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章是我丈夫，他喜歡拍照。最早的時候我們沒有照相機，要拍照須向人借，借來的照相機往往不順手，等順手了，膠卷也拍到頭了，那時候，膠卷也是很寶貴的。後來我們有了一個傻瓜照相機，我很喜歡，因為成功率極高，隻要陽光普照的大好天氣，穿一件鮮豔的衣裙很標準地一笑，就很過得去。可他不喜歡，覺得這樣的照相機拍了和沒拍差不多。再後來，才有了這架隨他心意的照相機，可是從此我就不願意讓他照相了，理由有兩條。第一，我受不了他的長時間的折磨，他的動作反應很慢，又因為珍惜膠卷，每一次按下快門都很鄭重，等他一切準備好，太陽已經西移，我臉上的表情也已經疲勞；第二，他太不照顧我的形象，我總是希望被照得好看一些，而他卻將“好看”當作次一等的要求，並且他似乎不太明白什麽是“好看”，什麽是“不好看”，這是最令我惱火的。所以在很長的一段日子裏，他隻能去拍樹啊，花啊，山水，農舍裏的老人什麽的。

      我不在乎有沒有他給我照相，給我照相的人很多，我還常常拿這些拍照經曆去向他顯擺，其實就是貶低他的意思。我曾經照過真正的明星照，那是英國服裝雜誌“ELLE”邀請的攝影家來為我照的。那是個年輕的女人，一個東歐人，名叫唐娜，她帶來了專業的化妝師，一個年輕人，提了一個皮箱，就地一打開，瓶瓶罐罐一大堆，還有一個燈光師，也是個女孩子。唐娜先到我的衣櫃裏看了一下，指定我穿什麽，然後與化妝師商量了我的造型，接下來那年輕人便在我臉上精雕細作起來，一切就緒之後還須試片。唐娜用一次成相的機器先拍了十來張，最後她說OK，表示所有的準備工作都滿意了。這時候，她走到我的身前，跪在地上，與我的眼睛平視，她的神情忽然變得非常嚴肅，她說：現在，讓我向你介紹一下我自己，我們馬上就要開始工作了，我們必須互相了解。她說她的理想是全世界的婦女都和平、平等、自由、幸福，為了這個，她將努力地工作。她還說中國的婦女也和所有的婦女一樣，承受著重荷，她希望我不要忘記這些。她的嚴肅感動了我，她的真誠也感動了我。然後，我們開始工作。她用她的表情提示我，將我帶入了一種創造的境界。最後工作完畢，唐娜，我，化妝師，燈光師便胡亂地熱烈地擁抱了一陣。這樣參與性的拍照是一種，還有一種則是我什麽都不需幹的。那是一個美國的攝影家，名叫約翰·帕爾瑪，一個大胡子，專拍肖像。他來到我家，看看我的樣子，又看看我的衣服，然後讓我和朋友聊天，他自己到陽台上去觀察地形了。等他什麽都弄好，再叫我去，我隻須站在那裏，隨便做什麽。他對我的要求極少，幾乎不要我做什麽。他給我拍的照片是我最喜歡的，是最最真實的我，他把我的形象拍得挺不錯，雖然臉上有一道很顯眼的皺紋，他把我的一件毛巾衫上的絨頭拍得很有暖意，而且他把我亂糟糟的陽台拍得極富詩意，帶有“五四”的味道。而將我拍得最好看的攝影師我以為是當初《文化藝術報》的攝影師金定根，他也是使我們被拍者受罪最少的一個。我覺得他是很懂得“好看”與“不好看”的肖像攝影師，他幾乎一眼看過去便可了解對方的優缺點，然後揚長避短。我去過他家的那個小小的攝影棚，那天我很疲憊，也沒好好地修飾，可依然照得頗有光彩。比較這些，我丈夫李章將我折磨得最久，可是照片最不令我滿意，他毫無顧忌地把我最看不得的部分照出來，一點不聽我對自己形象的意見。由於拍照拍得多，我也略微知道一些，自己什麽角度好，什麽樣的光線對我有益，而他一概不聽。所以我就更不樂意被他照相，他硬要給我照時，我便撅著嘴，虎著臉，老大不樂意，出來的照片簡直慘不忍睹。自從他參加了一個攝影家協會的學習班之後，我覺得給他照相時僅剩的一點的家常樂趣也沒了，凡是上公園的那種風景照他一律沒興趣拍，我要修飾自己形象，換兩件衣服，擺一種大眾化的姿態，被他稱作俗氣。他把攝影完全當作一種創作，張張都要出作品，無視像我這種群眾性的要求，弄到後來，我們幾乎完全不拍照了。

      然後，就到了這年春天，我們趁了他出差之便，去南通作一次踏春之遊。次日早晨，事情都辦完了，應酬也完了，天氣極好，情緒也很好，我主動要求他給我拍照。這次拍照可說從頭至尾在吵架，我要這樣拍，他非要那樣拍。照相機在他手裏，他說不拍就不拍了，可腿長在我身上，我說不拍也拍不了。他說我擺出的樣子簡直沒法看，我說他錯過了我最好的瞬間，可是那天天氣畢竟很好，這種出遊的機會在我們也算難得，再加上他是真想給我拍一張照，一張可以去做封麵的照。有時候他給我拍的照片，畫麵不平衡，我問：這兒空出一塊幹什麽？他就說：寫雜誌名啊，比如“現代家庭”，比如“黃金時代”。可見此想望有多深。這次南通的照片可說是我們拍照曆史中的一次轉折，照片的效果不錯，有那麽一兩張可說很難得。通過這次拍照，他比較能夠接受我的某一些意見，比如要抓住人狀態好的時候，氣色與精神都有光彩。而且應當在各種情況下都試一試，因為拍照的偶然因素很多，有一些是始料未及的。而我也諒解了他的緩慢動作，因每個人的脾氣都不一樣，他不是那種反應敏捷的人，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效果更好一些。總之，這一次照相是我和李章的一個和解。我漸漸覺得讓他照相的幾點好處，一是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有可能拍照，二是與他畢竟熟悉，做什麽表情都很放肆，還有第三，那就是他拍照確實有進步，他稍微懂得了女人的“好看”與“不好看”。偶爾地，他也給我來兩張那種或憑欄或托腮的鄉俗照片，滿足一下我的大眾心理。

      他在攝影班裏可以學習技術，可審美觀念的重建卻還得靠自己。但這並不妨礙他喜歡去攝影班上課，和同學討論，星期天去作旅行拍照。這樣的活動，他從不帶我去，也不讓我與他的同學認識，交作品則避免交我的肖像照，他怕人家認出我，“王安憶的丈夫”幾乎成了他的名字。攝影班的同學都隻知道李章，他對他們說，老婆是作家協會的打字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