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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7/09
作者/來源：新加坡文獻館
09年5月間的新加坡婦女協會領導層的奪權個案，顯示了新加坡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團體力圖通過占用公民組織來向新加坡社會推行本身的價值觀。原教旨主義是絕不妥協的要堅持保守社會價值觀信念，在本質上具對抗性，戰鬥性與排他性。因此，對維持新加坡這一種多元種族，文化與宗教社會的穩定性是具有相當嚴重的威脅性。這也是為何宗教通過奪權手段占用公民組織的一起事件會引發包括基督教徒在內的社會大眾群起嘩然。
09年7月初政府公布了新一批9名官委議員的名單。顧名思義官委議員就是人民行動黨任命的政府代議士。理論上，官委議員代表個人政治立場，不向任何選民負責，亦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的國會議員，但通過其個人背景如教育，事業成就與參與的社會活動可以預示該官委議員所將會在國會裏關注與提及的議題範疇。按傳媒信息，9人中有1名船運商人受過華校教育也將會在國會上以華語發言，但是商人以利為先，不表示將會以及能夠反映華教知識分子的社會觀點。換言之，國會要反映華教知識分子觀點並不是政府考慮遴選官委議員的一個因素。這也是理所當然的，因為這原本就是新加坡教育政策所要達成的政治結果。從另一個層麵來看，這一現實狀況也證實了早年的華人政治已經從新加坡政治中完完全全的消失。
然而，任何生態環境都講究平衡，所以國會沒有了華教知識分子觀點的製衡，新加坡政治生態就必然會走向失衡的發展。當前新加坡麵對的原教旨主義的威脅就是政治失衡的征兆之一。這也就是新加坡模式的社會成本。
回顧新加坡政治曆史，鄧亮洪或許就是最後一位試圖以華教知識分子的定位去參選官委議員的人士。鄧亮洪之參選官委議員在在表示了鄧亮洪的原有政治意願是要在人民行動黨製定的體製內反映他本人以及其他華教知識分子對政策的一些觀點。看來鄧亮洪的原本政治動機並非是為了推翻李光耀政權。但事與願違，鄧亮洪被逼正式投身反對黨政治。誠如李光耀政權所言：要發表政治言論就必須參加政黨然後麵對執政黨的打壓。被新加坡法庭判入破產窮籍的鄧亮洪；一名成功的中產階級律師，其最終下場卻是家散人逃，流亡澳大利亞的墨爾本。
被新加坡政府指控為‘反基督教，危險人物和大漢沙文主義者’ 的鄧亮洪，當真是反基督教和華文沙文主義的危險人物嗎？和其他重大新加坡政治案件一樣，如1963的冷藏行動和1987年的馬克思陰謀等等，其真實情況還是有待將來的政治曆史學者去進一步依資料分析定論。但目前有兩份非官方資料或許可以局部的反映有關事件的另一麵敘述。
其中一份英文資料收集在：http://www.singapore-window.org/optjust.htm名為新加坡人的請願：一群新加坡人的公開信，其目的是聲援鄧亮洪並要求國際組織幹預新加坡政府對反對者的打壓。其內容詳細敘述了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其中指出有關政府對鄧亮洪的控訴來自兩點言論：其一，在國會裏有過多的受英文教育的基督教徒；其二，華教者應該是坐轎者而不是抬轎者。前者是鄧亮洪按官方統計與資料所得的結論；大體上是正確的反映了現實情況，後者則是鄧亮洪的個人觀點。
鄧亮洪本人對此指控的答辯則收錄在http://www.tangtalk.com/liky14-jt.htm；其中3點主要內容節錄如下：
…1991至1992年間，鄧亮洪連同一批學者、教育專家、校長和一群資深教師，起草一分備忘錄，向新加坡政府進言。其中一點是將新加坡學生學習中文的時間，從隻占學習總時間約5%提升至25%，並增加中文學習科目，但是李光耀提出反建議，要這批人接辦三兩間學校，將之改換為華校。但這不是這批人的原意，辦三兩間華校並不能解決問題。鄧亮洪的這項工作，卻成為了李光耀這次起訴鄧亮洪誹謗案中“大漢沙文主義”的證據之一部分…
…通過和這批教育界人士的接觸，鄧亮洪發現一個更令人擔憂如焚的行動黨行而不宣的宗教政策。根據一些知情人士向鄧亮洪透露，新加坡教育部在錄取教學師資訓練學員時，被錄取的往往有90%以上是基督教徒。再觀察一下，就可發現：學校裏的校長，高級教師往往是基督教徒，基督教徒老師在教育界所占的比例非常高。原來行動黨政府暗地裏的政策是要通過學校，慢慢地，有係統地把年青人基督教化，並把他們推上各個領域裏的領袖位置。
在大學專業科裏如醫科、律師、工程等，基督教背景的學生占了非常高的比例，從政府內閣成員、政府各部門首長、軍警領導及高級人員，也有這樣的現象。有一次，鄧亮洪在法庭的律師休息室向姚照東部長夫人(也是律師)指出這現象時，她的解釋時：基督教徒的孩子比較聰明！
鄧亮洪同時也注意到，行動黨政府以國家發展需要為名，利用法律條文大量廉價強製徵用佛廟、道觀和他們的土地。比較出名的有花柏山的千佛寺。千佛寺以發展旅遊業為名被徵用。佛寺被拆除後十多年，土地被置空。教堂一般上可免於難，由於土地增值，教會非常富有。
鄧亮洪和一批學者也注意到，由於許多年青人改信基督教，與父母和家庭成員信仰不同。許多家庭也因信仰不同而引起許多糾紛。當年青人經濟自主而父母又要依靠他們時，有些父母也隻好跟著改變信仰。有的年青人更把家裏祖先的神位或地主神位等等，棄於路邊，後巷或往垃圾堆一丟就算了。一位前學院院長悲痛地告訴鄧亮洪說，他的兩個孩子為了巴結上司，也改變信仰上教堂去了。
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對宗教采納開明的傳統態度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采用對自己宗教非常執著的態度。
宗教問題成了另一個使新加坡社會不穩定的因素。
鄧亮洪曾私下向多位來自華社的行動黨國會議員提起這事，要他們向上麵提意見注意這事。他們說他們不敢提，要鄧亮洪自己提…
…這次的演講，卻成了李光耀起訴鄧亮洪誹謗案裏指鄧亮洪是一位反基督徒者的證據。鄧亮洪說他從來就不反對基督教義或反對基督教徒。他的律師事務所的合夥人就是基督教徒，律師助手也是基督教徒，職員有一半以上都是基督教徒，他擔任主席的南洋藝術學院的院長，和多位高級職員是基督教徒，連他自己的女兒也是基督教徒，也曾經親身駕車送她上教堂作禮拜。
鄧亮洪所關心的是“非基督徒所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及這將對社會及政治造成嚴重後果。他關心的是政策問題，而不是宗教的是非問題…
從09年5月到7月之間的兩件政治事件來看，多年前的鄧亮洪言論所涵蓋的社會隱憂並非空穴來風無的放矢而是先見之明。李光耀政權和鄧亮洪之間的政治觀誰對誰錯的爭議是非必有水落石出之日。但在此刻新加坡能從中學習到什麽經驗？又反映了什麽政治現象？新加坡模式何去何從？
回顧曆史，從鄧亮洪事件到新近官委議員的遴選結果的這一政治過程中可以至少反映了兩種政治現實：其一，從二戰後在新加坡反殖民運動鬥爭中產生的反華人政治已經製度化，成為塑造新加坡社會生態的政治思維與行政文化。其二，新加坡模式所欲塑造的洋化華裔與新洋文化已經成形，這或許就是舊新加坡文化全盤西化的產品。換言之，李光耀政權塑造的新一代新加坡精英已經成長，形象的來說那就是亞洲新聞台所體現的人文素質和內涵。如今華人文化殘存中的光景或許也就是當年杜牧對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的感慨描述。一個人失去了本身的民族意識和文化認同會知曉失根的悲哀嗎？
前不久澳大利亞的陸克文上台執政後的首件重大政治行為是向原住民道歉，因為早年政府的白人文化優越思維政策，剝奪了一代土族學習本身民族文化與傳統的機會。但是在新加坡這個孤島上，誰人會在乎新加坡式英語和新加坡式華語是新加坡模式的社會代價？誰人會擔憂新加坡草根正在走向一個混雜無根不東不西的卡立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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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文獻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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