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一談到精簡機構，馬上就會有讀者指出，在N多年以前，一位在寧夏銀川市郵政局工作的郵遞員李自成同學，就是因為在送信的時候丟失了政府文件，正好被中央政府精簡郵政局，而被迫下崗。

當然李同學下崗了之後，經濟狀況不好要借債，借了錢之後還不了，被債主到法庭告狀追債，從而下了大牢。而這期間，老婆又有了外遇。不知道是為了貼補家用，還是因為看你太窮和人跑路。

結果就是李同學的好友們劫牢獄成功，先把債主艾舉人（知識分子啊！）給砍了，然後把老婆也砍了，兩條人命在身，隻好參加革命了。

那麽李同學的經曆和今天的官吏們有多大相似性呢？今天俺認為應該被精簡的官吏們，大概油水已經給刮了10來年了吧。因此這些人出來，恐怕做債主借錢給人的機會，要大大多於向人借錢的機會。以他們油水的富裕，老婆和人跑路的機會也不大。更大的機會，是跑到大學去包一個女大學生做小三。

當然在1990年代中期大批工人下崗的時候，失業人士中不少人被人教導轉輪子轉得腦袋有點暈乎乎的時候，俺是不讚成當年的當政者精簡官吏體係的想法的。那個時候，倒是和李同學的時代有些類似了。

而今天在轉換政府功能的時候，就是說把這些政府裏的官員本來就負責的東西，轉移到民間，然後政府財政上扶持一把，給人家一個平穩過渡，就應該沒有太大問題。

而且在人才缺乏的中西部的中小城市，你政府裏麵的官員還是這些地方比較優秀的人才。放在辦公室裏麵，好一點的話，就是消磨，差一點的話，就是出來殘民。還不如讓人家在外麵風風火火搞一場，反而會對經濟發展和地方複興出一點力氣呢。

有讀者說，在中國動一張凳子也是要流血的。這個讓俺想起了範仲淹的話，讓一家哭要好過一路哭。以現在的官吏體係這種腐敗方法，你不治理，怕讓幾個人流血，最後的結果，就是讓全國一起流血。

前麵說到中國的基層縣一級改革沒有受到太大重視，反而發現各種輿論的指向，倒是直接指向中央。

俺一直強調，中國的任何政治改革，都不能以削弱中央政府的權威為代價。看來別人的所謂政治改革，其實就是要針對這個關鍵點。

看現在中國的最高層核心權力機構，其實就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產生的中央委員會，然後中央委員會產生的政治局，然後政治局產生的政治局常委會這樣一個體係。

在這個體係裏麵，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性還是比較普遍的。大概可以說每個省區、各民族、軍隊等等代表，都有自己的份額。而在權力分配上，你要上升到政治局，當然和上麵的推薦有關係，但是也和下麵的各地代表的支持分不開。

這種權力分配體係，頗有點像羅馬天主教會的結構。

也許有人會小看羅馬天主教會，但是不知道人家這個教會的教眾，在全世界可能達到12億人口，也就是中國和印度在總人口上才可以與之相比。

羅馬天主教會的基層單位，就是教區，大概有2795個（中國的縣大概是2862個）。在這些教區，都是由主教領導。當然在教區之中，還會有細分的小教區，就是由牧師們帶領了。

那麽在上層機構上，就是由樞機主教組成的樞機團。在2008年的時候，這個樞機主教團，大概是194人（中共17屆中央委員會是204人）。在主教團裏麵，又分成不同的三個層級，處於權力最高層的，是主教級樞機，現在是9位成員（相對於政治局常委）。

而羅馬天主教會的財政運轉，主要是靠教眾的十一稅，就是10%的稅收（比較接近中國的井田製的稅率）。當然天主教的教營企業（類似於中國的國營企業），經過N多年的經營，涉及金融、地產、旅遊、高科技等等，都為教會提供了更強大的財政支持。

羅馬教皇，就是大家的領袖，在曆史上本來是由有選舉權的羅馬公民選出來的，後來就被限製到了樞機主教團選舉，而且隻有樞機主教，才有資格當選。超過80歲的樞機主教，自然就是去羅馬顧問委員會了，不能參加選舉了。

其實看一下羅馬教會的製度，可以看到其長期穩定的特點。一個就是最高領導人的選舉是小圈子，但是這個小圈子，卻含有普遍教民的民意在內。

首先就是領導人資格認證。在有資格出任教皇的人馬之中，你必須是樞機主教。這個和中國的領導人必須當過地方大員比較類似，就是你要有足夠的領導經驗。在看一下美國的總統選舉，雖然沒有明確的資格認證，但是很大一個比例，是你當過州長，有行政管理經驗。

或者是像艾森豪威爾和老布什那樣，雖然沒有幹過州長，但是有不少軍隊和政府部門的管理經驗，也可以管理國家。

但是以嘴巴為主要經驗的參議員，也有出任總統的。管理國家能力如何，就要看造化了。

其實俺看選舉的訣竅，就是你如何把握候選人資格的界定。如果你把候選人資格界定清晰了，把標準提高了，你可以出來競選的人，大概也就是那麽幾個了。這個時候，你真的靠194人，還是204人，還是香港的800人，還是幾億人投票，差別並非太大。當然你這幾百人，還是要看可不可代表大多數的民意，是不是可以客觀的投票。

而中國在高層的選舉中，從上到下的影響有了，可是從下到上的影響，顯然還不夠。如何增加全國代表大會對上層選舉的影響力，促進黨內的民主程序，是高層改革的一個方向。

當然現在看來中國要改變經濟增長模式，就必然會帶來國內各階層經濟利益的不同分配，而這個不同分配，必然會要求相應的政治改革出現。這個是沒有辦法避免的。

非常明顯的是，中國必須一方麵揚棄極右派全盤西化，引進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全民選舉的路數，另一方麵必須防備極左派的文革複辟，把中國拉回改革開放之前的政治經濟模式。

不過，俺倒是強烈支持，在中國進行不同方向的政治改革試點。像中偏右的，比如說深圳模式那樣，以香港模式作為終極目標，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行政主導的基礎上，如何將人民代表大會引進香港立法會那樣的選舉和監督機製（當然香港政改方向希望由立法主導，取代行政主導的方法，也不妨實驗一下）。

另外像中偏左的，比如說重慶模式那樣，也可以好好探索一下，在唱紅打黑的引導下，如何找回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執政責任，解決城市化這個大進程中麵臨的挑戰，實現貧困山區人民可以搭上共同富裕的發展快車。

對深圳來說，如何解決貧富差距和保障窮人的政治經濟權利（香港在這方麵，應該是屬於擔樓梯的表現），而不是將民主監督停留在富人和精英的手裏，在立法上保護窮人，而不是富人和貪官，是一個挑戰。

對重慶來說，如何解決政府執政官員可以真正地遵從民意，將目前實行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政策，製度化和程序化，而不是依賴於主要官員的個人努力。如何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民主監督製度，也是一個難題。

也許中國未來的政治改革方向，就會在這些中間的、中偏左的、和中偏右的幾種不同模式中，互相補充和學習，為中國的政治實踐提供一條嶄新的道路。

（完）

注：最後一章節，需要更多的思考和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