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就說了，從口音上聽這位應該是日本人，還有人說怎麽這人的長相個頭特別熟，應該在當年的內部通報上看到過。反正每天來喊口號的這位絕對不會是神經病，肯定是出於某種目的來接近中國的，應該不是一般人，得調查調查。

　　調查下來的結果，這位是一家日本商社香港分店的老板，姓藤井，日本人。商社的名字叫做“東京丸一商事”，規模不大，隻有幾條拖網漁船，在中國海南島一帶捕魚，打了魚在香港賣，然後把賣魚的錢拿到台灣去買香蕉，再把香蕉販回日本去。反正就是做這種土頭土腦不起眼的生意。

　　“藤井”是一個很普通的日本姓，但這人的名字引起了中國人的注意，這位叫“藤井猛”。有人想起來太平洋戰爭前夕在東南亞一帶有一個很有名的日本特工就叫這個名字，但那時候的公開身份是“台灣總督府農林技師”，在馬來亞一帶徒步考察橡膠林，據說是在勘察作戰地形，戰爭開始以後就再也沒有聽到過這個名字了，據說這是個化名，本人的真實身份是大本營作戰參謀，現在的這個魚販子藤井猛，是不是當年的農林技師藤井猛呢？中國人對此人展開了調查。

　　調查下來的結果是，這個魚販子藤井猛就是當年的農林技師藤井猛，隻不過他的真名不叫藤井猛，而是朝枝繁春。


　　間諜

　　朝枝繁春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45期畢業生，1939年畢業於日本陸軍最高學府的陸軍大學52期。因為成績優秀，被天皇賜予軍刀，這種陸大優秀畢業生被稱為“軍刀組”，日後一般會飛黃騰達，戰爭結束時朝枝繁春是大本營陸軍部，也就是參謀本部作戰課的中佐參謀！

　　朝枝繁春在陸大畢業後的1939年底到1940年3月這一段時間就任的是第一軍（司令官篠塚義男中將，參謀長是有名的怪人田中隆吉少將）的作戰參謀。第一軍的司令部在山西太原，而朝枝少佐的任務就是製定攻擊延安的作戰計劃。

　　中國情報部門知道朝枝繁春的經曆，也知道他在太原所從事的工作，但對於朝枝繁春怎麽變成了“藤井猛”卻有點摸不著頭腦。

　　按照日本陸軍的規矩，陸大畢業生，特別是成績優秀者畢業後先在基層部隊實習一年然後去中央機關工作，朝枝繁春被安排到了陸軍省軍務局。

　　軍務局是陸軍省最重要的部門，負責陸軍的通盤計劃。可這位不幹，他要進參謀本部，而且是最重要的作戰部作戰課，因為軍刀組就應該進參本作戰課，現在去陸軍省坐辦公室管招兵養兵是屈了才，朝枝繁春認為受了欺負。這位幹脆就自作主張脫了軍裝開小差了，跑到台灣，找到相關機構，問有沒有到南洋調查的工作可幹。這件事把機構負責人上村乾男少將可嚇壞了，一個軍刀組參謀私自溜出來算是怎麽回事？在和陸軍省再三商量以後，覺得這事還是得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按理該送上軍事法庭的逃兵罪，僅僅就給了個“停止軍職3個月”的處分，幹脆派他到南洋去刺探情報了，這是1941年5月的事情。

　　日本人投降時朝枝繁春是大本營陸軍部（就是參謀本部）作戰課對蘇作戰主任參謀，蘇聯紅軍開始進攻滿洲以後，1374號大陸令（大本營陸軍部命令，日本人搞的簡稱怪裏怪氣）作戰方案就是他做成的。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8日這位起草了一份《參謀總長訓令》讓關東軍投降，做成了以後就坐飛機去了滿洲。

　　名義上朝枝繁春去滿洲是讓關東軍投降，其實朝枝繁春還有更重要的使命。要關東軍投降隻要一紙命令即可，在那種兵荒馬亂的年月沒有必要專門派軍使的，朝枝繁春去滿洲其實還有別的重要任務，就是要監督銷毀731部隊的所有犯罪證據。

　　1997年朝枝繁春在朝日電視台的節目中作證，承認他在長春對關東軍防疫給水部長石井四郎軍醫中將說，“如果世界知道日本使用了活人來進行細菌和毒氣及凍傷研究的話，天皇就會被作為戰犯起訴。你們部隊過去所進行的研究和研究的成果及其資料、器材都要從地球上永久地抹殺和消滅，不要留下一點證據”。

　　但蘇聯人的動作實在太快，沒花多少時間就占領了滿洲的全部機場，完成了任務的朝枝繁春回不了日本了。蘇聯人可不管你是什麽來指揮投降的軍使，再說蘇聯人也不需要你們投降了，1945年9月6日，在長春的所有關東軍高級軍官分乘兩架蘇軍飛機被押往伯力，裏麵也包括了大本營軍使朝枝繁春中佐，那架專機當然也成了蘇聯人的戰利品。

　　據說這位也是個不怕死的主，到了被押的蘇聯以後就一直和蘇聯人鬧，以自己的身份是大本營軍使，到滿洲來指示關東軍投降一事報告過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使用的飛機上遵照盟軍的指示塗上了綠十字，蘇聯人既然加入了海牙國際公約，就沒有理由拘捕軍使。

　　就這麽吵著吵著，蘇聯人最後還是在1949年8月7日把朝枝繁春給放了，隻關了4年不到。

　　富商

　　那麽這人現在見天來喊萬歲又是為了什麽呢？

　　其實朝枝繁春這次成天到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上班喊萬歲倒沒有什麽別的政治動機，就是那時剛剛開始做生意，謀生維艱，想找機會和中國人套套近乎，看看有沒有什麽生意能做。又恐怕中國人記得當年的事，來探探風聲的。

　　這種機會來了。一天，有一個人在朝枝例行喊萬歲的時候湊了上去：“朝枝先生，這是我的名片，咱們談談？沒必要找翻譯吧”。

　　一聽有人直截了當地叫他“朝枝”，朝枝就知道事情到了關鍵時刻了，再一看遞上來的名片，來人是一個姓馬的處長，這個名字原來在山西時就好像聽說過，是抗戰時中共駐太原的情報負責人。

　　馬處長說：“能不能幫個忙？您知道我國渤海灣的對蝦多得抓不完，能不能幫忙買一下？”

　　當時沒有冷藏設備，撈了對蝦除了醃蝦幹以外就隻能眼看著白白爛掉。而當時中國又極度缺乏外匯，因此周總理指示糧油進出口公司一定要想法子把對蝦賣到日本去。

　　為什麽？因為日本是吃蝦大戶，什麽壽司、天婦羅、蓋澆飯，哪兒都要大對蝦。戰前大洋漁業、日本水產等大公司每年春秋兩次來渤海灣撈蝦，但現在沒有了外交關係，來不了了，所以日本國內對蝦奇缺，價格飛漲，已經是戰前的10倍了，總理知道這事。

　　這幾天的萬歲沒白喊，朝枝繁春胸脯一拍：“行，給我一星期時間，但是貴國渤海灣的對蝦能不能由東京丸一商事包銷？”

　　“當然沒問題，”馬處長臉上放出了光芒。

　　朝枝立即回到東京找到了大洋漁業的社長中部兼吉，問他要不要渤海灣對蝦。中部社長驚訝得合不上嘴：“你能得到北京政府的確認？”要知道兩國之間當時沒有外交關係。

　　朝枝帶上大洋漁業的對蝦專家德丸，從廣東偷偷摸摸跑北京去了。和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總公司總經理王少鵬直接談判。最後談下來了第一筆生意，內容是1000噸對蝦，1000噸海蜇，3000噸廣東香蕉，1600噸天津板栗，600噸柿餅，還有其他500噸糧油食品。大洋漁業這筆對蝦生意做下來的利潤是預想的10倍：5億日元。要知道當時的5億日元怎麽也得當現在的幾十億了。

　　從此，中國產的渤海灣對蝦、天津板栗（在日本的朋友都知道到現在日本賣的也全是“天津甜栗”）、柿餅、廣東香蕉、海蜇皮就全歸朝枝經手了。而中國則從朝枝手裏買日本北海道海帶、香菇。

　　這件事震動了中國香港，日本商人居然和中國做成了生意！因為當時三井物產、三菱商事這些日本大商社全在香港駐有專人削尖了腦袋想往大陸鑽，但進不去。就懷疑這個不起眼的小商社肯定有背景，但就沒想到是兩個過去戰場上的對手在做生意。

　　1957年6月18日的《南華早報》上有一張笑容滿麵的朝枝繁春的照片，邊上的說明是“3個月的訪問，定下了120萬英鎊的合同”，要知道那是一英鎊能兌換1500日元的時代！

　　到1996年被並入豐田通商株式會社為止，東京丸一商事的生意越做越大，從一個隻有幾條小漁船的公司發展成了一個專做農副產品的大商社，除了最早參與中國市場這一有利條件之外，當時的政治氣候也對東京丸一商事很有利。當時日本貿易公司的對華貿易受到嚴重限製。由於當時的國際政治局勢以及中國正在進行的“文革”，1970年4月中國發表過一個被日本稱為“周恩來四項原則”的對日貿易原則，即有下述情況之一者，不與之做生意：（一）支持蔣介石反攻大陸、支持樸正熙集團侵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廠商；（二）在台灣和南朝鮮有大量投資的廠商；（三）為美國侵略越南、老撾、柬埔寨提供武器、彈藥的企業；（四）在日本的美日合辦企業和美國的子公司。1972年為了遵守“周恩來四項原則”，豐田汽車公司不得不從韓國完全撤退。

　　那時候為了和中國做生意，日本各大商社都是采用設立一個影子公司的辦法。比如伊藤忠公司就建立過一個叫做“新日本通商”的影子公司來進行對華貿易。但在“周恩來四項原則”以後，這種方法也不行了。那些不願放棄在中國台灣、韓國和南越的巨大投資的公司，就隻好停止對華貿易，這樣農副產品生意就被包攬給東京丸一商事了。

　　1957年2月27日，周恩來在深夜接見日本客人時突然向朝枝說：“你的生意怎麽樣了？”

　　作陪的廖承誌說：“朝枝先生在中日貿易上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總理點了點頭：“好。”

　　周總理那次接見的日本客人是日本參議院議員辻政信，朝枝繁春在辻政信當選議員以後一直是辻政信的政治秘書，辻政信這次訪華本身就是朝枝繁春的傑作。

　　當時的日本首相、也是周總理的朋友石橋湛三出於盡量減小美國的影響力的考慮，有過支持搞一個“AA集團”的構想，也就是聯合帝國主義集團和共產主義集團之外的國家，搞一個不結盟中立和平主義的運動。但這種不結盟運動並不是日本人的發明，最早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在1954年的一次演講中使用了這個字以表示這種不卷入美蘇間冷戰，而將爭取民族獨立、發展經濟作為主要目標的思路，1955年的首屆亞非國家首腦萬隆會議以後，不結盟運動開始成為了一種潮流，石橋就想抓住這個機運，促成召開第二屆亞非國家首腦會議。

　　但石橋很清楚日本的國際地位及日美關係使得日本搞不了不結盟運動，所以也僅僅是停止在構想階段，不結盟運動的領導者隻能是印度總理尼赫魯、埃及總統納賽爾或南斯拉夫總統鐵托這些人。辻政信知道了這個構想以後立即把這個構思付諸實施，1957年年初，辻政信和朝枝繁春出訪這些國家，1月25日在開羅會見了納賽爾，31日在貝爾格萊德會見了鐵托，商談有關事宜。

　　2月14日，這兩人去了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朝枝繁春對為什麽要去巴基斯坦感到迷惑不解的辻政信說：“我們去北京見周恩來。”

　　辻政信吃了一驚：“能見得到？”

　　朝枝繁春的回答是：“不知道，有可能，去了卡拉奇就知道了。”

　　原來1月5日，朝枝繁春私自去卡拉奇的中國大使館，和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耿飆詢問過有關辻政信希望麵見周恩來總理的可能性問題。

　　耿飆大使接見了朝枝繁春，對他和辻政信的訪華申請表示歡迎，但對於周總理能否接見他們則僅僅表示他會將這個要求轉達給周總理。朝枝繁春今天拉著辻政信就是來聽準信的 。

　　耿飆大使微笑著對他們說：“你們可以去北京，仰光的中國民航辦事處將會把你們安全送到北京，事不宜遲，你們最好現在就動身，但是到北京以後周總理能否抽得出時間來接見你們則還不能保證”。

　　這時候日本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和日本公安委員會正在卡拉奇翻天覆地地尋找這兩位，因為辻政信政治上的死敵、外務大臣岸信介已經得到了辻政信可能要去中國的消息，下了命令要阻止辻政信成行。

　　在日本警方找遍了卡拉奇所有的酒店旅館要找出這兩位的時候，辻政信和朝枝繁春已經到了仰光，2月22日乘坐中國民航飛機，經昆明、重慶、西安到達了北京。

　　周恩來總理在1957年2月27日晚上23點接見了辻政信和朝枝繁春，接見時間長達3小時，到周總理親自送這二位出門的時候，已經是28日早上兩點鍾了。

　　周總理就是在門口問起了朝枝繁春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