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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的演講
楊振寧
主持人的話
亞洲研習會、拉丁美洲研習會和石溪國際藝術會聯合舉辦一係列關於亞洲、拉丁美洲及非洲的演講和電影項目。今天晚上，我們很榮幸地請到楊振寧教授替我們主持第一個演講。楊教授是諾貝爾獎金得獎者，是石溪大學阿爾拔.愛恩斯坦講座教授。關於楊教授，這裏不必詳細介紹了。他剛從中國大陸旅行回來。他在中國逗留了四個星期，遊曆過很多地方，與很多政治界及學術界人士見過麵，而且受到中國總理周恩來邀請，參加了一個長達五小時的宴會，在會上還有十五名中國科學家。在與中國各界人上會談和遊曆很多農村和城市後，楊教授今晚同意讓我們一起分享他所得的一些印象。楊教授的敏銳觀察力是學術界中所熟悉的，除自然科學以外，他的學識及興趣還伸展至考古、曆史、文學和人文科學等各方麵。他亦很關心在美國的政治及社會的變化。很幸運，中華人民共和國給他一個參觀機會，讓他看看這一個多年來與美國斷絕正常關係的國家。現在正當聯合國在辯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時，也是美國的亞洲政策——尤其是美中關係——有所改變的時候，我深信楊教授的演講肯定是富有資料性及會起推動作用的。諸位，現在讓我們鄭重地請楊教授開始演講，題目是：“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印象”。（熱烈鼓掌）
楊振寧講話全文
謝謝各位。
有人提醒我今晚會有很多聽眾。但我還是料不到這麽擠迫。幾分鍾前，我提議應付擠迫的最好辦法就是宣布把我的演講改為物理學演講。（笑聲）好了，笑話說完了。讓我說一句。這次美國人民方麵，對我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旅行，所表示的強烈興趣，正顯示出了兩國人民之間有一種真誠的希望和需要彼此互相了解。
在我開始談到中國的現況之前，我首先要報道一下我這次旅行的目的和程序。在四月中，我知道父親因病重入院留醫的消息，（其實他在三月時已曾一度失去了知覺，現在仍在上海醫院裏，）同時間，美國國務院又宣布解除那二十年來對中美來往的封鎖，於是我就想：為什麽我不借此機會回去探親呢？而且還可以了解我曾在那裏度過了二十三年的、久別了的中國的今天的真實狀況。
旅行中國的四個星期中，我在上海與北京分別逗留了約兩個星期。有一天，我還到過離上海三至四百哩的合肥，我在那裏誕生並且曾經度過六年的童年時光。此外有一天我還到過一個叫“大寨”的著名模範人民公社，我很想了解今日中國如何解決農業問題。在北京和上海，我分別參觀了三間大學，就是上海複旦大學、北京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我還有機會參觀了中國科學院的三間研究機構，那是生物化學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及核物理研究院，前兩者在上海，後者則在北京。有一天我問及我在北京的接待人，我在三十年代就讀的母校，崇德中學是否仍在。他們回去查問了一下，第二天便告訴我：這學校仍然存在，不過現在改稱北京第三十一中學，於是安排了給我去參觀一天。
我發覺今天的中國是完全地改變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認識的中國已完全不同。而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報道的事。在我還沒有分別指出這些大變動之前，我想歸納一下我所見到的變化，最重要的一點，也是最值得中國人自豪的一點，就是：“精神”。
用四個星期的時間來訪問闊別了二十六年的中國，經驗是多方麵的。在這裏我希望盡量報道在中國各方麵的體驗，好讓你們也分享我經曆過和看到過的每一件事物。但是在這樣的一個“線性的”演講中，是很難辦到的。
對於在座的大學生來說，先從教育和研究方麵談起似乎是最適合的。我在前麵談到的第三十一中學，位於北京市中心，以前是一所男生寄宿學校，現在學生增加到一千六百人，等於原來數目的四倍了。我最感興趣的，並且也是跟這裏的大學有戲劇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後的教育觀念。文化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開始的，到一九七〇年已大致上成功結束。一種新的革命觀念正在和教育製度結合起來。文化大革命不但改變了政治，甚至改變了國家其他各方麵的行政。
我從第三十一中學及幾間大學的學校當局和教育革命小組成員的口中知悉；在影響教育製度方麵，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則是：一，教育群眾為全中國人民服務，而不是訓練特權階級為他們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學的新方法是廢除舊傳統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學生決不能用蛀書蟲方法學習，而提倡用一種有創造性的與最實際的方法來學習。要對學習內容產生熱情，要落實這點。例如，許多小學與中學都同一些小工廠掛鉤。而學生們就在工廠裏實習。我曾看見有許多八年級的學生在替一間汽車廠整頓數以哩計的電線，那車廠提出了規格要求。那些孩子已在這裏工作了三天，他們對工作很熱情，而且還發明了很多紮線的新方法。以增加工作效率。在另一間工廠，一些學生用最原始的方法製造照相機，他們用實驗室裏的鏡頭及一些木板製造，又利用這架照相機攝製了一個印刷電路團，而按此製成了線路板。顯然地，他們大都表現出熱烈而興奮的學習工作精神。我曾經問過他們的課程製度，知道有八個月在學校上課，一個月在工廠裏，另一個月在北京附近的農場裏，還有兩個月便是假期。
這些新的教學方法，在中學和大學裏一起實行著。例如清華大學，重訪這間大學對我特別有意義，因為我父親是那裏的教授，而我也在這大學裏長大，所以我對校園中的一切，甚至是一草一木都非常熟悉。現在校園擴大得多了、而且建築物也增加了很多，這些新增的建築物全部都是在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期建成的，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期間，這所大學曾經曆過一個大動亂。
文革期間的混亂
我感到驚奇的是我看見人們談到文化大革命時都似乎毫不緊張，而且表現得很輕鬆。事實上，他們還樂意以此為話題。因此，我也覺得文革已成過去了。文革對於清華大學本身也有很大影響，事實上，大家熟悉的紅衛兵就是在這所大學裏誕生的。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一群清華大學附中的學生在會議後決定自稱為紅衛兵。他們那時的主要目標是為了要消除沒有依照毛主席路線辦事的高層政治官僚。這種思想和行動很快傳遍了整個中國。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到處都出現了紅衛兵。在清華大學，紅衛兵占據了學校的行政部門，跟著其中產生兩個派係，引起了很多混亂，彼此發生爭執。而且一些青年繼續地占據校中樓宇，甚至產生械鬥，因此學校裏的物件曾遭毀壞。他們指給我看一處屋頂，在紅衛兵用自製武器互相打架時遭搗毀，至今仍未重建。在一九六八年初，他們都感到有些混亂，有些學生離開學校，剩下數百名最熱心的學生還逗留在占據的校舍中，他們每天都打架。（笑聲）在一九六七年七月，當外邊已解決於黨領導問題後，三萬個工人開始開進清華園，他們不攜帶武器，隻帶來兩句口號，用中國話來說，就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譯注：楊氏講時先用中文，後用英文譯意。）這龐大的人群包圍了校舍。學生開火，有五個工人犧牲，七百人受傷。但工人還是不采用武力還擊。結果這些學生見到工人的人數實在太多，在第二天就投降了。這兩派的學生領導人現在仍在校內，其中兩個微笑的小夥子，我還給他們拍了照，隻可惜照片給這裏附近的一間照相店丟失了。我很生氣，不過我還沒有要求他們賠償。（笑聲）
我要舉一個在大學裏關於理論聯係實踐的例子，就是我在四十年代初期的一位同學。黃昆教授，他在理論固體物理學方麵有專門的研究，在英國曾與密士.邦（Max Born）在一起，他現在是北京大學的一位物理學教授。他告訴我，他大部分的時間在離校園不遠的半導體工廠裏工作，他說在那裏學到很多東西，因為在以前，對他來說，一件半導體元件隻是紙上作業，現在能觀察這些東西的製造過程，這對於指導工廠裏的學生和工餘的工人們認識這些元件的原理，都是很有用處的。
教育上另外一個重要方麵是學校的招生製度。要是認為這裏的美國學校的招生製度，算是革命性的話，那麽他們就更應去中國學習。中國的教育製度是十年製的，前五年是小學，後五年是中學，孩子們在七歲左右入學，比美國的孩子遲了一年，在十七歲左右中學畢業，畢業後就被分派到各個工廠或農村工作。他們也可以自願參加解放軍。使我起先感到奇怪的是，這也是極大部分人的第一選擇。但解放軍隻能容納很少人，而且服役隻有三年，三年後就要讓位給新人，因此很少人能參加解放軍。那些不能投入解放軍的青年，便會在農村或工廠中工作，經過兩、三年工作後，若被認為適合，就會被同一公社的社員和行政人員選派到大學去讀書。這樣的競爭也很激烈，因為中國現在有七萬個公社，假如每個派出一個學生，那麽，大學裏就會有七萬個學生。我問大學裏的教授，關於這方麵的實行情況，他告訴我現在其中還有很大的困難，因為過去他們從未處理過這一類的學生。
經過討論後，我深切地感覺到用這種形式選擇出來的學生中絕大多數具有非常良好的求學動機，而我也相信他們一般智力程度和以前任何舊製度下的學生一樣的好。由於這些學生的學識背景很不同，因此帶來許多教學上的困難。教授們要不斷地重新編寫課本和學習新方法來適應學生的需要，並絕常注意理論和實際的緊密配合。
科研工作曾停頓兩年
正如我前時提過，我訪問了三間研究機構，在核物理研究所裏，他們給我看過一些樸實的儀器，有一座範德格拉夫靜電加速器（Van de Graaff generator），一座回旋加速器，和一座核子反應堆。這些都是五十年代時在蘇聯幫助下建造的，顯然這些儀器都並不怎麽先進。他們告訴我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時，科學研究工作曾停頓了至少兩年，近來才重新開始。在好幾次同他們的談話中，我得到兩項結論。一、中國科學家一直都很有信心地工作，無論他們決定造些什麽加速器，他們都有能力製造？二、中國科學家正熱烈地討論著應該造些什麽加速器。從他們問及我關於製造一座重離子加速器的事情看來，我猜他們正在建造這一種。
有人問我想不想看看用針刺麻醉來動手術的情形，我說好的。於是有一天早上我就被帶到北京北部的第三醫學院去參觀了四個手術。最複雜的是替一個年約二十五至三十歲的年青婦人從腹部除去腫瘤。手術長達九十分鍾。針灸是中國自古以來的一種醫學，但在十五年前才有醫生發現用針灸來麻醉可產生最大的效果。起先一些醫生認為：針灸可以鎮痛，為什麽不能用來作手術麻醉呢？他們開始嚐試將針灸用於簡單的手術上，例如扁桃腺的割除等，結果非常成功。此後他們就以針灸來代替以往的麻醉方法。現在針刺麻醉正普遍地施行在一切手術上，甚至長達六至八個小時的腦手術，也可用針麻而順利成功。所謂 “針刺麻醉”，是這樣的。先讓病人躺在手術床上，用針刺在身體的特別位置，針頭深入約為兩公分，針尾與一電極相接，另一電極則放在病人背部，然後接上一副用電池發動的電力脈衝波產生器。這副機器產生鋸齒形脈衝電流，電力在十二至十五伏特間，頻率約為每分鍾一百至一百五十周波。我同時又見到病人的腳趾也正以同樣的頻率顫動。（笑聲）通電後大約二十分鍾，假如順利的話，手術可以開始進行了。我曾問他們，針刺位置要求的準確性如何，他們的答複是大約在幾個毫米左右。當時，我看見針插在那婦人的小腿上，醫生問她：有沒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她說有。有沒有從小腿蔓延到腳趾？她說有。有沒有向上蔓延到大腿去？她說有。我問醫生：一旦她說沒有，你們怎辦？（笑聲）他們的答複是：在傳統針灸學上，這樣便是“得不到氣”（Connected），為了要達到得氣，我們會將電力的頻率改變一下，或在更多的情形下轉移針灸的位置約數毫米。二十分鍾後，醫生們認為病人已準備好了，我問他們怎麽知道二十分鍾就已經足夠，他們說：“因為我們已替四十萬個病人施過手術了。”（掌聲及笑聲）在割開她的肚皮時，我正在跟病人談話，病人的臉上連一點異樣的神色也沒有，所以我知道她是沒有感到痛苦的。我問她有些什麽感覺，她說她隻覺得有些東西似乎在觸動她的胃部，但並不覺得痛。後來我在上海生理研究院問好幾位醫生有關針刺麻醉的理論如何，他們告訴我，痛苦是由於神經細胞上傳進電波的結果，因此想到了兩種電波互相幹擾的理論，一種是來自電極，另一種是來自割切的傷口。在貓的身上試驗的結果，說明這理論可能是正確的。但他們仍未有打算公開這理論。四十萬病人是一個龐大數目，因此醫生們很有信心和容易知道針刺麻醉對哪些手術最成功，對哪些手術沒有那麽成功。他告訴我，一般來說，施頭部的手術效率最高，而對胃部手術效率最低，總的效率大概是百分之九十。假如遇到針刺麻醉無效時，他們當然會替病人注射麻醉針。關於中國采用針刺麻醉的方法。在醫學上有三大原因：
（一）對醫生或護士們而言，針灸比平常的麻醉方法易學，因為一旦學懂了幾種針灸的施用位置後，其餘的就很簡單了。
（二）病人在手術後，把針拔去，對病人方麵沒有任何不良的反應。
（三）因此據統計，病人能迅速複原。
墮胎方法比外國進步
有人告訴我，衛生部認為針刺麻醉的理論研究將是明年的一個大課題。除了針灸外，第二個大課題便是節育問題。由於中國人口多，節育的研究是必須解決的問題之一。節育用品廣泛地為中國人民采用著。中國的醫生教導人民采用藥丸，除了二十二天生效的一種外，還有一種是每月隻服一次的。當生物化學研究所的人問我，國外是否有更新的避孕方法時。很可惜，我未能提供更好的方法。（笑聲）在醫學的某些領域上，今天的中國明顯地是比其他國家更進步的，其中之一便是墮胎的方法。例如外國所普遍使用的真空吮吸法，原是首先在上海使用的。我在上海的一間婦科醫院裏問一位女護士，他們有些什麽困難。她告訴我，他們所處理的大多數是墮胎手術。不過，他們還在繼續研究新方法，在這方麵他們都充滿信心。在必要時。懷了六個月身孕的婦女也可以安全墮胎。當我問及成功率時，她想了一會兒，然後說，直到現在，還未有一個母親在施手術時遇到嚴重困難的。
此外，值得中國醫生驕傲的是他們能夠用新的植皮方法把嚴重燒傷的人救活過來。以往的觀念，若一個人有三分一的皮膚被燒傷，他就會由於細菌感染而必然死亡。但今日中國已有了精巧的解救方法。有一個實際例子是醫生救活了一個有百分之九十皮膚被燒去的人。他們向我講述了那種植皮方法。因時間關係，我們不打算在這裏詳細討論。還有，中國亦發展了斷肢接駁方法，這些病例數年前也曾在報上提過。但現在這方法已發展到：若有人斷了一隻手，那麽隻要把斷手藏在冰箱裏，二十四小時內替這個人動手術，隻要位置妥當，正確地接上動脈，那個人的手就會回複原狀。
我到過大寨，你們大概都知道，那是山西省的一個典型農村。也訪問過五七幹校，一個位在北京北麵二十哩較小的農場。那裏的人主要是種植農產品，並在冬季農閑時蓋搭房屋。一句最流行的口號是：“自力更生”。例如那裏所有的房屋都是該校的成員建的。在那裏的學生有銀行職員、教師、北京衛生部的職員等。他們輪流在那裏住上一月、兩月或半年不等。他們告訴我，自從來這裏工作後，才發覺農務是一連串的鬥爭。當那些莊稼生長時，便會遇上昆蟲及天然災害的危險。所以，在收獲時，他們就感到份外愉快。他們還很熟練地向我背誦了一連串數字，如他們本社的、郊社的、全國的以及全世界近數年來的畝產量，就像在這裏的人談論股票行清一樣。
大寨的故事是家傳戶曉的。它位於山西最幹旱的地方。由古代直至近代都屢受水災、旱災等損害，人們經常過著艱苦的生活。我還記得在二十年代，當我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就聽到過山西的一場大旱災，據估計，當時死了五百萬人。現在的中國是不會再有河流泛濫出現，在這村裏，人們不住窯洞而改住石屋和磚屋。他們很驕傲地告訴我怎樣用原始的但很有效的電動吊車搬運石塊上山。使人歎服的是在這四百二十人的村子裏，他們的田在畝產方麵竟比以前附近的村落多兩倍。當我問他們成功的妙方時，他們說這全靠有毛主席思想的正確領導，因此他們才能做正確的事。
今天中國普遍的生活條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會感到糧食缺乏。農村和城市都是這樣。不僅是米及麵粉不缺乏，蔬菜及水菓也是極多的。當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時，我看到這現象。價錢方麵也很便宜。我還留意學生們、工人們及農民們吃些什麽。我曾經同大學生們一起吃飯。在上海，我還在一間柴油機廠與工人們吃飯，我覺得那裏的夥食比我們這裏學生食堂的夥食還好一些。（笑聲和掌聲）
後來我知道那些食物好吃的一些原因。其實在中國很多方麵都朝這重要的一點走去，就是現在全國的每一個人做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基本原則。如果廚師們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大眾的批評。（笑聲）因此他們必須為人民盡力服務。
上海約有三成婦女穿裙子
在中國，棉布供應仍然是不甚充足的，但人造纖維則不會缺少。因此棉布是定量供應的。短缺的情形不嚴重，但總之也得要布證才可購買。在中國的許多地方，在七八月間我看見男子們穿白襯衫和深色褲，許多婦女穿白色襯衫和長褲或裙子。在上海大約百分之三十婦女穿裙子，穿裙子的婦女中，大約百分之三十是有圖案和顏色的。西方人經常說中國人“單調”，因為他們穿得“單調”。我想夏天不會那麽顯著，冬天可能是顏色深一點。他們會穿藍色或灰色的厚棉衣。
至於住屋問題，比較起歐美和日本，這是中國最大的問題，普通房子就沒有那麽多的地方，在大寨我參觀了一些房屋，它們大都有兩個大房間，一間用來燒飯和進食，另一間作為廳和臥室，都是很整潔適當的，而且都很樸素。他們說房屋方麵的供應還未足夠。但我有一個印象，中國政府和極大部分的中國人民決定，這些困難應等到中國工業發展較為優良時，才會解決。
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國在農產品方麵現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給自足了。事實上中國也輸出糧食。中國向澳洲及加拿大購買小麥，這是事實，但這隻因為中國也輸出大量稻米來換取外匯。中國政府和農民很有信心地認為糧食的增產在短期內會很迅速。當我接觸到許多農民和談起耕種的時候，他們向我指點著各種不同的上地上的農作物，都被小心地插上分類標簽，以此來試驗哪一種植物最能適應哪一種土壤。這使我很感動。我將他們敏銳的觀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農民相比較。以前的農民承受了數千年的傳統，他們往往認為他們的祖先是貧窮、挨餓的，但他們卻仍然會因循著祖先的舊路走去。相比之下，我們可以見現在的中國農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轉變是何等的巨大。
今天中國的工業生產比美國要低。在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我知道中國工業在一九七〇年的生產總值大約是九百億美元，而中國的人口則是美國的三倍半。他們向我指出，在過去的十二年內 ——即整個六十年代——中國的工業進步並不十分突出。但值得自豪的，就是從前很多靠外國進口的工業製品，自六十年代起中國卻能夠迅速地做到完全自給自足。他們說還這可要感謝赫魯曉夫呢，（笑聲）在六十年代，中國工業的成就是能夠出產各種不同種類和精細的製成品。由於這一點，我深信他們能製造任何類型的加速器。
也許我應該談一談那本小紅書。（笑聲）首先，很明顯地，這本小紅書已不再被人展示，作為形式上的強調表現。事實上，我唯一見到人們公開拿著小紅書的場合，就是在每次演完劇，當全部演員從幕後出來接受觀眾的鼓掌和說“再會”的時候，這時候演員的手裏都拿著這本小紅書。我在去中國之前曾讀過這本書，我相信你們如果讀過，也會和我的感覺一樣，覺得它裏麵隻是些簡單的和很普通的話罷了。然而在中國生活了四個星期後，我才發覺自己先前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因為在這本書裏麵所寫的語句雖然普通，它的實際意義對中國人來說卻是非常深遠的。在今日的中國，從國家政策，到學校製度，以至個人的行為表現，都從這本書裏麵得到指導。難怪中國人民都說毛澤東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舉一個例子，我有好幾次提到“為人民服務”已成為全中國人民生活的主調。這句話不但出現在小紅書中，在中國許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比如在北京長安街有個叫中南海的地方，據報導毛主席是住在那一區的一所有圍牆的房子裏。在中南海入口處有一幅大牆，相當於一幅門簾，這是北京建築的特色，就在這幅全紅色的大牆上麵也可以看到由毛主席親筆題的“為人民服務” 這幾個大字。到中國幾天後，我就體會到這句話的巨大意義。因為這句話不但是同事們每天談論的主題，而且也是他們每個人每天不論在公共場所或私下裏用來批評自己以及批評別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標準。
中國傳統仍然存在
有一種流行想法，以為生活在強調“為人民服務” 的氣氛下，一定使人成為奴隸，不能笑，心情一定不會是輕鬆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著這種想法進入中國的。後來，我發覺這種想法是完全錯誤的。有一次我去參觀我故鄉合肥的一間紡紗廠，廠內有一萬二千工人，當時引導我參觀的是廠的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他應當算是全廠最高第一負責人了。但當我提出問題時，十多個圍著我們的工人都一齊爭著開口回答，這時候，一種既輕鬆又愉快的心情使我感到奇怪。後來在晚上我分析一下自己：為什麽會感到奇怪？我發覺自己以前的想法是：中國的製度強調人民的工作和自我犧牲，這樣生活會很緊張。現在我了解到這種想法是不真實的。我又問自己：為什麽不真實？我不是一個研究社會學相曆史學的人，又不是研究政治的，所以得不到正確的答案。但部分原因可能是由於現在中國政府在製訂政策時，很能注意到中國的過去傳統。中國數千年的文化，產生了固有的傳統，這不是已成過去，而是仍然存在的。我認為——這可能是我片麵的了解——中國的領袖懂得怎樣引導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動去為中國人民謀幸福。
讓我再舉兩個例子。人們也用很美麗的書法把小紅書的其他一些句子寫在牆壁上，其中一句是：“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如果你去參觀醫院、大學或任何研究機構，也都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標語。
另一句話正恰當地說出了今日中國的外交政策，那句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譯者按：楊氏先用中文說，後又自己譯成英文。）據賴斯頓的報導，中國總理周恩來很關心將來亞洲的軍事力量的均勢，他很注意：一，日本的軍力，二，美國對日本的扶植。
我曾被邀請、而我自己也想去看兩部日本電影。一部是描述日本與俄國在一九〇五年所發生的大海戰的，另一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與美國的海戰片。這兩部電影有許多地方都明顯地表示出：在日本，有一撮人對建造海軍大感興趣，這可能是一個自然的傾向，但使我吃驚的是，在其中的一部電影中，有一個日本將軍說： “滿洲（即中國東北三省）是日本的生命線”。這句話沒有受到處理，依然留在那裏，這句話就好比——幸而沒有這樣一部德國電影——今天的德國人不加注釋地說：“捷克是德國的一部分”，其含意是相同的。完全可以理解，中國人對這些事都極端敏感，我希望各國領袖們都能對此加以小心處理。
也許我應該結束我的演講，給你們看看我的幻燈片了。我拍了成百張的幻燈片，但在這裏我隻預備了二十五張給你們看。在我結束以前，我想總結一下我所得到關於中國人的精神的印象。在我居住的旅館房間內，掛有毛主席寫的一首詩。在日夕相對的兩個星期當中，我對其中的兩行特別欣賞。這大概是因為我認為這兩行正集中表現了今日中國人民在政治形態上表現出來的雄心和期望。我的譯文肯定是很差的，尤其是中文詩與英文詩在音韻方麵和抑揚頓挫方麵的分別，使中文詩的氣勢很難用其他語言表現出來。但我也願意試試。這兩句詩是：“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意思是：“Aspiring to heroic goals sacrifices we dare make. Creating a bright new world , stars, moon and sun will order changed. ”謝謝大家！（熱烈鼓掌）
楊振寧介紹他在中國所拍攝的幻燈片
△這是早上六點鍾北京近郊的一條街道，有許多男女騎著自行車上班。有人告訴我，北京有一百五十萬架自行車。
△我的家鄉合肥街道的一個角落。我還記得這個角落——一個中世紀式的地方，有許多小鋪子。
△這是北京第三十一中學，我曾在這課室裏念第八班。
△這個女學生正在運用校辦工廠的小刨床。
△這一班正在上英文課。中國強調，沒有任何行動和任何讀物是不帶政治性的，因此我們看到他們的課本裏有很多政治性文章。
△這是我曾提過的那一家在合肥的紡紗廠，裏麵有工人一萬二千名。我還記得，當我還是小孩的時候，全市甚至連電力也沒有呢。
△北京的大街。左邊的是人民大會堂，不同地區及職業的代表在裏邊開人民代表大會。它能容納一萬名代表。
△上海黃浦江一景。
△在北京，一些男孩子用黏膠捕蟬。我問他們怎樣處理那些蟬，他們答不出來。（笑聲）
△這是北京的一間回教食物店，現在北京已沒有回教廟宇，但仍有人守著回教的齋戒。
△這是一所幼兒院。我對一個保姆說：“替小孩拍一張行嗎？”她說：“行！行！”孩子們爭著走過來對我說：“替我拍一張！”“替我拍一張。”（笑聲）
△這是大寨的一所小學。那裏的學生每天都要從事一小時勞動。這些女孩子挑著石塊，這些石塊是用來製石灰蓋房子的，背景的房子都是那四百個農民在冬天建的。
△中國軍隊招收青年男女，這是兩個在軍隊裏的女孩子。
△上海的一個女護士。
△背後是故宮，正宮後邊是煤山，三百年前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在這裏自殺。
△故宮後院是一個博物館。這博物館常常擠滿了人。我的向導告訴我，在星期天，通常有三萬人前來參觀。
△這是博物館的一角，自一九五八年，他們不斷地把它修建，你們可以看見有一邊已經改建了，另一邊則仍然保持原狀。
△外國謠傳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過激的紅衛兵破壞了很多古物及建築物。我猜中國政府為了要表示這種說法的不正確，很自豪地展示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出土的古物。
△這是一件很有價值的古物，名為金縷玉衣（譯注：楊氏用中文講這四個字，後又自己譯成英文），在很早的曆史上就有記載，但在兩年前才有人見過它。它是在離北京不遠的地方發現的。這件衣服是由金和玉編織成，包裹著公元前兩世紀的一個藩王和他的妻子。當時他們以為如果有了這些金縷玉衣，屍體就不會腐爛。但我們發覺他們已片體不存了。（笑聲）
△這是一幅頤和園的美麗風景。
△這裏的一個女病人左右腿上各紮著三根針，你們還可以看到那些電極。我也買了一些這樣的針，但收拾行李時忘記了帶，我已請母親給我寄來。
△這是施手術時的情形，他們用一張布屏遮著，使病人看不見手術的進行。
△如果你在北京的大街上走，你會看到這樣的北京填鴨館子。他們是把菜單掛出來的。附帶說一句，賴斯頓被施手術時所住的醫院，離這館子很近。（笑聲）
△大家都知道，中國有七億人口，而這七億人口中有百分之七十是農民。我最感滿足的就是給這位農民拍了這樣一張照片。在他的臉上，我們可以想象得出他有無窮的工作能力，毫無苦楚的表情，活躍，沉實，剛毅，就是這些質素造成一個永恒的中國。謝謝大家！（熱烈的掌聲）
楊振寧回答聽眾的提問
問：在中國，男人和女人的關係是怎樣？女人是不是和男人做同樣的工作？假如你曾注意到的話，那麽在家庭裏工作的分配情形如何？
答：問題是問我所觀察到在中國的男女地位是怎樣，尤其是有關於他們怎樣參加工作方麵。我個人認為，與其他社會比較，這裏（美國）婦女解放運動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國現在的社會已差不多全部實現了。（笑聲）但是，男女仍不是完全平等的。例如：在公社裏，每一個社員都會得到起碼的口糧，除此以外，每人還可得到一些錢。公社向政府出售餘糧及生產品，得到的錢，除留下一部分基金作建設農村之用外，餘下的便分給社員們。每人所應得的數目是由以下方法解決的：每人先自己提出工作的所值是多少，最後的數目則由大眾評議所決定，這個製度稱為“自報公議”。（譯注：這裏楊氏講中文）根據這個製度，男性比女性收入多。（笑聲）但是根據我所讀過的《毛主席對斯諾的談話》，其中有說及毛主席認為這不是一個公正的製度，他相信最後一定會采取對婦女有利的適當行動，好使婦女的平均收入可以比得上男子。
中國人的文化生活
問：在那四個星期裏麵，你對文化的水平所得到的印象是怎樣？
答：我相信你所說的“文化”是指藝術、音樂、戲劇等。你是不是這個意思呢？……在中國，戲劇、音樂，都正在進行革命。事實上，所有的藝術形式也在革命。基本的原則是：假如不為人民服務，就沒有藝術。你可以同意，亦可以不同意這種概念。但我認為，在像中國這樣的社會中，正需要全國一致努力去建立一個既現代化而又生氣勃勃的社會。在這個方向上加以強調，是意料中事。現在，有幾個劇本及交響樂曲已編寫完畢，對中國的古老京劇、西方的芭蕾舞，也加以革命性及大膽的合並。我看過幾個這樣的戲，覺得中國的新京劇是非常有趣味的。在創作過程中，人民是以下列方式參加的。所有這些一新戲劇都在集體的努力下不斷改進，而結果是，所有中國觀眾對每一出戲都極為熟悉，他們可以立刻指出什麽地方已有了改動。然後他們便在熱烈地討論為什麽要改動這個地方。那些改動可能是在內容方麵，也可能是在故事方麵，也可能是在某一個演員的動作方麵。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地熟悉劇本，這使我感到驚奇。也許這種驚奇是不需要的。因為假如你在北京扭開收音機，你就會聽到這些新戲劇的演唱。戲劇數目大約有十二至十五個。它們不斷地重複播放，你是一定會聽到的。
也許另外一個回答你所提問題的方法是這樣：在一個早上，我曾很小心地寫下，處於上海市中心，在我母親的家裏，我可以聽到一些什麽其他的聲音呢？時間是早上八點，據記憶所及，我的記錄是這樣的：有一組老人、婦女及小孩子來到附近，他們攜帶了擴音機說道：“就在今天，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責任使中國再也沒有蒼蠅存在了。”（笑聲）這一組人走後，四周環境最突出的聲音似乎是一種撞擊聲，我並不清楚這是什麽聲音。（笑聲）這可能是人們在建造防空洞。因為在中國，這是十分重視的工作。也可能是其他聲音，我沒法分辨出來。然後，我感到有點驚奇，我連續地聽到以下的聲音：我聽到一個青年在練習小提琴。說不定他不是一個青年，但我認為是青年的可能性會較大。（笑聲）然後我聽到一個女孩子在練習京劇的聲音，跟著又不斷地聽到有人在練習鋼琴。也許這是因為我母親的房子距離上海的一間音樂學院並不太遠的關係。（笑聲）但是，我也曾看到青年男女騎自行車時帶著他們的小提琴。
問：在你去中國訪問以前，許多年來你都一直支持台灣，可是，你在今天的演講中，對中國毫無非議之處，你能否告訴我們這種態度的轉變？還有從你跟周恩來等人的談話中，有沒有任何跡象，毛主席已經逝世？
答：對於你問題的最後部分，答案是否定的。請你重複前一部分問題，我沒完全聽懂你問題的意義。
問：在你去中國訪問以前，許多年來你都一直支持台灣！！
答：我不知道這話是哪裏聽來的。
問：他要問的是：“你現在是否相信社會主義？”
答：我的態度是以事實為主。我到過這個國家，而發覺這是使人十分興奮的，事實上，我對你講出我所見到的是什麽。無可懷疑，在中國，在物質上，很多方麵仍然有著很大的需求。但我發覺到最令人感動的是在精神方麵。回過頭來看看美國這個國家，我懷疑是否因為過分注重物質享受，因而使到這個國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掌聲）
問：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死了多少中國人？你有沒有一個數字？
答：我並沒有具體的數字。但是他們告訴我，而我也相信他們，這個數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訴你們，在清華大學，有五個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當學生分成兩派打鬥的期間，大約有十五個學生死亡。這個數字已占了全北京死亡人數的很大部分。他們告訴我，在內燃機廠，發生過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這個工廠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曾發生大打鬥，有一人死亡。
問：你剛才提到過你會多講一些關於解放軍的情形，可是你沒有再講。
答：對不起，我忘記說了，中國的少年們差不多全都喜歡參加解放軍。我當然是感到驚奇的。但後來我了解到，中國軍隊在全中國人民當中是被認為最有組織、最有紀律和具有最佳裝備的一群。在軍隊日常所幹的工作中（軍隊包括海軍及空軍），大部分是農村的實際生產工作，或在軍辦農場、軍辦工廠中幹活。當然也有為了鞏固國防而受的訓練。但是，大部分時間是花在生產工作中的。例如：很多農業方麵的發展是由軍隊開始的。當參觀農村時，他們告訴我，將稻草變成飼料喂豬的新方法便是由一個解放軍戰士所發明的。他們又曾經告訴我說：“建築北京的地下火車。有一半工作是由解放軍承擔的，而另一半則由工人負責。”
問：由你對紅衛兵的分派以及跟工人衝突的描述，我有一種感覺，好像在那邊政治組織的形成是相當自由的，是否這樣呢？
答：我並不認為我會肯定答複這問題。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對城市的居民來說，是一個動蕩的經驗。在那裏，市民們是最受影響的。他們承認，在城市和大學中，曾經非常的混亂。事實上，所有大學都有大約四年時間停了課，直到一九七〇年，部分大學才再開始招收新生。中學也很受影響，但程度較輕，它們平均停課約一年。至於小學，則停了幾個月。在農村中，除了一些特殊地方外，生活基本上跟平常差不多。可是，在城市中，毫無疑問，人們是感到混亂的。人們並不真正知道正在發生什麽事，而學生們，在極其熱心的情況下，每人都采取某一些自己的立場。所以我曾問過幾個我所遇到的大學人員：“假如是這樣的混亂，為什麽整個製度不會垮下來呢？”對這個問題，我並沒有得到一致的回答。而我也並不期望會有一致的答案。但是將所有的答案歸納起來，我得到以下的結論：事實在顯示出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混亂發展到最高峰是因為人們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麽樣，經過了一段時間，毛主席便會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確。對中國人來說，他有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於是大部分的中國人便會跟隨他所講的政策走。我個人認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會導致不幸的局麵，這也許是最主要的因素。我可能估計錯誤，但這是我的結論。
中國人是否知道尼克鬆將訪華的事情
問：你從老百姓當中，有沒有聽到關於尼克鬆將訪華的事情？
答：套用一句慣用語：“我很高興你問這個問題。”（笑聲）因為我認為，在這裏，我們最重要的是認識到，有一些很流行的見解是全部錯誤的。一般的印象是：在中國，人民完全不知道外邊在發生什麽事。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在去中國之前，我也有這種觀念。但是，中國有一份名叫《參考消息》的報紙，每天銷數五百萬份，這是一份四頁的報紙，裏麵刊載的全是外國通訊社的新聞。我每天都閱讀這份報紙。你會看到合眾國際社的報導，看到《紐約時報》的文章，尤其常見的是不同意見的社論譯文。當我在那裏的時候，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刊載於蘇聯的《真理報》，是由阿拔裏圖先生執筆的，他是莫斯科的美國問題研究院院長。因為這是第一篇關於蘇聯對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反應的非官方報導，與官方報導略有出入，當然這是非常重要的消息。這篇文章我第二天就在中國的這份《參考消息》的頭版看到，還有一個資料性的小附錄，說明誰是阿拔裏圖先生。當我回來後，翻開舊的《紐約時報》，看到在同一天中，《紐約時報》也是以頭版刊登這文章，隻不過是語言不同罷了。（笑聲）而且也有一個資料性的小附錄，描述阿拔裏圖先生是什麽人。（笑聲）
問：你所提到的中國過去二十年來在物質上的進步，尤其是在社會主義下的精神麵貌的進步，你認為在二十年的資本主義下，這種情形是否同樣有可能發生呢？
答：正如我告訴過你的，我並不是學社會科學的。我認為在中國所發生的事是一個奇跡。假如你曾問我，我對中國二十六年前的印象是怎麽樣，我就會聯想到目前這種轉變是不可能的。當然，這樣想是錯了。我並不能解答，是否會有另外一個製度能產生同樣的奇跡。但我極表懷疑。
問：節育運動在中國推行的效果如何？
答：在城市中，這明顯地是非常有效的，因為我曾問過我所遇到的大學人員及工人們，我知道節育運動在城市非常成功。在農村中，中國的領袖們自己也承認，這並不十分成功。我曾記得在某處看過一些報導說，在農村中隻有百分之四十的婦女采用避孕丸。
問：你是否認為這已經很接近所謂Zero-population control？
答：因為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提高，這本身已使到人口大量增加。所以我認為，即使是采用最有效的節育方法，中國的人口暫時仍會有較大幅度的增長。直至年齡分布穩定下來。
問：對於今天的中國政府，怎樣使傳統的中國習俗適應於現代社會，我很感興趣。
答：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我不知道怎樣回答。我隻能夠說，我覺得中國是一個非常古老的國家，你並不隻是看到古跡，或古老的建築物，你會看到有數千年曆史的風俗習慣。但同時，中國又是一個非常年青的國家，教育革命的精神當然是跟這裏所提的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隻不過這裏並沒有像中國一樣認真和徹底地實行起來。在中國，你時常都可以觀察到古老的習慣和古老的見解，同時你也覺察到有新的見解混合在一起。這種現象的出現是自然的。我認為那種社會之所以符合實際，是因為領袖們極清楚地知道，所有過去的好東西和有用的東西，都一定要保存下來，隻有那些在舊社會中也應該掃除的才會遭受禁止。
問：目前中國的學校裏有哪些體育運動？譬如對乒乓、籃球和足球的興趣如何？
答：各種運動都有人在玩。中國人說：“中國的籃球並不十分好”。（輕笑聲）但乒乓球是相當好。（笑聲，掌聲）或許我應該再附加一句，我發覺中國人在強調每一個行動都應該以是否為人民服務來加以評定，這使中國產生了一代具有非凡質素的領導者。我所遇到在大學裏、中學裏、及工廠裏的領導者們，都是比較年青的，他們大約是四十歲左右，很少是六十五歲。我發覺他們很有信心，而同時又非常謙虛。他們公開地承認，中國仍然是非常落後的，但是中國以一致地為人民服務的精神，是一定可以趕上去的。
台灣和釣魚台的問題
問：在你和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中，有沒有提到台灣問題和中國的統一問題？
答：我們並沒有特別討論過這個題目。唯一的涉及，是我曾問過周總理，關於在未來一兩年間，美國與中國是否有機會建立外交關係。他說：“這當然是有機會的。一切都要看美國對台灣的態度而定。”但他跟著說，“中國對台灣的立場是堅定不移的。”在我逗留中國期間，我認識到——我認為我是對的，假如我錯了，我會感到非常詫異——中國的領導人並不經常發表聲明，但一旦發表後，他們是堅定不移的。所以，假如聯合國的代表們說：即使台灣仍然在那裏，共產黨政府也會出席聯合國。我認為這些人完全不懂得中國共產政府的基本心理及基本原則。
問：中國對於南中國海的釣魚台列嶼的立場如何？
答：我並沒有問過這問題，假如我的理解沒有錯誤，我認為中國政府的立場已重複地在報章上出現過。我沒有問過這問題，亦沒有人特別向我提及過。噢，既然你問這個問題，我有一個附加按語。在我曾經提過的日本電影《日本海大海戰》中，你或許會記得，當俄國波羅的海艦隊，繞過非洲，向日本海進發，日本方麵極想知道它們的正確位置。在電影故事中，是說由一日本漁船發現俄國艦隊，——我不知道這是否真實。但在銀幕上，我看到——因為我懂得漢字——那艘日本漁船的名字是“尖閣”，即日本人對釣魚台的稱呼。
問：你曾說婦女解放運動在中國已經真正的實行了，可是在你放的幻燈片裏，隻有護士沒有醫生。醫生之中女性所占的百分比如何？在大學裏，百分比又如何？
答：女醫生的數目很多。在醫生群中。女性是比男性多。例如，我所看到替那個婦女施手術的幾個醫生。就全是女性。我所遇到的護士也全是婦女。（笑聲）但是我也遇到許多物理學家，其中很少是女性。
問：在中國什麽似乎都與政治有關，在剛才你放的那個教英文的幻燈片裏，有說到美國的，究竟說些什麽？
答：那張幻燈片的焦距可能不對。那些字是有關毛主席的思想的，而不是抨擊美國的。不是說抨擊美國的標語沒有；但至少在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像這樣的標語並不最普遍。
問：中國對於發展基本科學的態度又怎麽樣呢？
答：毫無疑問，經過文化大革命以後，科學研究是著重於實用方麵的。例如，我曾與上海生理研究所的人談過，他們告訴我，在過去的兩年間，在研究的方向上有了很大的改變。他們說：在文化大革命以前，找尋新課題最主要的方法是詳細地閱讀外國文獻，試看能否在理論上或實驗上找出漏洞，假如找到漏洞，便立刻跳進去看看能搞些什麽出來。這個傾向在文化大革命後期被批評為沒有建設性。因為追會使中國科學家們致力研究外國社會裏所產生的問題。目前的努力是試圖找出現在中國在工業發展上所須要解決的問題。在生理研究所方麵，這是很容易的，因為他們正在研究有關人民健康的問題。在物理學方麵，尤其是高能物理學（High Energy physics），我曾與一些人談過，得到以下的印象：在中國，研究高能物理學的人很少，所以沒有壓力去使他們改行。究竟有沒有人再進入這個領域是值得懷疑的。但已從事研究的並不感到有任何壓力要他們放棄。他們在那裏所受到的壓力是遠比這裏小，這裏的物理學家正在被迫放棄高能物理學。（笑聲、掌聲）
問：在旅途中，你參觀及搜集資料時，有沒有受到任何限製？
答：完全沒有。我所要求參觀的，他們全讓我看到。除了個別一兩個地方，無論到那裏，都允許拍照。一個例外是他們問我是否有興趣去看在北京市中心的地下防空洞，我欣然同意，在進防空洞前，他們請我將照相機留下。還有一兩個地方，他們告訴我說不能拍照。在乘搭飛機時，任何人都不許拍照。
問：你去過台灣沒有？如果有的話，能否比較一下台灣的情況？
答：我從未到過台灣，我不知道。但是從所閱讀的書報中，我猜目前台灣的平均生活水平有可能比中國大陸為高。
問：有個美國作家哈裏遜.沙裏士貝利（Harrison Salisbury）寫一篇文章，說蘇聯可能一兩年內會進攻中國，而且說蘇聯把中國的東北視為他們東部的勢力中心。在中國是否看到這篇文章？
答：你所提到的文章，我並沒有看過。雖然在數星期前，我曾看過有關它的介紹。中國的領袖們當然是熟悉這文章的。關於邊界糾紛問題，中國的領導人及人民都是非常注意的，雖然我沒有正式提問過，毫無疑問，目前的防空洞計劃主要是因為蘇聯威脅的結果。事實上，美國有很多人知道，一九六九年九月，蘇聯方麵盛傳以核武器攻擊中國。這件事西方知道。當我在中國時，他們告訴我，在一九六九年九月及十月間，政府下令在城市中沒有具體工作的人疏散到農村去。
問：請你報導一下關於人民的工餘生活。
答：中國人民每周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時。但因需要費時間在路上，所以化的時間，總的來說要多一點。但也有鼓勵逾時工作的。當然這是沒有工資的。（笑聲）據我觀察所得，自願逾時工作的人數是很多的。很可能一般人的印象是：這個製度是可笑的，是一個奇怪的強迫製度。但我覺得，這是一個實際的製度。至少在中國沒有人覺得這是強迫的。人們在平日辛勤地工作，在周末則到公園遊玩，也有乘公共汽車到各處遊覽。在上海的內燃機廠中，我見過一個工人。後來，他們告訴我，這個老工人非常能幹，在周末，他去釣魚，通常是收獲最多；去放風箏，便會有一群小孩圍著他。所以我以為，中國人也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地休憇。
中國會不會接受美援
問：中國是否容納得下在海外的一些中國學生？
答：如果你指的是空間，中國當然有足夠的地方。我並沒有向周總理提過這問題，完全不知道政府在這方麵的態度是怎麽樣。我隻能夠說，經過了近百年的屈辱後，中國現在的政府是極其自尊的。這個政府認為要樹立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信任。假如中國政府曾經說過什麽，那就一定會實行。它是拒絕乞求的。事實上，在中國兩天後，我曾對一些大學人士說：“與美國比較起來，中國在精神上是一個真正了不起的國家，而美國的了不起則是自然資源及物質極其富裕。假如美國願意無條件地送價值十億美元的鋼鐵給中國，這對中國是否會有好處呢？”而答案是：“我們不要。”於是我就跟他們爭辯，我問他們是否過於偏激。想想看，十億美元的鋼鐵可以做些什麽。因為隻要看看鋼製物品的價目，我知道中國仍是缺乏鋼材。但經過在中國旅行四星期後，我開始想：教導人民不要這些贈與，其價值豈不是比十億美元鋼鐵的本身還大嗎？
問：你們有沒有談到越南問題？
答：沒有，我們沒有特別提到越南，唯一相關的地方是，周總理問我美國人民是否相信尼克鬆會從越南撤退。
問：當你談到中美關係時，他說到台灣問題，可是他不提到越南？
答：他完全沒有提到這問題，理由是：我認為中國人民和領導人都相信美國準備從越南撤退。
問：美國又在轟炸北越了。
答：我從報上知道了。
問：你考慮回到中國去住嗎？為什麽？
答：我認為中國是一個很令人鼓舞的國家，我在前麵說過，我在那兒住過二十三年。到目前為止，我在這個國家也住了二十六年了。我同時喜愛這兩個國家，我喜歡她們的優點，嫌惡她們的缺點。在這裏，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這裏長大，在這裏上學。我對這個學校、學生和教授們負有責任。我想我已經回答了你的問題。
附：楊振寧四訪中國後的談話
（編者按：一九七三年七月間，楊振寧博士到東京參加高能物理國際研討會。並會晤舊同學、日本大學教授中村誠太郎，進行了兩個時的對談，以下是對談的紀錄，譯自日本《讀賣新聞》。）
中村：與毛主席的會見，情況如何？
楊：精神非常之好，跟我談了上下古今極有意義的話，甚至有幽默的話。
中村：主席有沒有提到對中國科學的指導概念呢？
楊：主席沒有提到這一點，不過對於科學非常注意。作為一個大國的首腦當然是如此的，不過，其中也有個人的關心。他說很高興我在科學方麵對世界上有些貢獻。
中村：科學文獻等等，主席也過目嗎？
楊：造詣非常之深。對於我在一九五六年的研究還記得很清楚，不僅詢問了宇稱的守恒，非守恒問題，而且問到了光子的性質和質子的可分與不可分。
中村：那不是學者之間最新討論要解決的問題嗎？
楊：可不是！如果可分，分了之後又有什麽變化，這是我們還弄不清楚的難題。
中村：簡單來說，主席對於中國科學的想法是怎樣的？
楊：我隻能憑印象來說。總而言之，主席對於在中國出生的我，能對世界物理學作出了貢獻，很是高興。而且，在主席的影響之下，中國按照理想主義來處理科學，希望它的成果能對全人類作出貢獻。
中村：常有人說，“中國科學比西方大約落後十年”，博士對於中國科學的現狀是怎樣評價呢？
楊：過去兩年間，我曾四次、一共十四個星期訪問中國，遍訪了各地大學和研究所，這還是比較短的時間，談不上正確評價。我如果把當場所得的印象提出來，可以這樣說，總的來講，的確是比美英法等國落後。例如，缺乏近代科學的傳統，進行實驗的工業技術基礎還不充足。但是，分別說起來，則各部門之間，有些部門有了顯著進展。簡言之，這是一個彼此牽連的問題。在廣泛的所有部門之間，要有一個全麵的迅速躍進，那是不容易的事情。不過，在困難的條件之下，個別部門取得了輝煌成就，著實令人吃驚。例如，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島素，就是世界第一個。
中村：中國在核火箭以外的各部門，雖然不是那麽有名，也都有不同的成就。
楊：人工合成胰島素是中國三個研究所合作成功的。我訪問了其中一個——上海的生物化學研究所。人工合成胰島素也是一九五〇年代後期開始的，當時，也有人認為這是“亂搞”，後來，在大躍進運動裏，生物和化學學者合作研究，終告成功。比美國國立布魯克赫奮研究所的成品時間早，純度高，數量多。
X光回折的研究也很有進展。我聽英國牛津大學的特魯茜.賀吉金女士（一九六四年用X光回折法決定生物化學物質的分子構造而獲得諾貝爾化學獎金）說，她在一九七二年訪問中國時，把照片作了比較，最初完全不符合。但是，把上下倒轉過來以後，再重疊在一起，竟是幾乎完全符合。多少有一些出入，那是由於在電算機上運算難免的事，可以說是在正常誤差之內的完全一致的結果。聽說日本在這方麵也在進行研究，但是還沒有發展到這一地步。
中村：這可以說是中國的電算機有了相當進展的證據。
楊：因為時間不夠，我沒有看到實物，但是事情的確是如此的。簡單說來，中國在目前階段，不得不是選定了最優先的部門，然後集中人力、財力在這些方麵。
中村：在其他部門，例如高能物理學，怎樣呢？
楊：還落後。現在的情形是沒有超大型加速器，雖然有專家，也遠沒有日本這麽多。我也曾經被征求意見，有沒有造超大型加速器的必要？如果造的話，應該造哪一類的？這是很大的問題。目前，中國有一個十三人高能物理學專家調查團自六月訪美，我在訪華期間同調查團的人見麵談過，高能物理學已經被重視為物理學最尖端的部門，可是實驗方麵，很費錢的。
中村：楊先生提了怎樣的意見呢？
楊：我因為不知道中國的經濟、科學技術資源的條件，提不出具體意見。不過，加速器需要幾億美元，現在造起來，可能並不適當。我隻是提出，是否研究一下先進各國加速器設計的進展、特別是極低溫裝置，例如利用超傳導的電磁石和共振器等等，看看這是否適合於建造，再作定期研究，我特別提到，請考慮一下是否可以建造重電離子加速器。
中村：重電離子加速器造價是比較便宜一些的。
楊：便宜是便宜，但雖然同是高能，卻略有不同。不過，也能夠研究新的部門。日本的築波學園都市正在建設中的國立高能物理學研究所，在兩年之後完成，可是，在完成的時候，各國已經根據同類加速器獲得了新進展，所以，對於科學有新貢獻方麵，我想反而是從重電離子加速器方麵進行研究是個“冷門”。
中村：談到中國的研究係統，這次訪華，訪問了什麽地方，遇到了什麽人？
楊：在北京訪問了原子能研究所，北京、清華兩個大學，在上海訪問了複旦大學、原子核研究所、生物化學研究所、生理學研究所、激光研究所等。與我的研究範圍（基本粒子論）相同的第一線的人，我差不多都會到了。科學院自郭沫若院長開始，連同我的老師、副院長吳有訓先生都會到了。吳先生過去在美國芝加哥大學 A. H. 康普頓教授（一九二七年因發現康普頓效果而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金）之下，研究X光回折問題。
中村：從現在來總結，文化大革命對科學技術的影響，應該如何評價呢？
楊：我認為好壞兩方麵的影響都有。首先談壞的方麵，例如清華大學現在的學生隻有定額的四分之三。由於文革的關係，新生入學中斷了，直到一九七〇年才告恢複。也就是說，這幾年來空白的影響，會在將來顯出來。科學技術文獻的發行也中斷了幾年。反過來說，好的影響則是文革使中國的社會產科學家出現了根本的變革。避開了朝向修正主義的脫逸，願意為在理想主義的原理下出現的真正的中國而貢獻一切。我所會到的中國科學界的人士，每一個都說，“文革是必要的”。文革在過程之中有一部分是過了頭的，要慢慢把它校正過來，大家都認為，文革是中國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中村：訪問中國的美國科學家之間，也有這樣看法的人。
楊：不錯，七月二十二日，我在從廣州到九龍的火車裏，遇見美國加州大學（貝克裏分校）的路易斯.艾爾維勒茲教授（一九六八年因研究氫氣泡箱及其數據獲諾貝爾物理學獎金）等七位教授。艾爾維勒茲教授說，“我本來以為文革是亂搞。誰知道，經過三個星期的訪問，我對於中國的看法，對文革的看法，全部改變了。”
中村：艾爾維勒茲博士不是保守派嗎？
楊：因為他屬於鷹派，他所說的話，比我們這樣的人更有說服力啊。（笑聲）
中村：中國專攻科學的學生，質量如何？
楊：學習要求特別強烈。比美國和文革前的學生，年紀稍微大一些，但是在這方麵也可以說是比較成熟。而且充滿了“為人民服務”的決心。有一個學生已經二十五歲。高中畢業後，做了四年技工，他說，“現在坐在桌子前麵念書，固然有不如從前的地方，相反，由於有了做工人的勞動經驗，似乎可比從前更快地領會。”
中村：科學預算有多少？
楊：總數和百分比，我都不知道。但是，要說夠，也可以說不夠。我在美國也拿不到所希望的全部款項。世界任何地方都是這樣的，但是，在中國的場合，預算分配著重於協調和理解。在美國，一提出研究經費的要求，就有很厲害的競爭，不撥給經費的時候，並不說明不撥的理由。但是，在中國，如果不批準的話，就要討論原因。因此，有關人士不僅獲得啟發，而且有了全麵觀點。
中村：從預算的使用效率這一觀點來談，國際合作情況如何？
楊：對於國際合作，也要從外交問題來看，中國是理想主義的，認為科學應為人類服務。也可以說是國際主義的。因此，聽說也曾考慮到同CERN（歐洲共同核子研究所）協作。美中接近後，科學家交流也在增加來往。這一次，在東京舉行的高能物理國際研討會，也有三位中國物理學家參加。長期、大量的正式交流，須要時間，幾年之後大概會收到效果。青年一代的交流會大有增加的。
中村：關於日中科學交流呢？
楊：日本現在是亞洲唯一的工業先進國，所以對於中國來說，是極其自然的、重要的科學交流夥伴。
中村：聽說科學家的“為人民服務”精神，實行得很徹底。
楊：在訪問長沙鐵道工業大學時，聽一位教授說，在農村收獲時，全家人都到農村去住，幫助收獲。與重視腦力勞動、輕視體力勞動的舊中國比起來，新中國有了很大變化。而且理論與實踐並重，大家都在仔細考慮，如何使自己的研究，對於中國以至對於人類作出貢獻。
中村：你自己有沒有回中國進行正式研究工作的計劃呢？
楊：我在考慮，不久後在美國的大學有一年左右的休假時，在中國過這一年。如果能對中國人民服務的話，長期居住也是一種可能性。
中村：中國科學今後展望如何，會不會成為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
楊：前麵已經提到了。在世界上第一次合成胰島素等等，就已經是很好的獎金候選人了。而且，從長期來看，中國科學的前途是很光明的。國家很大，人才眾多。上了工業化的軌道之後，科學的才能會逐漸開花結果的。
中村：這是要把各專業綜合起來的，你認為，中國在高能物理的研究，有很快的進步嗎？
楊：高能物理學研究，比起其他專業，更加需要工業基礎，特別是目前情況更加如此。過去，湯川博士和朝永博士對物理學作出貢獻的時代，稍微缺乏一些實踐，也可能提出重要的理論。可是，我覺得現在的情況不同了。因此，中國的科學，大概在高能物理之外，也就是說，在其他專業上。會有更為迅速的進展。
（譯自日本《讀賣新聞》一九七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原載《留美華裔學者重訪中國觀感集》，香港七十年代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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