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個多月發生在中東地區的群眾要求民主的示威活動已經波及到利比亞，令人對其他獨裁政府的地位穩定性產生懷疑。

由匿名者號召的「茉莉花革命」集會連續兩個周日在中國出現，雖然參加集會的以警察人士為主，但這顯示了政府在采取前所未有的措施，防止“茉莉花”盛開。

紐約時報近日發表文章報道中國政府所采取的措施，並請了五位學者進行分析。

Why China Is Nervous Aboutthe Arab Uprisings Debaters，March 1, 2011

這些學者幾乎一致同意，中國的經濟在過去十多年中快速增長，但與1989年相比，引起天安門廣場民主運動的兩個因素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在某種程度上更加劇了的話，通貨膨漲和腐敗是當前兩個最大的不穩定因素。就腐敗而言，毋用致疑，無論是從哪一方麵看都是愈演愈烈。最近發生的建國以來第一例鐵道部長下台就是個鮮明的例子。學者們指出，政府高層雖把穩定當作頭等大事來處理，力求防患於未然，但指標不治本的做法難以解除這種似乎是一觸即發的憂慮。

過去的兩個周末，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出現的警察快速布置，控製可能出現的示威活動，是中國政府最近大力強調的“維護穩定”措施的反映。負責安全的機構得到空前的財政資助，並可淩駕於法律之上運作。

在過去的五年中，維護穩定（簡稱“維穩”），已成為一個多機構的聯合運作，從政治局常委公安部長周永康，到負責監視法LG成員的居委會“安全巡邏”誌願者，措施包括互聯網審查，騷擾列入黑名單的麻煩製造者，雇用通風報信的眼線和軟件開發，阻止小摩擦演變成大衝突。

有一項新的五年發展計劃，以新的“社會管理”機製平息騷亂，預計將在兩會召開期間通過。

根據清華大學的研究報告，中國去年用於公共治安的財政開支估計為770億美元，這是基於官方的警察預算，幾乎接近國防開支。一些專家說，實際數字可能會更高。

根據媒體報道，遼寧省去年用於“維穩”的經費占政府開支的15%。廣東省南部的廉江市承認2009年在維護穩定方麵的投入超過過去五年的總和。

這種應對措施始於20世紀90年代末因國有企業私有化造成的大規模裁員，並在2004年國內出現新一代的法律維權活動分子，及國際上的推翻前蘇聯共和國獨裁統治者的顏色革命而加強。開始時的應對措施逐漸演變成一個對應一係列挑戰的體係，包括2008年奧運會，西藏和新疆的種族騷亂，呼籲民主自由的《零八憲章》，及監禁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黨的出版物編輯說，在胡錦濤的這種指示下，國家的安全和宣傳部門乘機借東風，以此來得到“盡可能多的金錢和權力”。據新華社報道，在過去幾年中，數以千計的維護穩定辦公室開張，30多萬名政府工作人員受招募服務於“社區服務管理”。地方官員到北京受訓，學習如何控製互聯網，以談判而不是武力驅散人群，“引導民意”。

去年南方日報的一篇文章報道，廣東廉江市官員吹噓如何在各主要路口安裝監控攝像頭，雇用數千名舉報人，居委會成立由340名年輕男子組成的“飛虎隊”，協助警方處理騷亂。

最高達22美元的“和平獎”頒發給成功地將問題控製在其管轄範圍的地方領導。官員說，在2010年前八個月內沒有“群體性事件”發生，赴京上訪的人數下降百分之二十五。

宣傳部門認識到互聯網是對抗不穩定的防禦前線。中央宣傳部門在2009年作出判定，地方官員有平均不到兩個小時的時間防止“突發事件”在互聯網上升級。據業內專家說，根據政府的一項提議，軟件人員一直在研發一個自動化係統，可以跟蹤趨勢主題，更好地查出潛在的破壞性的消息。“例如，什麽時候辯論達到高峰，轉為反政府的情緒？”一位高管說。“他們需要找到合適的時機介入並進行控製，又不會顯得有太大的限製。”

基於維穩的要求，法官和法律學者說，司法係統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幾十年來的改革，回到了毛澤東時代的做法，進行調解，許多律師形容其為強製性的。（回憶，當年想要離婚的人要接受三輪的調解，然後才可能對簿公堂打官司）

司法人員的提升越來越依賴於視其是否有能力令案件庭外解決，撤銷案件，阻止上訴或請願。

位於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中國法律專家Carl Minzner說，許多法院無顧事實強迫起訴人庭外解決，或幹脆阻止立案。他列舉了為最高人民法院稱道的2010年的“模範法官”陳燕平，使用調解解決了3,100起案子，無一上訴或請願。

用於穩定的錢也催生了像“黑監獄”這樣的非法關押上訪者的生意。中國媒體曾曝光，與警方有聯係的北京私人保安公司，在北京替約70個地方政府關押請願者。

但研究表明，這種策略並未平息所有的衝突。上海交通大學在其關於危機管理的年度報告中提到，2010年有72起社會動蕩的“重大事故”，高於2009年的60起事故。危機在媒體曝光也更快：約33%在當天被報道，67%是在互聯網上。

此次，當“茉莉花革命”的消息一出現在互聯網上，很快就有100多名持不同政見者和人權活動人士被限製自由活動，數人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指控被拘捕，對微博客及手機短信的過濾封閉更上一層樓，加入世界上最為緊張的政府措施行列。

官方的這種施加壓力也未必都能如願。上周，北京當局警告一些未經批準的教會成員不要在周日聚集，並試圖阻止外國記者采訪。但事與願違，他們反而成群結隊的出現了。一些記者甚至遭到毆打。外國記者在本周還被告知，如果欲在包括王府井在內的北京數個公共場所拍照、錄像或採訪，需要事先得到特別允許。那位以伶牙俐齒出名的外交部發言人薑瑜解釋，這是為了確保那些地方的街道暢通，引起在座記者的竊笑。外國媒體指出這是從2008年奧運會召開前所采取的新聞采訪開放政策的倒退。

“限製人民的自由，並試圖封閉信息並不能解決中國麵臨的問題。”人權律師浦誌強說。上周有便衣安全人員跟蹤他。“我認為這種策略隻能樹敵更多。”

（Well-Oiled Security Apparatusin China Stifles Calls for Change，By ANDREW JACOBS and JONATHANANSFIELD，Published: February 28, 2011）

中國曆史上說,亂世用重典，這種“維穩”的做法很難給人以太平盛世的自信感。以前有句話，不患貧而患不均，自1989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變，但財富的兩極分化，政府官員濫用職權，貪汙腐敗，侵犯公民私有財產等劣行造成社會矛盾日益尖銳，對建立和諧社會的努力的負麵影響是顯而易見的。過去宣傳，革命的基礎好像就是老百姓的患不均。控製民憤，不如徹底清除產生民憤的社會土壤才能一勞永逸。這樣，無論人們在街上拿著什麽樣的花也不會受到警察的盤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