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宋慶齡表妹自殺之謎

倪吉貞是宋慶齡的舅舅倪錫純的女兒。由於政治立場的不同，宋慶齡和宋家、孫家的親屬都斷絕了聯係，彼此間幾十年沒有過任何來往。所以，她很看重與外婆倪家親屬的關係。對於這位表妹，她更是深有感情。

倪吉貞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英語很好也很有教養，稱得上是一位淑女。1927年宋美齡和蔣介石在上海舉行婚禮時，特別邀請她作為伴娘。宋慶齡非常喜歡這個表妹，見她一直獨身，曾想邀她來做秘書，陪伴自己度過晚年。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社會上掀起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狂潮。住在上海的倪家，因為和“四大家族”的關係首當其衝。倪吉貞的哥哥倪吉士被抄家。全家人搬進了一間極小的房子，缺少起碼的生活條件。看到這般慘景，倪吉貞觸目驚心。

使她沒有想到的是，不屬於任何單位，也從不惹是生非的她，很快就受到了更沉重的打擊。1966年12月10日夜裏，她的弟媳婦教書所在中學的紅衛兵闖進了家門，要在這裏設立司令部，勒令他們二十四小時內搬走。至於搬到哪裏，紅衛兵不管。倪吉貞一輩子沒經曆過這種事，頓時方寸大亂。她找到房管所，被告知沒房；找到派出所，民警表示管不了也不能管；找到統戰部，這個昔日“民主人士的家”也已是風雨飄搖、自身難保。要想投親靠友，掰著指頭數一遍，他們不是住得很緊，就是已被掃地出門。誰家也容不下他們一起生活的四口人。無奈之下，倪吉貞和原來住在一起的弟弟吉文、弟媳美芬分手，帶著過繼的女兒倪以銘去尋找容身之地。

11日，倪吉貞在上海的大街上遊蕩，一邊哭一邊走。她想到了倪以銘。倪以銘是倪吉貞的哥哥倪吉士的女兒，倪吉士當然會全力幫助她們。但是，倪吉士的住處，除了一家人的坐臥，連放一張桌子的地方都沒有。倪吉貞又走過淮海中路的宋慶齡住宅，她明知宋慶齡不在上海，不可能解決自己的燃眉之急，但此時已是付訴無門。萬般無奈之下她按響了宋宅的門鈴。門打開了，一眼看到傳達室，倪吉貞就如見到親人般淚如雨下。此時正巧宋慶齡的管家李燕娥出門去，下午才能回家，沒有人可以作主幫助她。

紅衛兵勒令的二十四小時就要到了，走投無路的倪吉貞隻得不顧麵子，要求美芬把她和倪以銘也一起領到美芬的姐姐家。紅衛兵隻許倪吉貞搬走一張床、換洗衣服和被子。所有家具、日常用品，包括碗筷都要留下供他們使用。倪吉貞僅有的四百元，被紅衛兵硬索去三百元。他們還宣布，此後司令部這裏用的水、電、煤氣、電話費，全由倪吉貞負擔。倪吉貞央求說她家很節省，水、電等每月隻用十二元，能否今後每月交十二元給他們。她還將上月水、電等收據給他們看。但他們仍然堅持，不論開銷多少都要倪家支付。

住進美芬姐姐家後，僅有的一張床讓給了倪吉文睡。房間裏沒有水，要去弄堂裏用水桶拎進來。對於一位老人來說，這也是很大的負擔。想到今後要靠弟弟吉文的薪金過日子，還要支付自己家中一切水、電、電話等費用，倪吉貞心中惶恐莫名，悲戚無助。

1966年12月14日，勉強安頓下來的倪吉貞給宋慶齡寫了一封長信。從小有著強烈自尊的倪吉貞，在受到極大刺激的情形下，詳細地對宋慶齡講述了自己的所有經曆。她滿心酸楚地說：“你如果看見我，也不認識了。” 瞻念前途，她十分恐懼：“不知道還要苦到、嚇到什麽地步？”信的最後，倪吉貞寫道：“請你自己保重，我將打起勇氣做人（聽說尋死是要成為反革命的）我沒有犯什麽法，我不死，心中就記牢你的話。請收到此信千萬千萬能不能給幾個字？使我們知道你收到了信，我精神上要安慰些。但請你在信封裏麵也不要具任何什麽‘姐、妹’等字。這樣更為妥當……心中很亂，不必多說。有錯，有不對的地方，請你慈心原諒。”在署名之後，她又令人擔心地綴了兩句：“甘家娘娘的媳婦已自盡，用的是煤氣。我認識的已有八個了。”

信封上，貼了一張毛澤東頭像圖案的八分紀念郵票和一張人民大會堂圖案的兩分郵票。倪吉貞在信封的正麵和背麵用鋼筆寫了三處“航空”字樣，此舉可以看出她麵對處境顯然已經驚恐萬狀。

這封信使宋慶齡牽腸掛肚。她在信中用筆做了十一處記號。為了緩解倪吉貞被掃地出門後生活無著的困難，她設法通過中國福利會的老部下蔡縵雲送去了一點兒錢，給他們以精神安慰和物質支持。然而，很快蔡縵雲就失去了自由。這使宋慶齡更加心神不定，深怕是自己的托付，給蔡縵雲帶去了災難。1967年底，她寫信給沈粹縝：“我的老幹部蔡縵雲，一年多沒有消息了。不知道什麽緣故她被關起來。我日夜不安，不知是否因為她代我交一些錢給我一個表親的緣故？因為她一直很老實，守紀律的，也不和壞人來往。如果你聽到她的消息，請不要瞞我吧。我對她應該負責！”接著她又忍不住說到倪吉貞：“除了生在資產階級的家庭裏，我的表親從未參加政治或做過壞事。一直很老老實實的。”

1966年底的這封長信之後，倪吉貞可能還給宋慶齡寫過信，但至今沒有查到。因為宋慶齡曾寫到：“她曾對我說過，那些野蠻、獸性的人毒打她、踐踏她以至吐血，還不如死了好。”這一情節在我們見到的這封信中沒有表現。看來，此後的倪吉貞不僅被強製勞動、受到了批鬥，而且是受到了武鬥。對於一個始終生活在閨中的“小姐”來說，這是不堪忍受的淩辱。為什麽宋慶齡沒有及時采取措施保護倪吉貞呢？就此，宋慶齡談道：“我當時不夠警惕。我本應該打電報回家，讓她住到我家裏去，或者送她來這裏。但我相信了那些沒有心肝的人，他們說她在騙我。”

1968年5月，倪吉貞萬般無奈之中，又一次來到淮海中路的宋慶齡住宅。按響門鈴後，工作人員告訴她，宋慶齡一直住在北京。倪吉貞最後的一絲幻想破滅了。她穿過馬路，來到幾乎正對住宅的武康大樓。這是一座法國文藝複興時代風格的高八層的建築。解放前曾被孔祥熙買下，歸在孔二小姐的名下。孔令偉為其取名諾曼底公寓。由於建在路口，這座樓順街勢建成了熨鬥形。它的一個特點是頂層有一條長長的臨街走廊，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解放後，許多高級知識分子——特別是一些電影界的知名人士，如鄭君裏、金焰、趙丹、秦怡、王人美等——被安排住到這裏。“文革”開始後，這座樓便成了自殺者的首選。萬念俱灰的倪吉貞一步步登上樓梯，隨後從走廊上淩空一躍，徹底得到了解脫。

倪吉貞的自殺使宋慶齡大為震驚。1969年10月16日上午，宋慶齡乘周恩來的專機回到上海。她的心情很不好。在去西郊機場的路上，她終於忍不住對秘書杜述周說：“杜同誌，我的表妹在我家對麵樓上跳樓自殺了，你到上海可以去看看。”稍一停頓後，她內疚而又無奈地說：“我連一個無辜的表妹都保護不了……”

1971年2月11日，宋慶齡在致廖夢醒的信中又一次談到了倪吉貞的死：“盡管春節給許多人帶來歡樂，可是我一點也不喜歡燃放爆竹。不斷傳來的壞消息使我老做惡夢。……這些日子我聽到的盡是壞消息。我的親屬倒是都已經解放了，因為徹底的審查並沒有發現他們犯過什麽錯誤，隻不過他們不幸同四大家族之一有點關係而已。這是他們身不由己的事。他們仍擠住在亭子間裏，勞動所得隻能勉強糊口。我自然要幫幫他們，但那也不過是杯水車薪，因為我現在隻有自己的薪水收入。我希望我的表親們不要像我的那個表妹一樣去尋短見。她的死，我是有一部分責任的。……可憐的表妹傑西卡（倪吉貞的英文名字）就這樣離開了人世，我常夢見她。”

“她的死，我是有一部分責任的。”一句話，可以見出宋慶齡在特殊曆史環境下的心酸與尷尬。

其實，倪吉貞之死隻是發生在宋慶齡身邊的實例之一。早在“文革”開始之初，據說宋慶齡就直接寫信給中央，明確提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還有效嗎？怎麽可以亂抓人，亂鬥人，抄家，逼死人？黨中央要出來講話。這種無法無天的情況，自己傷害自己的同誌、人民，是種罪行。”1971年，在寫給廖夢醒的信中，她還將“文革”期間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概括為“火與死”。

倪吉貞的死給宋慶齡造成了永遠無法愈合的傷口。她的死處就在宋宅的正對麵，宋慶齡不能不時時想起她。

宋慶齡將倪吉貞“文革”後給她的這第一封信精心地保存起來。在信封上，她用紅筆和藍筆分別打了一個“×”，寫上了一串英文——“Letter from Jessie”（傑西的來信）。Jessie是Jessica（傑西卡）的另一種寫法。宋慶齡還用鮮紅的水筆，在信封上另寫了一個大大的英文單詞：“Keen”（哀悼、痛哭），後麵是一個令人驚心的感歎號，那是宋慶齡內心滴淌著的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