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一）
從「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說起
2010年11月23日
作者：蔡春曦
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
如果要列出與聖經有關當代的偉大考古發現，你想有那些出土文物或古城堆丘會榜上有名？若你有機會了解這些遺跡被發現的經過的話，我相信你會對考古發掘有進一步認識，並會驚歎神在這一切事件發生的背後之奇妙的作為。
叔維爾(Keith N. Schoville) 是著名的考古學家，是威斯康辛大學之希伯來和閃族研究榮譽教授，著有膾炙人口之《聖經考古焦點》(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注1) 一書，他於Stone Campbell Journal第四卷第一期曾發表過一篇取名為「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 (注2) 的專文。過去一個世紀裏的十大考古發現，對理解聖經世界的意義有非常重要的貢獻。其中每一項發現、及其被發現的過程之敘述和被解讀的關鍵資訊，加上它們與關鍵聖經事件或參考文獻的聯係，期望有機會再與你們分享。
在任何時段要訂定出聖經世界有意義的主要考古發現名單，都少不免會帶有主觀性，並基於一定程度的挑選者之個人判斷；這個名單也的確如此。不過若能有機會識別這十項發現還是會引起讀者對於考古學家們在古代近東的持續工作的興趣，這裏的古代近東至少包括地中海東部、埃及、以色列、約旦、敘利亞、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
我們還應該謹記，關於聖經、及這些事件在其中發生、這些人在其中生活、並且聖經在其中被寫作的這個聖經世界，唯一的新真相，是來自考古學的研究。但是正當我們都存著考古學是嚴謹的、不可輕忽的心的同時，叔維爾博士卻告訴我們：「與考古研究相伴而生的總是取決於偶然的發現，於是在任何時間點上都可能有證據浮出水麵，拂去聖經人物或事件上的往日塵埃，通過複原一段新的文本、碑銘或古代的遺跡，將他們/它們帶入現代。」(注3)
十大考古發現首推「死海古卷」。最初的死海古卷是在1947年意外被發現的，並沒有經過考古學家！隻是由一些貝多因的牧人在死海西北端的一個山洞裏，因發現了七個完整的書卷而打開之後學術界關注的序幕。 (注4)
大衛家的碑銘
十大考古發現之二是「大衛家的碑銘」，這個挖掘工作自1966年起雖是由著名的以色列考古學家Avraham Biran博士帶領，但發現這塊玄武岩石碎片的，竟是一位名為Gila Cook的測量員，當時她正在為訪問者準備場所，在無意之中竟發現了這件重要的出土文物。 (注5)
第三項發現被稱為「欣嫩護身符卷軸」，是由以色列考古學家加百列巴克（Gabriel Barkay） (注6) 和一群來自聖地研究學院（現在的耶路撒冷大學）的學生們共同工作時，在耶路撒冷的欣嫩子穀挖掘出幾座墓穴中找到的。 (注7) 筆者本人於1986年有幸於聖地研究學院修讀聖經曆史地理課程及參加考古發掘，加百列巴克正是我的考古學教授，某天下課後他更帶領我們全體學生，實地考察欣嫩古墓，從他的言論中清楚闡明這項驚世發現實屬偶然。照筆者個人理解，就像在千百根骨頭中，尋獲得一口小釘子一樣。機會難求，千載難逢。
加利利之舟
第四項重要考古發現就是「加利利之舟」。 1985-86年的一次大旱災使加利利海的水平麵降到異乎尋常的低，來自革尼撒勒猶太公社的兩兄弟，在加利利海西北海岸的地方漫步時，發現一些古錢及鐵釘，繼而發現一隻船隻的殘骸掩埋在沿岸的泥土中。很短時間內他們即組成一隊拯救古船的考古隊，當時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這是2000年曆史的古船首次在加利利海被發現。 (注8)
十大考古發現之五是「巴錄印璽」。確實有數百枚的希伯來文印章和印鑒在上個世紀被發現，其中一半是由官方的考古挖掘或者民間挖掘發現的；後者最終流入文物販子之手，之後轉讓給了收藏家或學者。十九世紀70年代的某一天，這枚帶有耶利米之文書的印章和名字的印璽出現在文物市場，被一位收藏家R. Hecht博士獲得，這份印璽出自一個至今身份不明的地方。 (注9) 這份印璽無疑來自文書巴錄便尼利亞(Baruch ben Neriah) 的印章，他是根據先知耶利米的口述寫作的（耶36：4）。
第六項重要古考古發現是「該亞法的屍骨罐」。 1990年十一月，一輛自動卸貨卡車在耶路撒冷的和平森林工作時，意外地撞到了一座墳墓的頂部，使得藏有耶穌時代大祭司屍骨的屍骨罐被發現。 (注10)
本丟彼拉多的碑銘
至於第七件重要出土文物就是「本丟彼拉多的碑銘」。亞蘭米拉德在他的著作《聖經考古大發現》(Discoveries from Bible Times) 中清楚指出這塊碑銘的重要性：「一塊刻有本丟彼拉多名字的破舊石板，看來並不是特別重要，但這是唯一提及他的石板。任何其他寫於西元、世紀的銘文或文獻都沒有提到他。這是當代唯一證明本丟彼拉多存在的證據。」 (注11) 至於發現這塊碑銘的經過，亞蘭米拉德接著說：「1961年，一隊來自米蘭的猶太考古學家正在該撒利亞挖掘…第三年，他們的工作重心放在已經決定要清理的劇院。在搬走沙土和石頭時，他們發現了這些台階和這塊石板。」 (注12)
第八項發現被稱為「以革倫碑銘」。這碑銘確定了這個地方的名字、及其五位統治者的名字，其中兩位在聖經裏特別被提到。 1993年，WF奧伯萊考古研究學院的考古學家西摩基丁（Seymour Gitin）和耶路撒冷希伯來學院的楚德多森（Trude Dothan），在以色列Miqne堆丘進行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挖掘時才發現的。正當人來到計劃的盡頭，竟然才有意想不到的收獲。 (注13)
第九項重要考古發現是「以巴路山上的祭壇」。約書亞曾在宣告祝福的基利心山對麵的以巴路山上宣告咒詛。 (參書8:33)這是一個充滿爭議的考古發現，因為關於這個發現的解讀還未蓋棺定論。然而，以色列考古學家Adam Zertal曾在1980年對瑪拿西支派區域的考古調查中橫跨過這個廢墟，挖掘工作始於1982年秋天，於六個季度之後結束。至今仍然堅持他的解釋，繼續對以巴路山上的遺址進行挖掘。 (注14)
十大考古發現之最後一項是「敘利亞古城烏加列」。烏加列在被複原的數千塊楔形文字泥板中的意義，已經在當今的國際考古學界冠以非常重要的地位。 (注15) 這項艱巨的考古工程主要的挖掘者是舍費爾（Claude FA Schaeffer），然而直到他退休時還未完成。他退休之後由幾位法國領隊接手。雖然此堆丘和幾公裏之外的海邊正麵臨日益發展的城市化，挖掘工作至今還是繼續進行。
當我們高速地瀏覽了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很容易會覺察考古的發掘，是一項諸多變數、層出不窮、艱苦備嚐、努力不懈、息息不斷的多麵體工程，當人以為考古發掘必須是考古學家才有美好成果時，卻發現牧人和測量員的勞亦不可抹殺；當人以為窮一生經驗和努力必有所成時，卻努力苦幹到退休或什至離世，亦未必能得償所願；當人以為工程艱難，力不能勝時，卻又可經曆輕而易舉，喜出望外的結果；當人以為巳依著計劃而大告成時，卻在收工清理時，才巧獲驚世奇珍；考古文物竟可借一次交通意外而獲，亦可借一次至今不知來曆的買賣而得。相信沒有信徒不深信在這一切事件發生的背後，有神奇妙的作為！人的一生，神的半步。讓我們在人生之中，正努力實踐「為己無所求，為主求一切」 (注16) 之際，莫忘那位一生引領我們的主：
衪是疲乏的加力者！ (賽 40:29，耶 31:25)
衪是灰心的支持者！ (路 18:1，加 6:9)
衪是迷茫的同在者！ (創 28:15，耶 1:8)
衪是缺欠的供應者！ (申 2:7，賽 33:16)
(注1) Keith N. Schoville, Biblical Archaeology in Focus (Grand Rapids: Baker, 1978)
(注 2) Keith N. Schoville, “Top Ten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Relating to the Biblical World,” Stone Campbell Journal 4:1.
(注3) Ibid.
(注4) Adolfo Roitman, The Bible in the Shrine of the Book (Jerusalem: The Israel Museum, 2009)
(注 5) 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2008), Vol. 5, pp.1686-9.
(注6) 加百列巴克博士（Dr. Gabriel Barkay）是以色列著名考古學家，出生於1944年在匈牙利，在1950年移居以色列，1985年獲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考古學博士學位。他最感興趣的是耶路撒冷的考古。現為特拉維夫大學、耶路撒冷大學學院的考古學教授，以發掘「欣嫩護身符卷軸」而馳名於近東及聖經考古學界。
(注7) Biblical Archaeology Review 9.2 (mar/Apr, 1983) pp.14-19.
(注8) Shelley Wachsman, BAR 14.5 (Sep/Oct, 1988) pp. 18-33.
(注9) Nahman Avigad, “Jerahmeel & Baruch,”Biblical Archeology 42.2 (1979) pp.114-118.
(注10)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 (1992) pp.28-36.
(注11) 亞蘭米拉德著，《聖經考古大發現》(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 p.220
(注12) Ibid.
(注13) Seymour Gitin, Trude Dothan and Joseph Naveh, “A Royal Dedicatory Inscription from Ekron,” IEJ 47 (1997) pp.1-16.
(注14) Adam Zertal, “Has Joshua's Altar Been Found on Mt. Ebal?” BAR 11.1 (Jan/Feb, 1985) pp.26-43.
(注15) NIV Archaeological Study Bible,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5) p.304.
(注16) 乃出自《中流砥柱》一書首頁之倪析聲名句。
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二）：再談聖經世界的重大考古發現
2010年11月29日
作者：蔡春曦
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
除了叔維爾博士(Dr. Keith N. Schoville) 所寫「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的專文之外，類似的發表還有許多(注1)，比較重要的要算米高哥根博士(Dr. Michael D. Coogan)所寫的「十大考古發現」(注2)及華德凱瑟博士(Dr. Walter C. Kaiser Jr.) 所寫的「聖經考古十五大發現」。 」(注3)
三位學者所列出的重要考古發現名單，有相同也有相異的地方。筆者於此作了以下的小分析：(1)隻有一項是在三位的名單中都榜上有名的，就是欣嫩護身符卷軸，(2)有九項是其中兩位的名單中共有的，(3)有十五項是其中一位的名單中獨有的。
欣嫩護身符卷軸
或問：「其實三位考古學家都是要介紹一些重要的考古發現，為何名單之中會有這麽多的差異？」
由於三者的撰寫目的、包括時段、所任教的學院不同，因此名單不同是很易理解的。叔維爾博士的專文是寫於2001年，由於二十世紀是個考古學逢勃及豐收的時段，他在撰寫專文而對過往一百年作出總結和評論是很有意思的。
而米高哥根博士被聖經考古學會邀講，為慶祝出版《聖經考古評論》二十周年紀念而寫的，當然這十大考古發現是與聖經考古學會曾舉辦近的考古發掘、《聖經考古評論》曾刋登過的古跡或出土文物、哥根博士為聖經考古學會出版的140張「希伯來聖經與考古」幻燈有關。
至於華德凱瑟博士是為所任教的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出版的學刊Contact 2005冬-2006 之專輯主題「聖經考古學」所寫的，所選出的十五大發現包括曆史任何時段的發掘結果。
其實在眾多的考古發現之中要選出十項或十五項最重要的，都並不容易。選出項目越少，困難就越大。當然若要選出聖經考古最重要發現的第一名，應該是難上加難吧！
或問：「這些重要的考古發現，是由什麽人參與去發掘的呢？」
筆者(左)參加亭拿考古發掘時與同學合照
大部份與聖經考古有關的地方，都是在以色列，因此由以色列人參與的較多，多數來自特拉維夫大學、希伯來大學、耶路撒冷大學等，美國的大學及神學院參與的也有不少。筆者在1986年曾參予美國西南浸信會神學院的考古隊在亭拿(Tel Batash) 的發掘。 」(注4)
由於與聖經有關的還有約旦、埃及、土耳其、希臘、敘利亞、黎巴嫩、伊拉克、伊朗、意大利等國，除了該地的本土國家為自己作出文化及尋根的工程之外，德、法、英等國的考古隊的足跡，亦遍及許多廢墟之中。至於華入參予聖經考古學，在圖書館從文字中發掘資料的很多，實際在廢墟中一鋤一鏟地參與的很少聽聞。
或問：「這些考古學家是根據什麽因素，而訂定出那些才有資格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單之中呢？」
吉加墨施史詩第11塊泥版
第一、與聖經記載之重要事跡有關。為什麽尋獲與吾珥古城有關的諸多泥版之中，竟沒有一塊被驗中，(注5)卻有兩位學者都選出「吉加墨施史詩第11塊泥版」呢？主要的原因在於有否與重要的聖經記載拉上關係。所找到與吾珥古城有關的泥版，大多數是一些交易契約，與亞伯拉罕所住過的原居地，最多能提供一些曆史背景，不能列在重要出土文物之中，但倘若其中一塊有亞伯蘭作為一方的交易者，內容是急於變賣一切家業，目的是離開吾珥往造物主所指示的地方去的話，那就有完全不同的結果。至於「吉加墨施史詩第11塊泥版」雖然記載不完全與聖經記載的完全相同，(注6)然而卻與創世記之太古四大曆史之一的洪水拉上關係，難怪米高哥根更把這塊巴比倫版的「洪水與方舟」，列在榜首之位。
第二、尋找的難度。尋找的難度越高，當然被列入的機會就會越大。迄立在雅典巴特農神廟對麵的亞略巴古(徒17:22)(注7)、橄欖山山腳的客西馬尼園(太26:36)(注8)、加帕多家之露天博物館的數百年前之岩穴教堂(彼前1:2)(注9) 等，都沒有列入重要考古發現的名單中，因會要確認其位置、發掘出被埋藏的古跡，都無需多花
夫。然而要在眾多的棺槨中尋找隻在耶穌在世前後一百年間特有的屍骨罐，再在找到又為數不多的屍骨罐中，尋獲大祭司該亞法的屍骨罐(注10) ，可算是難上加難。難怪該亞法的屍骨罐被列入在叔維爾及華德凱瑟兩份名單之中。
第三、增加我們對聖經或聖經背景的認識的程度。這一點幾乎是大多學者們的考慮，華德凱瑟在他的專文引言中，正是強調影響或有助「解釋聖經」是他重要的考慮。雖然筆者沒有介紹高特馬利奧坦尼博士(Dr. Claude Mariottini) 之「2008年與聖經有關的八大考古學發現」，但登載該文的編輯按：「2008年是考古學上的豐收年。這一年，你可以讀到世界上的十大考古學發現，但是我這裏的目的僅僅是提出我感覺對於理解聖經和聖經世界最為重要的一些發現。無論是挑選或是排位都是完全主觀的；這裏沒有民意調查，沒有編委會，或者投票…。」(注11)
第四、聖經記載有關的年期。年期越久，當然尋獲的機會就會越小，列入重要發現的機會相對也增加。沒有學者會將伊斯坦堡之聖蘇菲亞堂的馬賽克(注12)或在拔摩海島山上的聖約翰修道院(注13)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單中，因為現存的聖蘇菲亞堂的馬賽克，曾經大火或地震的破壞，充其量是於532-37年間由東羅馬皇帝猶斯丁年下令所建，至於拔摩海島上自使徒約翰之後，最先被建造而存留至今的建築物，就是這座聖約翰修道院，但這隻是在1088年時建成，在考古學上並無重要的意義。然而在便尼哈珊墳墓的壁畫(主前1900年)(注14)、古列銘筒(主前539 年)(注15)、本丟彼拉多的碑銘(主後26-36 年) (注16)等，都是遠古曆史的出土文物，顯然在挑選考慮之列。
前排皆為楔形文字泥板
第五、尋獲的出土文物的震撼性。所指的震撼性可能來自數量，正如在敘利亞一個名為烏加列的古城，卻掘出數千塊楔形文字泥板，何等震撼！ (注17)但這並不絕對，米吉多出土的一把小刀柄、但廢墟出土之半塊大衛家的碑銘，亦可以榜上有名。所指的震撼性亦可能來自一個感人的故事，列在米高哥根的名單中之瑪撒大(Masada)就是個最好的例子。雖然有學者指瑪撒大可能就是指大衛逃避掃羅追殺時的「山寨」(注18)，但使瑪撒大被列在重要發現是基於一個960人寧死不掘、集體殉國的感人故事。 (注19) 因此震撼性越大，被列入重要考古的名單之機會也就越高。
(注 1) 例如Manfred R. Lehmann, “The 10 Greatest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注2) Michael D. Coogan, “10 Great Finds.”BAR 21:03, May/Jun 1995.
(注3) Walter C. Kaiser, Jr. “The Top 15 Finds from Biblical Archaeology.” Contact, Winter 2005/2006.
(注 4) 亭拿(Timnah, 即Tel Batash) 詳細的考古可見Ephraim Stern, ed.,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 1993), Vol. 1, pp.152 -8.
(注5) 哈裏特克勞福特著，張文立譯，《神秘的蘇美人》(台北：知書房，2006) pp.179-202.
(注 6) 有關洪水的古代之12篇主要文獻，可閱Bill T. Arnold, Bryan E. Beyer, eds., Readings from the Ancient Near East (Grand Rapids: Baker, 2002) pp.13-70.「吉加墨施史詩」載在#12. 李思敬博士於近日考古學講座亦有借「吉加墨施史詩」解讀挪亞洪水故事，詳情看《基督日報》http://gospelherald.com/news /edu-15262-0/
(注 7) Elena Korka, Foreign Archaeological Schools in Greece from the 19th to the 21 Century (Athens: Hellenic Ministry of Culture, 2007) pp.123137. David Noel Freedman, ed. The Anchor Bible Dictionary (New York: Doubleday, 1992 ) Vol. 1, pp.370-2.
(注8) Sarah Kochav, Israel: Splendors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Thames & Hudson, 1995), p.159.
(注 9) Murat E. Gulyaz, Cappadocia (Istanbul: Kitap Kirtasiye, 1999), Ilhan Aksir, Cappadocia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注10) Claude Mariottini “Top 8 of 2008: 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Related to the Bible.”
(注11) Zvi Greenhut, “Burial Cave of the Caiaphas Family,” BAR 18.5(1992) pp.28-36.
(注 12) Yucel Akat, Istanbul (Anataya: Keskin, 1997) pp.30-39. Ilhan Aksir, Turkey (Istanbul: Aksit Kultur Turizm Sanat Ajans, 1998) pp.66-71.
(注13) IM Chatzifotis, Patmos (Attiki: Michalis Toublis, 1996) pp. 54-69.
(注14) William H. Shea,“Artistic Balance Among the Beni Hasan Asiatics,”Bible and Spade 12.1-2:1-21.
(注 15)P. Kyle McCarter, Jr., Ancient Inscriptions: Voices from the Biblical World (Washington, DC: Biblical Archaeology Society, 1996) pp.27-28.
(注16) Ibid., pp.131-2.
(注17) 吳羅瑜編譯，《聖經新辭典》(香港：中神，1982) 下冊，748-750頁。
(注18) 瑞凡德朗恩著，《讓全世界都知道》(台北：救世傳播協會，1999) 第三冊，46-53頁。
(注19) Avramam Negev, ed., The Archeological Encyclopedia of the Holy Land (New York: Presentice Hall, 1990) pp.231-5。
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三）：流淚撒種與歡呼收割
2010年12月05日
作者：蔡春曦
以斯拉培訓網絡總幹事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126:5-6）
加百列巴克博士攝於欣嫩古墓前
於上期三位考古學家所選出的重要考古發現，隻有一項是在三份名單中都榜上有名的，就是「欣嫩護身符卷軸」。這項重大的考古發現是由加百列巴克博士（Dr. Gabriel Barkay）和一群來自聖地研究學院的學生，在耶路撒冷的欣嫩子穀挖掘出幾座墓穴中找到的。
加百列巴克博士所找到的「欣嫩護身符卷軸」，正乎合重要考古發現的五項要素：
第一、與聖經記載之重要事跡有關。加百列巴克博士上課時親自向我們講解說：「發掘的結果共掘出九個墓穴，在其中一個墓穴，發現了一個陪葬品的儲藏室，藏有大約700件物品，包括陶器陪葬品、箭頭、骨頭和象牙手工藝品、石膏容器、150顆珍珠和一枚早期的珍貴錢幣。在這些銀器中，有一個卷起來的護身符，上麵寫有四字聖名，也就是上帝之名（輔音字母yod , he, waw, he），耶和華。」這些出土文物，分屬耶路撒冷淪陷時期、巴比倫及波斯早期所流行的款式。有些造型非常罕見，隻有在猶大早期的發掘地點中偶然被發現過。列王紀上10:27曾記載：「所羅門王在耶路撒冷使銀子多如石頭」。這次「欣嫩寶藏」的發現，足以讓我們認識王國時代財富的豐盛。
第二、尋找的難度。發掘出的九個墓穴，都受到破壞並被盜竊一空，隻有「欣嫩護身符卷軸」所在的第廿五的墓穴，由於墓室天花板上的石層崩塌，封閉了入口，才幸運地未被騷擾。它可說是耶路撒冷考古發掘史上，第一個第一聖殿時代遺留下來的墓塚。
第三、增加我們對聖經或聖經背景的認識的程度。護身符上的這份碑文來自民數記6：24-25裏亞倫或其他祭司的祝福。這祝福文早在主前六世紀時使用。其主人顯然在其有生之年曾經穿著這份刻有碑文的卷起來的銀質護身符，而人們也覺得這樣的物品理所應當陪伴死者，就像其在世之年一樣。
第四、聖經記載有關的年期。由於建墓年代可追溯至第一聖殿末期，於是這個銀質的護身符可以追溯到主前七世紀晚期或主前六世紀早期。這份包括上帝之名的類似祈禱的銘文，為上帝的名字提供了考古上恢複的耶路撒冷境內迄今為止最古老的聖經外的證據。
欣嫩護身符卷軸（圖左）及死海古卷（圖右）
第五、尋獲的出土文物的震撼性。在「欣嫩護身符卷軸」未被發現之前，聖經古卷最早的殘片，應是納西蒲紙（Nash Papyrus），約在主前一百年的第二聖殿時期。而更早的則是昆蘭出土的死海古卷，頂多約在主前三世紀末期。然而這件文物被出土後，聖經經文最早片段應屬「欣嫩護身符卷軸」無疑，而舊約經文的寫作年代，至少可以推進至第一聖殿末期的主前六世紀，這樣的突破震撼整個世界！
過去數月以來，在互聯網上討論和評論之最熱門的基督教話題應算是「香港影音使團在土耳其亞拉臘山所找到的，是否真是挪亞方舟？」
倘若至終尋獲而證實真是挪亞方舟的話，其結果不單乎合重要考古發現之五大要素，而且會比世上認為是十大或十五大的考古發現更顯重要！於此筆者很想分享個人的心聲和感受。
第一、我們的信仰是建基於聖經的真理，而非基於「發現」任何一件出土文物和考古遺跡。即使沒有死海古卷的出土，也沒有找到欣嫩護身符卷軸，亦沒有尋獲挪亞方舟，我們依然對耶穌基督、聖經真理、因信稱義的福音，堅信不穩。
第二、既然有一些聖經考古工作者對有關公布的內容提出質疑和提供寶貴意見，就當慎思明辨、加倍謹慎，邀請更多古物鑒證、聖經考古之有資格及經驗人仕參與，作主力的評論及客觀的助證，應該更能消除引發的誤解和攻擊。
最早的死海古卷是由貝多因族牧人所發現
第三、正如筆者所寫「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一）」的結語：「當人以為考古發掘必須是考古學家才有美好成果時，卻發現牧人和測量員的勞亦不可抹殺；當人以為窮一生經驗和努力必有所成時，卻努力苦幹到退休或什至離世，亦未必能得償所願。」
現今的方舟探索隊伍中雖大部份都不是考古學家，但不一定是考古學家才有資格使文物出土。隻要證實所尋獲的殘骸、木塊、化石等物件，是從疑似方舟的物體中取出，不是用金錢轉手買來的，也不是有人刻意或無意放在那裏而讓尋索隊在驚喜中發現的，再由古物鑒證專家作進一步研究及評估，一樣是可以被接受的。其實即使考古學家找到的古物或古跡後，不也是需要古物鑒證專家作客觀的診斷嗎？
第四、正如在筆者所寫「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二) 」中段所言：「華入參與聖經考古學，在圖書館從文字中發掘資料的很多，實際在廢墟中一鋤一鏟地參與的很少聽聞。」正因為這次的方舟尋索隊是以華人為主，事前亦有其他西方考古隊伍在不同的地點進行過類似的考察，也有被揭發是偽造和欺騙的過案，我們就當更加謙卑及謹慎。至於作為華人的信眾，我們應當以更多的代禱、鼓勵，支持有份參與的這項艱巨行動的成員。一般的考古多數是在陸地或堆丘進行（也有在深海或海邊進行的，如該撒利亞），方舟的尋索卻是在海拔數千呎的雪山上；一般的考古多數是付上時間、金錢、體力，及皮膚被暴曬的代價，方舟的尋索極具風險，可能要付上健康和生命作為代價。作為華人，我們會為北京奧運會之震撼千萬心靈的開幕禮而自豪的話，作為華人信徒，我們亦應因為有華人以勇敢和排除萬難的心誌，在尋索方舟的行動中（無論至終是成或失敗）肯定他們所付出的代價。
第五、不可以「濫用考古學來傳播福音」是對的，但「使用」考古學來傳播福音則又有何妨？華人信徒切勿矯枉過正！還看今天基督教的中、西網站，以考古學來傳播福音的比比皆是。至於「影音使團」有否「濫用考古學來傳播福音」？他們有一群誠信的董事負責監察事工的進展和財務的事宜，這是我們知道的；他們需要金錢去探索方舟並要支付登山準證、古物鑒證，這是奉獻者們清楚了解的；當有學者本著好意而提醒「不可以濫用考古學來傳播福音」時，這是我們不得不當心留意的。
第六、筆者個人自聽聞「香港影音使團在土耳其亞拉臘山上找到疑似方舟的物體」，一直存著一種「總不失望」和「隻有盼望」的心態。 「總不失望」是由於無論找到的是方舟與否，都不會動搖筆者個人的信仰，而且尋找方舟在年期（早在數千年前）、環境（冰天雪地的高山上）、政治（土耳其是回教國家） 、軍事（地點是軍事地區、危機四伏）等非常困難的情況下進行，尋得的機會非常渺茫。因此至終尋找不到，筆者「總不失望」。
然而正如在筆者所寫「考古發現與華人信徒（一）」的結語：「當我們瀏覽二十世紀有關聖經世界的十大考古發現，很容易會覺察考古的發掘，是一項諸多變數、層出不窮、艱苦備嚐、努力不懈、息息不斷的多麵體工程。」撒但魔鬼是這些工程背後的破壞者，而神總是這些工程背後的神跡策劃及施行者，祂不驚不惶地安祥的坐在高天之上，祂毅然地容傅]鬼引來進化論、新神學派…卻又在不經意的時刻，讓人按祂自己的時間表，找到摩押石碑(1868)、西羅亞水道銘文(1880)、赫人的古都(1906)、拉吉信集(1935)、死海古卷(1947)、基遍池子(1956)、本丟彼拉多的銘刻(1961)、迦百農會堂(1968)、欣嫩護身符卷(1979)、大衛家的銘刻(1993)、大希律古墓(2008) 。
第七、挪亞方舟停在在亞拉臘山上是數千年前的事。數千年之中有地震破壞、火山爆發、地殼變動、空氣氧化、風雨衝擊、冰雪疆化等，都會使巨船方舟被破壞、分裂、移位，因此期望找到一隻完整的方舟幾乎是不可能的，但倘若沒有一隻完整或部份看似方舟的物體立在鑒證專家眼前，單進入山上的古木化石內室考察、或拿取樣本化驗，有誰敢以100%斷定這就是方舟呢？其實倘若在數千呎的雪山上發現數千年前的木化石結構內室，以專家來解釋這發現的可能性，以古物鑒證專家來確定年期，以「極大可能」或「幾乎可以肯定」（無須再采用因人而異之相對的百分比數）等類的語句，公布尋找方舟進一步的結果，應該是我們期待和接受的。
當我們閱讀創世記八章四節：「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亞拉臘山上。」你有沒有覺得這樣的記載有點奇怪？那時四麵大海，當水「漸消」（創世記八章三節）方舟應是「擱淺」在亞拉臘山上，並且當時方舟停在山上時，挪亞應該是不知道那山就是亞拉臘山，因而記錄下來。那山的名字應該是摩西後來照神的指示寫在創世記中的。那麽神這麽刻意地記載「亞拉臘」這山的名字，及「山上」之停方的位置，用意何在？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詩篇126:5-6）
沒有流淚的撒種，就沒有歡呼的收割。
沒有撒種的流淚，亦沒有收割的歡呼。
筆者盼望有生之年，能看見更多因「流淚撒種」而有「歡呼收割」之聖工果效。遇上「失望」，人會垂頭喪氣，失去力量；麵臨「絕望」，人會失去生存動力，甚至會自尋短見；唯有常存「盼望」，人才會有力生存，勇往直前。何況我們相信的是「使人有盼望的神」（羅15:13），我們有的是世人所沒有之「活潑的盼望」（彼前1:3）呢？
倘若方舟尋索隊找到的，證實「極有可能」不是挪亞方舟，請坦白而不要隱瞞事實地告訴我們！
倘若方舟尋索隊找到的「幾乎可以肯定」是挪亞方舟，請持有真憑實據而無須急促地告訴我們，讓華人信徒可與你們因事前付上的「流淚撒種」而同享後來的「收割歡呼」！
全文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