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民喜歡被共產黨領導?

德國波恩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學教授辜學武判斷習近平所說的“任何人任何勢力企圖把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割裂開來、對立起來，中國人民都絕不答應！”具體有多大的合理性？他首先表示“中國的政體，從政治學的角度上來講是一朵奇葩”，因為，以他的看法，中共的體製既不屬於極權，也不屬於威權、也不屬於自由民主，而是一個獨特的體製。按照中共以前自己的話來說，中共和中國人民就是魚和水的關係。而現在更像是一種鋼筋和水泥凝固在一起的結構，無法分割。在辜教授看來，中國現在既不是威權體製，也不是極權體製，而是一個“功權體製”。也就是說中共的合法性，既不是民主的大選，也不是靠高壓手段完成，而是通過建立功利。通俗的說就是：老百姓需要經濟的發展，共產黨就會說：你需要什麽我給你什麽。

辜學武在此回顧了中共過去幾十年自我更新，通過反饋自我調整的過程。比如說老百姓希望做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民族尊嚴”的概念。老百姓希望過好日子，中國共產黨提出了一個“小康”概念。老百姓希望好空氣，習近平來一個“金山銀山綠水青山”。老百姓最擔心的生老病死，他來一個“全民社保”。老百姓要出行安全，他來一個大規模監控。老百姓希望到全世界旅遊，共產黨開放旅遊讓中國人走出國門。正是在這種不斷調節的過程中，中國領導層不斷對外界的刺激有所反應，並進行分析和調節後製定一種新的策略，然後緩解產生的衝突。對於辜學武教授來說，這也是為什麽習近平說中國人民絕不答應把中國共產黨和人民割裂開來時，並不是沒有底氣的原因。

中國共產黨有底氣?

1949年10月1日，毛澤東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盡管其他幾乎所有地方的共產主義統治已經崩潰，但共產黨統治在中國成功，這有著深刻的曆史緣由。中國的帝製權力一直有某種準宗教信條的支持。中國的皇帝充當了天地之間的中介，被當成是半神一樣的人物，既是神聖的權威，也是世俗統治者。儒學起初是道德哲學及政治哲學，後成為強加的意識形態，用來灌輸對權威的服從——從家族中的父親、宗族中的首領，一直上到皇帝。

所以在中國古代，要想改變命運，有以下幾種方式：一是拚命努力，發家致富，由貧農奮鬥到富農再奮鬥到地主。第二是讀書，中舉，中狀元，當官。這兩個都是正常的渠道。還有一個渠道，特殊渠道，那就是當皇帝，組織一幫信徒，一支軍隊，直接奪取最高權力。這種事，在曆史上，也非常多。

自從秦始皇發明了皇帝製度以來，當皇帝，就成了幾乎所有中國男人的夢想。在中國，當皇帝的門檻很低，不論你出身是什麽，都有機會。出身再低賤的人，也有機會當皇帝。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出身是個乞丐，漢高祖劉邦，出身是個流氓，他們都憑著個人奮鬥，成了皇帝，開創了新王朝。這就形成了很強的示範效應。這個在世界上其他大部分國家是不行的，沒有這個可能。在古代，世界上其他國家絕大多數都是世襲社會。比如歐洲，國王必須是貴族出身，歐洲的王位，一直是在幾十個家族之間傳來傳去，從來沒有老百姓當國王的情況。日本也是，貴族一直是貴族，武士一直是武士，老百姓一直是老百姓。王學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說：“一位同事曾問過日本學者，日本人有沒有想當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驚訝，說那怎麽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普通人怎麽能當天皇呢？”印度更是這樣，印度實行種姓製度，各種姓之間不能通婚。所以農民起義建立王朝這個事，是中國獨有的現象。歐洲曆史上也出現過許多次農民或者說農奴起義，但是這些農奴起義的領導者沒有人稱王稱帝，要開創自己的王朝。他們起義，是為了向國王請願，希望能減少些剝削而已。所以“皇帝夢”是中國這塊土地的“特色”。

那麽，為什麽中國這麽特殊呢？這是因為秦始皇早在兩千年前就消滅了貴族階層，創造了君主專製製度。這種製度下，除皇帝之外，其實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社會有很大流動性。“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你隻要個人奮鬥，一切都有可能。所以有句話，叫“帝王將相，寧有種乎？”

權力支配一切，所以大家都追求權力。那麽誰最有權力，當然是皇帝，所以大家都拚了命要當皇帝。所以共產黨總書記要當皇帝。毛澤東的行事風格就像一個神聖皇帝，他的思想如同儒家經典，必須背誦和尊崇。在20世紀60年代，對毛澤東“紅寶書”的不敬或者哪怕隻是無視，會被當作褻瀆神明一樣對待，一個人可能會因此被送過去古拉格一樣的集中營接受再教育——前提是他或她還沒有被處死。

毛澤東去世後，特別是在鄧小平進行了資本主義改革後，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主義開始喪失效力。黨員口頭上支持黨的正統，兒童依舊在學校學習這種正統，但民族主義乃至些許陳腐的儒家思想，開始取代舊有的共產主義信條。這也形成了一些中國人和專家所形容的“精神真空”。

填補這種真空的一個方式是皈依基督教，或者加入法輪功之類的精神修行團體，黨的領導人對此深感驚慌。政府之所以如此大力鎮壓在黨的控製之外獨立運行的宗教組織，恰恰是因為與國家正統相競爭的信條具備固有的顛覆性。

國家主席習近平清醒意識到了這個問題。正因為如此，他竭力收緊黨對意識形態的控製，複興毛澤東思想，同時打壓高校、大眾媒體和網絡中的異見想法。他的個人崇拜、強調嚴格的家長式領導以及強調自身哲學思想權威的做法，被廣泛視為在一係列平淡無奇的技術官僚執政之後，重新恢複共產主義帝國統治的一種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