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艱難的兩件事：把錢財從別人的 口袋裝到自己的口袋；把思想從自己的腦袋裝到別人的腦袋。

做第二件事，達賴喇嘛無疑是這個世界上最成功者之一。
 

隻要你仔細閱讀達賴喇嘛、西藏流亡政府和西方援藏組織的文宣，你就會體會到他們成功的訣竅。西藏具有獨特的悠久的曆史文化，西藏人自古以來生活在自己的家園(Land，不用Staat)。五十年代中共軍隊入侵西藏，開始破壞西藏的文化，蹂躪藏人的人權。

達賴喇嘛切斷曆史，用“中共軍隊在五十年代進入西藏”這樣一個事實陳述，成功地使西方人誤以為中共軍隊入侵了一個與中國毫不相幹的國家，西藏從五十年代開始才成為中國的一部分。

1994年，方勵之先生在德國慕尼黑，大家想給瑞典諾貝爾學院推薦方教授，爭取提名他追逐諾貝爾和平獎，大家覺得方教授很有希望，代表中國人爭取零的突破。

我當時無語了：“我們中國人口口聲聲說西藏是中國的，難道西藏人不是中國人嗎？難道達賴喇嘛不是中國人嗎？他若是中國人，中國人在諾貝爾獎方麵已經是零的突破。難道我們不承認達賴喇嘛是中國人？”

我講了這些話，在場的朋友無語了。2007年，達賴喇嘛在美國麵對國際新聞記者堅稱：“我是中國人，是一個流亡海外的中國人！”達賴喇嘛從此一直有這個堅持。這回，我們大家都無語了。原來，我們都不如達賴喇嘛。

今日達賴喇嘛願意承認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願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不管他是出於內心，或是出於實用主義的考慮，這客觀上對北京政府是有利的。北京政府應當改變與達賴喇嘛方麵打交道的方式。那種居高臨下，不管達賴喇嘛說什麽，一概斥之為“分裂祖國”的做法，隻能讓國際了解北京的“野蠻”，而無實效。

其實，達賴喇嘛有今天，我們有很大的責任，達賴喇嘛切斷曆史，是從我們這裏批發來的。我們經曆的土改、三反五反、反右、三年饑荒、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等等等等，我們有沒有認真反思過？ 人類如果沒有自我反省的機製，就很容易重複犯同樣的罪。講輕一點，達賴喇嘛是利用我們弱點去發揚他的優勢；講重一些，達賴喇嘛是看出我們的罪痛，利用我們的痛去治療藏人的痛。

如果把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形容成一個人， 曆史就是人體的頸椎，記憶就是頸椎裏的骨髓。人體中被抽走骨髓，頸椎和人體就無法挺立。一個國家的曆史如果被切斷，記憶喪失，這個民族也就無法巍然屹立。

我們沒有能力把思想從自己的腦袋裝到別人的腦袋，所以，中央政府給西藏再多的輸血和優惠政策，都是吃力不討好。世界上的通常情況是一個國家中的主體民族歧視和壓迫少數民族，外國人很難相信，北京政府會倒過來，會在諸如司法量刑、聘任公職、上學、計劃生育、文物保護和經濟扶助等方麵上對西藏自治區實行比漢族更優惠的政策。

自由和人權這些普世價值，這些概念，我們把它扔進了垃圾桶，但是，自由和人權
這些工作我們還是要做的。我們要把這些概念從垃圾桶裏撿回來：藏人和漢人一樣
享受同樣的自由和人權。漢人進出西藏，願意留在西藏生活，正是符合普世價值
的自由遷徙和人權保障。北京政府應當利用普世價值來對抗達賴喇嘛方麵的文宣，即以政教分離來反駁關於限製西藏宗教的指控，以現代化、自由競爭、人人平等和遷徙自由來反駁關於移民和開發的指控，而不是去浪費篇章大談那些民族優惠政策。講了也沒有人相信。

達賴喇嘛與中央政府的談判隻有交火無法交集，根本的問題在於，達賴喇嘛提出的兩個要求中央政府無法接受：達賴喇嘛提出的大西藏疆域不是現在的西藏自治區；達賴喇嘛要求，將來高度自治，在西藏地區漢人人數應該少於藏人。

西藏獨立問題無法獲得解決，除了政治因素及其他因素外，還有一些根本認知上的差異。比如西藏歸屬上的差異：西藏流亡政府宣稱至少在1912年以前西藏從未受過曆代中國的實質統治。西藏領土範圍的差異：西藏流亡政府所稱的西藏除了現今中國境內的西藏自治區之外，還包含了青海，甘肅，雲南，與四川的部分土地，並且宣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於1950年代強行劃分。

對於以上的根本差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立場則是西藏的歸屬以及土地劃分是承襲自清朝以及過去中國曆代，在曆史上甚至可以回溯到千年之前。

根據西藏流亡政府向全世界公開的信息，如今在西藏的漢人多於藏人，這應該也符合事實。在北京談判時中央政府完全可以提出，假如給西藏高度自治，現在西藏的漢人應該回去自己的來源地？若留在西藏，這些漢人人權如何保障？

2010年2月18日，美國總統奧巴馬會見達賴喇嘛，又一次讓北京頭疼。

北京頭疼，不如自己建立起自我反省的機製，不然人家乘虛而入，陷入被動。

把思想從自己的腦袋裝到別人的腦袋，達賴喇嘛已經把他自己的思想裝到全世界大多數人的腦袋，看來我們要向達賴喇嘛學習，需要很長的時間，需要繳納很多的學費。

寫於2010-2-17, 德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