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論身處其中的個人遇到了多少生命中的偶然，77、78級代表了從“文革”時代走出來的一代青年，迅速在改革時代中嶄露頭角，挑起大梁，這的確是一種必然。“文革”後百廢待興而幹部斷代，那幾年的畢業生，幾乎是從敞開的大門進入政府的。與今天公務員考場上千軍萬馬擠獨木橋的景象相比，77、78級，乃至79、80級，簡直就可以算是定向的幹部培訓班。

　　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年齡跨度極大，而且普遍具有底層生存經曆。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親眼看到天翻地覆的社會轉變，並痛入骨髓地反思過那些曾經深信不疑的所謂神聖教條。不會再有哪一屆學生像77、78級那樣，以近乎自虐的方式來讀書學習。我知道的最極端的事例是，有人從零開始學英語，方法是背《英漢詞典》。背完一頁撕掉一頁，最後一頁撕完，整本字典背下來。

　　這就注定了77、78級要出人才。其中有人進入政壇高層，當屬意料之中。不過，是否可以將此概括為“政壇77、78級現象”呢？我覺得，不妨把這種說法看作是一種符號吧。它意味著鄧小平開創的教育改革和人才培養戰略結出碩果，象征了改革大業後繼有人。從國家的穩定和發展的角度來看，當然有重要的積極意義。

　　但是，77級和78級太特殊了，他們的經曆和道路是不可複製的。正是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政壇77”或“政壇78”的關注，既是人之常情上的好奇或羨慕，同時也蘊含著更為深層的普遍關注，這就是成功者的合法性問題。

　　除非頭腦實在僵化，不解放思想，否則不會不知道，合法性問題彌漫於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麵，並不僅僅是一個政壇問題。大型國企擁有高額利潤，高管們獲得千萬高薪，有正當的理由嗎？也就是，其合法性安在？身家億萬的富豪，其致富的合法性在哪裏？官場上一路春風三級跳的，快速升遷的合法性是什麽？大學教授要分三六九等，區分的標準有什麽合法性呢？對於拆遷戶來說，公家得多少，商家得多少，自家得多少，合法的理由是什麽？對於農民工來說，在北京開會的三位農民工代表，其代表的合法性來源在哪裏？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所謂合法性，就是社會公認。公認是因為大家有明顯的社會共識。社會共識要表現為看得見、摸得著、用得上的規則、製度、方法與路徑。一個人按照這樣的規則和製度，經過公平競爭，獲得成功，就像公平競賽獲得金牌，大家都認，輸者心服。如果沒有這樣的一套東西，成功失敗往往伴隨著相分裂的社會評價，嚴重的，就會醞釀成仇富仇官的社會心理。

　　當年鄧小平等老一輩領導人撥亂反正，給77、78級帶來了巨大的成功機會。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因為“文革”的“傷痕”，因為“被耽誤的青春”，更是因為自己的頑強努力，在當時的淳樸世風中，贏得了承認。但是，既然77、78級的成功經驗本身不可複製，那麽，無論是“政壇77”，“商界77”以及“各界77”，無形之中要麵對一個新的巨大挑戰。如果他們是改革的受益者，如果他們掌握了巨大的權力和資源，如果他們是社會議程的主導者，那麽，他們要推動製度創新，為社會各個階層，特別是年輕一代，提供更多的教育、創業與成功機會，一如當年老一代曾經做過的那樣。

　

　因此，不能忘記的是，當年77、78級的錄取率隻有百分之一二。那些同樣經曆了苦難，卻沒有考上大學的百分之九十幾去哪裏了？不能忘記的是，改革初期與恢複高考同樣具有標誌意義的，是農村土地承包。為改革做出巨大貢獻的這個階層，有多少人是77、78級？他們的子女，又有多少能夠進入後來的87級、97級、07級，以及未來的17級？

　　簡單來說，77、78級的成功，固然標誌了舊時代的終結，但也同時標誌了新時代的社會分層的開始。今天，我們麵對的是從那時以來的全部後果，包括好的和不好的。在這樣的條件下，關注和討論“政壇77、78級現象”，我們共同的社會議程應該是，重建社會成功的合法性基礎和製度化途徑，使更多的人有所依憑，有所激勵，並相信存在一個公平的製度平台，通過個人奮鬥，可以走向成功。

　　（作者係中山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