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了一年學之後，我回到了學校，接著讀六年級。那大概是1974年吧，記不清了。
       在 “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的年代，六年級就算是中學了。但可悲的是，我的六年級和七年級都是在小學裏讀的，這在當時有個專有名詞，叫做 “戴帽” 中學。校舍還是原來的校舍，老師也還是原來的老師，可想而知，中學的課程讓原本水平就不高的小學老師來教，我們能學到什麽？
        我插班進入的這個班裏“遼財”大院兒的孩子特別多，好像有一多半兒都是。我家對門兒的楊曉慧，隔壁的孔宇，樓上的周建平，我們都在一個班上。因為平日大家都住在一個大院裏，父母又都在一起上班，所以來到這個新的班級我並沒有感到陌生。
        剛開學我們拿到了新發的課本，比小學時多了一本《工業基礎知識》和一本《農業基礎知識》，其實就是物理、化學和生物的內容。學校沒有化學的老師，這門兒課幹脆就取消不上了。物理課由原來的常識老師教，但教了沒兩個月也停了下來。簡陋的學校除了有一個廣播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輔助教學設備，更別提化學實驗室和物理實驗室了。每個教室裏倒是都有一個廣播喇叭，上午兩節課過後，播放眼保健操的音樂，再就是廣播好人好事什麽的。
       記得每天早上一上課，班長就會大喊一聲：“全體起立！” 然後領著同學們背誦一段毛主席語錄。班長先大聲起頭：“我們的教育方針-------” 於是全班齊聲背誦：“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麵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常常背誦的還有：“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鍾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製要縮短，教育要革命 . . . . . . 。” 背完了，全班齊刷刷一起坐下。
        那時候好像整天都在搞運動，根本也沒正經上什麽課，一會兒搞 “批林批孔” ，一會兒又搞 “開門辦學”，還有反擊 “右傾翻案風” 和 “學習小靳莊” 什麽的。後來還出了個叫黃帥的反潮流小英雄，成了我們學習的榜樣。在黃帥出來後不久，遼寧又出了個楊瑩，也是個反“師道尊嚴”的小將，她在地理考試卷上寫了一首打油詩，至今我都記得：“條條鐵路通廣州，老師何必硬強求，拐彎抹角不算遠，出題不嚴學生愁。” 當時我就想，做學生的考試不會答題，寫這麽個破詩怎麽反倒成了我們學習的榜樣了呢？心裏雖然這麽想，卻不敢說出來。
        有一陣子全國都在搞 “評《水滸》，批宋江” 運動，也就是在那個時候，我把當做反麵教材用的 《水滸傳》 讀了一遍。當時還小，隻是拿它當故事來讀，哪裏搞得懂什麽是宋江的投降主義路線，直到運動結束我也沒搞明白為什麽要批判它。又有一個階段，我們在老師的帶領下批判《三字經》。學校發給每個同學一份油印的小冊子，上麵有注解，供批判使用。結果批判《三字經》的運動還沒搞完，我看著注解把《三字經》自己讀完了，至今還能背誦好長的一大段呢。我們那時根本沒有課外書可讀，每月一期的《紅小兵》雜誌是唯一的課外讀物，每期五分錢，薄薄的一本，兩下子就看完了。即使這樣也不是人人都訂得起，那個年代五分錢也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從家長那裏要得來的。       
       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姓鄒，基本不會講普通話，讀課文都帶著濃濃的大連腔。在我所有的老師當中，我對這個老師的印象最不好。
        有一天放學，我一邊往教室外麵走一邊揮著手跟同學說：“誇哈利尼-----，誇哈利尼----。” 那時收音機裏常常播放一個叫《友誼頌》的相聲，講的是中國政府幫助坦桑尼亞修鐵路的故事。相聲裏麵有那麽一句非洲當地方言。鄒老師聽見了，厲聲叫住我問：“你說什麽呢？”  我說：“這是外國話，“再見”的意思。相聲裏的，我學著玩呢。” 老師非常嚴肅地訓斥我說：“你這是在中國，說什麽外國話？” 我心裏不服氣，嘟囔了一句：“那我以後到外國說去。” 沒想到這一句嘟囔給我帶來了麻煩，老師竟然給我上綱上線，說我小小年紀就崇洋媚外，竟然有投敵叛國的思想，還夢想著到外國去說外國話。為這事，老師找來了我媽，向我媽告了我的狀，還把我媽狠狠教育了一番，讓我媽回家嚴格管教我。
       這老師的家離學校不遠，她常常上著課就讓學生去她家給她捅爐子。被差的同學還覺得很幸運，一路跑著去跑著回來。不過她從來沒叫過我，因為在她眼裏我不是個好學生，這樣的 “殊榮” 也輪不到我。
        有一次兩個男生打架，“我X你媽！” “我X你媽！” 地罵來罵去。老師把那兩個男生拎到教室前麵，大聲嗬斥道：“你倆嘴怎麽那麽髒！ X、X的罵什麽罵！？你爹你媽不X就有你啦？！” 就是這樣的老師，給我們當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班主任。
      有一天，學校裏忽然來了兩個剛從師專畢業的年輕老師。一個姓賈，教數學，另一個姓陳，教音樂。記得賈老師當年才十九歲，比我們大不了幾歲，梳著兩條長長的大辮子，上課很仔細。後來她給我們當過一段時間的班主任，還帶我們去參觀過大連自然博物館。     
       學校裏還有個曾患過天花的女老師，五十來歲，是個老姑娘，就住在學校裏。她沒教過我們班，我也不記得她姓什麽了。隻記得有一陣子學校搞“革命小將上講台” 活動，就是學生自己給自己講課。有一天輪到了我，是一堂語文課，我在頭一天晚上很認真地做了準備。就在我非常努力地講課的時候，那個女老師路過我們班教室，她忽然在門口站住了，不知道為什麽，她停了好久，然後突然走了進來。她讓我回到我的座位上坐好，從我手裏接過課本就開始講了起來。她講的真好啊！ 我們班主任老師簡直無法和她相比。我第一次感到聽課竟是如此的享受，真希望從此以後她能天天給我們上語文課，可是下課鈴一響她就走了，以後我也沒再聽過她講的課。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覺得我講的太差了才忍不住走進來的，還是她在用這樣的方式抗議那種病態的所謂教育革命。
        最有趣的是有那麽一天，學校突然給我們考試，說是摸底。語文卷子發下來了，第一題是 “讀拚音寫漢字”。我雖然讀過很多所小學，但卻從來沒正經學過漢語拚音。看著那些字母我好鬱悶啊，因為我一個也拚不出來。我隻好先把其它題做完了，很順利，然後再回來盯著那一行拚音發愁。忽然，聽見遠遠的一個聲音，是大喇叭裏傳出來的：“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 我低頭再看那一行拚音，三個一組，逗號，再三個一組，又是個逗號，一共三組，句號。我豁出去了，勇敢地蒙了一把，沒想到蒙對了！
       我們那時候文化課學得並不多，更多的時間是參加學工、學農和學軍活動。當時的口號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學校裏沒有校長，隻有革委會主任和工宣隊隊長。我們的革委會主任姓喬，工宣隊長姓劉，都是從水產養殖場來的。劉師傅很和藹可親，有一定的文化，同學們都很喜歡他。可是有一天劉師傅回養殖場加班，突然海上掀起了大浪，把漁船打翻了。據說劉師傅落水後奮力向一塊大礁石遊去，但當他就要遊到礁石邊的時候， 一個巨浪砸了過來，劉師傅的頭撞上了礁石，被大浪卷走了。。。。。我們去向劉師傅遺體告別的時候，他靜靜地躺在大冰塊圍成的冰床上，額頭上還纏著雪白的紗布，我們好多同學都哭了。
        喬主任的鼻子有毛病，齉齉的，說話就像得了重感冒似的，嗚嗡嗚嗡的，加上他是個山東人，所以聽他講話沒有一個適應的過程是很難聽懂的。我們老喜歡在背後學他說話，他在台上作報告，下麵也有不怕死的調皮蛋兒敢學，氣得喬主任瞪著眼睛大喊：“嗯誰？是誰啊？有本事上來說！” 於是下麵立馬一陣寂靜，卻能聽見“嗤嗤”的笑聲。喬主任不是那種特別“左”的人，絕不是電影裏描寫的那種工宣隊長的樣子。他常常背著個手在校園裏轉來轉去，見哪個班裏鬧得厲害就進去管一管。那時候教室裏總是亂哄哄的，上課的時候有聊天的，有打鬧的，有玩的，也有自己寫寫畫畫的。碰上個好欺負的老師，教室就像菜市場一樣，老師根本管不住，講課也沒幾個人聽。有一天一個工人師傅正在給我們上數學課，同學們嘻嘻哈哈都在玩。這時候喬主任突然推門進來了，他瞪著眼把我們狠狠教訓了一頓，厲聲說：“就算你們將來都上山下鄉幹革命，那沒有文化也不行！學習馬列主義也得有文化才能學得好，懂不懂！”  說完他讓每人拿出一張紙來，要考我們聽寫。他隨手從課桌上拿起一份學習材料，從裏麵挑出字詞和句子，念給我們聽寫。之後他隨便收上去幾份看了看，很生氣地摔著手裏的那幾張紙說：“你們看看！你們自己看看！你們還不如俺這個工人大老粗。就你們這樣，將來怎麽建設祖國？怎麽接革命的班？” 他念的詞裏麵有一個詞是“新聞”，我寫對了，其他收上去的幾份都寫成了“新文”。那時候我們都已經是七年級的學生了。
       有一天，喬主任找到我說：“聽說你媽媽是大學教英語的對嗎？” 我點頭說是。過了幾天，喬主任帶著整個工宣隊的人一起去了我家。喬主任說明了來意，想請我媽媽給戴帽中學的兩個年級上英語課。他說城裏有的中學已經開設外語課了，可我們這個學校幾乎就是個農村小學，沒有師資，所以想請我母親幫幫忙。那時停課多年的大學已經招收進來了一批工農兵大學生，母親不但帶著一個班，同時還為大連海關培訓著外事工作人員，實在沒有精力和時間再代課了。但我媽幫學校介紹了另一位老師，是她的同學，也是許國璋的第一批學生，剛被解放右派從貴州山溝溝裏調到大連的。於是，那個阿姨就成了我們的英語老師。上第一堂課時大家覺得新鮮，課堂上還算守紀律，可過了沒多久課堂又成了菜市場了。念字母 “P” 的時候全班那個瘋笑啊，“屁------！” “屁------！” 亂哄哄的沒法學下去。眼看著那麽高水平的老師竟被氣跑了，人家後來可是堂堂的北京外國語大學的教授啊。當時的大環境就是那個樣子，讀書無用的思潮對學生的衝擊太大 了，特別是我們那個學校，一半學生都是附近公社社員的孩子，家裏父母根本不管，又趕上了那樣的年代。我的同桌是個姓李的男孩，讀到六年級連“手”字都不會寫，語文課文念不出一句完整的句子。後來我們升入真正的中學去讀八年級的時候，他和班上好幾個同學都退學回家了。後來聽說他回村後拿起鞭子趕起了馬車。有同學在街上碰到過他， 他還托人向我問好呢。
       我們每天早上到學校的第一件事就是隊列練習，集合---稍息---立正---向右看齊---向前看---報數---向右轉---齊步走---正步走--- 立定---向後轉---跑步走---。這還不說，還動不動就搞隊列比賽，班與班之間比，年級與年級之間比，為了這樣的比賽，天天都要練，很煩人，但沒有辦法。有一次學拚刺刀，同學們還挺有興趣的，大家從家裏帶來紅纓槍，跟著從部隊請來的解放軍叔叔學刺殺，“殺！” “殺！” 一槍一槍地對著敵人（靶子）的心髒紮去，現在想來這樣的教育真夠暴力和血腥的。我們還打過一次真槍，記得那天解放軍輔導員把我們帶到海邊的一個靶場，靶子在山腳 下，我們趴在沙灘上瞄準射擊，每人打三發子彈，我很努力，但一環都沒打中，右肩膀還被震得生疼。但不管怎麽樣，這輩子也算摸了把真家夥。。
       除了學軍，最多的學工和學農。我們三天兩頭去附近公社勞動，種過地瓜，砍過苞米，鋤過雜草，還刨過凍成冰坨的大糞。現在手上留下的那塊疤痕就是當年學農的見證。我們“廠校掛鉤”的廠是個“場”而不是“廠”，所以學工沒進過車間，也沒碰過車床，很羨慕別的學校的學生能穿上工作服站在車床前開機器。我們停課參加過 “劈山填海大會戰”，那沸騰的工地，招展的紅旗，一定會把精衛看呆了不可。但記憶最深的是曬海帶，至今想起來還心有餘悸。每到海帶收獲的季節，我們就停課去勞動，一幹就是個把月。曬海帶真是個又苦又累又髒的活兒，沒幹過的人根本想象不出來。那海帶被滑吊車從海上運到岸上，從半空中倒卸在海灘上，一車就是一大堆，小山似的。 我們頂著烈日，迎著海風，把海帶一根根從海帶堆裏抽出來，拖到沙石灘上，然後抓緊滑溜溜的海帶根兒使勁向前一甩，順勢平放在海灘上，一根又一根，枯燥而勞累。吃完午飯，再一根根翻甩過來接著曬。有的時候剛剛鋪了一大片，忽然天上掉下了雨點兒，師傅一聲令下，大家趕緊搶收，因為海帶一沾上淡水很快就會腐爛。待我們手腳並用衝鋒似的把海帶收起來之後，老天又冒晴了，於是再重新攤開來曬，這一折騰就是一上午。一根海帶幾米長，一天甩下來，臂膀都能甩腫，兩天下來，身上就曬掉一層皮。我們才都是十四、五歲的孩子，一幹就是一天。本來收獲海帶的季節養殖場都是雇人來幹這些活兒的，現在卻用上了我們這些不花錢的 “童工”。等勞動結束的時候，我們一個個都成了小非洲。勞動的代價是，我們每人得到了一支最便宜的鋼筆。

   
       
      批評和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常常進行的活動，記得有一次開班會，有同學給我提意見，說我存在著嚴重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具體內容是兩點：一、經常穿毛衣。二、中午帶飯帶蛋炒飯。在那個物資匱乏的年代，不少孩子多、父母收入低的家庭生活都很困難，我們班農村同學多，他們都是把穿小了或破舊的衣服穿在裏麵，好一點的穿在外麵，有毛衣的不是很多。在當年那每月每人隻配給二、三斤細糧的七十年代初，大部分當地人的口糧都是以苞米麵、高粱米為主。住在大院兒裏的同學通常都是回家吃午飯的，我身體不太好，媽媽心疼我走太多路，就常常給我炒蛋炒飯帶到學校當午飯。這就成了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了。從那以後，我不敢帶米飯、饅頭了，從食堂買苞米麵餅子往學校帶，也不敢帶菜，更不敢帶有肉的菜，隻帶一塊鹹菜，爭取和那些農村同學一樣。但吃了沒兩天我就受不了了，於是每天走路回家吃午飯。但毛衣我還在穿，因為穿毛衣的不止我一個人，大院裏的孩子有毛衣的很多。
       上到六年級，紅領巾不戴了，新的組織叫“紅衛兵”。我不喜歡這個名稱，因為文革初期我才六七歲的時候，就看到過太多的紅衛兵打、砸、搶活動。我認 識的叔叔阿姨被紅衛兵反剪著雙臂遊街挨鬥，好好的人家被他們抄得亂七八糟，我大舅被紅衛兵打成了聾子，隔壁的阿姨被他們逼得跳湖自盡。雖然文革後期早已停 止了暴力行動，“紅衛兵” 隻不過成為了一個組織的名稱而已，可不知道為什麽，我就是不喜歡這個名字。所以凡是有關的活動我都不是很積極。       
        在所有的活動當中，我最喜歡的就是進入了“紅醫班”。七年級的一天，班主任王學連老師一進教室就說：“學校要辦一個 紅醫班“，請解放軍醫生護士來講課，一個班兩個名額，你們誰想去？” 我和好多同學都舉起了手，“我！” “我！” “老師我！” 大家都把手舉得高高的使勁搖晃，我都站起來了。王老師用眼睛掃了掃，指著我跟徐榮彬說：“你倆去吧。” 這樣，我倆就成了班裏的衛生員。解放軍老師是附近二三九醫院的，來給我們上過幾次課，開始講了幾堂理論課，然後就教我們怎麽使用一些最常用的藥，還教我們怎樣消毒傷口，怎樣止血，怎樣用繃帶和三角巾包紮等等。從此以後，學校一有外出活動，我和徐榮彬就輪流背藥箱。有一次學校開運動會，我倆就守著藥箱坐在主席台邊上，覺得挺光榮的。因為我倆是紅醫班裏年齡最大的，所以不但是班裏的衛生員，也是學校的衛生員。我倆還掌管著學校衛生所的鑰匙，哪個同學摔破了皮，哪個同學流了鼻血，誰和誰打架打破了腦袋，削鉛筆割破了手指，都要先找我們倆。有兩件事我還記得很清楚，有一次一個小男孩的手被鏽鐵皮劃破了一個大口子，肉都翻出來了，傷口上都是鐵鏽渣和泥土，我給他清理幹淨包紮好，讓他趕緊去二三九醫院找給我們講課的那個解放軍老師，我怕他染上破傷風。還有一次一個男生打架被磚頭砸破了腦袋，血流了很多。簡單處理完傷口後，我請一個沒課的老師趕緊帶他去醫院縫針。為這兩件事兒，我得到了那個名叫張麗華的解放軍老師的表揚，她說：“你很心細，也很果斷，手也巧，將來真應該當醫生。”
        兩年的戴帽中學在連續不斷的各種運動中結束了，暑假過後，我們全班一起升入了大連46中，也就是現在的遼師大附中。
        少年時代的記憶永遠是最清晰、最難忘、最真實、最完整的。限於篇幅，我不能把所有的記憶都記錄下來。那就讓該記住的留在腦海裏，該忘記的隨時間遺忘吧。


   



                                           解放軍老師在給紅醫班的學生講如何辨別草藥。（為了照相擺出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