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捐了麽?”已 成汶川震災後國人一句最流行的話語,心係災民已成為當前最重要的愛國主義。災區民眾的危難,就是國家的危難。一方有難,八方支援。全國各地民眾愛心總動 員,有錢出錢,有物出物,有力出力,竭盡所能。港澳台三地情係巴蜀,踴躍捐助。危難之際的相濡以沫,見證兩岸四地同胞的骨肉真情。國際社會紛紛伸出援手, 讓仁慈愛心成為世界一片美好綠洲。
震災發生後,大陸企業紛紛解囊,更有不少企業捐出數千萬巨資,成為感動國人的一幕。但通過媒體發布的捐款名單不難發現,大陸富豪的“愛心”與 港台企業家們相比,差距太大。台灣企業家們紛紛向地震災區大筆捐款,台塑集團捐贈了1億元人民幣,長榮集團緊隨其後捐助1000萬美元,富士康科技集團捐 贈6000萬元人民幣。台灣企業和個人總共捐款總額已超6億元人民幣,而大陸富豪榜十強的賑災捐款總數隻有3250萬人民幣。香港同胞為震災捐善款近10 億元, 邵逸夫先生捐款1億屬最多,著名愛國人士鄭家純先生為災區捐5000萬元。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大陸所有地產富豪中,捐助超過2000萬元的一個也沒有。
大陸民眾心目中的財富偶像,在特大震災麵前出手小氣,令人失望。身價逾千億的大陸女首富楊惠妍及其所有的碧桂園合計捐助1300萬元;去年銷售收入超過523億元的萬科地產,捐款220萬元;房地產大亨潘石屹其名下SOHO中國捐款200萬元;締造中國新經濟神話的阿裏巴巴主席馬雲捐款200萬元;創造“星河灣神話”的廣東地產大鱷黃文仔捐款 200萬元;地產界與IT界雙料明星、今典集團總裁張寶全捐款230萬元;屢屢出語驚人的“地產教父”任誌強尚不見動靜;在地產界吒叱風雲的“地產革命家”馮侖尚不見蹤影。
在這次賑災中,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是,工業企業家比房地產商更慷慨。海爾聯想等國內幾十家著名製造企業捐助都在千萬元以上,而房地產企業捐助千萬的屈指可數。以我老家浙江為例,截止今天,總捐助額已破6億元人民幣,獻血滿庫,每天仍在不斷遞增中。捐款超千萬元的工業企業有10家,房地產企業2家;超百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87家;房地產企業3家。大部分房地產企業捐助在一二十萬元。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今天天涯社區發帖照片中,竟有一家廣東惠州房產公司拿著一塊碩大的牌子,上麵寫著該公司“抗震救災捐款一千元”。真不知是在做房產廣告,還是在抗震救災。
台灣《聯合報》稱,大陸富豪和地產商們因為賑災不積極,已經受到大陸輿論批評和指責,形象跌至穀底。很多大陸網民在看到地產商的捐款數目後,痛罵賺取暴利的房地產商是“為富不仁”、“冷血”、“奸商”、“吸血鬼”、“醜陋的地產商”。
房地產商賑災之所以受到國人關注,是因為他們一直是 中國富豪階層的代名詞,並且他們比任何工業企業都暴利,也都更容易謀利。在很多有識之士看來,房地產是中國官僚腐敗的溫床,房地產大亨們也往往容易與權貴 資本主義沆瀣一氣。不管哪個城市房地產項目的前期圈地,都讓外界充滿錢權交易的聯想。而很多中國貪官的落馬,正是一頭栽在地產貓膩上。不論是出於對企業社 會責任的拷問,還是出於普羅大眾痛恨財富謀取的不公,抑或是不健康的仇富心理,房地產商賑災自然成為被大眾放在陽光下檢視其企業道德的第一群體。大眾對地 產商賑災有期待,有質疑,必屬當然。
工業企業賑災比房地產商慷慨,發人深思。我認為,是 中國兩種不同企業生存形態生發了兩種企業家的不同人文精神。工業企業的產品品牌與市場占領,是長期努力的結果,需要企業家更前瞻的戰略和更踏實的作風,更 多體現對市場的拓展和對產品的技術創新;而房地產商根據中國國情把政府公關放在第一,產品品牌大都靠策劃包裝,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更多致力於把權力的物化 和對樓盤的精巧推銷。正因如此,工業企業家更務實,深知企業財富積累凝聚無數工人的智慧與汗水,因此推崇務實的社會責任;地產商更作秀,其滾雪球一樣的財 富折射著權貴資本主義的陰影,因此更熱衷表麵形式的嘩眾取寵。
此次賑災,正是例證。在災難麵前,那些所謂“地產思想家”, 一語不發,一事無為;那些平時出手大方的地產大亨,變得異常吝嗇。究其根源,那些地產商平時的慈善行為,隻是一種高超的企業形象公關和個人作秀宣傳罷了。 因為平時捐一千萬元是大新聞;而在震災之中,一千萬僅僅是一個普通數字。與其普通,不如更普通,正好省點錢,換另一個場合風風光光地再捐。那些地產商們做 慈善,要的不是人間大愛,而隻是這種風風光光。他們的慈善本身就是一種自私的愉悅,不是善行,他們捐出所攫取財富的一點點,目的都是一個,就是體驗那種高 高在上的恩賜感,而不是真正的大悲大愛。
也許有人反駁或批判我的觀點,認為慈善是一種自願行為,不可苛求,捐一分與捐千萬都是一樣功德;或如萬科王石董事長所言:“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成為負擔。”
王石先生的博客在網上已經遭到網友的普遍炮轟,我不再質疑;萬科集團捐款兩百萬是否寒酸、摳門,我也無權評判。王石先生是中國地產界有思想、有個性、有作為的旗幟人物,我隻想與王石先生探討三個問題。
問題一、公益是萬科的核心價值觀嗎?
打開萬科網站,“和諧社區文化”、“萬科質量文化”、“萬科陽光照亮文化”、“萬科青春文化”,撲麵而來,目不暇接。這些文化代表了什麽呢?王石先生寫了一本書:《道路與夢想》,在很多城市簽售得不亦樂乎。這本書高屋建瓴地給這些文化做了提煉:“做企業如同做人” !企業家是企業的人格化。可萬科在特大災難前,隻捐區區兩百萬,王石先生以什麽人格感召員工呢? 王石先生說:“萬科捐出200萬是合適的。”這一想法,我想潘石屹、任誌強、黃文仔等響當當的地產大爺們也肯定讚同,因為他們賑災金額驚人一致。我不知道王石的“合適”是怎樣感覺出來的。網民的強烈批評與台灣媒體的負麵報道,已經讓有良知的國人深感“不合適”了。
在這場國難麵前,上到政府,下到乞丐,無不表現出了 幾十年未見的堅強和團結。可以說,這場災難把國人的愛國熱情喚醒,把中華民族的民族精神再次凝聚。然而,在這樣一個萬眾齊心時刻,王石先生拋出的“災難常 態論”、“慈善負擔論”和“員工十元論”,實在讓人心寒到了極點。 捐款多少,無可厚非。畢竟,都是對災區人民的一片心。隻是,王石兄啊,如果一個人醜,他沒有罪,誰讓基因遺傳不好呢;長得醜出來嚇人也不是罪,世界是矛盾 存在的,沒有醜哪來的美;但是如果長得醜出來嚇人,還要參加選美妄圖稱冠就是有點不知羞恥為何物了。萬科捐了200萬在大企業捐款中確實醜了點,但畢竟是 董事會決議,不是一個人所能左右的;200萬拿出來引出了少數網民的質疑其實也沒什麽,隻不過是極個別的企業集團捐的太漂亮而已,沒人會比較這些太久的, 畢竟大多數災民還是懷著感恩的心對待每一筆捐贈的;但是,如果一個堂堂年利潤幾十個億的地產魁首,在捐贈了一筆不太拿得出手的錢之後,還要貶低諷刺那些大 額捐款的企業濫用股民的錢,還要把一場幾十年不遇的天災說成常態,還要限製自己的員工捐款數額以減少負擔的話,除了冷漠、無情、羞恥外,我實在是想不出其 他的字眼來形容!
我更想說的是,萬科作為中國地產界的一麵旗幟,在國難麵前,所展示的不僅僅是企業的慈善責任,還要樹立起行業領袖的道德榜樣。常態下的慈善是一種品德;國難下的慈善是一種責任。網民們譴責王石,不隻是挑剔其捐款金額,而是譴責其200萬捐款背後的萬科對國家與社會不盡責任!國難當前,萬科應該振臂一呼,做出榜樣,“向我看齊”,發揮地產領袖的影響力。王石有勇氣攀登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為何沒有勇氣去攀登抗震救災的道義高峰?我可以告訴王石的是,在人民心中,攀登一萬次珠穆朗瑪,不如登臨一次道義的泰山。
問題二、愛心可以限額嗎?
王石先生對萬科普通員工慈善捐款限額十元,中國首創,世界無雙。我不知道王石先生此舉是對員工合法收入的保護呢?還是萬科員工的工資不高,一捐就沒錢吃飯?員工捐款不僅僅是公司行為,更是一個公民行為。作為公民捐助自己的合法收入,應該完全自由。不知王石先生有何權力剝奪或限製員工的慈善權?
我做獨立董事的地產公司實力不及萬科的百分之一,但我們員工在震災發生後第二天就自願捐款,最少的捐五十元,更多的捐幾百元,甚至有把整個月工資捐了的,120個員工捐了13.6萬 元。員工們都認為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寧可省吃節用也要盡份愛心。公司董事長、著名浙商陳學軍先生對員工義舉極為讚賞,並捐助了一筆超過王石先生的賑災 款。陳學軍認為,慈善是一種責任,在賑災麵前,任何一絲商業企圖都是醜陋的。我不知道,同為房企,員工心態就差別那麽大嗎?不是的,乃是王石先生一直把慈善作為形式和手段的必然,覺得員工捐了十元,表了心意即可。王石先生可曾想過,萬科員工中不乏很多充滿大愛的人,慈善限額是對萬科員工道德境界的蔑視。
問題三、億萬家產要留給誰?
個人發財致富後捐贈一部分財產於公益事業,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為富而仁”,“樂善好施”一直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重要組成。萬科也一直重視慈善事業,王石先 生曾把廣告代言的幾百萬收入捐贈給希望工程,值得欽敬。但應當指出,王石捐助社會的,隻是其獲取社會財富的極小極小部分。雖然萬科資產不等於王石個人財 富,但王石的財富觀一定決定萬科如何履行社會責任。不知中國地產風雲人物王石,在爬山衝浪之餘,有否想過億萬家產要留給誰?
著名學者資中筠在《財富的歸宿》中說:“花錢和賺錢一樣,需要高超的智慧與技術。個人財富是社會財富的一部分,歸根結底應用於提高全民的生活水平。” 西諺有雲:富人進天堂猶如駱駝穿針眼,難道財富隻能是一種罪惡,而不能成為升往天堂的台階嗎? 當今中國像20世 紀的美國那樣產生了為數眾多的億萬富翁。工業化迅速發展,城市化邁開大步,私人財富急遽增長而且高度集中,出現了著名工業巨子和許多地產大亨。這些人財源 滾滾,其個人名下的財富如雪球般加速膨脹。巨大的財富集中在少數人的手裏,就產生了大財團。他們與官僚結合就滋生了權貴資本主義。順其自然發展下去,貧富 懸殊兩極分化就會非常嚴重。
雄厚的剩餘資產對於形成一種影響全社會的、有獨特意 義的事物是必要的物質基礎。一個自尊自愛、過健康生活的人,隻要不吸毒,不狂賭,個人花費總是有限的。億萬富翁們即使盛行消費主義,購置多處豪宅,比起他 們名下的幾十億乃至幾百億資產,仍是九牛一毛。為什麽中國富豪如此守財,國難當前也如此“葛朗台”呢?我想,原因不外乎五個方麵: 一是信仰使然:中國人大多不信宗教,不象美國一樣有基督教教義給予的根深蒂固的信仰。美國富人們大多相信,他之所以能成功致富,是上帝給了他智慧、本事和機遇,所以他對上帝要有一個交待,他應幫助那些不那麽幸運的窮兄弟,並對社會有所貢獻來報答上帝。上帝說:“富人進天堂比駱駝進針眼還難”,所以必須回報社會。而中國人大多認為自己成功致富是憑運氣靠本事,所以發財後最喜歡做的一件事就是捐建廟宇,燒香還願,祈求吉祥好運。 二是文化使然:美國人把慈善作為核心價值觀之一,崇 尚誌願精神和社區觀念。從傳統上對政府較少信任,同時也較少依賴心。這樣形成一種觀念,誌願服務於社團,包括公益捐贈,是一種公民義務,而不是恩賜。美國 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參與社會上形形色色的義務工作不計其數。這已是尋常事,不需要“學雷鋒”的口號。而中國東方社會的傳統是遇到困難或老弱病殘依靠家族和親友照顧,掙錢是為子孫後代積累家產,買房置業。所以地產大亨一直“春風得意”的根源,其實在此。
三是環境使然:中國市場經濟有待完善,經濟環境不很穩定,富豪對坐擁的億萬家產缺乏足夠的信心和安全感,生怕猶如牟其中一夜富翁一夜窮;
四是製度使然:中國公益事業體製和機製有待健全,平時各類募捐踩破門檻,讓著名企業苦不堪言,造成企業家對慈善事業產生應付心態;募捐財物在中間環節被侵吞的醜事時有發生,也挫傷企業家的慈善熱情;
五是品格使然:中國的富豪們由於大都是“土生土長”,並且具有濃厚的“鄉土味”,因此他們往往將一夜暴富所得到的巨資,隨意投資或者大肆消費,反過來,社會急需的公益基金業卻處於“嗷嗷待哺”狀態。這種明顯的反差,表明當今日益膨脹的私人財富,還沒有找到一個適合社會和諧發展的“歸宿”。每次舉辦慈善捐助活動而許多巨富“缺席”,乃因為他們的慈善意識和捐助意願仍處於初級階段,缺乏發自內心的公益理念和精神。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中國過去的精英理想。21世紀的今天,“公益”這 個極具普世價值的詞匯,應當與財富、社會風氣、公眾觀念、公民的社會責任感、自助互幫等融合在一起,成為了社會和諧發展和共同繁榮的象征,成為中國當代的 精英思想。所以公益事業的意義不僅僅在於捐款濟貧、發展教育或者是有意義的事情,更貴於能樹立慈善公益的社會價值觀,引領公平正義、互助友愛的社會風氣, 提高我們全民的道德水平,促進中國慈善事業的健康發展。“散財”不僅是一種慷慨助人的舉動,更重要的是彰顯自身的榮耀感。這也正是我討教於王石先生及巨富們的用心所在。
“一個企業家的最高境界就是慈善家。”華人慈善魁首、百齡巨擘邵逸夫的這句名言,應成為當下中國地產大亨們的道德座右銘。在中國大陸,隨處都可以看到一幢幢雄偉挺拔的“逸夫中學”、“逸夫教學樓”、“逸夫遊泳館”。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向中國內地慈善捐資,光捐資辦學一項總額已達二十五億元人民幣,如果加上曆年來扶貧救災等各項捐款,總共向內地捐款將近四十億元人民幣,香港邵逸夫先生堪稱華人慈善家第一人。今天看到網上公布四川地震慈善捐款風雲榜,邵逸夫先生位列榜首。邵逸夫慈善事業堪稱是華人楷模,將成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瑰寶,成為全人類偉大事業的一部分。
地產大亨們都很有個性,很能搏媒體頭條,但媒體頭條一翻即過。我想如果他們能象邵逸夫先生一樣熱愛慈善,那一定會永遠成為國人心目中的頭條。
地產大亨們都很有思想,常發驚人言論以搏國人喝彩,但嘩眾之言,倏爾而逝。我想如果他們能夠記住世界“公益之父”安德魯·卡內基臨死贈言,給四川震災更多的捐助,長此以往,站在巨富應盡的道義高地,就一定能贏得人民和曆史的喝彩。
那就是:“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種恥辱。![](//blog.wenxuecity.com/images/pixel_trans.g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