是我已經不看它了，就是這個原因。
我認為真正的好文章是那種寫得通俗易懂、深入淺出的東西，深入的目的是為了淺出。比如朱光潛的文章、宗白華的文章，他們都是大師，都是從理論的角度切入來談中國古代藝術的美，談西方的美學，都是深入淺出。幾百字、兩三千字，連高中生都看得懂，這樣才是大師的手筆。那些人越是把文章寫得晦澀，都是說明他自己沒把這方麵的背景搞懂。比如現在有些學者，像汪輝呀，戴錦華呀，這一批中青年批評家文風特別惡劣。要不然是他們有意這樣，要不然是他們學養很不夠，這樣就形成一個“皇帝的新裝”怪圈。沒有人敢說看不懂，實際上他們本人在寫作過程中腦子裏都是一團漿糊，然後很多人再去看，不敢說自己看不懂，誰這樣說就證明自己沒學問，這種狀況是非常不好的。所以我很欣賞李敖的一句話，他說他寫文章要讓高中生都能看得懂。表麵上看，這是一句很輕的話，實際上能做到這一點是很艱難的。要把深邃的思想用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出來，讓高中生能看懂，那確實需要大師的手筆。這也是我所追求的一種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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