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掌倫敦畫廊的海利同意接受《金融時報》的采訪，因為他剛剛在蘇黎士藝術之家美術館(Zurich’s Kunsthaus museum)首次公開展出了家族所藏作品。他選定巴黎作為訪談地，並派他的司機到巴黎火車北站(Gare du Nord)來接我。繞了大半個巴黎城時，對方才告知我吃飯的地方——麗圃咖啡館( Brasserie Lipp)，它還是20世紀初法國講究藝術和文化修養時代(belle époque)的裝潢——熟鐵做的樹形燈以及陶瓷馬賽克依然保持原樣，想當初，普魯斯特(Proust)常在此買阿爾薩斯啤酒(Alsatian beer)，海明威(Hemingway)也正是在此文思泉湧地寫出一本本小說。

隻有常客才能有資格就坐前室，但還沒等我驗證是否仍是傳統的就坐習慣（巴黎人坐裏屋，遊客坐樓上）前，身著休閑海軍套衫以及藍色開領襯衣的納哈邁德一頭紮進咖啡屋。他身材高大、圓臉、一雙藍色的大眼睛，一頭黑色的卷發向後梳理，厚厚的眼鏡片後麵是濃密的眉毛，他把手伸過那張貴賓專用的、位於正中央的桌子，差不多都能把我摟到懷裏——“我們來個熱烈擁抱”，同時親切問候服務員，嘴裏還恭維說“您的笑容真燦爛”。

他問我想喝些啥，我則說隨便。“可是你可能會不喜歡喝我點的東西！”他高聲說道，於是點了伏特加酒與橘子汁。我則要了一杯香檳，以慶祝他的畫展成功舉辦——全麵展出了家族所收藏的100多幅藝術珍品，包括畢加索(Picasso)、馬蒂斯(Matisse)、米羅(Miró)、萊熱(Léger)、格裏斯(Juan Gris)等的作品，它們平時“養在深閨人不識”，是納哈邁德家族的鎮館之寶——這些作品與眾不同，極其珍貴，一旦拍賣出去，就很難會再次在市場上流轉。

“偉大藝術家傳遞的最重要信息就是他們能參透作品隱含的內涵——即真實的東西，”納哈邁德以此作為開場白。“藝術家反對物質世界，就好比這些杯子，”說著他從桌子上取了幾個杯子，然後又把它們砰得放到桌上，“這些都是人造東西，隻是幻象，麗圃咖啡屋也是如此，”他說得手舞足蹈，把旁邊桌子用餐的食客以及穿梭的服務員都吸引住了——“所有這一切都是毫無意義的，我喜歡自己從事的工作是由於我們能近距離接觸藝術家所創作的人與物，而且可以說，‘我存在於斯，這就是我真實的感受。’”

如此精辟定義現代主義藝術（家族財富倚仗於此）後，納哈邁德取消了伏特加酒，與我一樣，改而要了一杯香檳。“今天是10月24日，我很高興就坐在雅姬•武爾施拉熱對麵，巴黎總是陽光明媚，我想在此呆上幾年。慢條斯理地感悟生活中的一切。”事實上，他語速很快，說得滔滔不絕。不時從他的話語中聽出一絲歐洲口音，但發音並不太準；納哈邁德的第一語言是意大利語，家族說的是法語。“我們都心知肚明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得相互珍愛！如果能達此境界，就能避免太多的分心事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

當然，納哈邁德生性率真。他的父親以斯拉(Ezra)與叔叔戴維(David)出生於貝魯特(Beirut)的一個猶太家庭，家中既有拉比(rabbis)，也有銀行家。上世紀60年代，10來歲的以斯拉與戴維移居米蘭，開始從事藝術品交易。在哥哥約瑟夫(Joseph)的保駕下，他們把畢加索與米羅的畫作綁至車頂，再從巴黎運至意大利。他們還有一個名叫艾伯特(Albert)的哥哥，不幸死於上世紀50年代的一場空難；約瑟夫曾經是個“紈絝子弟，如今卻是堅守清規戒律，與快樂的人呆一起時就會感到不自在”，他幾十年來一直是鬱鬱寡歡，納哈邁德說。

上世紀70年代與80年代，當時的藝術交易商並沒有如今高古軒(Gagosian)與豪舍和威爾特(Hauser & Wirth)這樣的實力，在全球各地擁有多家畫廊；它們都是本土化經營，多數僅限於坐鎮國內進行收藏，也沒有弗雷茲藝博會(Frieze)與因特網可資利用。但納哈邁德家族的觸角遍布世界——戴維移居紐約——以斯拉以歐洲為基地，先是在倫敦，如今坐鎮摩納哥，所以家族可以從大洋兩岸不同的藝術差價中大收漁翁之利。

海利受教於倫敦的聖保羅學校(St Paul’s)及考陶爾德藝術學院(Courtauld Institute of Art)，青少年時代大部分時間都徜徉於歐洲的各大博物館——“我是個精神分析師，不僅僅因為我不像別人那樣欣賞油畫，我喜歡湊到跟前看，觀察那些棱邊倒角的地方”。1998年，21歲的納哈邁德就在梅菲爾區(Mayfair)開設了首家畫廊。

但藏品保管在倉庫中，意味著家族從來沒看到自己的藏品集中展出，直至他組織了這次蘇黎士畫展方才算是圓了這個夢。“這次展覽將是遊戲規則的改變，讓我們看清楚潛意識中正在做的一切。畫作是證實我們存在的一種方式——所有的艱難與抗爭，恰似我們的家風——每時每刻都在不懈地努力。我從事這一行當已經15年了，家族之前幹這一行也已40年了——這次展覽就是全家族努力的結果，對此我倍感榮幸。我們這個家族既傳統又前衛——對流逝的一切，我們需要感悟及尊重，無論是基於價值還是傳統，過去的一切有其存在的道理。每個人的夢想就是能做成業界翹楚。”

然而，很少有藝術家能做到這一點。納哈邁德家族的成功在當今聒噪的藝術圈遭人憎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們對當代藝術作品的公然鄙視。戴維•納哈邁德(David Nahmad)最近說這“基本上是胡說八道”，並提到了理查德•普林斯(Richard Prince)的作品，他是位剽竊他人概念的藝術家，“都是些天價作品”。我問海利是否能苟同？

“沒錯，簡而言之，我認為理查德•普林斯也並不希望自己的一生都耗在無聊透頂作品的創作上。所以，對有些人來說，他的作品物有所值，至於究竟值多少錢那是另一碼事。我們並不是傻子，理解了《萬寶路牛仔》(Marlboro Man)所蘊含的意義（普林斯翻拍了萬寶路香煙廣告中牛仔的形象），但我們需要預估其價值，若說它藝術價值等同於1890年的梵高(Van Gogh)自畫像，那就肯定有問題了。我們必須在題材的敏感性與表現手法的詩意之間相權衡，我們做出判斷的依據是堅信它有真正的價值。”

青少年時期，納哈邁德就購入達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畫作——“我花了2400英鎊買了他的“煙灰缸”(ashtray)，倫敦上世紀90年代經曆的經濟蕭條，（看到煙灰缸）讓我有了切身的感覺。即便赫斯特的作品售價高達10萬英鎊，我仍然喜歡——但要是達到百萬英鎊呢？1百萬英鎊能買到一幅畢加索的作品。我不喜歡藝術作品過度商業化，也不喜歡大規模創作。我喜歡有濃厚藝術底蘊的作品，所以我不得不選擇退出。也許最終證明我是錯的，市場會消化掉所有新創作的藝術作品，但我還是覺得藝術的真實性最重要。我們家族取得成功是因為我們始終與現實保持近距離接觸。我喜歡各種藝術作品，你可以買下這張桌子”——他做出抬的樣子——“並把它拿到威尼斯雙年展(Venice Biennale)上去展出，我敢打包票……”——他停了很長時間然後說——“這很有趣。但我們關注的目標是那些反映真實內涵的藝術家，並非那些操捷徑者。本質的東西要貫穿始終，就好比這家咖啡屋——最重要的是飯菜要好。來不得半點投機取巧。”

說到這兒，服務員來了。納哈邁德顯得很是詫異。“我們幹坐在這兒這麽長時間了，看來不點菜也能湊合——這樣一來倒可以成為史上最便宜的午餐了。”然而，他瞧都沒瞧菜單，就要了兩道最貴的菜——鵝肝(foie gras)與法式幹煎塌目魚(sole meunière)，看來這次我隻能客隨主便了。

“如今大家一窩蜂地追求藝術品，而且附庸風雅之風日盛，所以都耐不住性子，也不管是否與未來的藝術發展方向相關聯，”納哈邁德繼續道。“如果你是個藏家，那麽藏品並不是你存在的理由（您並不靠此為生），而它卻攸關我的生計，我不能犯致命錯誤。對我們而言，這就是現實生活，其他人正是由於我們（做出的合理估價）而吃了定心丸。這涉及到你能耐心等多長時間，我們能做到，這對於我們來說是一筆無價的財富。如果我財力不濟，或許會關注一下現當代藝術的動向，因為等到真正有價值的作品浮現時，我或許已經不在人世了。所以資金很重要，但生意絕不能光盯著錢。”

然而，資金充足可以讓納哈邁德憑籍無懈可擊的策略——低價吃進、靜觀其變以及現代藝術大師創作的作品日漸稀少——來抬高市場對藝術品的需求。“一般人都認為：‘海利•納哈邁德，你有的是錢，不屬於此列。’我想說：有品味的生活需要一定財力的支撐，在這之後，就完全不是這麽回事了。我們家族中有人吃了經濟不景氣的虧，問題的關鍵是要時刻保持與人接觸。”

肥而不膩的鵝肝厚片，再伴以薄麵包片與芝麻菜端了上來。“我們吃菠蘿這事，記得也要寫進你的文章！”納哈邁德說，然後再要了些香檳。我們吃的時候，他講了一則寓言：在猶太人贖罪日(Yom Kippur)那天，一個小男孩受命吹羊角號（喇叭）。他覺得自己難以勝任，於是邊吹邊哭，但沒想到卻受到了表揚，誇他吹得好，因為他吹的時候“傷心欲絕，精神寓意是：王宮裏的鑰匙一般是各開各的門，但有一把鑰匙卻能把所有的宮門都打開，那就是悲傷的心。故事不錯吧？有一顆悲天憫人的心，就能暢行於天下——既不虛情假意，也不會過分自負。你若是堂堂六尺男兒，表現出悲傷就不是什麽大不了的事，你得慶幸自己活在這個世界上。我們所有的人最終都難逃一死。小男孩的故事徹底驚醒了我，我們得批駁一下美國人的樂觀主義心態。”

納哈邁德家族的人結婚時都非常年輕——他的妻子生第一個孩子時才18歲，這是納哈邁德家族的傳統（他的母親生他時才17歲，生最後一個孩子時已經42歲高齡）——在我眼裏，納哈邁德就像個“六尺高的大小夥子”“那隻是個托詞而已，”他爭辯道。“我們想讓一切顯得順其自然，不想讓人覺得我們付出了多大努力。”

“沒有經曆人生曲折的人一生平淡無奇。他們就好比是沒有調試好的樂器，因為他們沒有經曆過悲痛。” 他補充道。猶太人是天才的商人（突出的例子是畢加索的經紀人——“頗具英雄氣”的畫商康維勒(Daniel-Henry Kahnweiler)），或許原因是“藝術品交易讓人覺得深不可測，心情悲痛時，自己並不想說太多，但需要理解得更透。猶太人太需要理解為何他們在20世紀遭受了這麽大的苦難”。

過完油的幹煎塌目魚與今年的新土豆一起端了上來，魚的刀功沒得說，上麵還澆著汁。納哈邁德沒動蔬菜，直奔魚而去，但話題卻不離畫展。“在蘇黎士美術館所舉行畫展，當時爭論的焦點是畫商所展示的藏品是否屬於藝術珍品。如今，展出的作品已經眾人皆知，我們看到了強項所在，也看到了不足之處——但並不是有很多缺陷；也就是應該展出一幅蒙德裏安(Mondrian)更棒的作品，也許還應該展出一幅梵高的畫作。現在應該會有很多人爭購這次展出的藏品。毫無疑問，我們會更加努力，讓這個展覽係列主題顯得更為連貫，也更有震撼力。今年競拍萊熱畫作《靜物》（‘Still Life’，納哈邁德家族最終以790萬美元拍得）時，我就想，‘這是為蘇黎士畫展準備的作品。’就像是為博物館量身打造的一幅作品——等級超過一般藏家收藏的作品。畫展更讓大家覺得所有的展出作品為一個整體——都是優中選優的作品。”

我問：畫展的最後一站放在哪裏？“我們準備在某博物館展出三個月，之後我們會感到很難過，因為畫作將不再以整體為單位展出，而是各自封存起來，但是，藏品將來的結局一清二楚——也許是在我們自己的博物館展出，也許是長期的出租。蘇黎士畫展後，我的電話就沒消停過，”納哈邁德說，“全球的博物館都爭相要求展出我們的藏品。毫無疑問，西方沒有哪位藏家能積聚這麽多的作品。”

正如他所說的，“我們不能喜歡什麽就買下。自柏林牆(Berlin Wall)倒塌（冷戰結束）以來，創造的財富是個天量——與其他畫商相比，我們算是資金雄厚。但我們是與財大氣粗的藏家競爭，對方輕易就能把我們打得落花流水。他們鋪設輸油管道後，從北極地區大量開采石油；我們的家族資產雄厚，但比起從事油輪建造、采礦以及化工業的老板來說，我們的實力實在不值一提。俄羅斯人、烏茲別克人(Uzbeks)以及擁有龐大中產階級與巨大財富的巴西人，在國際收藏界呼風喚雨。與我們一樣，你可能是藝術界最大的經銷商，但不幸的是，最好的作品（畢加索的作品之類）的買家並不是我們。打個比方，在池塘中，我們與鯊魚狹路相逢的話，我們逮到魚的概率是零——真能逮到的話，也得好好想想得付出多大代價。我不排除存在這樣的概率，但相比之下，對於這些富豪來說，就是少買一條遊船，少拿一幢豪宅，甚至都不值一提。”

我考慮把納哈邁德家族看作新時代的窮人，納哈邁德卻邊喝咖啡邊說：“我們的強項是以家族為單位出擊。我們並不存在對跨國公司的忠誠度。我喜歡讓員工覺得像一家人一樣。在巴黎坐出租車時，我問司機喜歡些啥，對方回答說，‘唱歌，’我說，‘那您就唱吧！’他給我唱了一首頗為動聽的歌。關鍵問題是對生計奔波時，得找到適合自己的事——如果某人自我覺得適合做汽車售票員，那他就能為此心安理得。”

說到這兒，我看到此時的麗圃咖啡屋已經空無一人，這時一個報販走進來，向我們兜售《世界報》(Le Monde)——報上探討的是有關畢加索作品的買賣問題：納哈邁德家族是否依靠幾近過時的理念大發橫財？抑或是家族的成功戳穿了海利所謂“藝術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的真麵目？

“整個藝術品市場的成交額也許比不上一家汽車公司。據測，每年的交易量約為150億美元，”納哈邁德說。“唯一能堂而皇之拿到市麵上銷售、如同從廠裏製造出來似的就是當代藝術——它毫無限製，而且用工廠化流程，就可以製作出天價作品來。但消費者現在已經心知肚明這樣的事實：他們可以在網上購買作品，反過來很快就能把它出手，他們希望能找到作品的思想性。他們急需有價值、有確定思想的作品。”不一會兒他又顯得憂心忡忡。“自吹自擂總覺得不對勁，感覺自己是個狂妄自大的人。”我們談完後，我就付了飯錢，並再次表示很榮幸與他共進午餐。“真的嗎？”他追問道，這時我已經步出咖啡屋，走到聖日耳曼大街(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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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圃咖啡屋地點：巴黎聖日耳曼大街151號，郵編：75006

三杯香檳：37.50歐元

2份鵝肝：42.00歐元

2份法式幹煎塌目魚：79.00歐元

麵包：6.50歐元

咖啡：4.50歐元

總計：169.50歐元

譯者：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