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黨史學習筆記（二十三） 中共第三任最高領導人向忠發 一九二八年七月—一九三一年六月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兼政治局常委會主席，中共黨內習慣稱為總書記。 本節要點： 1）向忠發是中共曆任最高領導人中唯一的工人，更是唯一一個由共產國際直接提拔的。 2）在向忠發的任內，中共中央的政策，實際上基本上先是由李立三、後是由王明決定的。 3）向忠發被捕後立即投降。不過他曾否叛變，還有待於更多的史料問世。他不可思議地被快速處決，是個至今未解的謎團。 向忠發（一八八0－一九三一）出生於上海一個貧寒家庭，小學五年級時輟學，隨父母遷回祖籍湖北漢川。 一八九四年，向忠發進漢陽兵工廠當了兩年半學徒，隨後在武昌造幣廠打工四年。 一九0一年底，造幣廠停產，向忠發去江西九江為一富豪當仆人三年多，之後因東家賞識而被介紹上淮鹽船當水手，四個月後即升任二副，兩年後升為大副。因橫闖關卡、毆打官員、撞壞鹽道船隻等，向忠發遭江西官府通緝，被迫返回湖北老家。 三年後向忠發回造幣廠工作一年，接著進江漢造船廠，後又進漢冶萍公司（由漢陽鋼鐵廠、大冶鐵礦和萍鄉安源煤礦合並而成的中國第一個新式鋼鐵煤聯合企業）當輪駁工，再次升遷至大副。 因為為人爽直、樂於助人、能言善辯，向忠發在一九二一年當選為漢冶萍的工會副委員長。 一九二二年，向忠發加入中共，隨即擔任漢陽鋼鐵廠工會副委員長。 一九二三年二月，向忠發參與領導了京漢鐵路大罷工，罷工被鎮壓後他與在武漢地區領導工運的項英和林育南等一起，掩護中共黨員和工人積極分子轉入地下。三月，他被推選為中共武漢區委執委會委員。六月，向忠發作為武漢黨組的代表參加了中共三大。 一九二五年春，向忠發出席了中共四大。同年底，因國共合作需要，他加入國民黨。 一九二六年一月，向忠發出席國民黨二大。 在北伐軍剛攻占嶽陽時，中共湖北區執委機構一度遷往武昌，漢口隻剩下向忠發和許白昊等四人。在一個多月的時間裏，作為漢口中共和工會係統的最高負責人，向忠發和許白昊等人廢寢忘食、全力以赴，成功領導了漢口此起彼伏的罷工鬥爭，並創建了湖北省總工會，統一工運，支援北伐。由向忠發擔任委員長（劉少奇、李立三和項英為副委員長）的湖北總工會下轄二百七十個工會、數十萬工人以及具有執法隊性質的幾千工人糾察隊，是武漢地區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向忠發還出任過漢口市國民黨部的工人部長。 因此向忠發在武漢和湖北的工人大眾中享有盛名，在全國工運中也小有名氣。在五月的中共五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不久又擔任了中華全國總工會執行委員會委員。 當陳獨秀中央為了避免國共破裂而設法抑製兩湖地區的工農運動時，向忠發經常怒形於色，公開表示對中央政策的不滿。當中央下令解散工人糾察隊時，向忠發怒不可遏，不顧一切專程前往武昌找中央辯論。他鮮明的立場給在武漢的俄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七月十四日，共產國際執委會通過的《關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決議》斷定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對國民黨的種種妥協政策代表了嚴重的機會主義傾向，必須改組，而改組的基本任務，就是“要使工人和農民組織的領袖……在黨的中央內取得決定的影響” 。在隨後舉行的八七會議上，瞿秋白正式擔任了中共中央最高負責人，同時，遵循共產國際要求中共加強領導層的工人成分的指示，向忠發被缺席推選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由於在武漢太出名，他在汪精衛公開“分共”後先藏匿在漢口法租界、接著又轉移到了湖南鄉下。 十月，為了隆重慶祝蘇聯十月革命十周年，向忠發和李震瀛率領中國工農代表團前往莫斯科祝賀。會議期間，向忠發擔任了各國代表團主席團主席，同時還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見。無論是在莫斯科紅場的慶祝活動，在電台上的廣播講話，還是隨後接連參加的在莫斯科舉行的東方民族兄弟大會、國際蘇聯兄弟大會和在德國和比利時舉行的反帝同盟大會、反對中國白色恐怖委員會會議，以中國工運領袖和中共代表的身份發言作報告的向忠發的態度和處事都非常得體，尤其是他在共產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所作的關於中國革命和中國工人運動狀況的報告讓共產國際非常滿意，他們於是樂於讓他參與處理有關中國的一切具體事物。 向忠發給共產國際印象最深的是他果斷成功地處理了莫斯科東方大學中國學生的學潮糾紛。 當時東方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來自國內鬥爭一線，然而學校在組建中國班黨支部時，卻指定同一時期從歐洲轉學過來的學生負責；而新成立的支部又認為學生成分複雜，思想混亂，采取了各種措施企圖進行思想改造，甚至鼓勵背後告密打小報告，造成在人數眾多的國內留學生與人數很少的旅歐學生之間的隔閡。同時，大多數中國學員認為學校製定的教育計劃脫離實際，要求調整，卻遭到了學校拒絕，而黨支部又跟著學校給那些提意見的學生扣帽子，說他們的議論是自由主義的表現和小資產階級的情緒。於是一百多名學員在一九二八年一月間結隊到共產國際辦公大樓前去請願，呼籲學校改弦更張。 這樣的學生集體示威事件破壞和諧，造成惡劣的社會反應和國際影響，引起了斯大林的震驚。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前去勸說無效，蘇共書記處接著專門向東方大學派出了工作組，可是由於工作組偏袒學校當局，一方麵隻許諾對教學方案做一些皮毛的修改，另一方麵卻要以尋釁滋事、破壞安定團結的罪名開除帶頭請願的幾名學生，結果更加火上澆油。那時斯大林還沒有成為“思想和行動的巨人”和“天才的領袖”，他的話還沒有定於一尊，不能一錘定音，因此共產國際東方部不得不請向忠發出麵調解。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向忠發在一月二十三日給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寫信，表示責任首先在於不重視教學工作和黨務工作的學校領導人，隨後他又寫信提出應該罷免校長。蘇共中央書記處采納了他的意見。 東方大學學潮事件的順利解決受到了蘇共中央、共產國際和中國留學生的一致好評。 一九二八年一月，向忠發被從休養地召回莫斯科，準備代表中共中央參加共產國際執委會九大。 二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九大在莫斯科召開，向忠發擔任中共代表團秘書長，並參與起草《共產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案》。事先他給共產國際和蘇共領導人寫了兩封信，批評中共領導成員大都是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僅僅受著最初一時期革命高潮的衝動，並未經過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的鍛煉，並不知道國際無產階級運動的經驗，並且是站在工人貧民的階級鬥爭之外的。他們不但沒有能改造成徹底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反而將自己的政治上的不堅定、不徹底、不堅決的態度，不善於組織的習性，以及其他種種非無產階級的小資產階級革命者所特有的習性、習氣、成見、幻想……帶到中國共產黨裏來。”向忠發順帶還打了些小報告，如蔡和森與彭述之不和；蔡和森、羅亦農跟瞿秋白有矛盾；周恩來不僅思想上右傾，政治上也不堅定；長江局負責人之一陳喬年擅自在局裏搞改組；譚平山已公開與中共分裂；陳獨秀與譚平山勾勾搭搭，等等。向忠發在共產國際執委會九大會上代表中共中央作報告，又花了很大篇幅批評中共中央，認為中央領導人屢犯錯誤，完全是因為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劣根性所致。他強調，解決這個問題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和鞏固工人階級的領導。此後，向忠發當選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並在三、四月舉行的赤色職工國際四大上當選為大會副主席，會後他留在赤色職工國際工作。 三月，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書記處成立軍事委員會，向忠發為委員之一。 向忠發在跟共產國際的領導人談話時，總是謙遜謹慎，自謂離開中國已有時日，對很多實際情況不了解；對黨的理論也知之不多，還缺乏馬克思主義的觀察力。他還多次表示，中共黨內機會主義錯誤的產生，最主要的是它的小資產階級社會基礎；所以對中央錯誤的批評，不能站在個人立場上，更不能罔顧事實，把所有過錯都說成是中央的。他這種公允平和的言論和態度，受到共產國際領導人的讚賞，他在莫斯科的種種不俗表現，證明他不但有頭腦，而且有心機。 七月，中共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為了改造中共中央，出席六大的八十四個代表中，工農代表占了五十個（在五大的八十二個代表中，工農代表隻有十一個）。在米夫的操縱下，向忠發被推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以及六大政治委員會、組織委員會、蘇維埃運動委員會、婦女委員會、財政審查委員會、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和職工運動委員會的召集人。他發表的題為《關於職工運動及討論結論》的文章又一次受到共產國際、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讚許，他們明顯地將向忠發區別於陳獨秀、張國燾、瞿秋白和毛澤東等知識分子，對他另眼相看。 在六屆一中全會前分發的由共產國際審定的會議日程安排上，向忠發被指定為全會開幕式和閉幕式的主持人。 七月二十日，向忠發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共中央常委會主席，沿黨內習慣被稱為總書記。周恩來當選為中央常委、秘書長兼組織部長。瞿秋白則被免去了最高領導的職務。 六大結束後，向忠發把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的工作移交給瞿秋白和張國燾，然後與蔡和森、李立三一起轉道歐洲回上海。 九月二日，向忠發開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六大以前掌握中共領導實權的是政治局常委蔡和森，但是因為他在一度主持中共順直省委的工作時思想極左，又缺乏經驗，造成省內出現內亂與分裂，所以李立三在十一月二十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議撤消蔡和森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及宣傳部長的職務，待二中全會批準或追認。由於共產國際代表的反對，六屆二中全會沒有批準這個決議。不過此時蔡和森正好氣喘病發作，不得不辭職，離開了中央機關去養病。 一九二九年一月，蔡和森被調往莫斯科加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向忠發隨即以李立三遞補了蔡和森留下的政治局常委和宣傳部長的職位，李立三還擔任了黨報委員會主任。 向忠發作風潑辣，行事果斷，很想做出點成績來，不過他理論文化素養低，又缺乏領導與組織能力，所以很快就大權旁落，中共的方針大計實際上大都由李立三及政治局常委兼軍事部長周恩來兩人決定。 一九三0年四月，在周恩來去蘇聯向共產國際匯報工作時，向忠發聽取李立三的建議，趁各地軍閥中原大戰之際，製定了一個十月革命式的一擊而中的計劃，重點是集中各地紅軍，進攻長沙，並乘勢奪取南昌等大城市，“會師武漢、飲馬長江”，並從中央到各省區組建了行動委員會。向忠發中央反對莫斯科正在醞釀的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的設想，他們緊急致電共產國際主席團，明確表示“不同意建立蘇維埃根據地等類的割據觀念”。六月，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的決議。 在七月九日召開的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博古首先對李立三路線提出反對意見，接著王稼祥和何子述發言支持博古的觀點，王明最後做長篇發言，以馬列主義理論為依據，指責李立三躲在“左”傾詞句的掩飾下，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責他的決議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 講理論，李立三和向忠發遠遠不是這些留蘇學生的對手，更讓他們感到氣憤的是，這些留學生明顯有“小組織傾向”。向忠發當場質問：“你們幾個莫斯科回來的，究竟要搞什麽名堂？”盡管在討論會上王明等大出風頭，但他們沒料到向忠發會采取組織手段對他們予以“製裁”。幾天後，王明、博古、王稼祥和何子述突然接到向忠發的命令去中央秘密機關。向忠發也不羅嗦，而是直接宣布對留蘇學生“小組織”的解決辦法：“對秦邦憲（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對陳紹禹（王明）給予留黨察看六個月處分。從即日起，四人同時調離中央機關，秦邦憲到上海工聯幫助編輯小報；何子述去天津，王稼祥調香港，陳紹禹調江蘇省委另行安排。”這個處分令四人目瞪口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竟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最為沮喪的是博古，他回國工作剛剛兩個月！這個處分讓他感到沉重的壓力，對向忠發與李立三的家長作風也更加反感。四人被拆散了，隻有博古與王明留在上海，此後雖往來依舊，但因害怕被開除黨籍，兩人一時噤若寒蟬。 七月十六日，向忠發代表中央簽署了致共產國際主席團的信，提出要在南京、武漢等大城市舉行暴動，在上海舉行總同盟罷工，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請求共產國際批準。七月底，彭德懷指揮的紅五軍打下了幾無守兵的長沙，更是引起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片歡騰。 然而共產國際緊急來電，斷言中國革命力量太弱，全國暴動計劃純屬盲動。李立三和向忠發對之難以接受，從八月一日至三日中央政治局接連開會，李立三要求共產國際必須采取進取的路線，甚至提出“蘇聯必須立即開始準備進攻滿洲”，“外蒙必須立即開始準備出兵中國華北”。而向忠發更是直截了當地批評共產國際，稱“如果中央機械地忠實地執行國際的電報，不僅是機會主義，而且使黨成為敵人奴隸的黨”，成為“革命的罪人”。向忠發中央認為，在中東路事件中，中共曾極力支持蘇俄，現在該是蘇俄以實力支持中共的時候了。八月五日，向忠發又代表中央政治局給共產國際主席團寫報告，說中國的武裝暴動條件正在成熟，再次要求共產國際批準，並請求共產國際動員各國共產黨支部予以支持，還要求蘇聯放棄五年計劃，籌備戰爭。 在八月六日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遠東局臨時駐華代表羅伯特（？）等人的聯席會議上，向忠發向一直抵製他們的政策的羅伯特等連連發問：“遠東局是否認為中共中央政治局依然存在？是否承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領導中國革命？是否認為中共中央在政治上已經破產？”他宣言：“今天或者遠東局宣布解散中央政治局並解散中共中央，否則我們還是要繼續執行我們的計劃，直到我們被停止工作為止。”敢於如此直截了當地責罵和對抗共產國際的代表，在中共曆史上唯有向忠發。 但外部形勢很快就急轉直下。蔣介石迅速調集大軍馳向長沙，僅僅幾天時間，紅軍就撤出了長沙。李立三策劃的在各地的暴動、兵變、罷工、遊行以及紅軍向中心城市的大舉進攻，全然沒有出現李立三預計的樂觀局麵，恰恰相反，在敵強我弱、實力懸殊的情況下，暴動與罷工紛紛失敗，紅軍兵力損失嚴重，各地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 奉共產國際的指示，在莫斯科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和瞿秋白於八月先後回到上海。九月下旬，中央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撤去李立三的職務，糾正了“立三路線”的錯誤。 十二月中，在收到共產國際批評三中全會的十月來信以後，向忠發中央不得不低頭認錯，撤銷了對王明、博古等人的處分。 向忠發同時於十二月《紅旗》上發表《陳獨秀等之反革命的政治意見書》，譴責陳獨秀等“加罪於共產國際”、“汙蔑黨與群眾”、“反蘇聯”以轉移視線。 年末，米夫來到上海，並於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親自主持召開六屆四中全會。王明在會上接替李立三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常委。幾乎所有的原政治局成員如瞿秋白、李立三、周恩來、李維漢和張國燾等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指責，唯獨向忠發被網開一麵。米夫說：向忠發和關向應是工人同誌，他們雖有錯誤，但現在決不讓他們滾蛋，要在工作中教育他們，看他們是否在工作中能糾正自己的錯誤。在新改選上任的十六個政治局委員中，十人是工人出身。 向忠發多次作了檢查，說自己“沒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水平”，“文化程度也不高”，“我缺乏理論，過去對立三錯誤不能說服他，不能與他爭辯”，從而成功甩鍋李立三。他依然還是總書記，不過實際操盤的換成了王明和博古等。向忠發的工作隻剩下了每周向遠東局匯報一次工作，參加一兩次政治局會議，聽幾個報告，發幾次言而已了。 一九三一年四月，顧順章在武漢被捕，之後供出大量中共機密，包括向忠發左手一指僅剩半截的特征（據說那是向忠發年輕時一次發誓戒賭時自己剁的）。五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大多已被派往各根據地，留在上海的幾個人改變了工作方式，實行分工負責，縮小活動範圍，由潘漢年負責聯絡與偵察。 五月底，以陳雲為主任、康生為副主任的中共特科獲悉顧順章在尋找向忠發的住處，因此要求向忠發馬上搬家。那晚中央常委在周恩來在小沙渡路的住所開會，決定向忠發暫時住在周恩來那裏，準備轉移去蘇區。然而三、四天後，向忠發趁周恩來和鄧穎超不在，溜出去到一個旅館去跟暫避在那裏的情人楊秀貞告別（因向忠發常去妓院，李立三和關向應怕他出事，給了他八千大洋從妓院裏把楊秀貞贖出來兩人同居）。六月二十二日上午九時許，向忠發前往英國商人在法租界開辦的一個租車行，準備租汽車返回其住所時，被陳立夫的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特務和租界巡捕抓獲押往嵩山路巡捕房，隨即又被轉到盧家灣巡捕房。那天中午，周恩來、王明和博古在聶榮臻家開會時，得知向忠發被捕的消息，為及時營救，他們派潘漢年給楊度送去五萬元銀行存折的巨款（這筆錢在當時買兩套獨居石庫門住宅綽綽有餘），想請求擔任法租界華人董事的杜月笙幫忙，最好能夠保釋，至少不要被引渡。可是兩個小時以後楊度就通過潘漢年退回了存折。杜月笙說沒辦法撈人，因為抓捕向忠發的人員是從南京直接派來的。 同時周恩來、瞿秋白等紛紛急忙搬家。 其實這時向忠發已經因不堪高壓而投降了，他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並且供出了一個中共中央指揮機關的地址，致使陳琮英（青年團中央書記任弼時之妻）、張紀恩、張越霞（博古後來的妻子）等四人被捕。而緊接著他被抓的楊秀貞則否認向忠發是共產黨員，所以周恩來在一九七二年時曾說：“向忠發的節操還不如個妓女”（其實楊秀貞隻知道向忠發是個古董商人，並不清楚他的真實身份）。 次日，向忠發被國民政府方麵引渡，押解到位於龍華的淞滬警備司令部。他在六月二十四日淩晨被處決，終年五十一歲。 據說當向忠發被轉移到龍華後，上海警方立即向南京蔣介石發電，因蔣介石在廬山，電報又轉到廬山，蔣介石看後下令“就地槍決”。向忠發供出中共的信息後，上海警方再發第二個電報，蔣介石下令暫緩處決，但第一個電報已經被執行了。 向忠發這麽個大人物，又不是在什麽非常時期，為什麽在被捕後不到兩天就匆匆槍斃，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 指揮逮捕向忠發的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首腦徐恩曾認為，告密者“是‘奉命’來實施‘借刀殺人’之計的”。 由於向忠發的被捕，上海的中共地下組織再次陷入嚴重危機，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考慮向江西中央蘇區轉移（不過中共中央實際上是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政治局常委盧福坦等被捕變節以後才下決心永遠離開大上海的）。 一九七0年代末，隨著文革的結束，中共開始黨史資料征集工作，關於向忠發是否叛變的問題發生了爭議。一九七九年九月，當年擔任中共中央機要處主任、跟張越霞一起被捕的張紀恩提出四個疑點：1）機關被破獲的前一天已感覺到會出問題，與向忠發叛變與否並無關係；2）向忠發出事後被捕的四個中共黨員均不是因與向忠發有直接工作關係而被牽連的，之後也再無人被牽連入獄；3）向忠發死後一年多出現的他在審判時的千言口供筆錄可能是偽造的；4）當時關在監獄裏的中共政治局候補委員關向應和向忠發的秘書餘昌生等人始終沒有暴露（關、餘在一九三一年冬被判無罪，交保釋放）。繼張紀恩之後，當年的中共中央秘書處處長、陳獨秀的前秘書黃玠然也在《黨的六大前後若幹曆史情況》一文中提出相似的懷疑。他認為在向忠發寫的供詞裏，“一到關鍵之處，或者裝作不知道（如他所熟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地點、總工會、鐵路工會、海員工會、團中央、濟難會和江蘇省委的秘密機關、遠東局成員及其組織情況等，均未交代），或是半真半假、吞吞吐吐（如中共中央交通主任的住址、與遠東局接頭的地址，均隻交代街道，而不交代具體門牌號碼，……）。向忠發一句也沒有提到當時已經在獄中、但未被國民黨發現的關向應的名字。就連因為他的交代而被捕的五名同案犯，包括任弼時夫人陳琮英、中共中央機要處主任張紀恩等，他也沒有進一步交代這些人的政治身份，以致這些人均先後得以脫險”。 不過，鄧穎超在一九八九年為《中央黨史研究》寫了《關於向忠發叛變問題》一文。文章發表之前，鄧穎超交給陳雲審閱。作為中央特科的負責人，陳雲當年參與了向忠發事件的調查與事後處理。在閱讀了鄧穎超的文章後，他簽注表示讚同鄧穎超的意見即向忠發投降且出賣了同誌，於是一錘定音。 在向忠發被殺以後，另一個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委員盧福坦曾明確表示想接替向忠發當總書記，而共產國際根本不予考慮。繼向忠發以後，共產國際寧肯讓自己信得過的、即使毫無實際經驗的留蘇學生來維持中共中央的工作，再也不提找工人來做中共中央的領袖的事了。 向忠發發妻劉秀英，育有一子（名字不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