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中的數據完全不可信
吳法天在微博中引述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孫經先的說法,認為持“餓死三千萬人”主張的人“既然相信國家統計局的數字,那麽為何無視:中國統計出版社,1996年版,《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第267頁,1959非正常死亡17853人;1960非正常死亡374890人;1961非正常死亡647010人。三年災害期間合計非正常死亡1039753人。”[詳細]那麽,這本書中的數據是否可信呢?
經考證,這本書中非正常死亡的數據顯然遠低於實際數據,比如說,該書第267顯示的春荒中全國非正常死亡人數的確是1959年17853人;1960年374890人,但在第273-273頁各省的春荒非正常死亡人數中明顯可以看出嚴重的漏報情況,以河南為例,本書中顯示1959年河南春荒非正常死亡7289人,1960年為71658人,總計近8萬人。但1960年信陽地委呈交給河南省委和中央的關於信陽受災情況的報告中卻顯示:
“正陽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一萬八千多人,現初步揭發已達八萬多人;新蔡縣原報去冬今春死三萬來人,現在增加到近十萬人。過去認為較好的社隊,現在揭發出來的問題也很嚴重。西平縣原來隻發現二郎廟公社問題嚴重,現在全縣十三個公社,除城關公社問題較輕外,其餘十二個社問題都很嚴重。遂平縣楂岈山人民公社,過去隻報死六百餘人,現在揭發死人近四千人,占總人口百分之十,有的隊人口死亡達百分之三十左右。”(《信陽地委關於整風運動和生產救災工作情況的報告》(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419-430頁。)
另外,中央和河南省委調查組在1960年10月9日寫的關於息縣的報告中說:“據縣委的不完全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縣共死亡104,523人,占全縣原有人口的14%,實際上死亡人數不隻此數。這是因為,第一,時間上卡頭去尾,實際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還在餓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數界限定得過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納入了正常死亡。我們估計息縣死亡人口在12萬到14萬之間。縣公安局統計數是13萬。人死了,就合並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莊5489個,現在隻有4805個,減少了639個。”(中央和省委調查組李振海、陶陌生、賀棣忠:《關於息縣情況的調查》,1960年10月9日,1960-3017)
也就是說,正陽、新蔡、息縣三縣僅僅在1959年冬天到1960年春天的死亡人口就有30萬人(注意,這裏明確說的是死亡人數,排除了人口遷移因素),姑且認為這裏邊包含正常死亡的人數,那麽即便按照孫經先在書中確認的全國平均死亡率14.19‰計算正常死亡人數,全信陽八百多萬人中全年的正常死亡人數為11.35萬人,將此人數全部從這三個縣的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的死亡人數中扣除,剩下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也有將近18萬人,比《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1959、1960兩年河南省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之和還要多10萬人,其數據漏報之嚴重可見一斑。由於這屬於災情報告,不可能用於邀功,所以不存在信陽地委和中央調查組多報人數的情況。即便按照孫經先在網上發布《關於我國20 世紀60 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報告》一書中分析得出的“信陽事件”中“可信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為28萬的結論,也要比《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兩年河南全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總數多20萬,孫先生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年第6 期發表的同題文章中談到總人數時又稱這本書的數據可信,豈不是自相矛盾?此外,《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1959年沒有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數的數據,1960年的數據僅為14人,而上引1960年陳振亞報告中僅鳳陽縣就有60245人非正常死亡。
由此可見,《1949-1995 中國災情報告》中的各省數據嚴重失實,完全不靠譜,那麽總數據就更不可信了。
人口大規模減少是因為戶口漏報而非饑荒餓死人?
江蘇師範大學教授孫經先在《馬克思主義研究》2011 年第6 期上發表的文章《關於我國 20 世紀60 年代人口變動問題的研究》中認為現有的根據改革開放以來的統計年鑒和縣誌等人口資料得出的餓死上千萬人的結論不成立,他認為造成統計資料中60年代初減少1000多萬人的主要原因是“1956-1959年期間出現的從農村到城市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144萬人重報了戶籍;這些重報的戶籍在1960-1964年期間被注銷。我國1960-1964年期間出現的從城市到農村的人口大遷移中有1510萬人漏報了戶籍。由於上述原因,造成1960-1964年期間我國戶籍統計人口減少2654萬人。這是這一期間我國戶籍人口大幅度非正常減少的根本原因。”由此他得出結論認為1959年-1961年“我國有一千萬至數千萬人口非正常死亡的觀點是不能成立的。”並認為這三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應該為104 萬。
其實早在1995年,楊子慧在其主編的《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中就將1959年-1961年人口異常減少的原因歸結為戶口漏報的問題(詳見《中國曆代人口統計資料研究》P1521-1523),從而認為不存在大規模餓死人的情況。
這種為人口統計數據找的一種合理性解釋並非沒有可能,但即便這種說法成立,也不能否定人口大規模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同樣的,如果認為改革開放後的資料不可信的話,我們可以從當時各省的報告中找到餓死人的直接數據,這些數據都是從村到公社再到省市直接上報的,而不是楊子慧和孫經先所說的國家統計局從戶籍統計得出的數據。這方麵的資料有很多,比如:
1958年11月18日,雲南省委就關於發生腫病死人情況向中央、毛澤東呈報書麵檢查報告。報告說:至10月10日止,全省累計發病388000多人,死亡39712人,其中因腫病而死者約占半數。以曲靖專區最為嚴重,共死亡19072人,占全省死亡人數的48%。……大理州在大躍進3年中,發生腫病160280人,死亡14141人。[詳細]
“通渭縣這三年人口死亡60210人:死絕了2168戶,1221人孩子失去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1965年7月5日下發的《通渭縣關於通渭的曆史經驗教訓》,轉引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
1960年底青海湟中縣委書記劉擇西的揭發:“全縣163個隊中有112個隊大量死人,屍體成堆,有的隊死亡達40%。漢東公社小磨石溝的一個水田內就放了100多具屍首,黃鼠灣隊有一天一個馬車就拉出30多個死人。上新莊公社死亡1600多人,老幼堡大隊死亡600多人。1960年湟中縣餓死15230人,占總人口的12.87%,死絕達1000多戶。”(1961年7月1日青海省《小組會議簡報》,農業區第14號。此件藏青海檔案館。轉引自《蘭州文史資料選輯》第22輯《中國六十年代大饑荒考》)
中央工作組1960年6月18日《關於河南省信陽地區人口死亡和糧食問題的調查報告》稱:“據地委6月8日統計,從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陽地區死亡總數436882人,占全區原有總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總人口的1.96%。”河南省委1960年11月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中寫的則是“據今年10月分統計,信陽全區去冬今春死亡549171人,占全區總人口840萬人的6.54%。”(中共河南省委:《關於信陽事件的檢討》,1960年11月1日)這個數據後來隨著調查工作的深入仍有大幅增加。
趙繼士從西和縣檔案館館藏檔案察知,1960年前後,甘肅西禮縣發生了現代曆史上空前的大饑荒,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和外流,僅1960年全縣死亡人口就達44608人(省統計為43793人)。1961年初,人口死亡的勢頭仍在發展,1月份死亡525人,2月份上升到729人。[詳細](趙繼士《一九六O年前後西禮縣大饑荒》)
江蘇省高淳縣“在1958年冬和1959年春, 發生了浮腫病、消瘦病、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11400多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人和外流人口10000多人的嚴重事件”。(《中央轉發江蘇省委關於高淳事件的通報》, 中發( 60)309號文件, 1959年1月22日。蔡天新《三年困難時期“糧食烹調增量法”的曆史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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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直接的數據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確確實實存在饑荒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人口的急劇減少並非僅僅是因為戶口漏報(如果真的有這種情況的話)。
當時的官員和記者關於饑荒情況的回憶
近年來,關於1959-1961年大饑荒各地到底餓死了多少人,有很多當時的省市一把手或者負責人、新華社記者在回憶錄或者采訪中給出了一些死亡數據,盡管這些數據的準確性眾說紛紜,一時難以證實,但是在權威資料尚未公開的情況下,我們也可以從這些回憶的數據中略略看到當時饑荒的慘狀。
關於河南信陽,據當時在信陽行署辦公室擔任秘書的餘德鴻回憶:“國務院內務部曾於1960年春派郭處長(編者注:具體姓名不詳)來信陽了解情況。……他們花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逐縣進行了調查訪問,在調查報告中,寫上了餓死人105萬的數字。”(餘德鴻《痛憶“信陽事件”全程》)
關於四川梁平的情況,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明朗回憶說: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數字。我專門問過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實實給我說,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說是八萬。那時粱平的人口是五十萬左右,這個數字我是一直記住的。……我那時是縣委的一把手,這個數字應該是比較確實的。”(明朗《“大躍進”中在梁平》,《當代四川要事實錄》第一輯5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關於安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原安徽省委書記處書記、副省長張凱帆回憶,大概為500萬人:“在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同誌參加安徽組討論,追問安徽餓死了多少人,第一次報40萬,後來追問緊了,報到400萬。實際上約有500萬人。”(《張凱帆回憶錄》,第344頁。安徽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版)據安徽阜陽地委宣傳部長介紹,原有800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就餓死200餘萬人。當年向劉少奇匯報阜陽地區餓死150萬人,而文化大革命中揭發的數字是餓死了240萬人。(金輝《“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關於山東的情況,原新華社記者張廣友在回憶中說:“1960年山東省召開的全省五級幹部(省、地、縣、公社、大隊)大會,我們大家都作為出席五級幹部會議的一員,參加了這次會議。……分組會討論和向我們介紹情況時,又講了許多重要‘機密’。我這裏僅是摘錄當年我的日記本中追記的幾個有關片段:‘山東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時間)非正常死亡達69萬多人,這是張新村在大會檢查時談到的。多慘!’大會的一位領導說:山東省過去(1957年)人口為5500萬,不到3年的時間,現在(1960年冬天)還有5000萬,減少了500萬。1961年惠民縣召開了縣、區、社、隊四級幹部大會,會議通報:餓死人的情況過去不準說,更沒有人敢統計。這次在揭批‘五風’時的4000人大會上,做了個初步統計:去年(1960年)一年的時間(實際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時間),惠民全縣非正常死亡人口3萬多,現有的浮腫、幹瘦病人10多萬。”(《農民日報》原總編輯張廣友《抹不掉的記憶——共和國重大事件紀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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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餓死人總數的爭議
1959-1961這三年總共餓死的多少人,由於資料的限製,至今也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現在的學者專家們多是根據1953、1964、1982年等年份的人口資料以及一些縣誌、檔案等材料加以推算。
比較官方的說法來自2011年出版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1949-1978),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首次確認了1960年人口減少1000萬。[詳細]
學術界比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交通大學曆史係曹樹基根據80年代以來出版的人口資料和各地的縣誌,采用了人口學和曆史地理學的方法,推算出1959-1961年中國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3250萬。西安交大蔣振華教授推算出的數據約為1700萬。上海大學教授金輝以國家統計局的人口統計數字為依據,認為“中國大陸人口的非正常死亡的絕對數字, 低限值也在4000萬之巨。”他還認為總計損失人口數為6000萬-7000萬, 非正常死亡人口中,男女比5:2。1994年紅旗出版社出版、呂廷煜所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曆史紀實》則認為這三年非正常死亡和減少出生人口數大約在四千萬人左右。葛劍雄認為,“三年的大饑荒造成的人口過量死亡至少要超過1530萬”。另外還有國外的學者測算出從890萬到3300萬不等。(李成瑞、尚長風《三年困難時期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研究述評》)
除了完全否認有餓死人現象者,關於總人數最少的說法來自孫經先,他根據其人口減少主要是因為戶籍錯報的說法,相信《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中“我國1959-1961 年期間非正常死亡人數為104 萬,其中1959 年1.8 萬人,1960 年37.5 萬,1961 年64.7 萬”的說法是可靠的。事實上,前文我們已經分析了,《1949-1995中國災情報告》的統計數據完全不可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