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拒絕民主的製度自信的表麵支撐有兩個關鍵點。一個是具體化的經濟成就，一個是概念化的執行力，強製力。而內裏的本質，說白了就是北京要吃中國這塊獨食。盡量不給友邦，絕對不給家奴。

經濟成就這張牌的邏輯就是，既然北京做對了一些事，那麽北京就做對了一切事，一俊掩百醜。而執行力這張牌的邏輯是，既然北京總是對的，那麽自然說一不二，什麽法律，什麽程序，什麽民意，統統扯淡，統統讓路。民主除了扯皮，有什麽用呢。聖明天子，眾正盈朝。黨和國家領導人自然把大棋都下好了，小旗子們乖乖聽令挪就是，有好日子過，想那麽多幹嘛。

問題在於，人類曆史上，聖君是傳奇，昏君是常態。就拿經濟而言，前三十年是世界曆史上的經濟負奇跡，後四十年也不過是人類曆史上的正常情況。用正常對比負奇跡，正常就是奇跡。用正常比正常，就不足為奇了。退一步說，就算是做得不錯，難道不是執政為民，理所應當。更何況表麵繁華的背後，又有多少問題，環保勞保，假冒偽劣，坑蒙拐騙，貪汙腐化等等等等。這些問題有沒有都公開出來呢，有沒有人承擔責任呢，有沒有人去解決呢？答案基本上是，沒有。

因為一旦承認這些問題，一旦追究責任，一旦去設法解決，就會徹底動搖所謂製度自信。首先執行力就會大打折扣。既然過去的執行有很多錯誤，那麽如何保障新的執行沒有錯誤呢，那麽是不是就可以拒絕執行呢？其次經濟成就的背後又巨大的社會成本，那麽這個實質的盈利也同樣大打折扣，甚至變成賠本買賣。功勞變苦勞，苦勞變錯誤，甚至罪責。既然北京的執政不足為奇，甚至得不償失，那麽執政資格也就缺乏信用了。

所以中國就必然陷入這個怪圈，死不認錯，認錯就死，不死不認錯，隻有當錯誤積累到死亡的時候才認頭。而這是典型的集權政權的必由之路。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黨和政府也一樣。這是自然鐵律。那麽怎麽才能及時發現和糾正這些錯誤呢？隻能是集思廣議，民主自由。這同樣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鐵律。

那麽說了，民主國家不也同樣有很多問題嗎？很多也是很無解嗎？民主從來就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答案。因為新的問題總是在不斷產生的。民主隻是解決問題的程序來應對不斷的新問題。美國是最發達的民主國家，依然問題多多。反過來說，中國搞好的所謂經濟，也不過是是美國一二百年前的水平。難道就可以說一勞永逸，永遠這麽下去了？哪怕隻是維持現狀，更不要提趕超美國，就有無窮的問題要求解決。怎麽來發現提出問題，怎麽來評估調研問題，怎麽來比較選擇對策，怎麽來執行實施，怎麽來驗收獎懲，怎麽來反饋調整？這些都不是偉大光榮正確能夠一筆帶過的具體細節。

一有問題，不是承認，而是掩蓋。不是去找到問題的根源，而是往境外勢力操控上掛。現在世界普遍聯係，各方勢力互相影響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歸根到底是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外因的作用無法避免，猶如中國同樣作為外因去影響其他國家，但是歸根到底問題還是根源在自己這裏。外因的作用，沒有什麽合法不合法，隻有存在不存在。而存在與否也不取決於某個開關。

同樣，不是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而是尋找境外勢力是否也有同樣的問題，如果有那麽一星半點，就安了。這也是極其荒謬的。尤其是和比自己程度低得多的，甚至隻是曆史上存在過已經被解決的案例去比，就更是小家子氣了。退一萬步說，問題就是問題，別國不解決，為什麽中國就不能先解決呢？這個時候的厲害精神哪裏去了呢？

所以歸根到底，民主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方向。中國不存在需不需要民主的問題。中國的問題是哪種民主形式的問題，如何從集權向民主平穩過渡的問題。中國不需要第二個李鴻章去維持到維持不下去為止，中國也不需要第二個袁世凱去為了集權反而導致分裂，中國也不需要第二個毛澤東為了當老大而讓中國崩潰。中國隻需要下一個蔣經國讓中國不再重複，決策對了的聖君的一時所謂盛世，然後決策錯了的昏君帶來的長期絕對亂世，的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