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繼承的遺產是中唐、五代以來的衰敗，麵積比曆代中原皇朝少，卻也約略相當於四個半除俄羅斯外的歐洲第一大國法國。南宋的國土麵積又比北宋減少三分之一。但北宋比盛唐喪失的，除了五代後晉割讓的燕雲十六州之外，都是邊遠地區，而基本上保留了發達的內地。

記得在一次某書發行會上，大部分時間由一位先生高談闊論，他強調宋朝經濟“落後”，這當然是無知之說。其實，宋朝確是當時世界上經濟和文化最發達的國家。古代的人口統計數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計，唐朝極盛時的人口約八千萬，而宋朝約有一億。在古代手工生產時代，人口多，就意味著經濟總量大。宋朝經濟比唐朝有顯著增長。中國傳統所謂精耕細作，其實主要開始於宋代，表現為南方稻的畝產量有了提高，並在較大範圍內實現了稻麥兩熟製。古代當然不可能有經濟總量的數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顯對比的數字。唐朝供應京城的漕運糧額，往往是幾十萬唐石，水運和陸運最多達250萬唐石。北宋的漕運額最多達800萬宋石，一般定額為600萬宋石。(按:宋石容量還大於唐石)唐玄宗天寶年間，銅錢產量為32.7萬貫，而北宋一般年產量為100萬至300萬貫，而最高記錄為506萬貫。

有人認為，唐朝是中國古代文化的鼎盛期。唐代文明最重要的代表是唐詩，是公認的古代詩歌發展巔峰，唐詩勝於宋詩。但宋代文明勝過唐代文明的主要有教育、經學、科技、史學、宋詞和散文六項，可知宋文明總的說來，是勝過了唐文明。宋代在教科文方麵繼續處於世界的領先水平。

說宋朝軍事“落後”，是不準確的。在軍事技術上，宋朝並不落後，例如古代黑火藥的應用，主要是在宋朝，特別到南宋中後期，火藥兵器已在兵器中占有相當比例。世界上第一次使用火藥兵器的海戰，是南宋初的膠西海戰。準確的說法應是宋朝在軍事上孱弱或軟弱。但也須作具體分析，例如對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軍而論，最頑強的抵抗對手就是南宋。

人們常說，宋朝“積貧積弱”。其實，北宋的人力超過唐朝，物力和財力、政府財政收入更大大多於唐朝。但豐厚的財政收入難以負荷冗兵、冗官等支出，而橫征暴斂又加重了民貧，這就是積貧。軍事無非是客觀的實力加之以主觀的實力運用。宋朝的綜合國力無疑強於遼朝、西夏、金朝等，但因各種因素，實力的運用水平卻是劣等的，這就是積弱。宋朝消極接受中唐、五代的教訓，著重於推行文官政治，實行崇文抑武，其軍製是以犧牲軍事效能，以束縛武將才能，降低武將地位和素質為代價的。宋朝繼承自中唐以降喪失養馬區的現實，缺乏馬源，不重視騎兵的建設，而古代的騎兵猶如二次世界大戰時的坦克部隊，主要以步兵對抗遼朝、西夏、金朝和元蒙的騎兵，就處於弱勢。加之自北宋建國不久，就逐漸形成“守內虛外”、消極防禦等軍事傳統，故其武力一直不振，整個時代的尚武精神淪落。逐步實行文臣統兵和宦官統兵，降至北宋末，舉國竟無折衝禦侮之將。

宋朝的治國有得分的方麵，也有失分的方麵。按照皇帝集權，臣僚分權，中央集權，地方分權的原則，北宋各種政治製度的設計和操作，還是有效地維護了政治穩定，消弭各種內訌，有利於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自宋太宗始，以興盛的科舉製，造就了發達的文官政治。官場中從重視門第到重視出身，是唐宋期的一大轉變。文官政治，即“以儒立國”，對政治穩定和文化發展是有正麵影響的。文官政治並不意味著就是保守，但宋朝文官政治的特點在總體上說則是保守。正如王安石譏評說，“因循苟且”，“僥幸一時”，不求振作有為，但求勉強維持，得過且過，缺乏行政效率。宋朝形成了經學、教育和科舉的三位一體的教育和文化環境，這無疑又釀成中華文明在後來落伍的重要因素。

在人類曆史上，政爭是不可避免的，但在專製時代，政爭又往往是十分殘酷的。宋太祖立下了秘密誓約:“藏於太廟，誓不誅大臣、言官，違者不祥。”故北宋的政爭少有誅殺，較為文明。即使在北宋後期有三次大規模貶竄士大夫的運動，一般也不開殺戒。宋人稱“古者士大夫多被誅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來，始禮待士大夫，終始有恩矣”。趙宋一代在強調皇帝大權獨攬的同時，又兼顧對臣僚的體貌寬柔，在中華古史上是絕無僅有的。

北宋除後期外，將“異論相攪”作為“祖宗之法”，其初意是使“臣僚各不敢為非”。在較為寬鬆的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宋朝台諫政治的發達，超越前朝後代。在人治條件下，台諫政治固然有各種流弊。但按照儒家理論，台諫官作為政治上的反對派，行使監督權，發表異論，對於“扶直道”，維係一個時代的正派士風，有一定意義。

金元時代評論，認為宋政失之於“寬柔”。“寬柔”表現為對誤國敗事者有罪不罰，罰不當罪，罪廢複用，所謂“賞重於罰，威不逮恩”。宋朝的上層官員，大多治國救國無方，而彼此勾心鬥角，玩弄機謀權術，又有足夠的聰明才智。發展到頂點，則是不管國家存亡，百姓死活，自己不能治國和救國，卻必須破壞他人治國和救國。

總的說來，北宋的專製政治有開明的成份，保守的成份，拙劣和荒唐可笑的成份，互相交織著。

宋朝的弊病有曆代皇朝的通病，也有自己的特點。中國的古史過於悠久，曆代興亡的往事也積累得過多。一方麵是每代開國，總是企求長治久安，致力於堵塞各種招致敗亡的漏洞，另一方麵又是從來無不亡之國，無不敗之朝。盡管每朝每代的覆滅，總是各有許多具體的條件和情況，而其中一個根本性的因素，一條貫穿曆代敗亡的基線，說來說去，還隻是“腐敗”兩字。腐敗的根源，說來說去，也無非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下的等級授職製。史實證明，等級授職製必然成為貪官汙吏的溫床；貪腐現象滋生不息的怪圈，必然出現官官相護的情況，而編織成龐大的貪腐保護網。腐敗與專製是一對雙生子，專製必然滋生腐敗，腐敗必然依賴專製。曆代皇朝覆亡留下的最重要的曆史教訓，就是從腐敗走向滅亡。馬克思主義強調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則，批判等級授職製，力主以直接選舉製取代等級授職製，這其實也是深刻地、科學地總結了中國以往政治體製根本性的弊病，為“走出輪回”，指明了一條唯一可行的曆史變革之路。

(王曾瑜 作者為河北大學宋史研究中心特聘教授、中國社科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