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金漢大學(University of Buckingham)副校長特倫斯•基萊教授(Terence Kealey)說，英國目前存在兩類高校——如白金漢大學以及新近成立的倫敦新人文學院(New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這類私立高等院校以及那些由國家撥款及管理的公立院校，基萊不主張發展後一類高校。

基萊說，大學就得是私立。私立大學對學費的幅度、教授課程以及學生招收有自主權；如果英國擁有更多的私立大學，那麽就能與世界上院校中的佼佼者一爭高下。而實際情況是：英國的高等院校質量每況愈下。

這究竟是什麽原因？基萊教授說，“全世界最好的大學當屬美國的常青藤聯盟(Ivy League)。其次是那些英語國家的大學，它們獨立辦學，但又並不徹底如此。”基萊說，它們屬於“社會工程類院校”，再其次就是歐洲大陸的大學。他說，那些大學與英國過去的鐵路係統一樣，屬於國辦性質。因此，這些大學沒有趕超對手的原動力，它們深陷計劃經濟的羈絆，教育質量不斷下滑，如同英國上世紀70年代坐通勤車的上班族，他們在難看的站台上等車，而火車卻總是晚點。

而白金漢大學卻並非如此，自從35年前開辦以來，它作為自由辦學的“堡壘”，依然頑強地矗立著。這所規模極小的高等院校（創辦之初隻有46名學生）辦得還算不賴。（今年公布的英國優秀大學指南(Good University Guide)中，該校位列第21）。如今的在校生有1700人，每年學費近1.2萬英鎊，而若要上劍橋大學(Cambridge)與約克大學(York)，每年的學費約為9000英鎊。但白金漢大學每學年有四個學期，而並非通常的三個學期。因此，學生兩年（而非三年）內就能拿到學位。所以說，要拿到白金漢大學的學位，目前全部學費略高於2.3萬英鎊，而不是2.7萬英鎊。“去年，”基萊說，影射公立大學提高學費之事，“一夜之間，我們從全國學費最高的高校一躍成為學費最低的高校。”

今年60歲的基萊教授是位博學多才者，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自由論者；據《衛報》(The Guardian)報道，“他也許算是全英國最頑固不化的學者”。他2001年來到白金漢大學任教。之前則是劍橋大學的醫學研究科研人員，努力找尋治愈牛皮癬等皮膚病的方法。他曾出版過兩部好評如潮的專著——其中一部是2008年出版的《性、科學與利益》(Sex, Science and Profits)，講述人類如何演化成逐利種族的來龍去脈。他堅信人類不管怎麽發明創造，都是出於渴求或逐利的目的，而並非所給的撥款。在基萊教授看來，撥款會導致慵懶，而夾縫中生存能使人變得敏銳。他認為大學就應該是優勝劣汰的勇者。

白金漢大學不是一所以贏利為目的的高校，但對自己的事務有充分自主權。“政府一旦給高校撥款，就想操控它，”基萊說。“撥款後，某些政客就覺得有了職責與使命。公立大學的學究們則說，‘事實上，誰會在意失去行政管控？每年坐享政府撥款，何樂而不為？’政客無一例外都想操控大學，他們振振有辭地說，國家若撒手不管，大學就不會願意招收窮學生，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

這是反對私立大學的最有力證據——聲稱它們到頭來就會象私立中小學一樣。有些高校會為所欲為地收取高昂學費，而其它高校可能不會如此。新人文學院第一學期隻招收了60名學生，每人每學年的學費為1.8萬英鎊，它也堅信美國私立大學的辦學模式是高校未來的發展方向。

“設想一下，曼聯隊(Manchester United)由政府體育部控製，”基萊說。“設想一下，政府規定球員的薪酬、圈定看球賽的觀眾以及設定比賽日與比賽對手。那麽曼聯隊還會象現在這樣如日中天嗎？”肯定不會如此，但有些人看來，當時創辦的英超聯賽(Premier League)是另一個典型例子——以犧牲多數人利益為代以價換取少數精英階層成功的製度. .

創辦私立大學的主意存世時間並不長。1967年，《泰晤士報》(The Times)刊登了波利博士(Dr JW Paulley)的一封來信（諸位可能拜讀過），他這樣寫道：“難道現在不該考慮這樣的可能性嗎？——以美國名牌私立大學為模板、在英國至少創辦一所新型大學；若沒有這些名牌私立大學的激勵機製與辦學自由理念影響，美國很多優秀州立大學肯定辦得一塌糊塗。”一群執著的自由論者一直在力推這種理念，尤其是經濟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Economic Affairs，一家自由市場智庫）的哈利費•恩斯教授(Harry Ferns)與拉爾夫•哈裏斯(Ralph Harris)以及劍橋導師馬格斯•貝洛夫(Max Beloff)，貝洛夫後來成為白金漢大學的首任校長。1968年，費恩斯列出“為何如今要建私立大學的四條主要理由”，並說獨立辦學對於“提升知識以及灌輸智力與道德習慣”至關重要。白金漢大學學院(The University College at Buckingham)正是由當時的保守黨領袖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在1976年所創辦。但整個過程並非一帆風 整個上世紀80年代，白金漢大學獲得長足發展——國際學生居功至偉。但2001年，經濟事務研究所發表的一篇評述白金漢大學25年校慶的論文稱：上世紀90年代中期，隨著各理工學院升格為大學，公立院校獲得穩步發展，導致白金漢大學的在校生人數停滯不前，並在1996-2000間減少了約30％。在信息技術等領域的投資幫助扭轉了頹勢，重拾發展勢頭。

我與基萊教授穿過校園裏的馬路，來到一家魚餐廳吃午飯。校園小巧，但環境非常優美，一切顯得井然有序。但你壓根就不敢想象這個地方竟然就是全英國創辦時間超過30年的私立大學。絲毫沒有私立中小學或者牛津大學下屬學院那種闊綽與特權的氛圍。校舍由幾座舊村舍、以前一座奶牛場、原先充作皇家雄鹿驃騎兵(Royal Bucks Hussars)兵營的一幢大樓、一座翻修的磨坊以及幾幢現代住宅樓組成。它顯得親切自然——有點象白金漢宮一樣。每到晚上，指導教師就會安排學生步行半小時至米爾頓•凱恩斯鎮(Milton Keynes)，那兒酒吧與夜總會雲集。那時校園空無一人，因為從七月至九月的夏季這個學期剛剛結束。

我倆坐在餐館裏，是餐館僅有的兩個用餐者。基萊向我娓娓道來大學的悠久曆史——第一所大學如何於大約1088年在博洛尼亞(Bologna)創辦，當時的意大利欣欣向榮，急需律師解決商業糾紛，以及後來圖盧茲大學(Toulouse)、巴黎大學(Paris)、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高校如何在歐洲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向有誌存高遠的神職人員、律師、古典學者以及醫生傳道授業。他不斷強調，縱觀絕大多數大學的曆史，最重要的是它們都是私立大學，順應了市場發展的需要。

大約1860年後，來自中產家庭的年輕人想進大學深造，不是為了滿足商業需要，而是因為當時讀大學之風盛行。1858年，紐曼大主教(Cardinal Newman)在其專著《大學之理念》(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中，大肆宣揚這個理念。紐曼特別喜歡洋溢在牛津大學四方院子以及劍橋大學庭院裏那種特殊的學術氛圍。他認為學生如果有大量時間去研讀經典名著，並有充足的時間與其他學者進行探討，那麽就能培養起獨特的睿智——並最終成為那樣的人才：“在任何場合都遊刃有餘，與每個社會階層有共同語言；發表看法與緘默不語的時機拿捏到位；非常健談及善於傾聽；中肯發問以及能適時吸引教訓。” 他這樣寫道。

在紐曼看來，牛津與劍橋的學者並不僅僅滿足於提高自己的學識層次——他們還提升了整個社會的層次。紐曼認為：研讀與探討普林尼(Pliny)與卡圖盧斯(Catullus)的著作會發揮獨特的輻射作用，最終會讓象牙塔外的芸芸世界因此受益匪淺。誰會縱論天下事？當然是大學教授，舍他其誰？

新人文學院（引發很大爭議）院長格雷林(AC Grayling)縱論亞裏士多德(Aristotle)的高校觀，認為它是讓自己的業餘時間增添內涵的好辦法。他的觀點與紐曼似乎如出一轍，其對手們則可能會說他應該讓所有人的業餘時間都富有內涵——而非僅僅那些每年支付1.8萬英鎊的莘莘學子。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英鎊大幅貶值，各個大學失去了政府的大部分撥款，還讓成千上萬的大學生苗子成了炮灰，它們於是轉而求助於政府。1919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因運而生，政府向大學施以援手。如果聽信基萊教授的話法，政府當然就是絆腳石。

諸位請看隨之發生的事。1939年，50萬學生（約占全國人口2％）進全國的21所大學就讀。如今，全英國擁有100多所大學，在校大學生人數超過了200萬，約45％的國民受過大學教育。如今圍繞大學的爭論是能夠說明自己所花的經費有理有據。

其它的出資方進入私立大學（包括擁有《金融時報》的培生教育集團(Pearson)），也在改變整個高校發展的格局。越來越多的大學若是采納白金漢大學的辦學模式，未來會是什麽樣？舉個例子，全英國若有20所大學放棄政府撥款以及政府管製而都成為私立大學，又會發展成什麽樣子？屆時肯定會提高學費。“眾多私立中小學每年竟然收取3萬英鎊學費，”基萊說。他接著說，私立大學屆時會在全球爭奪優秀師資的角逐中脫穎而出。

但是，我們是否希望提升那些“學術界曼聯隊”（私立大學）的聲望？（如此一來可能對低層次院校不利）。很多人非常反感這種想法。持此立場的代言人當屬蘭卡斯特大學(Lancaster University)英國文學特聘教授特裏•伊格爾頓(Terry Eagleton)，他說：“英國大學的資源已被自己所培養的銀行家與投機分子淘空，一群學術精英完全不是恪盡職守，他們選擇跳槽，並帶走了高校的優質教育資源。”他擔心最後結果會是“把本已元氣大傷的公立大學降格為二流水準”。

我不禁納悶，如果英國湧現更多的私立大學，白金漢大學會向何處發展？它會失去自己獨特的辦學特色嗎？另一方麵，它已在競爭的夾縫中頑強生存了35年。基萊說：“因為我們直麵市場競爭，所以特別關注學生的具體感受。但正如其它大學認識到自己同樣置身市場競爭，它們也會關注學生的具體感受。當這一切成為事實時，我們就必須勇敢地麵對這種挑戰。”

當然，最終誰主沉浮，最終還得由市場來定奪。

譯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