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看中國的政治演變曆史，大家都知道1949年是一個轉折點。 但是在1949年，到1955年，是一個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時間段。在這個時間段裏麵，中國在同時進行抗美援朝戰爭的時候，在國內進行了大量的經濟恢複的工作。 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製度，是建立在《共同綱領》上的。如何好好研究這一段時間的政治經濟遺產，俺曾經試圖寫了一個《也論毛澤東時代經濟》的未完成係列，嚐試了解那一段時間的一些特色。 可惜的是，限於材料的不完整，還有就是某些曆史史實的敏感性，這個係列暫時沒有完成。 記得甘陽兄有個著名的提法，就是運用《公羊春秋》的方法論，將中國在1949年以前的傳統，成為儒統（孔統），然後把1949年到1978年稱為毛統，當然那之後的就稱為鄧統，然後希望俺們可以通三統。 其實俺認為在1949年到1955年之間，中國政治經濟的模式，已經有所謂三統的雛形在那裏。 就是說孔統遇到的挑戰，在1911年已經算是坍塌了。這之後出現的聯省自治，或者說獨立運動，然後包括外蒙和西藏出現的地方勢力自治，全國各地的軍閥割據，都是衝著中國的郡縣製這個基礎去的。 當然今天的提法，是有所不同的。叫做中華聯邦共和國，希望重新界定中央和地方關係，基本上要徹底摧毀這個孔統的基礎。 在這裏還是要把儒家傳統稍微區分一下。那就是春秋的儒家，和戰國的儒家，和漢朝的儒家，是有很大區別的。在早期的儒家傳統，麵臨的是獨立的各個小邦國的國內治理問題，和各邦國之間的外交關係處理問題。 雖然當時是有天下的概念，和孔子對周禮的推崇，但是現實操作的恢複天下次序的方法論，是沒有實現的可能的。最終實現天下一體，是提出新方法論（就是郡縣製的實踐）的法家學派。 在漢朝的時候，董仲舒對儒家的整合，算是將儒家吸收了法家、道家和陰陽家為一體，而奠定了儒家一統的局麵。這個時候，體製上的爭論，基本上偃旗息鼓了。而真正的爭論是在政策上，也就是具體的實踐上如何運用的策論。 所以蔣介石的國民政府沒有實際上達到恢複中國郡縣製，這個完成是在共產黨手裏實現的。 當時的思想和實踐，其實就是在孔統坍塌之後，如何引進西方思想和實踐，引進多少，是全盤西化還是中體西用，是西方理論和中國實踐相結合，還是徹底拋棄中國傳統，等等。 在這個中西之爭的磨合狀態中，是不能用共產黨和國民黨這個政治分野來劃分的。 比如說全盤西化和徹底反傳統的三個旗手，一個是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一個是胡適，是中國國民黨裏麵的大人物。一個是魯迅，算是獨立的知識分子。 即使是中國共產黨中間，有的是歐美、日本、蘇聯回來的留學生，因此所謂西洋、東洋和北洋的區分也不小。當然最後的主流，還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接受了部分西方思想的本土派，就是重視中國實踐的派別。 看1949年的製度，可以大致認為，算是維持了中國傳統郡縣製，又進行了西方式的現代政府行政改革。在1949年之前的民國政府，行政改革比較注重在城市，而1949年後，則是在農村進行了現代製度改革。 這兩個改革，都是中國曆史上開創性的。但是考慮到中國當時主要是農業經濟國家，雖然城市的嗓門比較大，造成的影響比較明顯，可是農村進行的改革對中國的發展，影響是比較長遠和深刻。 看一下中國的郡縣製，和歐洲的各小國林立，和蘇聯的共和國聯邦製，和美國的各州聯邦製，都有所不同。因此要是有人，在政治改革中，要推翻郡縣製，實行聯邦製，這個可是一個自從秦漢以後的大變局。 可以說分裂中國，這個算是一個基礎。 那麽在1949年之後，出現的另一個爭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 其實把這個名詞和概念去掉，就是俺們祖宗在漢朝時候，開鹽鐵會議，討論的國進還是民進的問題。 當時的賢良和文學，當然支持的是豪民權勢，就是今天要走資本主義道路。而當時的大夫，支持的是國進的官山海，就是今天要走的社會主義道路。 但是當時發生的爭論，出現兩個問題。一個就是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中間，有一條修正的中間道路，叫做國家資本主義，或者叫做市場社會主義。 國家資本主義，當時的名聲有點差。就像是漢朝初期的法家，被秦朝暴政給拖下水了。當時的國家資本主義，被蔣家王朝的官僚資本主義給拖下水了。 國家資本主義，其實說的是國家作為一個主體，對資本進行某種程度的控製和掌握，使得資本的運用，可以對一個國家的發展有利。 比如說任何國家都有某種壟斷性的企業存在，比如說中國的國有銀行，如中國銀行、共識銀行等等，比如說美國的私有銀行，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等。所謂國家資本主義，就是這些國有銀行裏麵的股權，比如說中國財政部有30%的股權，是國家所有。 你可以把這些壟斷收益，用於國家財政支出，也可以拿來搞全民福利。 而私有資本主義的這些錢，就是裝到了私人的大富豪的兜裏去了。 但是國家資本主義這個主體，要是被不良的官僚所侵占，那麽這部分的好處，就不是用於國家的分配，而是變成了官僚的個人和集團利益，那麽就變成了官僚資本主義了。 所以俺們後來的名稱，就選用了市場社會主義，或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可是如果不能避免國家的公器被私用，而產生了腐敗和自私的官僚，那麽這個市場社會主義的社會就變質，而成立市場官僚主義了。 這個是路線之爭，說到底還是俺說的分配之爭（有讀者對分贓有過敏）。那就是分配是要有豪民來主導，還是要有國家來主導。 由豪民來主導，結果就是東漢末年，財閥興起，國家衰弱，土地兼並，流民大增，黃巾四起。對老百姓非福，對豪民也未嚐是好事。 由國家來主導，就要考慮如何監督官僚的行為，而保證國家主導的分配，能夠造福於窮民，而不是隻是造福官僚。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