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還是多年以前在談到喜歡三人行這一擋節目時使用過的標題，記得最後一句，我說這個節目已經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真擔心哪天突然停播了，我該怎麽辦。當時是擔心文濤自己放棄，就像他的那擋“文濤拍案”一樣。結果沒想到就在它即將迎來二十周年生日的時候，竟然被叫停了。屈指一算，從九月十二號最後一期到現在，已經一個多月了，這件事還是讓我耿耿於懷。畢竟我與它為伴十七年，想忘掉，真不是那麽容易。

遺憾的是我還不是從它一開播就跟隨的那一批觀眾，一直到了2000年，家裏安裝了SKY TV，才開始收看鳳凰衛視的節目。和這個節目的相遇純屬偶然，但是從第一次收看，就立刻覺得它好，從此便盯住了它。可以說幾乎沒有間斷過。即便是要出門旅行，我會把它錄下來補看，即使錯過了，沒錄下，我也要到網上搜來看。至於說為什麽喜歡，大家眾說紛紜，至於我，一是喜歡竇文濤的主持風格，真實，自然，不管是誰，來了一坐下，就先把麵具拿掉，別端著，別裝，人人都說“人話”；二，是這麽多年，這個節目能夠長久地吸引觀眾，老幼通吃，這和劉長樂的包容和竇文濤的堅持和不斷地進步有著至關重要的關係。如果沒有這兩點，即使這個節目就像春晚那樣永世長存，對我來說也會是如同虛設。

記得在紀念鳳凰台生日二十周年活動中的一次采訪中，劉長樂說了一段話，我記憶猶新。他說，“我本人看這個節目時，看到一半就會故意換台。因為他的觀點與我對事物的看法有很大的出入，甚至超出了我的承受能力。作為一個領導人，我不喜歡的節目，是不是有權利代表所有的觀眾去進行審查或者終止呢？我沒有這個權利。我不願意幹涉或影響竇文濤他們的創作，所以我說，我對《鏘鏘三人行》的最好的支持方式就是盡量少看或者不看。因為看完之後就會不吐不快，他們就有負擔了。所以，不看也是一種支持。”聽這這一席話，立刻就讓我對他肅然起敬，有這樣寬容睿智的領導，難怪鳳凰台不同凡響！（在中國這片地域內）竇文濤在節目裏也不止一次地說過，他們老板從來沒說過我應該幹什麽，從沒要求我接受過某個嘉賓，……。我想也正因為如此，十幾年來，三人行這個節目自始至終也保持了當初說人話，通常識，不反智，傳信息的節目定位，讓它具備了其他談話節目都無法攀比無法複製的風格。

一檔節目一播就是二十年，這樣的事在英國不算什麽，他們可以讓一部電視劇一演就是幾十年，沒完沒了。但是在中國，尤其是這樣一檔投入低，空間小，三人一桌子就開幹的節目，尤其不易。它的最大的不容易就在於又能保持自己的風格，又能不斷地進步，既要留住多年跟隨的老觀眾，也要源源不斷地吸引新觀眾。從我這個跟隨多年的老觀眾而言，說實話，它也有讓我失望的時候，但因為對它的了解和信心，從來沒有想過要放棄。這就如同多年的老朋友，就算有點分歧，產生點小摩擦，由於長久的三觀一致，共同與時俱進，共同成長，到頭來必然會生死與共。

《鏘鏘三人行》看似簡單，其實節目組用心良苦。跟著久了，也能看出一些道道。詳細地說，主持人自不用講，據說，竇文濤是事必躬親，連剪接都要親自過問。至於請來的嘉賓，除了他的最佳拍檔，許子東，梁文道以外，其他大多客人也是動了腦筋的。來者大多也都能比較放鬆，不管是什麽身份，大碗或普通人，沒有貴賤之分，來者都是客，意見對不對不是重點，重點在於真誠地表達，爭論也好，達到共識也罷，都是順其自然，不是導演使然。記得有一次是陳丹青與查建英做嘉賓，談到民國，陳丹青認為民國時期的教育，民風都是好的，至少比後來好，但查建英就認為民國時期民不聊生，社會落後……，倆人為此爭執起來，竇文濤笑眯眯“坐山觀虎鬥”，直到音樂響起，字幕出現，沒有勝負，也沒有結論，多好。嘉賓爭論起來也有竇文濤摟不住的時候，最明顯的就是饒毅和劉炎焱那一次。兩人為川普被選為總統一事爭論，饒毅強勢，劉炎焱也不示弱，言出尖刻，吵得不亦樂乎，連平日裏最會和稀泥的文濤此刻連縫兒都插不進，煞是過癮！當然，大多數情況下，三人談都是侃侃而來，欲猶未盡。多年來也漸漸摸出一些規律來，查建英最好的拍檔是王蒙，兩人坐一塊氣氛最融洽；許子東的女賓最佳拍檔是袁立，可惜後來不露麵了。馬未都無疑是最佳嘉賓，往那一坐，氣場足夠鎮得住腳，一副竇文濤不在也沒事的樣子。孟廣美是最柔和的了，和誰搭檔都沒有問題，誰罵她也沒用，她安之若素，該堅持的依舊堅持。2017年以來，來了一個小夥子，叫司徒格子（劉少華），很不錯。他雖年輕，但誰的話都接的住，還得體。既不覺得他客氣，唯唯諾諾，也不覺得他年輕氣盛，咄咄逼人。他和潘采夫坐一塊，聊點什麽都可以聽。

第二，那就是竇文濤自己的進步。台灣的名主持人蔡康永說過，“如果一個節目有一天你發現你不再喜歡了，不要傷心，也許是因為你已經長大了，而它沒有跟上你的步伐。” 這話說的有道理，也是一個節目難以長存的原因。《鏘鏘三人行》一播近二十年，如果他一直停留在初播時那種所謂以“黃段子“敲門的水平，還能吸引這麽多人跟隨嗎？就算那些當年最愛聽黃段子的人，慢慢地也都老的聽不動了，還會跟嗎？節目開播時，文濤才三十歲出頭，，今年他滿五十。歲月讓我們一起變老，這話一點不錯，我再加一句，還一起成長。這意味這什麽？這就如同你和你年輕時的朋友，閨蜜，幾十年一路走來，如果一起成長，那就永遠有話說，如果不，那必然是漸行漸遠，對吧？此話在這也適用。

二十年，永遠都是那一張連桌布都不鋪的圓桌和三把椅子，我卻在這裏見到了那麽多在現實生活碰不到的人，聽到他們談了那麽多我想都沒想過，或者想過卻沒想明白的事情和問題，從而了解了那麽多人的人生故事，了解了他們的觀點，從他們那汲取了營養。在這可以隨便舉幾個例子：有一次，許子東，梁文道一塊聊到了瞿秋白的《多餘的話》。視死如歸的黨曾經的領袖，都英勇就義了，結果寫了一篇多餘的話，而後成了叛徒的罪證。子東感慨道，文人搞革命，書呆子氣一上來，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由此想到人做事做到徹底總是不容易的。比如經商不談利潤，淨啄磨怎麽儒雅，從政不懂辦公室政治，天真地處處秉公辦事；做學問的老想著做官，怎麽撈好處，這種倒來不去的人生故事枚不勝舉，終究會釀成各種不同的個人遺憾。但是，子東強調，這樣的故事豐富了文學。

竇文濤的自嘲，自貶算是他的一種風格吧？這我不確定，但我總能感覺出他在推崇一種善意，用他自己常說的話，就是“擇善而從之”，也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師的一種境界。林子大了，什麽樣的鳥都有，有些坐客來賓招致爭議，比如，李敖，王朔，饒毅，李小牧，王衝，等等，但無論網民怎樣罵聲連天，竇文濤一句，“我這人沒有原則，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就混過去了。其實，這裏有的是一種難得的善意和包容。

有一段時間，導演何平常來，一次和李揚坐到了一塊。李楊自己出資拍了《盲井》《盲山》，國際上雖然的大獎，卻因為說是揭露了黑暗麵而在大陸地區成了禁片。他雖然是識王寶強的伯樂，自己卻因為拍電影而幾乎破產。何平就此發表看法，他說，再棒再頂級的導演，如果你隻顧表達自己，隻顧自己喜歡，無視市場需求，再好也沒有人投資；如果自己也找不到錢，那也就拍不成電影，或者說，拍出來了，沒人看得懂，那也是沒用。他還說，不隻是電影，一切藝術似乎都是這個道理，大眾的喜愛，這本身就是一個標準，不管你承認不承認，接受不接受。（大意，不是原話）何平的看法道出了當時大多數中國電影界，藝術界娛樂界的一個共識，那就是迎合大眾趣味。由此商業片大行其道，品位低下，沒有任何營養的電影，娛樂節目，一時狂掃中國電影市場，贏得了大眾狂熱的追捧。存在就是合理的，我無話可說，隻是默默希望有一天，像李揚這樣的導演也能有自己的一片天，讓願意思考，願意探究人性的觀眾也有一個自己的電影院。

有關類似的話提，崔健，梁和平也一起聊過，他倆你一言我一語地說，藝術家和政府的功能不同，藝術家是挑毛病，提出問題的，而政府是解決問題的。一個正常的社會，或者說一個能夠正常起來的社會就必須有那麽一群人，他們具備獨立的思考和人格，他們的頭腦使他們對社會，對人性，對曆史，對人類發展都有一定的預見性，能看到我們一般人看不到的弊端和危險，他們雖然有時讓政府頭疼，但是他們必不可少。梁和平還提到，在音樂方麵，中國人注重旋律，西方人注重和聲，非洲人注重節奏……。

有一次，陳丹青，劉索拉在一塊聊學校霸淩事件，就深圳某學校女生欺侮女生的事件發言。劉索拉說，一群女孩子欺負一個女孩，手段還及其殘忍，這種事絕不能容忍。這樣的女孩子就是壞，不管將來長大她們成為什麽，肯定都是壞人，不管表麵掩飾得多麽好。陳丹青插了一句，這樣品行的女人，一旦做了母親，她將如何影響她的孩子呢？竇文濤說，許子東看到李陽《瘋狂英語》忽悠他的學生給他下跪，竟然會失控，激憤得眼淚都快掉下來了，“子東更年期了”文濤還調侃一句。陳丹青說，許子東並不反常，是這件事觸碰到了我們這代人的“痛楚”。我們曾經被愚弄被侮辱的太久了，我們不能再容忍這樣的事！

見到劉震雲，梁文道在一塊，一下子就興奮起來了。果不其然，那天他們談的話題是“好人，壞人”。什麽樣的人可以稱之為好人，什麽樣的人可以稱之為壞人？劉震雲說，八十年前魯迅就說過，社會上的人就分為兩種，狼和羊。根據不同的環境，不同的情況，狼有可能會披上羊的外衣，羊有可能披著狼的外衣。一個溫文爾雅，笑容可掬，舉止文明的人可以表情優雅地吐出放棄3000人的性命來保全勝利的命令。梁文道說，殺死一個人，要被判刑，要抵命，殺死一萬人，那就是一個數字。一個從來沒有做過壞事的人，充其量就是一個平庸的善良好人，而一個成就了偉大事業，推動了曆史的人，肯定首先得是一個壞人。這完全得看從什麽角度去認識，以什麽樣的背景來看。劉震雲說，河南大饑荒餓死三百多萬人，奧斯維辛集中營死了一百多萬，天災人禍，讓人無法評說。可是奇怪的是，人們很快就把這些忘記了。而當時那些瀕臨死亡的人會怎樣呢，劉震雲說，他問過，那既不是悲哀也不是憤怒，而是一種幽默。他會想起他的某個鄰居，某個熟人，得知兩天前已經死了，便生出一種安慰，唉，值了，比他還多活了兩天。----這就是普通善良人的活法。

關於死亡，有一天許子東和劉索拉也談了這個話題。許子東說，我們這一代人是讀著《鋼鐵怎樣煉成的》長大的，我們害怕渺小，害怕碌碌無為地虛度，鄙視庸俗，渴望波瀾壯闊，轟轟烈烈的的壯麗人生，我們甚至不知道人生完全有另外的活法，完全可以為自己，為自己所愛的人放任自由。劉索拉說，直到有一天她知道了，其實人生無意義，她才真正放鬆下來，才開始想自己要做什麽。許子東說，趙丹離世前都渴望加入美術學會（不知是不是記錯了）；矛盾臨終前希望回複他的黨籍；李立三臨死前都還希望他的裏通外國的冤情得以洗清。上一輩人把生死名譽都看的特別重，我們這一代人也不差，都希望自己能給這世界留下點什麽。計較著寫過什麽論文，出過什麽書，當過什麽官，有過什麽頭銜，還指望著刻在墓碑上……。以前沒想過，如此一提，讓我看到了國人與西方大多數人之間生死觀的巨大差別。

在此略舉一二，意在緬懷這一節目的存在給我個人帶來的樂趣，和失去它的遺憾。竇文濤在這個節目中不斷釋放出的幽默，智慧都是世俗的，他的通透也是世俗的。有人誇獎他這檔節目長盛不衰，他說，調整一下，應該是長衰不盛。可是就是這樣一檔閑適，低調，不溫不火的節目，不知為何受到了如此“調整”。長衰，示弱似乎也沒能獲得長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