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後不久的一天，我正在和大院的同齡孩子們一起玩，突然發現他們看我的眼神不對，而且對我有些疏遠，甚至陌生，有時還背著我交頭接耳的。我是他們的王，但不知為什麽，平時服服貼貼的他們敢和我頂嘴了。後來幹脆就躲著我，連讓我弄明白的機會也不給。

有一天在上學的路上，我抓住一個落單的小孩，並威脅他，如果不告訴我真話，我就揍他，反正這裏也沒有其他的人。他很害怕(我過去的餘威尚存)，就小聲地說，你爸爸在大院裏掃廁所了。我隻覺得腦子轟地一下，先是屈辱，震驚，然後從來不知道害怕的我，突然有了一種恐懼感，揚起想打人的手又無力地放了下來。我茫然地看著那個小孩像驚慌失措的兔子一樣漸漸地消失在我視線中的背影，感到一股寒氣從心裏向四肢蔓延，我冷冷清清一個人站在哪裏。

不知過了多久，我預感到什麽大事可能要降臨到我和我的家人的頭上，我反身向家的方向跑去，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逃學。當我氣喘籲籲的跑到家門口時，注意到我剛剛離開時，鎖好的門沒有變化(我鎖門有個習慣，鎖好後一定會把鎖頭向一邊別過去，表示已經鎖好了)。我沒有進去，而是一個人去了建築工地上碼起的磚頭落子裏，把自己藏起來了，我不想讓父母因我的痛苦而感到難過和不安。從那天起，我就開始慢慢地養成了一個習慣，當痛苦無奈時，就自己躲起來獨自療傷。

我開始注意觀察父親，發現他顯得身心疲憊，有時還魂不守舍，而那種洋溢在他英俊臉上的神采奕奕不見了。他也很少和我們孩子說話，更別說逗我們玩了，和媽媽說話時，也顯得心思重重的。周末當妹妹從幼兒園回到家裏，也沒有再看到爸爸把她抱起來，用他的胡子紮妹妹的小臉蛋了。我有一種不祥的感覺，父親要離開我們了。對此我沒有和哥哥交流過，但我想媽媽一定是知道的，而且比我們孩子們知道的多得多。我們都心照不宣，知道那一天遲早會到來，但又因為它是我們最最不願意看到的結果，所以那些日子，我們家除了妹妹以外的所有的人，都仿佛被裹進了一隻沒有縫隙的大缸裏，黑乎乎的，讓人透不過氣來。

有一天晚上，爸爸沒有回來。第二天一早，政治部的一個幹事把我媽叫了出去，過了大約一刻鍾後，媽媽回來了，一聲不吭地開始給父親收拾東西。我攥著拳頭，真想追出去狠狠的揍那個混蛋一頓，而我那時還隻是個孩子，心有餘兒力不足。但他的模樣卻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腦子裏，在我幼小的心靈深處充滿了複仇的火焰。

從那以後，我們一家人再也沒有了歡笑了，而且父親也不知道被關到哪裏去了。兩年以後，在一個周末的上午，媽媽神神密密地把我們三個孩子帶到了一家照相館，照了下麵那張沒有父親的全家福(媽媽在攝影師傅的一再喊叫下，才露出一絲苦笑，多淒涼！)。事隔多年以後，媽媽才告訴我，那是爸爸走後，第一次托人捎來口信，想要一張我們的照片。這是文革期間我們家照的唯一一張照片，看看我們胸前的那枚像章，它是就我們那個時代的神和一切。

 

再後來媽媽也被下放到農村去了，妹妹還在長托(這是當時唯一的人道了)，我和哥哥一夜間成了有父母的孤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