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主席是這場風波的推助者，沒有他對章士釗來信轉閱郭的話，郭沫若的主要反對者，一個普通的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是上不了報紙的。高二適的文章被報刊退稿後，他又將文章寄給章士釗，希望得到章士釗的支持和幫助。章士釗寫信將文章轉呈毛澤東主席。毛澤東經一夜審閱，翌日複信章士釗並將此轉複郭沫若：
       “郭老： 章行嚴先生一信，高二適先生一文均寄上，請研究酌處。我複章行嚴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閱。筆墨官司，有比無好，未知尊意若何？”
     

                在毛澤東的關懷下，信發出五天以後，高二適的《〈蘭亭序〉的真偽駁議》在《光明日報》發表，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文物》還發表了高文的手稿影印全文。林圭先生在三年前發表的《神龍本《蘭亭序》研究》對此風波最後評論是，郭沫若沒有嚴格遵循書法鑒定學理立論，郭是文學家、曆史、考古學家、但他卻不是書法鑒定專家。郭發現了《蘭亭序》的一些疑點，便運用他擅長的曆史學、文學方麵的知識，自我推演從而產生了一係列的錯誤。但郭沫若提出的觀點也有《蘭亭序》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如現傳神龍本《蘭亭序》與王羲之其他唐摹善本書法存在的筆法、結字等方麵的的巨大差異問題；神龍本《蘭亭序》在筆法、結字方麵更接近於智永《千字文》書法的問題。遺憾的是，郭文在討論《蘭亭序》文章內容、王謝墓誌等問題上花了太多的篇幅，反而在這些方麵隻是作了粗略討論，便輕率地作下結論。高二適先生在當時的背景下，能夠勇於提出反駁的意見，值得稱讚，後來有不少文章稱讚高的勇氣，其本身對於神龍本《蘭亭序》研究來說，意義不大。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蘭亭序》真偽之辯出現第二次高潮。文革結束後，政治氛圍相對寬鬆，各種思潮撞擊使學術界的理論研究趨向多維與成熟，此一時期對《蘭亭序》真偽從多學科和多視角的綜合交織，使論辨向縱深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高度。基本傾向是肯定《蘭亭序》為王羲之所作占了上風，否定論者的文章已屈指可數。
       

             一九九八年六月，在南京市東郊發現一處罕見六朝古墓葬群引起轟動。半年後《中國文物報》頭版頭條發表題為《六朝家族墓地考古有重大收獲》的報道。根據有關專家論證，《高崧墓誌》是目前整個南京及周邊地區收藏的六朝墓誌中楷書最早、刻功最好的一方，它為研究中國楷書的起源提供了有力的證據，由於高崧與王羲之為同時代人，也為王羲之傳世《蘭亭序》摹本真偽的考定提供新線索。在同年舉行的《蘭亭序》國際學術研討會”上，與會的專家學者對蘭亭現象作了綜合的探討，其中對其真偽問題論文極少。而值得關注其中三篇：叢文俊的《關於魏晉書法史料的性質與學術意義的再認識》、王玉池的《有關‘蘭亭論辨’二題》和劉濤的《東晉銘刻書跡的體態及相關問題——兼談神龍本<蘭亭>》。
        

             回顧這三次《蘭亭序》真偽之辯風波，正如劉勰在《文心雕龍·論說篇》中所言：“覽文雖巧，而檢跡如妄，君子能同天下之誌，安可以曲論哉!”學術研究不能迷信權威，六七十年代的論辨中個別專家缺乏謙遜謹慎的雅量，論證多有意氣之說，其次學術辯論時需要冷靜地分析對方論點，引用資料需嚴密校勘考釋。
       

             一九八三年唐蘭先生寫在文革時期的《“神龍蘭亭”辨偽》終於發表，這是關於《蘭亭序》真偽的第一篇從書畫鑒別學上最專業論文。他全麵梳理了曆代各種《蘭亭序》版本的來龍去脈，考證博洽。最重要的是，他從“副騑書府” 印，考證出了神龍本《蘭亭序》在元代郭天錫收藏之前的情況，首次考證出“副騑書府”印及其主人楊鎮，並指出神龍本《蘭亭序》及其宋末收藏者的幾個重要疑點，如同時出現的兩本《神龍蘭亭》、“副騑書府”印前後隔水鈐印上的問題；首次對於“神龍”印記是否在唐代存在提出質疑；首次全麵辨析清楚了《神龍蘭亭》現有題跋哪些是原跋，哪些是移本，以及從何本移來。徐邦達先生《古書畫偽訛考辯》一書中關於神龍《蘭亭序》的許多看法，即采納了唐文的上述結論。可見唐蘭先生的研究成果即其重要意義。但需要指出的是，唐蘭先生對神龍《蘭亭序》和寧波天一閣石刻本《蘭亭序》的關係敘說有誤，啟功先生《蘭亭帖考》早已指出豐坊石刻本上的“貞觀”等印，是豐坊所加，故意迷惑人的，徐邦達《古書畫偽訛考辨》中對唐文的這一錯誤也予以糾正。從神龍《蘭亭序》墨跡本身所遺留特征看，石刻本不具備，也就是隻有神龍《蘭亭序》是天一閣石刻本的母本而不是唐先生說認為的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