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次海歸而不果


王六一

我1988年來美國，1991年冬天拿到了一個計算機專業的碩士學位，當時雖然也得到了一筆讀博士的獎學金，但是看看自己家徒四壁，銀行賬戶上隻剩下700多美元，窮得連輛舊車都買不起，在四萬四千二百元年薪的誘惑下，毅然放棄了那筆獎學金，選擇了工作，於1992年春天來到矽穀。

埋頭寫程序一寫寫到1999年，眼前晃動的代碼實在令我膩煩了，我很想換個工作。正好一家公司招亞洲地區的係統工程師，我去應聘，竟被錄取了。在公司邊做電話支持邊培訓了五、六個月，2000年春天我被派往中國，為客戶調試設備，解決問題。第一站是上海。

(一) 上海

那一年上海的空氣裏好像洋溢著奮發進取的味道，老城區雖然破舊如前，但到處都是拆遷的景像，走到哪裏都是建築工地。很多海歸已經展開了他們的事業──公司在上海的辦公室主任A先生，就是一位法國歸來的碩士，他腦瓜靈活，口才很好，善於吸引客戶，上任不到一年就為公司拿到了兩個50萬美元的單子。因為公司業績蓬勃，我一到上海就被客戶包圍了。他們試了這個又要試那個，解決了一個問題馬上又出新問題，每天我馬不停蹄地來往於浦西浦東之間，晚上回到新錦江，洗把臉剛要上床睡覺，電話玲又響了。“我現在要睡了，你的問題明天我到你公司再看，行嗎？”我疲憊地回答。“你不用明天到我們公司了，我現在就在你樓下，大堂裏！”我隻好重新穿上套裝，紮好頭發跑下去。

那時上海電信管理局在浦東南路的盡頭，一座十層的灰樓裏。他們的計算機設備室裏已經安裝了思科、3COM等著名公司的設備，我們公司的設備也在其中，網絡技術項目的負責人B先生是個江西人，中國科技大學的碩士，他手下還有幾員幹將，都是外地人。看得出幾個外地人在努力學習網絡新技術，我每天一進門，都淹沒在他們的問題裏，他們好像決心抓緊我在上海的幾天，把我肚子裏的那點東西全部學到手。他們成長之快，幾天的工夫就觸及到了我公司的核心技術，以及未來網絡發展的關鍵。我推托受專利保護限製，不能回答他們的問題，其實有些問題連我自己都沒有答案。

不僅是這一家客戶，幾乎所有的客戶都是這樣熱氣逼人。一次新產品發布會上，我公司銷售經理話音剛落，台下舉起一片森林般的手臂，問題從產品的具體功能，到大的技術趨勢，到市場上巨頭們的孰是孰非， 我們幾個人應接不暇，忙得滿頭大汗。人們似乎對我們公司的一切都感興趣，員工裏有多少老中，多少老印，年底分紅占薪水多大比例，連我帶去的一台SONY手提電腦，都引來了五、六個人住足觀看。

浦東南路那時還沒有拓寬，靠近陸家嘴那邊有幾棟像樣的建築，包括剛開業沒兩年的“八百伴”，再往南走卻有很多地段破爛不堪，與我1982年到上海實習時比較，並沒有太大改觀。上海電信管理局裏既有B先生那樣腳踏實地勤懇工作的人，也有從計劃經濟時代過來的“二流子”。計算機室旁邊有一個視頻會議室，每次我在那裏調試設備都看見一個二十多歲的女孩在三張並起來的椅子上蒙頭大睡，不到中午飯時間不起來。私下裏我問B先生，他笑著說，那是我的組員，但是我管不了，人家有後台！你可能還不知道吧？她每天不到四點就下班回家了。一次去浦西一家小客戶時趕上下雨，我走在高低不平的人行道上，一手拎著電腦，另一手舉著雨傘，身上斜跨一個大包，裏邊裝滿了各種連線，我不斷踩進水坑裏，到了客戶那兒，幹淨的商業裝已經濺了一身泥點。公司給我兩部手機，一部隻能打國內，另一部打國外。盡管上海辦公室主任大力遊說我回國和他一起幹，我們甚至談到了幾項具體的、可以馬上幹起來的工作，這樣的環境和基礎設施，卻使我回國長期發展的念頭熄滅了。

上海的問題還沒解決完，頭兒又讓我火速趕到北京。同樣的新產品發布會，在北京卻遠沒有在上海反應激烈。我住在長城飯店對麵的亮馬大廈，狹小的房間裏堆滿了開新產品發布會用的設備，連我床上都是一大堆連線──公司的亞洲地區銷售經理是個香港人，見了洋人點頭哈腰，見了我們大陸人卻頤指氣使，露出一副勢利相。北京的政府客戶們技術問題很少，但卻端出很多條條框框來難為我們，北京辦公室主任C先生雖然也是從澳大利亞歸國的，卻沒有上海主任的精明強幹。隻有北京地區的技術支持工程師很有幹勁，在吸引客戶能力上甚至超過了銷售主任。可惜，他在我離開北京不久就換到了思科北京辦公室。

北京的一攤忙完了，香港人想派我到印尼和新加坡去，幫他支持那裏的用戶。這時，矽穀的高科技公司上市潮已經熱起來了，我開始聽說以前的同事、同學從股票權中賺大錢的故事。在國內兩個月的獨自奔波，使我非常想念家人，北京春天的風沙也使我留戀起矽穀清新的空氣，另外我對餐館裏食物的味精味兒也實在厭倦了。請示了我在美國的上司，他幫我擋回了香港人的指揮棒，我從北京直飛回舊金山。

兩個月後，我換到一家START-UP。兩年後，我從買那家START-UP的大公司被裁掉。

(二) 母校

2001年的冬天，頂著寒風，帶著學位證書、翻譯成中文的簡曆、專業書和一年四季的衣服，我來到北京。為什麽去北京，而不是發展環境好些的上海？出國以前我曾在北京跌了一個大跟頭，摔得鼻青臉腫，差點兒一蹶不振。北京是我的“麥城”，我在哪裏跌倒，就要在哪裏爬起來。我腦子裏甚至有一個征服北京的五年計劃，我要在北京重拾我的自信。

我先到安徽，完成一個農村中學的承諾，然後回到北京，開始認認真真地找工作。時值春節前夕，我去的幾個單位主管已經放假回家，遞上去的簡曆都被人們扔在抽屜裏。一個大學同學打電話來，請我到她家去過春節。

春節前一天我回到母校所在的城市。住我上鋪的鐵姐們兒冒著寒風在車站接我，我心裏一陣感動，差點兒上去給她一個美式擁抱。同學們對我都非常熱情，三天不斷在餐館吃請。說到回國，大家卻都異口同聲地勸我：既然在美國已經紮下了根，生活得也還不錯，就別再瞎折騰了。

為什麽我要回國？一杯啤酒下肚，我對老同學掏開了心窩子：美國好是好，但是那裏一個蘿卜一個坑，要創業，或者你得把別人從坑裏趕出去，或者你要有開發新坑的本事。給人家打工的活我已經幹了近十年，每天就是在固定的軌道上走，這條軌道如此恒定，我已經能看見自己十年後、二十年後的景像。這種毫無變化、缺乏挑戰的生活我過膩了，我要換個活法兒。

同學們疑惑地看著我，沒說什麽。一個老同學站起來說，我聽明白了！你就是要換換空氣。這樣吧，這兩天你先跟那誰去玩玩，她有車，大年初三我帶你去找係主任。

係主任也是78級畢業生，但他來自另一所學校，大年初三接見我，全看在我同學的麵子上。我沒想到他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我要不要參加他們的教授評比，並且拿出一個厚厚的關於評職稱的條文讓我看。我大致翻了翻，不外乎是每個職稱要寫多少篇論文、完成多少教學時數。我說我隻想教書，無意與他們競爭職稱。他馬上又問我要不要參加分房子。我也馬上告訴他我不會。整個談話的氣氛使我感到不舒服，就好像在美國麵談，人家對你的資曆、能力、所掌握的技術一句也不問，一上來就談你的薪水一樣令人不安。我竭力把話題往技術上引，但主任打斷我的話，說他對我的能力毫不懷疑，他懷疑的是係裏能否把我留住。我再次表明自己回來是幹事情，而不是要待遇的，他懷疑地問：你幹一段時間就不會這麽想了，就會要職稱，要錢，要房子。如果我們無法提供，你就會跑回美國去，那時我豈不尷尬？

我清楚地看到主任並不鼓勵我留下來，隻好說，我回去把這個職稱條文好好研究一下，同時認真考慮一下您的話，然後我拉著兩個同學告辭了。

出了新建的教學樓，撲麵而來的冷風嗆得我們直咳嗽。接我們的車還沒回來，同學建議到從前的宿舍樓去走一走。我們弓著腰，頂著大風來到了那座舊樓前，樓前沒有一個人影，窗外也沒有一件寒假留校同學晾的衣服。我快步走上台階，才發現門上貼的一張告示：這棟破樓春節過後就要被拆掉了。

看著二樓上自己曾經住過房間的窗戶，窗框殘破不堪，玻璃打碎了一塊，房間裏已經空無一人。想起二十年前那個夏天我離開的時候，對世界滿懷憧憬，渾身是勁，今天回來的時候已經是個中年人了，多次碰壁碰扁了鼻子，喪失了當初的銳氣，世界在我眼裏的顏色也不再非黑即白，而是接近灰色。母校並沒有張開臂膀歡迎我，而是給了我一本評職稱的文件，拿回去研究研究。

我在中國的這兩個月，美國股市繼續大跌。我在那家START-UP兩年賺的血汗股票，離開美國的時候尚值二十幾萬，過完了春節已經不到十萬了，我在高科技股騰飛的時候買的股票也都一泄千裏。我覺得自己給家裏的財政捅了個大窟窿，應該馬上回去上班，埋頭賺錢，不再考慮不切實際的海歸，才對得起先生。

(三) 北京

2002年春天我工作的公司宣告破產，我再次丟了飯碗。此時的矽穀，找工作已經很困難了，同事、朋友差不多都和我一樣，領著州政府的失業救濟在家待業。我正在家呆得無聊，一個朋友勸我回去試試運氣。於是我們二人一起買了機票，登上了去上海的飛機。

我妹妹已經先我從英國回到上海，並建立起了自己的小關係網。經妹妹引見，我到清華去與一個IT精英吃了頓飯。這個IT精英又把我介紹給北京E公司開發部的經理。E公司當時號稱中國電信業四強之一，雖然是從老政府單位發展而來，但近年注入了很多新鮮血液，已經擺脫了政府機構的臃腫和落後。約我麵談的F經理是從歐洲做訪問學者回來的，周圍有一圈“清華黨”。我與清華黨一點瓜葛也沒有，所以麵談時誠惶誠恐，十分謙虛。F經理對我的履曆很感興趣，問的技術問題也都在點子上。他如此緊跟行業發展，我不由得對他刮目相看。接著進來的幾個部門經理也都是年輕人，整個談話圍繞著技術進行，而技術是我的強項。

麵談後回到友誼賓館，我興奮不已，給在京同學一個一個掛電話，宣布我的回歸。電話裏我得知幾個在京的大學同學，李某，還有謝某現在都是經理了，打電話過去，秘書們一口一個“李總”“謝總”，刺激得我當時下定決心，五年後把自己也變成“王總”。

第二天再到E公司麵談，F經理說我的工作已經是鐵板上釘釘兒，沒問題了。可他卻遲遲不給我聘書，而是幾次把我叫回去，和他探討美國R公司的最新產品，XYZ2002。他說我作為項目經理上任以後的第一個項目，就是搞清楚XYZ2002設備裏的全部技術，為了這個我可能還要回到矽穀。

憑我微薄的失業救濟，友誼賓館長期住可住不起。一星期後我打包回美，決定回去邊工作邊等他們的聘書。

回到美國後我順利地找到了工作，但E公司的聘書一個多月以後才收到。他們給我的年薪是每年10萬人民幣，三個月試用期以後漲到12萬。我當時在美國的年薪是12萬美元，去掉稅、健康保險等能拿到手6萬美元，換成人民幣是48萬，如此我在財政上未免損失太大。F經理關於XYZ2002的建議也令我疑惑：他不會是在暗示我當技術間諜吧？如果是那樣的話，我可幹不了，偷人家東西有違我做人的底線。

我通過EMAIL回絕了E公司。F經理到底想要我幹什麽？這個問題至今仍在我腦子裏盤旋，但願是我把他的話理解錯了。

(四) 上海

2003年，回國的熱情在我心中再次燃起，蓋因矽穀的空氣常使人坐立不安，煩則思變，要幹，要革命。

可憐我學位沒甚長進，年齡卻老了兩歲，又是個女的。這次我降低要求，通過大學同學在上海一家大學找到了一個教書的工作。簡曆寄過去了，也和係主任電話上談了幾次，係主任又要求我寄一張照片，雖然我對這個中國特色很反感，還是寄去了。然後主任說，我的教書職位“基本上沒什麽問題”，回去之後還是要安排一次試講，“這隻是走走過場，否則別人會有意見”，主任在電話裏如是說。這個職位和上次一樣，不參加職稱評比，不分房子，工資按完成課時付。上海的主任畢竟比母校的主任開通。

這時軟件外包也發展起來了。一個以前的同事去W公司麵談，卻聽說那家公司要把一個項目包出去。同事對印度、中國那邊搶飯碗的憤憤然，我卻看到了一個機會。我把簡曆寄過去，不日收到麵談的邀請。麵談中我努力給他們留下好印象，其實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二輪麵談時那個關鍵人物項目經理出場了。不用我把話題往外包上引，他主動問起我中國軟件外包業的情況。

人家給了竿我豈有不爬的道理！我馬上講起上海的開發區，北京的孵化城，大連的外包公司……有我在軟件開發方麵的經驗，加上對中國市場的了解，我們公司(實際上是他們公司)的外包項目豈有不成功之理！最後我還不忘提到中國的基礎設施比印度好得多，不會出現EMAIL發到一半斷電、電話打到中間沒音的問題。那位經理聽得頻頻點頭，他起身叫進來另一位頭麵人物，我興奮地把剛才的說詞又重複了一遍。

麵談看上去很成功。我心裏喜不自禁──海歸了這麽多年沒歸成，最後竟是得來全不費工夫！機會就在家門口。以前我怎麽沒發現！有了這麽好的機會我幹嗎還要去上海教書！回到家放下包就給大陸打電話，先把上海的工作回絕了，外包的上家看來很有希望，我得盡快把下家找好。

第一個想到的是以前合作過的上海辦公室主任A先生。A先生一聽有生意做，反應迅速，馬上給我寄來了他目前任職公司的簡介和他個人的簡曆，同時告訴我，我將被他的公司聘為外包業務員，名片即日內印好。A先生的效率總是讓我佩服。

為了保險，我又聯係了國內有名的外包企業L公司。也許是因為生意興旺，這家公司接電話的人對我描述的項目並沒有太大的興趣。他甚至對我能否拿到訂單表示懷疑。當我問到我能否打著他們公司的旗號去找活兒的時候，這位先生的回答竟是“等我和我們頭研究研究再回你”。

接著我又聯係上了一個在國內自己開公司的熟人。熟人當然是十二萬分地熱情，滿口答應與我合作。

兩天之後我又回到W公司，那位項目經理專門為外包召集了一個會。我使出渾身解數，把我聯係上的大陸公司的資料各複印一份，恭恭敬敬地送到各位頭麵人物麵前，然後打開自己的電腦，亮出連夜趕出來的PowerPoint美好圖畫。

各位頭目不可謂不熱情，對我的宣傳不可謂不感興趣，幾天後，我卻接到電話，W公司被另一家公司收購了，外包的事就此擱下。

外包泡了湯，學校那邊又回絕了人家，我再次回到屬於我的隔間城(cubicle city)裏寫代碼。下午排錯排得沒主意時，我不由得想起電話上外包巨頭L公司那位先生的話，“你不一定能拿到這份訂單”，“即便他們說給你訂單了，你還是要劃個問號。合同簽了還有反悔的呢”──經驗之談哪！一定是多次碰壁才造就出的老練！

(五) 我是塊什麽料？

一次又一次的海歸失敗，使我對自己這項計劃感到懷疑。我的海歸行動缺乏先生的支持，他並不明確反對，但是每當我收拾行李要走時，他就冒出一兩句“非得去嗎”“什麽時候能回來”之類的微詞。父母也認為美國才是我的歸宿。他們說如果我有精力，應該努力去完成未競的學業，拿到博士學位，而不是浮躁地玩什麽“海歸”。他們拿我回母校的遭遇做例子：如果你有博士學位，人家能不要你嗎？

從幾次反複中我也看出自己的性格缺陷。機會來敲門的時候沒有抓住它，後來又像個無頭蒼蠅似地亂撞，缺乏計劃，全憑一時心血來潮。2002年回北京時，我並沒有打算回母校教書，在北京找工作碰了壁，才臨時決定去母校，這件事我事先沒有深思熟慮，臨上轎現紮耳朵眼，難怪母校的係主任對我能否長期堅持下去表示懷疑。

我自覺喜歡中國，喜愛季風書店，中關村那些地方，可是一旦麵對環境汙染、堵車、腐敗等現實問題，我又成了撒腿逃跑的葉公。頭兩天在一部電視連續劇裏聽到這樣一句話，“越是在拐彎處，越是有美麗的風景；越是有暴風雨，才越會看到風雨過後的燦爛陽光。”機會不可謂不偏愛我，可是在幾處應該堅持下去的節骨眼上，我卻撤了。以前曾有人說我是個性情中人，這大概就是那人所指吧！憑一時衝動出兵，到了陣前又反反複複下不了決心，一遇挫折跑得比誰都快，缺乏頑強刻苦的精神。應該承認，我是個失敗者。

現在海歸在我家已經是一個敏感的話題，雖然先生並不反對，我卻不敢再提起：狼已經來了四次了。下一步怎麽辦？我年過四十，身體也大不如從前了。我的選擇可以說越來越少。我認識到自己的性格缺陷，沒有單獨駕馭航船的本事，因此隻能到別人的船上給人家打工，靠在固定的軌道上運行來掙取一份食糧，這也正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做的：象一頭驢那樣繞著磨盤一圈一圈地行走，同時又因為沒有蒙上眼睛而痛苦。

即使這樣又有什麽不好呢？不是有成千上萬和我一樣的留學生來了就再也沒有回去嗎？他們安於美國的生活，每天上班下班，周末和家人、朋友聚聚，日子過得也挺滋潤。這個問題說到底是半瓶子空還是半瓶子滿的人生哲學問題。

向上看，我看見我這段人生經曆在宇宙長河中的渺小，在上帝宏偉計劃下的卑微。正是因為所謂事業上的失敗，我才變得謙卑，才認識了神。從這個意義上講，我又不是一個失敗者，而是一個成功者，我的路也許不是一個世俗意義上的成功者之路，但是卻歪打正著，成了一條接近神之路。今後怎麽辦？唯有倚靠神。正如那首歌裏唱的，“但是神是我心靈的力量，是我的福份，直到永遠！”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