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讀《巨流河》，是在三年前，在太平洋的船上。那一晚風浪很大，藍黑色的巨浪就在我的窗外吼叫著上下翻騰，給我正在閱讀的人生苦難和世事沉浮配上了一幅令人難忘的背景圖畫。

從那時到現在，三年中，我把這本書一字一句地讀了六遍，讀後感寫了七稿， 卻始終覺得難以準確和詳盡地表達它所帶給我的感動和激勵。直到現在，我也沒有找到合適的詞句，除了這句看上去很俗氣的話：《巨流河》滿足了我對於一部文學作品所有的期待。

《巨流河》講述了一個國家整整一個世紀的滄桑沉浮，也講述了作者的父母那一輩人，為了拯救那個舊中國所進行的鬥爭和所承受的犧牲，還有作者和她的先生這一代人，為了建設一個新的台灣，為了在那片孤島之上將中華文化繼承發揚下去，他們付出的所有的努力和擔負的所有的責任。而支撐著這龐大敘事結構的，是作者畢生鍾情的一章章不朽的中外詩篇。這一百年的家國史詩，給予了我我所需要的全部的精神力量。《巨流河》是我永遠的精神家園。

這本書的作者齊邦媛，在台灣被稱為“永遠的齊老師.”齊老師在1948年就到了台灣，她是台大外文係最早的雇員。從那以後到現在，齊老師傾畢生之精力成為將台灣文學推向世界的最重要的力量。因此白先勇先生稱她為“台灣文學的 Guardian Angel.”

齊老師的父親齊世英先生，在東北出生長大，是上個世紀初的海歸精英。從德國留學回來之後，齊世英先生追隨郭鬆齡將軍討伐張作霖，兵敗巨流河。郭將軍屍首兩處，齊世英一家逃離東北，從此開始了他們半個多世紀的流亡生涯。

巨流河就是東北的遼河。在清末它被叫做巨流河。從巨流河開始，齊家的逃亡之路漫長艱辛，從東北到北京，從北京到上海，從上海再到南京，驚魂甫定，日寇入侵，齊家從南京再次逃離，經安徽，經江西，經湖北，經湖南，取道廣西，貴州，到陪都重慶。抗戰勝利，內戰又起，山河變色，齊邦媛全家別離大陸，終老台灣。

這裏所記述的，是中國在近代史上最為苦難動蕩的歲月。國仇家恨，在齊邦媛的筆下，如巨流河一般緩緩流淌，凝重，深沉，無一字輕浮，也無一字虛擲。她站在人生的終點回望，雲淡風輕，而我隨著她的筆端，經曆她流亡路上的青春，看到那些“溫和潔淨的君子”變成漸行漸遠的靈魂 。。。感到每一個字都是刻在心上的一道傷痕。

齊邦媛的母親，終於在台北安居後，訂做了很多床的棉被，。她說：”現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來可以好好招待了。”

“事實上，她招待的人都已經不在了，革命的，抗日的，守山海關的，打台兒莊的，拚滇緬路的，逃難的鄉親，流落的青年 。。。 全都走過去了。”

五十年以後，齊世英夫婦相繼去世，齊邦媛將父母合葬在台灣的啞口海。從洶湧著黑色巨浪的巨流河，到湛藍靜美的啞口海，就仿佛過去的那一個世紀那些翻天覆地的爭鬥，最終都在曆史的洪流中歸於沉寂。

再三十年之後，八十歲的齊邦媛開始寫下那些她“一生中忘不了的人和事”，八十五歲時成書，取名《巨流河》。在作者的堅持下，這本書的初版日期定於七月七日，日文版的首發日期也是七月七日。同樣在作者的堅持下，《巨流河》的封麵和書脊都是日軍炮火轟炸下的重慶街巷。

齊老師回憶她少女和青春時期成長的那個，在日軍炮火下頑強生存的國家，她說：

“抗日戰爭初起，二十九軍浴血守華北，犧牲之壯烈；南京大屠殺，國都化為鬼蜮的悲痛；保衛大武漢時，民心覺醒，誓做決不投降的中國人 之慷慨激昂；奪回台兒莊的激勵，萬眾一心，一步步攀登跋涉湘桂路、川黔路奔往重慶，絕處求生的盼望；漫長歲月中，天上地下，在四川、滇緬路上誓死守土的英 勇戰士的容顏，堅毅如在眼前；那一張張呼喊同胞，凝聚人心的戰報、文告、號外，在我心中依然墨跡淋漓未幹”。

“那是一個我引以為榮，真正存在過的，最有骨氣的 中國! ”

（一）在世界各地傳他的薪火，永恒不息

“在生命的清晨融合出我這樣一個人，

如覃子豪《金色麵具》詩句：

如此悲傷，如此愉悅，如此獨特”。

齊邦媛所接受的教育，是在顛沛流離的逃難之路上，是在炮火轟炸下重慶的斷壁殘垣中。齊老師說，在她最早的青春歲月的回憶中，“死亡可以日夜由天而降。”

“但幸存者的生命力卻愈磨愈強，即使隻有十七，八歲，也磨出強烈的不服輸的精神，也要發出怒吼。。。。 不跑警報的時候，埋首用功；跑警報的時候，課本仍然帶著，準備明天的考試。” 她流亡途中的小學，就這樣斷斷續續地念下來了。

後來，他們到了重慶，齊邦媛入讀南開中學。南開的創辦人張伯苓先生，是中國近現代最偉大的教育家。張伯苓先生以四十多歲高齡自費赴美，在哥倫比亞大學認真攻讀教育學，發誓要給中國的年輕人以世界最高水準的教育。他舉家疏財所創辦的南開大學，在抗戰全麵打響之後成為葬身於日軍炮火下的第一所高等學府。蔣委員長聞訊，當即表示，“南開為中國而亡，有中國既有南開。” 在國府資助下，南開幸存的部分得以南遷，在昆明與北大和清華合並組成西南聯大。而張伯苓先生則率領一眾教員在重慶成立了南開中學。

當時的南開中學，在日軍炮火下勉強生存，卻沒有勉強教育。不僅出人才，還出怪才。有一位男學生酷愛文學，在考物理的時候一道題都不會，便在卷子上即興賦詩一首：“曉號悠揚枕上聞，餘魂迷入考場門。平時放蕩幾折齒，幾度迷茫欲斷魂。題未算，意已昏，下周再把電磁溫。今朝縱是交白卷，柳耆原非理組人。” 負責判卷的魏榮爵老師（後為中科院院士），在這張白卷上寫了一首四言詩作為評語：“卷雖白卷，詞卻好詞。人各有誌，給分六十。” 這位學生因此順利畢業，考入西南聯大法律係，並成長為北大教授。這位學生叫謝邦敏。 這件事發生在1941年的南開中學。

齊邦媛說，張伯苓校長，他的創業立世全靠堅強的愛國精神，他就是校歌裏“巍巍我南開精神”的化身。在她成長的六年中，留給她非常溫暖的印象。“他長得很高，約有一百八十幾公分，體形又 大又壯，不胖，肩膀很寬，長年穿著長袍，戴一副有顏色的眼鏡，我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高大壯碩的他挺胸闊步地在校園行走。不論前線戰報如何令人沮喪，日機 轟炸多麽猛烈，在張校長的帶領下，我們都堅信中國不會亡。”

張伯苓先生畢生以自己的學生周恩來為最大的驕傲。齊邦媛的筆下，對於她所稱為的“土共”頗多不屑，獨獨對周恩來不同，下筆溫和而且尊重。她寫到在南開中學時，張校長請周恩來去給學弟學妹們講抗日的道理。老校長帶著濃重的天津口音一口一個“恩來先說”，“恩來你說說”，驕傲之情溢於言表。齊老師寫道，周恩來在談話中絕口不提黨派政治，隻是諄諄教導學弟妹們要努力學習，強健體魄，才能為國家貢獻最大的力量。

解放前夕，蔣介石勉力勸導張伯苓先生赴台。張先生猶豫之際接到周恩來的親筆密信，決定留在大陸。解放後張先生受到懷疑和排擠，以至南開建校的慶祝活動竟然不許他參加。張先生從此不願再去學校。三個月後病逝。對張伯苓先生的辭世，大陸方麵沒有任何官方的表示，隻有周恩來以私人身份前往悼念。　張先生“願故後埋葬在南開校園”的遺願也被校方拒絕。

在台灣，南開的學生為他們的老校長舉辦了隆重的追悼大會。蔣介石親寫“守正不阿，多士所宗，伯苓先生千古”的挽聯以誌哀悼。　以後，每至張伯苓逢十華誕紀念日，台灣都要舉行紀念會。

“張校長的身影永遠留在學生心裏。在沙坪壩那八年，他住在校內宿舍，每天早上拄杖出來散步巡視，看到路旁讀書的學生就過來拍一拍肩、摸一摸頭，問衣服夠不 夠，吃得飽不飽。南開的學生都必須住校，在他想，這些孩子都是父母托給他的，必須好好照顧。”

齊邦媛說：“他那時不知道，他奮鬥的心血都沒有白費，他說的話，我們散居世 界各地的數萬學生都深深記得，在各自的領域傳他的薪火，永恒不滅。”

（二）雷，馬，屏，峨 ――　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當戰爭進入最危險時期，日軍準備進攻四川這塊中國的最後喘息之地。　時任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傳達教育部的指令。　王校長召集全體師生，他說，戰事失利，日軍有可能進犯四川，教育部下令各校在緊急時往安全地區撤退。指定武大由嘉定師管區司令部保護，在必要時撤退進入川康邊境大涼山區的“雷馬屏峨”彝族自治區。

“我記得那天在初春的寒風中，中國早期的化學學者，武大創始人之一的王校長，穿著他的舊長袍，麵容清瘦，語調悲戚，　簡短地結語說，‘我們已經艱辛地撐了八 年，絕沒有放棄的一天。大家都要盡各人的力。教育部命令各校，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

“這之後六十年，走過千山萬水，‘雷馬屏峨’四個字帶著悲壯的聲音在我心中不時響起，代表著一種最後的安全。人生沒有絕路，在任何情況下，‘弦歌不輟’是我活著的最大依靠。”

齊邦媛此時的老師朱光潛先生，當他再次給學生上課時，對他們所處的絕境隻字不提，開始進入第二首濟慈詩《夜鶯頌》的講解。“他說，世人讀過雪萊的　《雲雀之歌》再讀這《夜鶯頌》，可以看到浪漫時 期的兩種麵貌，以後你讀得愈多愈不敢給Romanticism一個簡單的“浪漫”之名”。

濟慈八歲時父親墜馬死，十四歲時母親肺病死，二十四歲時，在病重的 弟弟病榻旁，麵對漸逝的生命，悲傷無助，嚐試在藝術中尋求逃離人生之苦，遂構思此詩。在溫柔之夜聽夜鶯之歌，如飲鴆毒而沉迷，如嚐美酒而陶醉，然而夜鶯必 不知道人間疾苦："Here,Wheremensitandheareachothergroan"（這裏，我們對坐悲歎的世界）。詩人坐在花果樹叢， 在黯黑的濃鬱芳香中傾聽，在夜鶯傾瀉心靈歡欣的歌聲中，迎向富足的死亡，化為草泥。”

在溫柔之夜聽夜鶯之歌，如飲鳩毒而沉迷，如嚐美酒而陶醉。在這詩歌聲中齊邦媛收到了父親的來信，　信中“簡短而有力地寫著：國內戰線太廣，目前確實費力，但盟軍在太平洋及歐洲局勢日漸好轉。吾兒隨學校行動可保安全，無論戰局如何變化，我在有生之年必能找到你。”

四十多年以後，中年的齊邦媛站在台灣大學外文係的講台上，給她自己的學生講解那些陪伴她躲過炮火和死亡，走過千山和萬水的美麗的詩句　―――　

“如果人在生命的盡頭，能看到時光倒流，我必能看到自己，站在文學院那間大階梯教室的講台上，好似九十歲的愛蒂絲。漢密爾頓，以英文寫作希臘神話故事而站在雅典的圓型競技場（Arena）接受希臘政府的文化勳章。我的一生，在生生死死之間顛簸前行，自幼把心拴上文學，如今能站在中國唯一敢自由講授，傳播西方文學的土地上，對著選擇文學的青年人，用我一生最響亮的聲音讀雪萊《西風頌》

      O Wild west wind, thou breath of Autumn’s being –

      Thou from whose unseen presence the leaves dead

      Are driven, like ghosts from an enchanter fleeing.

      啊！狂野的西風，生而獷烈的秋風 –

      枯萎的落葉，在你倏忽而至的吹拂下，

飛旋如巫者橫掃的鬼魅 。。。

由西風這樣狂烈的橫掃開始，在連續兩小時，我將五首十四行詩的組成稍加解說，再將其詩行一氣讀完，環環相扣的激情不能中斷。西風升起，加速，如巫師驅趕亡魂刀冬天的墳地，等到來年複生；天上流雲，變換呼應，如地上的枯葉，漂浮在磅礴蔚藍的天空，如狂女飛揚的長發。

      Black rain, and fire, and hail will burst: O hear!

      (有黑雨，火和飛雹逐一炸開，聽啊！烈火！)

西風吹至海上，連海底宮殿的花木都顏色灰敗，紛紛落葉。作者祈望自己能成為西風的號角，吹醒人類的沉迷：

      If winter comes, can spring far behind?

      (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

這一行結束語既不巧妙，也不輕鬆！是人性靈的生命力，宇宙物景的想象，創造的生機，要這樣讀過全詩才知道那一句的真意！”

“冬天到了，春天還會遠嗎？”要這樣的走過一生，才能明白此中真意。

（三）人的尊嚴，文學的尊嚴

沉浸在詩詞之中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抗戰勝利，接踵而至的卻是無盡的迷惘。齊邦媛被進步的同學和朋友排斥。一位一向交好的學姐公開攻擊她，說她“每天口中念著雲雀夜鶯，不知民間疾苦，簡直沒有靈魂！”

在1945年後的中國，政治氣氛狂熱。“隔 不了多久就有遊行，隻是換了打倒的對象，除了經常有的‘中華民國萬歲’之外，還有別的萬歲，每次換換即是。中間派此時已完全沒有生存空間了。如果有學生 在當時敢主張我們不應該加入政治運動，還是該好好讀書，‘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話，便會被左右兩派一起攻擊。在她1947年畢業時，甚至已有男學 生在宿舍裏拳腳相向了。”

那以後不久，齊邦媛離開喧豗紛擾的大陸，來到台灣大學當助教。回憶錄的敘述，也從 那章開始，如同流出峽穀進入平原的江水，變得平緩起來。她的後半生，是紮紮實實地在台灣那塊土地上，教書育人，開花結果。將“弦歌不輟”的抗戰精神融入到平靜綿長的勞作中去，實現了她作為一個學者和教師的全部價值。

一個人的青年時代到底應該怎樣度過？是以天下為己任，積極地發出自己的聲音？還是專注於知識當中，如胡適先生所說，“積蓄明天的力量”？這兩種方式都是高尚的。問題的關鍵是，其中的一種應該允許另外一種的存在。無論所宣揚的是哪一種理想，如果它剝奪了人們選擇的權力，便不再值得去追隨了。

當然，“尊嚴”並不是智識階層的特權。農民也有農民的尊嚴 – 有土地種；工人也有工人的尊嚴 --- 有足夠的薪水養家糊口。而在書中所描寫的年代，後兩者的尊嚴恐怕被剝奪的更加厲害。這是出身優越，又一直呆在學問的象牙塔中的齊邦媛所不能了解的。但是這絲毫不能減少我對這本書的喜愛。任何一個曆史的記錄，都會受到記錄者的出身和成長經曆的局限。所以曆史記錄才像新聞一樣，不能“隻此一家”。我們需要從不同人的口中筆下去了解一段曆史，才能拚湊出一個接近完整的畫麵。

然而，對於那個記錄者來說，隻要他誠實地記下了自己所看到的曆史，哪怕是從自己帶著偏見的眼光來看的，隻要他沒有欺騙自己，他便也沒有欺騙他的讀者。

從另一方麵來看，齊邦媛父女所堅決反對的“暴民革命”，在當年正是打著為工農討回尊嚴的旗幟的。但是這一條路真的通往期待中的終點了嗎？

七十年代在台灣，齊邦媛主持中小學語文課本的選編，她是“去政治化”最積極和堅定的呼籲者。在她的堅持下，台灣的中小學語文課本去掉了絕大部分國父和蔣總統的訓誡文，加入了很多充滿童趣的小文章。

當年這些知識分子“去政治化”的努力，是台灣轉向民主法製製度的重要推動力量。而民主和法製，它們的精髓就是保證人的尊嚴，說話和選擇的自由，無分出身，性別，種族。

說話的自由，參與的自由，平等的權利，在美國憲法中被總稱為“天賦人權”。然而它們之中的任何一項都不是上天無償贈與的。無論是在西方還是在東方，每一項權利的得到都經過了無數人的艱苦努力。在中國，我們付出的是血的代價。

（四）五月的陽光照著七十五歲的我，溫馨如他令我難忘的溫和聲音

很多讀者認為，少女齊邦媛和青年張大飛之間的愛情，是這本書最感人的篇章。對此，齊先生似乎還有些不悅。她在一次采訪中操著東北口音抱怨：“合著有一個張大飛，你們就覺得這本書好看？”

沒有張大飛，這本書也一樣好看；但是有了張大飛，就沒人能把他忘記。

我幾乎是與少女齊邦媛同步的，感受著“大飛哥”從兄長變為愛人。從最初懵懂地接受，這個溫和憂鬱的男孩子進入我們的視線，同情他的不幸身世；到快樂地閱讀他們之間的通信，那些戰時青年的成長經曆，心裏莫名的萌動；等到一身戎裝的張大飛，在操場上突然停下來，對齊邦媛說：“你怎麽一年就長得這麽高，這麽好看了呢？”我的心和少女邦媛的心，同時跳動了一下。

然後，我們就一同牽掛著大飛哥的命運。心裏暗暗地知道，他逃不過的結局，可是又希望著能有奇跡出現。直到我們都看到了他最後的一封信。

那兩個青年人之間所有的通信，在抗戰勝利後離開重慶的時候，沒有被帶出來，全都交付給了“苦難時代的狂風”。六十年以後，八十多歲的齊邦媛，一個字一個字背出了張大飛殉國之前寫的最後一封信 --- 六十年的歲月，跨越大陸和海洋的輾轉漂泊，原來都沒能帶走那份刻骨銘心：

“這些年中，我一直告訴自己，隻能是兄妹之情，否則，我死了會害她，我活著也是害她。這些年來我們走著多麽不同的道路，我這些年隻會升空作戰，全神貫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詩書之間，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這必死之身，怎能對她說‘我愛你’呢？。。。秋天駐防桂林時，在禮拜堂認識一位和我同年的中學老師，她到雲南來找我，聖誕節和我在駐地結婚。。。。請你委婉勸邦媛忘了我吧，我生前死後隻盼望她一生幸福。”

我的那顆和邦媛同步跳動的心，大概就是在此時與她分開的。我忍不住要去猜測，大飛哥死前的感情世界。但是齊邦媛在這本書中，再也沒有提起過張大飛結婚的事。她全身心地沉浸在失去愛人的悲傷中。雖然在參加張大飛的追思會時，她用了她哥哥的名字，因為不知道，“什麽樣的一些人圍繞著他生前的日子。。。這些人能夠明白我的名字在他生命中的意義嗎？” 一年之後，齊邦媛皈依了張大飛的宗教。在張大飛的親人朋友之外，她用她所能想到的最嚴肅的方式，一生紀念她的愛人。

六十年過去了。已走近人生終點的齊邦媛，終於提起了張大飛的婚姻，她說：“我很為他高興，在他為國捐軀之前享受了短暫的家庭溫暖。‘寂寞身後事’又何必追尋？” 

齊邦媛拒絕了所有要把這段故事拍成電影的要求：“在我的有生之年，不願意看到他的短暫一生變成一個熱鬧的電影。”

我認為，這是一個女子，能給予她所愛過的人，和她所付出的過的愛的，最有尊嚴的維護。

書的最後，齊邦媛終於回到了她畢生“紙上的故鄉”東北。而且，似有神明引導一般的，她找到了張大飛的墓碑，實際上是一塊刻著他的名字和生卒年月，以及所有飛虎隊烈士的名字和生卒年月的石碑。“這一日，五月的陽光照著七十五歲的我，溫馨如他令我難忘的溫和聲音。”

齊邦媛坐在大連的海岸，望著故鄉的河流匯入渤海，渤海流入黃海，再流進東海，融入浩瀚的太平洋，“兩千多公裏航行到台灣。繞過全島到南端的鵝鑾鼻，燈塔下麵數裏即是啞口海，海灣湛藍，靜美，據說風浪到此音滅聲消。”

我最後的一滴眼淚，掉落在這句結束語上：

“一切歸於永恒的平靜。”

千古興亡多少事。爭戰，殺戮，權力，謊言，最終都會在曆史車輪的碾壓下化為塵土。而愛和尊嚴，“不到最後一日，弦歌不輟”的精神，才是能夠穿越時空，永恒流淌的生命之河。

這是一本今生不能錯過的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