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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本的中國模式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 童大煥 2011-01-19 (www.ftchinese.com)
中國模式的四大曆史背景
中國模式的發生有四大曆史背景，每一個背景都不可複製。
第一大曆史背景是新中國成立後的前30年，計劃經濟和階級鬥爭為綱使國民經濟陷入崩潰邊緣。信孚教育集團董事長信力建的博客上，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篇文章——《經濟真相——三十年經濟負增長》。文章數據表明新中國成立前三十年，我國的經濟整體上是處於負增長的。
“從吃的方麵看，糧食人均消費量1966年為381斤，1976年為383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分別低28斤和26斤，食用植物油人均 1966年為3.5斤，1976年為人均3.2斤，1956年則為5.1斤。從穿的方麵看，1966年棉布人均消費量為20尺，1976年為23.7尺，而1956年則為29.2尺，1968年每人平均隻發9尺布票。從住的方麵看，一五期間住宅建設投資占非生產性投資的百分之9.1，而文革中隻占百分之 4。”──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
據農業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的統計，1978年，全國農民每人年平均從集體分配到的收入僅有74.67元，其中兩億農民的年平均收入低於50元。有 1.12億人每天能掙到一角一分錢，1.9億人每天能掙一角三分錢，有2.7億人每天能掙一角四分錢。相當多的農民辛辛苦苦幹一年不僅掙不到錢，還倒欠生產隊的錢。還有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1978年，全國有三分之二的農民生活水平不如五十年代，有三分之一農民的生活水平不如三十年代。──楊繼繩《毛澤東時代的社會結構》
《文化大革命簡史》一書中，這樣說：“十年之間一共損失高達5000億元，而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1979年，我國全部國營企業（包括工農業、運輸業、郵電業、商業、城市公用事業、建築業）的固定資產原值為4892.5億元，文化大革命十年相當於敗掉了全國億萬人民三十年辛勤勞動積累起來的一份家當。”
《大動亂的年代》也有如下評論：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說：“文化大革命動亂十年，在經濟上，隻是國民經濟收入就損失人民幣5000億元，這個數字相當於建國三十年全部基本建設投資百分之八十，超過了全國三十年固定資產的總和。
這裏不包括文革初期紅衛兵打砸搶所造成的損失，如果算上被毀掉的不計其數的文物和藝術品，這個損失將變得無法估量。如果誰有這個精力和興趣，可以研究一下改革三十年來對文革造成的文物損壞修複所投入的資金，看這個資金總額有多少。
……
計劃經濟時代的經濟成績一覽表單位：億元
曆年固定資產 ＋4892.5
朝鮮戰爭 －62.5
大躍進 －1200
曆年援外 －1201.4
文革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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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總和 －2571.4
從人為導致的經濟倒退，到讓百姓回到正常的生活軌道，安居樂業，正常安排自己的生產和生活，那種“撥亂反正”帶來的經濟增速，想不高都很難。這在任何國家、任何社會、任何時代都一樣，不見得是因為中國有什麽獨特的靈丹妙藥。
第二大曆史背景是人為阻止的城市化進程，改革開放以後產生了快速的補課效應。改革開放前的城鄉二元身份體製，嚴厲阻止農民進城，甚至在饑荒時農民進城討飯都不被允許。更有甚者，為了解決城市青年就業問題，我們還搞出了逆城市化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違背自然和社會發展規律的做法，自然會遭到規律本身的報複，它導致了兩個嚴重的且都是不可逆的、不可挽回的後果：一是使中國廣大農村的土地被過度開墾，加速了荒漠化進程。新中國成立後前半個世紀，我國的荒漠化麵積增加了三百多萬平米公裏，達三分之一國土麵積之多。二是大量農民在非正常年份餓死。《中國青年報》到2010年才有一個報道說計劃經濟時代有上百萬人逃往香港。
城鄉二元身份體製，就好比是一道江河上人為攔住的大壩，製造著城鄉之間巨大的收入落差，為後來的城市化積蓄了巨大的能量。落差越大，勢能也越大，一旦放開後農民進城的力量也越大。因此，我們也不必驚訝，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農民不顧一切地進城、進城、再進城，給中國城鄉帶來了多麽翻天覆地般的變化。
計劃經濟時代，不論是農村還是城市，住宅投資都極其匱乏。市場經濟，特別是1998年以來的城市住房私有化以及人口在市場化條件下的自由流動，使住宅需求迅速擴大，國人的住房觀念和住宅市場全麵複蘇。房地產市場因此當之無愧地成為了中國當下的支柱產業，支撐起中國經濟的半壁江山。2010《國家競爭力藍皮書——中國國家競爭力報告》藍皮書指出，中國近20年的經濟增長並非靠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來獲得，而是靠消耗資源和擴大投資，尤其是房地產業膨脹發展。房地產業的蓬勃發展，既是對過去重生產輕生活及反城市化、逆城市化補課的必然，但在另一方麵，這樣的補課終有完成之時，這樣的產業結構缺乏長遠的競爭力。
第三大曆史背景是經濟全球化給中國提供了廣闊的國際市場。
第四大曆史背景是習慣於計劃經濟時代低貨幣化生存的人們，剛開始進入市場經濟時能夠接受低工資低福利。中國模式的基本特點是低工資、低地價、低環境成本、低利率、低保障。剛開始從計劃經濟時代進入到市場經濟時代的人們，雖然拿的是很低的市場工資，但再低也比他們在計劃經濟時代高。所以民眾普通能夠接受。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以後，他們猛然發現，原來資本所得和政府的收入所得要比他們的勞動所得高得多。如果是井水不犯河水倒也罷了，問題是此時他們在計劃經濟時代名義上的國家保障已經全然瓦解，而巨額資本和政府各種收入所得已經從全方位提高了社會生活成本，反過來像一座座大山一樣壓得他們喘不過氣來。因此，不管是他們明白了真相也好，還是現實的生活壓力逼得他們被迫“自衛還擊”也好，要求更高的工資回報、更高的土地和房屋價格、更高更公平的社會保障、更高的環境補償和生命健康保護，都是“中國模式”發展到一定時期的必然結果。這種必然，必將終結中國模式本身。
中國模式是在特定、畸形的、不合理的社會曆史條件下的特定發展特征，其自身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都受到其內在缺陷的嚴峻挑戰，更不可能成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一種科學、合理模式。
中國模式的基本特點和力量支撐
中國模式的基本特點或曰本質，就是政府成為市場要素價格的主要製定者，為了國際和國內競爭的需要，將土地、資源、環境、利率、勞動力、社會保障、勞動保護等全方位的要素資源全麵壓低，形成“低要素、低人權”的價格優勢，換取一時的經濟增長。它的基本力量支撐，就是政府，就是政府公司化，政府的一切目標，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成為投資主體。發展到後期，則是以經濟建設和“維穩”為中心。這個發展態勢，已經很明顯地看出，中國模式發展到後來，必然形成政府和百姓、公民權利和公共權力、官與民之間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乃至於不得不通過“維穩”保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順利進行”。
張五常教授用很清晰的經濟學理論解釋了中國模式的運行規律和邏輯，在他2005年寫下的《中國的經濟製度》裏，他的一個重要觀察是，中國很多地區的地方政府之間競爭非常激烈，尤其是長三角地區一帶，其激烈程度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很難見到。這種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所采用的依然是一種價廉者勝的市價準則。
顯然，它們是為地方經濟增長而競爭，因為隻有地方經濟搞上去了，地方財政收入才會增加，同時地方官員的政績也會得到相應的提升。
張五常提到的一個要點是，中國政府於1994年在全國範圍內實行了產品增值稅。由於這個稅種的稅收在整個政府收入中占比最大，是各方政府最為看重的。這個稅率是17%，各個地區的縣可以從該稅抽四分之一，也即4.25%，其餘的歸上級部門。一方麵，地方政府和投資者達成的是一種分成合約，投資者拿到是產品增值的83%，縣地方拿到其中的4.25%；另一方麵，地方與上級部門達成的也是一種分成合約，縣以上各級部門（包括中央）拿到的是產品增值的 12.75%。但問題在於，這個適用於全國各個地區的稅率是不變的，而且縣與上級部門的分成比也是固定的。
在中國的地區間競爭中，經濟發展水平相對比較落後以及位置較為偏遠的地區也要與發達地區進行競爭，但分成比不變，它們就缺少了一種競爭手段。
但是張五常發現，原來縣可以將給投資者的土地價格變為負值！盡管分成比不變，地方政府之間缺乏一種市價準則而競爭不起來，但加進地價這一調整變量之後，地區間競爭所采用的就是一個典型的市價準則了。經驗上看，地方政府不僅可以免費提供土地，也可能會免費為投資者建造廠房（俗稱“交鑰匙工程”），或者將投資者上繳的若幹年稅收再返還給投資者，等等。特別是，地方政府為了營造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還會大力投資建設公路、公共綠地、電力設施等。與企業間競爭類似，地區間競爭采取的也是一種價廉者勝的市價準則。
由於這種市價準則是運作在全國2860個縣之間，因而這種競爭的程度以及廣度可想而知。這樣去看，在如今的中國大地，不僅有著我們通常所理解的運作在個人與個人、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市價準則，而且還有一個運作在各個地區政府間的市價準則。這種地區間競爭不僅為中國經濟注入了強大的活力，同時也帶動了傳統層麵的人與人以及企業間的競爭。這種運作在地區間的市價準則在任何一個國度都不曾發生過的，由此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中國有著如此快速的財富增長了。
綜上所述，中國模式最簡單明了的解釋就是政府公司化。在政府公司化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不僅可以將土地價格變為負數，也可以壓低當地的環境、勞動力、社會保障、勞動保護價格，形成“廉價環境、廉價勞動力優勢”，形成“以資為綱”的法律與政策環境，形成“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法律落不到大地上”的奇特發展格局。
這樣一種競相犧牲環境、犧牲勞動力的發展模式，竭澤而漁，勢必形成自掘墳墓的最終效果：犧牲環境勢必要由當代人和子孫後代長久埋單；犧牲勞動力勢必犧牲內需市場，尤其是犧牲未來最寶貴的社會創新能力。
中國模式的自我消散和瓦解
過去三十年中國模式的核心，就是強政府、弱社會；政府職能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政府公司化，直接與民爭利；經濟結構以出口和政府投資、政府消費為主導，民間消費和創新無力。經濟學家趙曉說：“過去這些年，經濟學的主流的確是更多地注重了效率而忽視了公平；更多地關注了改革方向的正確卻忽視了過程的公正；更多地關注了民營資本的利益卻忽視了更廣大的民眾的利益；更多地重視了市場化卻忽視了民主化。”
政府主導型經濟導致周期性經濟震蕩。在傳統政治經濟學理論中，周期性經濟波動一直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典型特征，並且決定著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命運。事實上，以政府為主導而不是以市場為主導的經濟體係，由於大量要素資源價格被政府的強力人為扭曲，經濟波動更頻繁。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增長周期與政府換屆一直保持著明顯的相關性，不惜代價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率、不協調的增長方式，帶來的是經濟的無效和頻繁調整。
過去30多年的經濟高增長基本上是靠投資拉動尤其是政府的投資拉動，其中充斥著被一些學者稱為“腐敗型投資”的政府投資項目。所謂腐敗型投資，指的是投資不是按照經濟規律來辦事，不考慮投入產出比，投資目的不是為了增值，不是為了稅收和百姓福利增加，而是為了官僚小集團乃至個人政績服務。這也就是老百姓所謂的“政績工程”。根據世界銀行估計,“七五”到“九五”期間,中國投資決策失誤率在30%左右,資金浪費損失大約在4000億到5000億元。以 “國際化大都市熱”為例，目前中國的600多個城市中，竟有183個城市提出要建國際化大都市。
提出建設“國際化大都市”的口號，事實上已成為一些地方領導人獲取政治資本的手段。安徽阜陽就是一個標本。20世紀90年代初，原阜陽地委書記王懷忠提出了將阜陽建成淮北大都市的設想，耗資3.2億元建一個國際大機場，政府官員、教師、農民每人均被攤派數百元的機場建設費。但機場勉強運營一年後，就被迫關閉，現在雜草叢生、野獸出沒，而地方財政欠了許多債。
與大機場相媲美的是建設世界上最大的動物園的計劃，裏麵養千隻老虎、萬頭巨鱷。王懷忠在沒有規劃設計甚至沒有一個成熟思路的情況下，圈地數百畝，發動數萬幹部、教師、學生去做開挖“龍潭虎穴”的義務勞動，毀了不少良田，工程曆時3年，耗資千萬，最終半途而廢。
但王懷忠本人卻升為安徽省副省長。形象政績工程、好大喜功的結果往往使一些地方領導人官運亨通。王懷忠後來入獄已是後話，且並非因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而敗露。
“國際化大都市”隻是腐敗型投資的一種，各種政府投資都有可能明裏為官員撈取政績暗裏為官員中飽私囊鋪平道路，形成典型的權貴資本主義，導致財富不斷、迅速向權貴資本集中。
政府主導型經濟在一些地方已經變成了典型的雙向掠奪型經濟：一方麵是掠奪自然和資源，大量圈地卻拋荒無數，或者留下半拉子工程，或者工廠竣工之時即是其停工之日，土地價值無法得到充分挖掘和利用；另一方麵則是對普通百姓的掠奪。野蠻征地、野蠻拆遷業已成為基層官民的最主要矛盾。
我們現實中的市場，是被政府的力量強力滲透的市場，是一個諸侯割據的市場。在這樣的市場中，市場的主體發生了扭曲、市場的價格發生了異化、市場的機製已經部分或完全失靈，最後必然導致某種程度上的“權力路徑依賴”－－即，權力造成的問題不可能通過市場手段來解決，而隻能依賴更高一級的權力來解決。
真正的市場配置資源的機製沒有確立，地方政府對微觀經濟的插手可謂易如反掌。在這種情況下，權力對微觀經濟的幹預就如吸鴉片一樣上癮。土地可以低價、無償甚至負值轉讓，企業的投資相當部分最後可以通過地方政府“命令”國有銀行貸款來獲得，企業實際上是在借雞生蛋。瘦死的母雞肥碩的蛋，生的蛋是企業自己的，母雞卻是社會公眾和中央政府。這樣，所謂的市場主體和市場價格，其實都是被嚴重扭曲的。根本不能反映市場的本真狀態。
但是，市場的最終作用總是要發揮出來，這隻是一個遲早的問題。一旦產業鏈的高端（消費端）發生“崩盤”，整個產業鏈的全麵崩潰就在一瞬之間，誰也逃不出“一轟而上，一轟而散”、“其興也勃焉、其亡也迅忽”的命運。而最後為此收拾殘局承擔風險的，不是“市場主體”，而是全體國民和中央政府－－那些被從銀行借錢的“債主”。這樣的“市場投資主體”和地方政府，怎麽可能通過市場的力量扼製其投資、逐利的衝動呢？
“通脹－治理整頓－再通脹－再治理整頓”實際上是政府主導型經濟自身不可避免的惡性循環，而權力主宰市場導致的“權力路徑依賴”，又進一步反過來扼殺市場主體的培育和市場機製的完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周而複始都有過熱傾向發生，從80年代各地競相上馬以彩電、冰箱等家電製造業，到上世紀90年代，汽車、鋼鐵成為投資熱點，再到2000年開始到現在，以電子信息、新材料、生物醫藥工程為代表的“高新”項目成為各地競相爭奪的焦點和招商引資的重點，再到今天的鋼鐵、電解鋁、水泥三大行業的投資熱和房地產熱。產業不斷“升級”。現在可能輪到高鐵了。
周而複始的經濟震蕩（波動）已經一次又一次呼喚：政府應該退出市場，否則周期性經濟波動無藥可治。
政府主導型經濟隻講投入不論產出。所有的投資都要講資本回報，唯獨政府投資例外。因為花別人的錢不心疼，花別人的錢做自己的事最不心疼。政府投資就有這方麵的典型特征。民生銀行發布的《2010年中國交通運輸業發展報告》顯示：鐵路建設資金來源中，債務融資的比例，已經由2005年的48.83%，上升為2009年的超過70%。快速增長的債務融資規模，使得鐵道部的資產負債率逐年上升，2009年的負債合計預計超過1萬億元，資產負債率為55%以上，預計2012年有可能超過70%。由於債務融資比例越來越大，2009年鐵道部門支付的利息已經達到400億元以上，預計未來有可能超過1000億元，這使得鐵路的盈利能力變得脆弱。（2010年7月27日《第一財經日報》）
有報道稱，中國政府的下一個五年計劃（到2015年）包括最高可達4萬億元人民幣的鐵路網絡投資。即使中國上市鐵路公司的業績並不看好——它們的總資本回報率已經很低。但是我們仍然在不惜代價。
互聯網、城市化、高速鐵路將深刻改變中國，這點毫無疑問。但是今天的我們對高鐵建設不計成本地大幹快上，同時又不考慮乘客的實際需求與承受能力，形成既不對投資者（實際上是全體納稅人）負責、又不對消費者負責的畸形怪圈，這難道是我們所需要的結果嗎？
俗話說花別人的錢最不心疼，今天的高鐵大躍進，會不會轉眼就成為明天的大浪費，實在是一個不能掉以輕心的大問題。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同時，物權財權的高度集中，又不可避免帶來了腐敗和浪費的高度集中。事實上，這樣的問題已經從一開始就出現苗頭：寧滬高鐵建成開通後，一直沒有乘客，上座率很低，為此，官方專門停開了寧滬原有的動車組，想“逼迫”乘客乘坐高鐵，結果是不言而喻的，經常有很多車廂空無一人。投資如此巨大，市場卻無人喝彩，前景堪憂。
寧滬高鐵建在人口密集的區域，尚且如此，未來中國史無前例的城市化過程中，注定會有一些大城市迅速崛起，也會有一些城市和鄉村迅速衰落。在此過程中，如果城市化和基礎設施建設始終由行政主導，必將導致兩個巨大的浪費：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尤其是高速鐵路的建設將會造成巨大浪費；二是小城鎮行政主導的開發區和房地產建設將會造成巨大浪費。
今天的高鐵建設，其費用已經遠超機場。鐵路建設費用平均 一公裏 過億元，高鐵投資又是普通鐵路的數倍。而一個小型機場，通常投資數億元即可。鐵路投資浪費的土地也要整體上比機場多。與其浪費大量的土地和資金在未來隨時有可能成為僵死的蛇一樣橫亙在中華大地上的高速鐵路上，不如在更加科學規劃的基礎上，勻出一部分資金用於更節約、效率更高的機場建設。
高鐵的票價完全走市場化自由定價的道路，也違背了高鐵建設“用納稅人的錢建設、供納稅人使用”的公共服務的初衷。高鐵的建設和投資，要麽在不改變現有普通鐵路和動車格局的前提下，完全走市場化道路：由非國有的市場主體自行投資，自由定價，自擔風險；要麽就走公益化的道路：由財政投資，回歸公益性，票價接受聽證和監督。
現在的高鐵大躍進，基本可以說完全亂套：用的是納稅人的錢，不惜成本和代價，卻既不用考慮投資風險，也不用考慮公共服務。這樣一種情形，很可能隻變成少數人名利雙收的“麵子工程”和少數利益集團的“腐敗型投資”。
中國式次貸危機誰來埋單？各級政府不計成本的投入和不惜代價的招商引資，最終隻能由中央政府和全體百姓買單。在鳳凰衛視日前播出的《問答神州》節目中，接受獨家專訪的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前副委員長成思危表示，各地方政府成立了大量的融資平台從銀行貸款，地方政府債務總量到了7.66萬億，相當於 GDP的20%多。中央如果處理的話，就可能減少我們民生，改善民生、社會保障等等方麵的支出，第二個可能是轉變成銀行的壞賬，第三個更壞的可能是我們多印鈔票造成通貨膨脹來稀釋這個債務，這些都是老百姓的損失。今年看來這個問題逐漸受到重視，所以中央也采取了各種措施，在查在處理這些問題。成思危認為，外國的次貸是把錢貸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個人，中國的次貸是把錢貸給沒有還款能力的地方政府。
這是筆者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政府債務明確當成次級債，並且提高到“危機”的高度來看待。此前，地方政府融資通常都受到銀行的格外“青睞”，一是因為有政府信用擔保，二是很多國有銀行事實上並沒有完全擺脫政府的左右成長為完全意義上的獨立市場主體，即使貸給政府融資平台的款項出問題，通常也不會有責任人什麽事。
此前有媒體報道，截至2010年6月末，地方融資平台貸款餘額為7.66萬億元，其中發現有問題的貸款金額約2萬億元，“有問題率”高達26%。 63％的銀行家認為地方融資平台貸款風險較突出。而目前根據中國審計署的審計，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的負債已經超過了當年全年的財政收入，部分地方甚至超出了兩倍之多。銀監會紀委書記王華慶提醒，這個問題若解決不好，會直接影響海外融資的成本，影響中國銀行業的國際聲譽。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由地方政府融資平台帶來的“中國式次貸危機”已經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其之所以隱而不發沒有顯性化，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一是債務人主體較集中，二是如上所述，政府會通過各種辦法稀釋和轉嫁債務。除了成思危先生所說的上述三種債務稀釋與轉嫁辦法，地方政府還有可能通過加重稅費、加快廉價征地拆遷等種種辦法來達到還債的目的。雖然地方政府沒有製定稅種和稅率的權力，但在征稅過程中自由裁量權極大的中國社會，地方政府完全可以通過“嚴格征收”等辦法達到提高收稅的目的。
總而言之，無論采取哪一種辦法稀釋和轉嫁債務，最終的受害者都是老百姓。不論是自救還是靠中央來救，老百姓都會成為受害者。如果是自救，當地老百姓首先受害。如果地方政府已經無力自救，那麽那些負債多的縣，不可能讓負債少的縣去替它還錢，別的省市縣不會去救它，隻能靠中央去救。靠中央去救的結果，就是全國老百姓跟著一起受損失。地方政府畢竟是一級政府，不可能真正像企業一樣實行破產清算，所以不論它怎麽舉債，怎麽還不了，它都不能破產倒閉。這也是各地方政府官員熱衷於舉債的重要原因。
而地方政府大肆舉債，並且終於形成了隱而不發、且最終讓全體老百姓受害的“中國式次貸危機”，歸根結底是因為政府直接介入微觀經濟活動，客觀上把自己當成了一個個大公司。而對經濟活動的追逐，對於任何獨立的經濟主體來說，都是沒有止境的，賺了千萬還想賺一億，賺了一億還想賺百億。何況地方政府的投資是用別人的錢做自己的事，不像獨立企業主，還不起錢弄不好要跳樓的。
中國式次貸危機以鐵一樣的事實說明：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雖然短期內能夠很高效率地促進經濟增長，但是從長遠看，這種經濟增長一定會反過來成為老百姓的債務和巨額負擔！因此，這樣的經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政府介入微觀經濟活動的行為應該及早刹車，政府職能必須及時回到“守夜人”的角色。否則，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高增長的背後有時是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在經濟活動中，財富增長和財富轉移都可以體現為GDP的高增長；甚至很多時候，財富淨損失也可以體現為GDP的高增長，比如環境汙染和破壞，比如拆房子。
中國模式的兩大典型特征，一是各級政府自己挖坑自己填，大建樓堂館所、大搞基礎建設投資、大搞開發區和新城建設，而不管其實際是否需要。目的是小集團有利益而且GDP非常好看。但這個過程很多時候不是在創造財富，而是在轉移財富。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郭樹清2010年接受《財經》記者專訪時認為，全國城市規劃和建設隨意性很大，相當一大部分GDP靠拆遷。他用了一個新詞，叫“拆毀性建設”。這種馬路反複修，房屋不斷拆遷等創造的增加值，都要計入建築業，計入GDP，但實際財富和國民福利並沒有增加。
中國模式的另一大典型特征，是在各地方政府紛紛不惜代價降低轄區內土地、環境、勞動力、勞動保護、社會保障等要素資源招商引資的“自我作踐型競爭” 中，少數人享受發展成果，多數人承擔改革成本，眼前的經濟增長目標代替了整體和長遠的社會發展目標；地方官員的短期政績淩駕於民眾利益之上，導致經濟發展以犧牲環境和公民健康、福利為代價，以犧牲公平正義為代價，成為“悲慘式增長”的典型注腳。悲慘增長是指當一國偏向出口的生產要素的增長而使產品出口增加時，不但沒有帶來該國的出口收入和福利水平提高，反而是降低了。中國模式越發展到後期，越是掉入“悲慘式增長”的陷阱而不能自拔。
中國經濟增長的成就是在社會、資源和環境方麵付出巨大代價的條件下取得的，這種模式今後是無法繼續下去的。光看物質產品生產、固定資產投資、金融資產積累，中國確實在高速發展，但其他方麵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可能還沒有縮小，生態環境、人力資本建設和創新能力培養等方麵更是嚴重透支。中國有2.5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但如果要恢複到歐美國家那樣的生態環境，可能要花費超過這個數額十倍的代價。
誠如郭樹清所言，除製度安排，現代經濟增長有六個決定性要素，其中，資本、勞動力和土地等因素對中國經濟規模擴展影響不大，但另外三個更具有決定性作用的要素：人力資本、知識積累和生態財富與發達國家的差距非常大。
結論：中國模式不可持續
中國模式是一種以經濟增長為中心目標的、以一把手的威權體製為核心的、少數官員和權力資本階層決策的經濟增長模式。這種模式決策成本很低，決策效率很高，一定時期內發展效率也很高。但是很快，它的執行成本和發展代價也越來越大，並最終背離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為了人獲得更大的自由和幸福、為了人更好地發展；也會最終失去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本依靠——自由而富有創造力的人，以及和諧美好的自然環境。不僅經濟增長難以持續，而且連經濟增長的合法性、合理性都受到嚴峻挑戰。成也蕭何，敗也蕭何。它的生命力是不會長久持續的。因此，對中國模式的擁護者也不必為此沾沾自喜，以為自己找到了人類發展的光明大道；對中國模式的反對者也不必憂心忡忡，擔心它真的會成為一種模式千秋萬代並且向外推廣。
經濟問題的根本問題是產權製度問題（國家的起源就是為了保護私有財產）和在此基礎上的公平交易與利益選擇。民主說到底也是一種利益選擇，一種利益妥協，一種用最小代價換取全社會最大收益和福利的共贏機製。在非民主機製裏，一些人和利益集團的利益最大化往往以損害多數人的利益為前提和代價，這樣的暴富往往來得特別快，去得也特別快。而在民主的機製裏，任何人的利益都必須以不損害他人的利益為前提條件，這樣就能最大限度地保護每個人的自由、權利和利益，保護每個人的創造性和積極性，保證社會的長治久安平穩發展。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將得主阿瑪蒂亞·森曾經寫下《民主的價值觀放之四海而皆準》。他指出，我們應該吸取一個重要教訓，即許多經濟技術官僚主張使用市場經濟提供的經濟激勵機製，但卻忽視由民主政治所保證的政治激勵機製。這意味著實行一種極不平衡的製度基礎。
更有論者認為，民主是低效率的。這種觀點認為，公共政策的決策成本與參與決策的人數成正比，參與決策的人越少，成本越低，當公共政策由一個人決策時，成本最小。隻有非常簡單的事情，也就是社會可以承擔巨大決策成本的事情，才可以實行最廣泛的民主。如果是這樣，那麽在人類社會裏，民主是沒有希望的。事實上，在過去幾十年政府間的競爭中，很多時候的確是由縣一級的一把手們“一言興邦”的。
事實上，美國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布坎南早在1962年就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和另外一個合作夥伴的研究結果表明，一項公共政策的製定不僅僅涉及到決策本身的成本，而且涉及到外部成本，也就是說決策者本人可能對不參與決策的人強加的成本。
他們認為，一項公共政策的外部成本與參與決策的人數成反比。參與決策的人越少，其外部成本就越大，當隻有一個人作出決策時，其外部成本就最大。這時決策者可以把決策所引起的所有成本強加給外部人，而盡可能把收益留給自己。隨著參與決策的人數的增加，外部成本會越來越小，因為每增加一個決策者，就多增加一個人來利用參與的權力製止對自己不利的決策（當然在現實生活中出現有些地方官員們各自在潛規則中劃定各自的“勢力範圍”的現象）。當所有的人都參加決策時，一項公共決策的外部成本也達到了最小化即零，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權否定對自己不利的決策。
把決策的內外部成本兩個分析結合起來，就會找到一個妥協的均衡點，即決策的成本與外部成本相等的點，這一均衡點就是民主範疇的均衡點。
當然，由於各類公共政策的屬性不同，均衡點也各有千秋。比如緊急突發事件，因為時間上耽誤不起，這時決策就傾向於集權；而在對全社會和個人有較大影響的事情上，公民的民主參與就顯得重要，沒有民主，社會為此付出的成本就大。結論是：必須通過憲法限製政府機構行使權力。布坎南後來於1986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跟他的這一成果關係極大。
從布坎南的研究成果反思過去三十年的中國模式，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態環境惡化和基層維穩壓力越來越大的根源。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作者為信孚研究院研究員，專欄時評作家，著有《買房的革命》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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