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金融海嘯中認識社會主義

作者：謝盛友

我們小的時候天天唱《社會主義好》這首歌：“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國家人民地位高。反動派被打倒，帝國主義夾著尾巴逃跑了。”

我第一次感覺“社會主義好”是1976年，社會主義國家給我們補助糧食。那年唐山大地震，海南大幹旱，農民顆粒無收。我們本來在農村，國家在旱年給與照顧，免了公糧，按人口給一定的“統銷糧”過日子。我當時是生產隊的會計，到公社為全生產隊的家家戶戶領回那些國家給統銷糧票證。從來不丟東西的我，那次弄丟了100斤米的票證。回去找公社主管，他不可能再補給你，跟社員說，沒有人會相信我，是弄丟了，肯定懷疑是我貪汙了。怎麽辦呢？當然是我家少得100斤大米。

一共100斤大米的票證給丟了，不管我怎麽一次又一次地找，一個人又一個人地問，卻再沒有找到，麵對內心的愧疚，麵對全家人的嘮叨抱怨、歎息，麵對全家人的沉默，麵對一個米飯就意味著生命的時代，我沒有其他的選擇，我隻能讓自己盡量少吃，讓饑餓的痛苦盡量少的落在我家別的親骨親肉身上。在難關裏，我每天隻吃一點點東西，隻要這一點點能支撐到我回家為止。……

我第二次認識“社會主義好”是到德國了以後，當年我還是窮學生，妻子、我和兒子居住兩室一廳的房子，房租600馬克，由於我們收入低微，市政府住房津貼每月260馬克。因為我們是外國人，也得到德國政府的住房津貼，我切身感受到德國的“社會主義好”。對德國社會的再認識是，德國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比爾•蓋茨說，在人的本性中蘊藏著兩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關愛他人。資本主義利用了人性中自利的力量，取得了經濟進步和社會發展，但這隻服務於有錢人。而窮人隻能靠政府援助和慈善。

我對比爾•蓋茨的話是這樣理解的，德國同時存在兩個製度，那就是自利的資本主義製度和扶貧的社會主義製度。

但是，這次國際金融危機顛覆了比爾•蓋茨的話，也顛覆我對比爾•蓋茨的話的認識。

根據德國媒體報道，德國將采取200億至250億歐元的配套措施。德國執政黨社會民主黨議會黨團領袖施圖克透露，為了加強國內經濟，德國政府計劃采取一係列的援助措施，其中包括削減利率。施圖克說：“我們考慮的，是200億至250億歐元的配套。”據媒體報道，這項計劃也包括為汽車製造商和建築裝修業提供資助，同時通過減稅以讓企業能夠注銷一部分的投資。

為什麽說我的認識被顛覆了呢？因為德國的“社會主義”製度不僅扶貧，如今在金融海嘯中也扶富。

德國人（甚至所有西方人）所講的“社會主義”概念，似乎不是我們小時候唱的“社會主義”，而是二戰後升級換代了的民主社會主義，其中包括凱恩斯的國家幹預理論，二戰後的福利國家主張和民主社會主義思潮，以及上世紀90年代興起的通過自由市場經濟方式擴大公共服務的“第三條道路”。

在金融海嘯中，我再次認識社會主義：
鄧小平不問“姓資”、“姓社”地“模石頭過河”改革之前的中國社會，肯定不是社會主義，中國開始改革了，才是慢慢地引“資”。中國在金融海嘯中沒有“傷筋動骨”，讓西方人“刮目相看”，最根本的是，中國還沒有完全進入資本主義市場。

在金融海嘯中，我再次認識社會主義：
我們小時候讀的社會發展史，也許是正確的。從原始社會到奴隸社會、到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到社會主義社會，最終到達共產主義社會。

不管我們現在處於什麽社會階段，我們都需要自利的資本主義和扶貧扶富的社會主義。富有的大企業若一家接著一家倒閉了，窮人將越來越多。

在金融海嘯中，我再次深刻體會劉少奇的“資本家養活了工人”。

寫於2008年10月31日， 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