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透露，北京高層盡管對外聲稱，與國際團結一致，盡力盡快協助西方國家渡過金融危機的難關，但是，北京高層確實在偷笑：美帝國主義完蛋了，我們的製度贏了。甚至有精英狂言：若設立諾貝爾製度獎，中華人民共和國當之無愧！
（精英們忘記了諾貝爾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根據德國《明鏡》周刊的報道，馬克思的《資本論》（1867年出版的第一卷）近來在西方走紅，目前購買這本書的主要是“那些逐漸認識到新自由主義並不能帶來所謂幸福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 他們在本次金融危機中逐漸認識到，以貿易自由化、減少政府經濟幹預、財政緊縮、企業私有化等為核心的自由資本主義可能有問題。

德國新近的一份民意調查結果顯示，52%的原東德人對“自由市場經濟”持懷疑態度，43%的原東德人對“資本主義”敬而遠之。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當貧富差距拉大時，“受剝削”的階級容易接受馬克思；當經濟遇到重創時，人們喜歡空想馬克思。

自利的資本主義經濟

馬克思的資本論分析以人性開始，以非人性（機器人性）而結尾、而結論。他的剩餘價值學說，人受剝削的理論，是以人性罪惡、人性自利為出發點的。研究剝削的時候，他的對象是人，做出結論的時候，他的研究對象似乎是機器人。馬克思的理論最大的缺陷甚至荒謬是，老板（企業家）一旦投資，永遠是盈利的。他的分析根本不把投資風險納入。馬克思記住了人性自私，但是，他忘記了人性還有關愛的另一麵。人畢竟是人，人不是機器人。

毫無疑問，人是自利的，所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先符合人性：任何人總是在所麵對的約束條件下追求他的收益的最大化。這就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人性自私”的假設。多少年來，多少人都想從不同的角度抨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這一基本假設，但是，至今還沒有人能夠推翻它。

但是，“人性自私”的假設並不是斷定人必定自私，而不可能利他，更不是鼓吹人們應當自私自利。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資本家們隻是明白了一個人人都懂的道理：沒有什麽能保證人人無私，也沒有什麽能保證某個人時時無私、事事無私。

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潛規則”就這樣產生了：你如果無私、利他，當然再好不過，你提前完成了利潤分配以後的工作；你出於利己之心，那麽製度盡量安排，讓你的自利力量盡可能最大地發揮，為社會創造財富，而不是危害社會的福祉。

馬克思像克萊斯特、荷爾德林和尼采一樣，不知道不懂得什麽叫妥協。克萊斯特開槍自裁，荷爾德林和尼采都發了瘋。馬克思每天在大不列顛博物館度過10個小時，為寫作《資本論》而進行研讀，他作為理論家，詛咒人的自私自利，可他對自私自利卻無法抗拒。

馬克思一生最大的一個錯誤之一是，他忽視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裏的人是可以妥協的，民主不是好東西，但是，妥協是個好東西，所以，民主製度是壞東西裏比較不壞的東西。因為至今人們還無法找到好東西，所以，人們隻能實行比較不壞的東西。

馬克思對放任自流的資本主義所造成的危機和對人類的後果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指出，隻有將經濟秩序置於政治、社會和文化範疇之內考慮，才能使其適應人類的基本利益。但是他並沒有論證必須采取什麽樣的方式來做到這一點。馬克思的理論是烏托邦式的想法，他認為什麽都能實現，在社會批判中馬克思經常采取極端的立場，但是與此同時卻沒能讓人信服地解釋，有哪些道路可供實踐選擇，以及這些可供選擇的社會秩序該怎樣組織起來。
馬克思相信，人類社會按照自身的發展規律，自然而然地會發展到一個消除了不平等、沒有剝削和沒有人統治人的最理想的社會，但我們人類至今的曆史和現實已經證明，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關愛的“國家幹預”政策

在一個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裏，人們既自利也關愛，所以社會福利的調節是有力量的。而馬克思認為，隻有通過革命才能夠達到變革，馬克思不相信國家和社會能夠在社會福利市場經濟的體製中獨立實現公正的、符合人尊嚴的關係（德國人相信，但未必能做到）。因此馬克思拒絕承認在工業生產中出現的政治力量。而且他的思想僅僅停留在書麵，並沒有采取行動。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聯邦德國第一任經濟部長、後又曾擔任聯邦總理的路德維希·艾哈德主持建立了社會市場經濟製度，既背離了過去曼徹斯特自由主義，又擯棄了在經營與投資方麵由國家決定的計劃經濟。國家在市場經濟中主要負有調節的任務，它規定市場活動的框架條件，盡可能地放棄對價格和工資形成的直接幹預，通過提高消費者機會、刺激技術進步和創新、按勞分配收入和利潤的方式來使市場中的各種力量自由發揮作用。它限製市場力量的過分積累，在主張市場有序競爭的同時，強調社會責任，比較主張高稅收高福利。

這就是德國人不空想馬克思的“小政府、大社會”的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

社會市場經濟首先承認人的自利，利用人的自利，使經濟發展。社會市場經濟然後承認人的關愛，利用人的關愛，調節社會福利，保障社會弱勢的尊嚴。

德國保障每個人都有醫療保險，每個人都有社會保障。根據德國最新公布的聯邦政府貧困報告，德國人中有八分之一屬於貧困範疇。貧富差距的剪刀差拉大了，“富人的收入增長了，而下層的收入略有下降。中間層的收入停滯不變。”
德國人的貧困概念是根據歐盟的定義，即單身者的收入如果不到中層收入的60％，也就是說淨收入在每月781歐元以下，就算貧困者。富裕者的標準是：單身的每月淨收入在3418歐元以上，或者有兩個孩子的家庭月淨收入在7178歐元以上。

作為社會國家，德國國家的介入對貧困群體不至於變得太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不存在象二類失業金、住房和孩子補貼這些國家資助，德國麵對的窮人比例就不是13％，而是加倍。

德國的資本主義社會市場經濟不僅扶貧，減緩社會矛盾，也救富，減緩社會壓力。
德國人不空想馬克思，在金融海嘯中德國人再次想到國家的作用，想到政府幹預經濟的作用。根據德國媒體報道，德國政府正在研究第二個總額達300億歐元的經濟援救計劃，該計劃將於明年1月奧巴馬就任美國總統後公布。美國新總統上任後即將實施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那麽德國政府也將在相似的時間推出第二個經濟刺激方案。

資本主義經濟社會裏，人們治理政治、經濟和社會時，無非在使用“市場”和“國家”兩個手段。西方國家的“大政府”幹預，如大舉推動公共工程、普遍推行“凱恩斯主義”經濟政策，“小政府”的“關愛”幹預，如實施具有社會主義因素和內容的“福利國家”和“社會市場經濟”，等等。

如果不救富，大企業接連倒閉，失業人口越來越多，基尼係數擴大，社會越來越不穩定，但是，國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的作用如果超出一個合理和合適的限度，離開“關愛”幹預越遠，負麵、消極作用就越大，弄不好就會陷入國家化的蘇聯體製。

寫於2008年12月18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