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2月10日，德國巴伐利亞廣播電台采訪我，記者讓我談談對中國的期待。我能說些什麽呢？隻希望中國逐漸有一個公民社會。1993年，德國主教會議請我作為中國人在會上發言，談談對儒家文化的看法，我地地道道的“罪人”一個，在台上說台上的話，在台下跟德國朋友們說，其實，孔子在中國很可憐，因為中國曆史上太多的執政者，翻臉如翻書，需要的時候，孔子一夜之間成為“大成至聖先師”，不需要的時候，則 “打倒孔家店！”這個速度絕對要比你翻開一本《論語》要快。

陳獨秀的女兒陳子美女士生前被告知“家鄉為陳獨秀建立了塑像”，她本能的第一反應是“哦！又在耗費納稅人的錢，不知道哪時又砸爛了。”

在意識形態對抗的情況下，把榮譽視為“恥辱” ，可以明白，但無法理解；若把“羞辱”視為榮譽，又將“羞辱”轉嫁他人，則無法明白也無法理解。可憐的連戰父子，兒子中黑槍，大難不死；父親也中了冷槍。

“孔子和平獎”的評選委員會由五名北京學者組成，除了主席譚長流（北京人，1961年出生，孔子和平獎評委會主席，中國博士觀點叢書編委會總主編，北京師範大學哲學博士，著有《空間哲學》和《君子哲學》）外，還包括清華大學哲學係教授羊滌生、北京大學西班牙語教授趙振江、北京師範大學哲學係教授周桂鈿、北京大學研究員李繼興。

這些評選委員們具備教授資格，卻沒有公民意識。如此侮辱與消費連戰，貽笑萬世。

記者讓我預測中國離公民社會還有多遠？我無從回答。1998年以來，我一直在背後推動班貝格（Bamberg）與曲阜市結為友好姊妹城市，因為我們這代人在“批林批孔”中長大，到海外後閱讀文革“破四舊”孔子墓蒙難，實實在在感到傷痛。

文革時期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經由當時《紅旗雜誌》的主筆林傑的推薦，而成為江青主導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愛將。根據譚厚蘭文革後被審查時所寫的交代材料記述，林傑曾這樣對譚厚蘭說：“我給你介紹一個地方，除了大慶之外的一個好地方 ─ 山東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傳說中，秦始皇曾經下令挖掘孔墳，而曆史上真正有據可查的破壞孔子墓事件，發生在1966年、譚厚蘭的手下。孔子故裏在全國“破四舊”運動中損失最為慘重。

班貝格市，僅七萬人口，居民對老房子的保護做得非常好，整個老城區1993年成功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不一定是名人的故居，才列為保護的對象，任何房子，隻要房齡超過100年，均列為文物保護對象，被列為對象的房子，若沒有錢維護，市政府會通過所有媒體（報紙雜誌、網絡、廣播台、電視台）公布“危房”名單，動員社會上有錢有意者讚助。被列為文物保護的老房子，其維護費用個人出大頭，市政府州政府都有補貼或給予稅收優惠待遇。

班貝格大學的文物保護專業是國際一流水平的，我促成班貝格與曲阜市結為友好姊妹城市的動機是，讓國內的人懂得“立新” 不一定要“破舊”，我整整花了三十年的時間，才弄明白這一個小小的道理。

我真的無法回答記者的提問，但是，我個人認為，在公民社會建立之前，中國需要雅斯貝爾斯（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 1969 ）這樣的哲學家，帶領民眾反思罪痛；需要拉德布魯赫（Gustav Radbruch ，1878-1949）這樣的法學者，帶領民眾思考法哲學，讓公民逐漸懂得“惡法非法”，因為通常情況下法的安定性應居於首位，即便法律不善也不能動搖安定性，但如果安定性與正義的衝突達到了“不能容忍”的程度，法律已經淪為“非正當法”（unrichtiges Recht），法律就必須向正義屈服。

我告訴記者，我期待中國盡快出現這樣的哲學家和法學家。記者問我，期待的中國公民社會如何？這也很難說，我個人的理解是，在一個公民社會裏，公民意識就是“今天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明天可能發生在我自己的身上”，所以，在日常生活中，別人遭殃，我自己參與進去參與援助。

現在，中國底層公民抗爭事件繁多，你是參與進去還是袖手旁觀，甚至幸災樂禍？抗爭者贏了，是什麽心態；輸了，又是什麽心態，這都是公民社會成熟的表現。

想到公民抗爭、想到強製拆遷，回憶起1994年在泰國的經曆。出租車司機開車帶我們上路，在上立交橋時，我發現眼下的房子很破爛，我本能地信口開河：“曼穀政府真無能，這麽破爛的房子，也不拆遷，影響國際都市容貌！”

出租車司機：“老哥，你以為這裏是共產黨，想拆就拆？”

我無地自容，這句話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

寫於2010年12月12日，德國班貝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