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榮臻早期的革命生涯與其他的開國元勳無異，也是在九死一生中，經曆了從革命萌芽直到勝利的一個曲折曆程。在新政權建立後，這位鍾情科技的元帥，又為中國發展“兩彈一星”傾注了全部心血，從而給我們後人留下了影響深遠而又難以估量的一筆財富。 

主筆◎李菁  

舊都重生

1949年1月31日，北平迎來了曆史性的一天——中午12時30分，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部由西直門進入北平城，開始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入城時間本來定在1月29日，但這一天恰好是農曆春節，為了讓老百姓安安靜靜、痛痛快快地過個傳統節日，聶帥提議將進城日期推遲兩天。”78歲的周均倫少將告訴本刊記者。1961年，在國防科工委工作的周均倫被調到聶榮臻辦公室做秘書工作，一直到1992年聶帥去世，他在這位老帥身邊工作長達31年之久。 

周均倫說，聶榮臻與四野的林彪、羅榮桓是2月1日進的城，他們住在北京飯店。難以抑製心頭激動的聶榮臻提議，應該舉行一個入城儀式，以擴大人民解放軍的影響，為北平增添勝利的氣氛。這個提議得到了高層的批準。 

2 月3日上午10時，解放軍從永定門進城，最前麵是軍樂隊，接著是裝甲車、坦克、炮兵、騎兵、步兵。10時30分，從珠市口進入前門大街。聶榮臻、林彪、羅榮桓、彭真、葉劍英等，在前門箭樓上檢閱了參加入城式的部隊。走過前門箭樓後，入城部隊右轉彎拐進東交民巷，從這條記錄著半個世紀屈辱的小街上威武昂揚地走，借道東單一直向東四方向走去。入城式曆時8小時，當天整個北平城都沸騰了，到處口號聲、鑼鼓聲、歌聲響亮，鞭炮齊鳴。北大、清華、燕京、師大的學生紛紛爬上坦克、裝甲車，隨同解放軍一起前進。 

入城後的聶榮臻身上的擔子不斷加重，直到身兼六職——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中共中央華北局第三書記、華北軍區司令員、平津衛戍區司令員；1949年9月又接替葉劍英擔任了北平市市長、北平市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 

“聶帥長期在華北地區工作，由他出任北京市長，也是順理成章的結果。當時他的主要任務，就是為新政權定都北平做各項準備工作。”周均倫說。 

出生於上海的周均倫在新中國成立那年正好18歲，他對當時那種改天換地的狂熱氣氛記憶猶新：“我們對國民黨的統治都非常失望，所以剛解放時，先是對共產黨好奇，繼而衷心擁護，情緒極端高昂。”而1949年3月在西柏坡的會議上，聶榮臻就適時提出：平津兩市的“解放熱”要冷下來，應迅速恢複秩序和生產，為新中國定都北平紮實細致地做好各項工作。 

呈現在聶榮臻麵前的，是他在戰爭年代從未遇到過的局麵。“首先就是傅作義的20萬起義部隊的改編問題，舊軍隊成分複雜，軍風紀律完全不一樣；其次，還有土匪、特務、妓女等問題也很棘手。”周均倫說。 

那時候，北平雖有200多萬人口，但天一擦黑，街上幾乎沒有行人，家家門戶緊閉。聶榮臻住在恭王府一帶，有一天晚上，警衛員去取藥，車剛剛開到北海北門橋頭，一個黑衣騎車人竄出來擋住了道路，突然“叭”的一聲槍響，一顆子彈打在汽車後座玻璃上。這是一支無聲手槍，聲音很小。開槍者迅速鑽進附近的胡同，騎車人也很快消失得無影無蹤。所幸子彈沒有穿透玻璃，隻留下一個乳白色小坑。此後不久，又有一輛與聶榮臻的墨綠色皮爾卡轎車一模一樣的汽車從聶榮臻住處出來後，也在老地方挨了一槍。因為北海北門橋頭一帶小胡同繁多，地形複雜，打黑槍的特務始終沒被抓住。 

“當時聶帥花費精力最多的是北平的治安，他做了大量工作，改編軍隊、收容散兵遊勇、關閉妓院等，社會秩序恢複得比較快，也贏得了高層認可。”周均倫說，當時的北平還有許多外國人，大多生活在東交民巷的六國飯店附近。聶榮臻有意識挑選大學生出身的軍人——其中就包括後來成為駐美大使的韓敘，組織特別糾察隊，在這一帶巡邏。一些傲慢的外國人沒想到，這些被他們視為“土包子”的解放軍，會講一口流利而標準的英語，一下子被鎮住了。“聶帥晚年時一提起這事，還忍不住哈哈大笑”，周均倫回憶。 

北平社會秩序的迅速好轉，為新中國定都提供了重要的社會保障。11月20日至22日，在中山公園的中山堂，北京市召開了第二屆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會議。會上，聶榮臻成為北京市第一任民選市長。因為軍隊工作過於繁重，1951年1月底，聶榮臻辭去北京市長一職，由彭真繼任。雖然在北京市市長的崗位上隻有短暫的一年半時間，但他對北京市的工作仍懷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1991年，他還專門找北京市負責人談話，請他們注意多修地下鐵道。他說：“地鐵平時可以緩解地麵交通擁擠，戰時可用做人民防空。”這一年，他已經92 歲。

開國大典 

1949 年8月，聶榮臻又有了第七個頭銜：開國大典的閱兵總指揮。而此時，距離開國大典隻有50天時間。聶榮臻不得不以十二萬分的細心和周密對方隊的領導語重心長地叮囑：“別小看這些事，一旦馬匹摔在天安門城樓下，裝甲車開不動，整個閱兵不就亂了套麽？我們打了幾十年的仗，才迎來這一天，我們要倍加珍惜。” 

“聶帥想得很細，對各閱兵方隊如何組成，裝甲車、坦克、汽車如何同步行進，有的車輛萬一出現故障時如何補救、晚上怎麽放焰火等，都做了周到細致的安排。”有1978匹戰馬參加檢閱，如果這些馬亂竄起來，後果將不堪設想，“聶帥指示，要挑最好的、最訓練有素的騎師和戰馬”。 

曾任北京軍區炮兵司令員的李健，對聶榮臻的細致記憶猶深。在一次閱兵聯席會上，他問李健：“騾馬拉炮，那麽多匹馬，如果拉下糞怎麽辦？裝甲車在天安門前熄火怎麽辦？在檢閱時馬失前蹄怎麽辦？” 

聶榮臻提出問題後也放心不下，他親自主持召開座談會，商量解決辦法。戰士們出主意說：馬掌用的時間長了，已經磨光，而天安門前又是青條石路，很平，很滑，馬掌也就容易打滑，應當給馬換上新掌，增加摩擦係數。即使萬一打滑，騎在馬上的馭手隻要趕緊收韁繩，就能幫馬脫離失蹄狀態。騾馬拉糞怎麽辦？戰士們認為隻要給騾馬安上糞兜子就行了。為了防止坦克熄火，就將坦克安排在隊伍的後麵接受檢閱。結果，開國大典閱兵時，坦克沒出問題，馬倒是有一匹差點失了前蹄，好在馭手猛拉馬韁，順利通過了天安門。 

開國大典時的防空問題，是聶榮臻最為關注、重點布置的一項工作。當時國民黨的空襲頻繁，南苑機場被東北野戰軍占領後，國民黨空軍在1949年5月4日，從青島出動6架B-24轟炸機飛到南苑上空，扔下30枚炸彈。毀傷飛機4架，死傷24人。 

閱兵籌備工作剛啟動時，還鬧過一場誤會：7月7日，北平市在天安門廣場召開抗戰勝利紀念大會，郭沫若到會講話。大會進行到一半時，在慶王府值班的華北軍區司令部一位參謀接到山海關方向空中監視哨報告，有兩架敵機正朝北平方向飛來。這位參謀一邊通知監視哨，讓他們再仔細確認，一邊報告參謀長唐延傑。兩人正在商議要不要向上級報告、要不要通知采取措施時，山海關來電話，說剛才空中兩個黑點原來是老鷹，已經飛回大海方向了。 

華北軍區司令部電話能直達天安門，如果草率通知會場躲避敵機，那十幾萬人的大會就會立刻大亂。針對於此，8月15日，周恩來指示中央軍委航空局在南苑機場組建一支具有作戰能力的飛行中隊，擔負防空任務。 

細心的人也許早就注意到：開國大典是在10月1日15點舉行的。“這也是聶帥出於防空襲的考慮而定的時間。”周均倫說，因為當時條件簡陋，觀察飛機敵情還是靠肉眼而不是雷達。“聶帥想到：下午15點，太陽偏西；如果國民黨飛機從東邊飛來空襲，正好是迎著陽光；我們迎擊它，正好是有利的角度。”為了確保閱兵萬無一失，聶榮臻考慮得極其周密。他向參加大典的部隊全體人員發出一道死命令：如遇空襲，要原地不動，“天上下刀子也不能動”，保持原隊形。 

空軍參加檢閱儀式，難度比其他軍種更大。當時人民解放軍的飛機和飛行員數量極為有限，大多是從國民黨軍隊中起義過來的。起初隻決定用9架P-51戰鬥機，編成3個“品”字隊形拉開距離跟進。聶榮臻到南苑機場視察後，覺得9架飛機太少，又湊了2架轟炸機、3架運輸機、1架通訊機和兩架教練機，一共17架飛機。 

“為了增加氣勢，聶帥和周總理商量，提出一個方案：因為領隊的戰鬥機飛行速度快，所以通過了天安門以後，這9架飛機又轉回去，接到飛得較慢的教練機和通訊機後邊再飛。”周均倫微笑著回憶。結果，開國大典當天，外國記者在發出的報道中聲稱“一共有26架飛機參加了編隊飛行”，並驚呼“中共一夜之間有了自己的空軍”。 

南苑飛行隊的首要任務是負責防空安全，萬一出現在受閱中受到國民黨飛機的偷襲怎麽辦？經過幾天的反複研究和推敲，空軍方麵向聶榮臻提交了一個帶彈受閱飛行的方案，並得到了毛澤東、朱德和周恩來的認可。按照世界閱兵的慣例，為安全起見，閱兵時任何兵種都不能攜帶實彈。為了確保萬無一失，聶榮臻親自來到南苑機場挑選了帶彈飛行的飛機和飛行員。受閱前，各級領導專門請蘇聯專家機務人員檢查把關飛機質量。在受閱飛行的前一天，每個受閱飛行人員都立下誓言：我參加檢閱，一旦飛機出現故障，寧願獻出生命，也不讓飛機落在城內、掉在廣場和附近的建築物上。 

我們今天重聽開國大典錄音帶，會聽到開頭有一段特別的講話：“大會全體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首都全體軍民各界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會，現在準備開會，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同誌宣布開會。”周均倫說，很多人都不知道這段話是誰說的，鄧拓夫人丁一嵐也曾詢問過周均倫。“我一聽這四川口音，沒錯，肯定是聶帥的聲音！” 

從“實業救國”到“革命救國” 

有人曾將中國第一代的共產主義者劃分為兩類：一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本土派”，他們在國內接受的馬克思主義思潮；二是以周恩來、鄧小平為代表的“留洋派”。聶榮臻則屬於“留洋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1899年，聶榮臻出生在四川省重慶江津縣。1919年前後，四川的勤工儉學運動正在迅猛發展，從五四運動到1921年底，四川留法勤工儉學學生達492人，為全國之最；其中又以江津縣去的最多，20歲的聶榮臻便是其中一員。 

年輕時的聶榮臻原本也是“實業救國”的信奉者，而到了法國，他受到了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衝擊，也結識了周恩來、朱德、陳毅、鄧小平等後來成為革命戰友的誌同道合者。參加了3次學生運動後，在1922年，聶榮臻參加了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從此走上革命救國之路。 

1924年，聶榮臻經德國到莫斯科，與葉挺等人同在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軍事，成為中共早期培養的軍事人才。一年後，26歲的聶榮臻回國，不久，被派到黃埔軍校，任政治部秘書。 

聶榮臻年輕時的革命生涯幾乎是中共早期革命運動的一個縮影：1927年7月參加南昌起義，聶榮臻是周恩來指定的前敵軍委書記；此後參加了廣州起義，後來又在上海參加中央特科，經曆了顧順章與向忠發的叛變。1931年，聶榮臻離開上海輾轉到達瑞金，中共重新組建紅一軍團，林彪任總指揮，聶榮臻為政委。從此，他與林彪一起領導這支部隊，長達5年半之久，使紅一軍團成為中央紅軍的主力。“紅一軍團直接受毛澤東領導，可以說是他的嫡係部隊。長征時最重要、最危險的任務都交給紅一軍團。”周均倫說。 

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後，紅軍主力踏上漫漫的長征路。關於長征的落腳點問題，中共高層曾開過8次會議，變動過7次。此時的中央紅軍尚不知陝北那裏還有劉誌丹領導的一支紅軍力量的存在。而最終如何得知這一信息，從而選擇北上與其會合，這也是很多曆史文章討論的一個熱點。 

周均倫告訴本刊記者，聶榮臻曾向他回憶：“到達哈達鋪後，在這裏我們得到了一張國民黨的《山西日報》，其中載有一條閻錫山的部隊進攻陝北紅軍劉誌丹部的消息。我說，趕緊派騎兵通訊員把這張報紙給毛澤東同誌送去，陝北還有一個根據地哩！這真是天大的喜訊！” 

有趣的是，在紀念長征勝利70周年時，有記者訪問過一位叫楊家華的老紅軍。那一天就是他給聶榮臻送去了那份關鍵的報紙，而楊家華對當時的細節還記憶猶新：紅二師進入哈達鋪後，聶榮臻一放下行李，就喊他：“小鬼，快去買些燒餅回來。”楊家華跑到一個賣燒餅的老鄉處，買了4個燒餅。老鄉隨手拿一張報紙一包，遞給了他。楊家華清楚記得包燒餅的報紙是《山西日報》。聶榮臻看得特別認真，忽然，他的嘴不動了，接著，他大聲地對楊家華說：“小鬼，快，把通訊員叫來，趕快騎馬把這張報紙送給老毛，送給中央。” 

“這個消息對當時的紅軍當然很重要，不過，也並不能說聶帥的消息就是唯一消息源。當時毛澤東還有其他途徑了解到陝北有紅軍存在的信息。”周均倫對此很客觀。 

抗戰爆發後，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林彪、聶榮臻出任115師師長、政委。115師在抗戰初期便打了場著名的平型關戰役。 

因為早期抗日宣傳的需要，平型關戰役擊斃日軍的人數一直是3000多人，這也曾在學界引起一些爭議。周均倫回憶，當他與其他工作人員為聶帥寫回憶錄時，還專門向聶帥求證此事。“他回答說：‘我記得沒那麽多，你再去查一查。’”周均倫後來向聶帥匯報：當時的中央電報公布的是3000人，但實際內部資料上是 1000多人，他問聶帥怎麽處理？老帥回答說：“要實事求是，是多少就多少。”周均倫說，聶帥回憶錄裏糾正了這一數字後，軍事科學院的人特別高興，他們告訴周均倫：以前就想糾正過來，但考慮到中央電報上的數字，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聶帥這麽一表態，我們以後就好寫了。

“模範根據地” 

1937年10月，115師經曆了“五台分家”：考慮到115師等部有被敵人隔斷的危險，毛澤東決定，由林彪帶領115師主力由五台山南下晉西南，聶榮臻留駐五台山地區，著手創建晉察冀抗日根據地。 

多年來，聶榮臻一直在中共中央和毛澤東身邊工作，這一次，他要孤懸敵後、獨當一麵。 

“五台分家”，留給聶榮臻的是3000人，司令部機關人手更少，大家開玩笑說：“要問司令部有多少人，一盆菜就夠吃了，一條炕就夠睡了。”晉察冀根據地是敵人後方的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根據地。“它處在4條鐵路線包圍中間，地域大而部隊少，聶帥的首先任務便是發展部隊。”周均倫介紹。留下來的每一個八路軍戰士都成為宣傳員和組織者，上自司令員，下至趕毛驢的運輸戰士，都到村裏去開展工作，動員有誌青年參軍。 

為了擴大宣傳，聶榮臻還專程上五台山。五台山寺廟成立了由青年僧人組成的抗日自衛隊，其中許多人甚至還拿起槍與日軍搏殺，當地群眾稱讚五台山的和尚為“革命和尚”。晉察冀軍區專門把這些僧侶組織起來，建立了一支連隊，人稱“和尚連”。 

“我們創建根據地之初，大家常用這樣一句話形容雜色武裝之多之廣：‘司令遍天下，主任賽牛毛。’幾個人、幾條槍聚在一起就可以自稱司令。特別是河北省雜色武裝很多，僅北平到保定的鐵路兩側，就有十幾股較大的雜牌軍隊。我們不是八路軍嗎？他們也自稱是什麽‘七路軍’、‘九路軍’、‘十路軍’，招牌比你還大。”聶榮臻曾回憶。他在收編、改造雜色武裝方麵做出的成績也被廣泛認可。到1939年底，經收編、改造，各路雜色武裝基本上都銷聲匿跡。 

“在建立晉察冀根據地的過程中，聶帥也非常注重講究策略。他避免了‘打土豪’這些過‘左’的做法，盡最大努力把各階層都團結起來。”周均倫說。全邊區統一政權實行三三製原則：國、共、當地開明人士共同組成。而在當時，關於五台山的僧侶是否有代表權也曾產生過爭執，有人認為和尚是出家人，不應該到政權內部。事情報到聶榮臻那裏，他說：出了家並沒有出國，不應該把他們排斥在外。在代表大會召開那天，聶榮臻雙手合十接見來自五台山的僧侶代表們。 

在沒有大後方接濟的情況下，孤懸敵後的晉察冀抗日根據地不僅站穩了腳跟，而且在強敵圍攻中不斷發展壯大，到了1938年底，由原有的3000人發展到4萬人。這個發展也得到了中共高層的重視。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主席團給聶榮臻等發了封慰問電，電文中稱：你們“已經創造晉察冀邊區成為敵後模範的抗日根據地及統一戰線的模範區”，“你們的經驗將成為全黨全國在抗戰中最有價值的指南”。 

晉察冀根據地也吸引了國際人士關注。第一個來這裏的，是40歲的美國情報軍官、海軍陸戰隊上尉卡爾遜。1937年12月底到1938年，卡爾遜兩次來到晉察冀。這位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軍人，對麵前的一切，既感到新鮮，又感到疑惑：共產黨、八路軍究竟憑借什麽力量把這樣多的民眾組織起來了？戰爭本來是一種軍事力量的較量，為什麽在緊張的戰鬥中，還要搞政治、搞經濟、搞文化，辦報紙辦刊物、創辦學校、創立劇社？身為司令員兼政委的聶榮臻專門抽出時間接受卡爾遜的采訪，回答他的諸多疑問。 

卡爾遜在後來的一篇文章中把晉察冀作了一個有趣的比喻，“新中國的試管”，他也寫下了這樣的話：“在看了遊擊隊的活動情況後，我可以肯定地說，由於日本侵略而被割裂的地區，對中國來說並未失去。”“晉察冀邊區的新根據地證明自己有能力抵抗大規模的進攻。1937年12月日本人曾派了8路縱隊大舉進攻，結果全都被迫撤退。這樣的人民，日本人是征服不了的。日本人像一個人在大海中掙紮一樣。” 

另一位國際友人，便是最著名的白求恩。聶榮臻先是通過翻譯與白求恩談話，後來有時幹脆用英語甚至用法語直接同白求恩交談。 

在軍事上，1939年，在楊成武的指揮下，晉察冀軍區打了著名的黃土嶺戰役。被日本軍界捧為精通山地戰的“名將之花”、52歲的旅團長阿部規秀被炮兵連炸死，日本朝野震驚，中國軍隊的士氣為之一震。 

戰略“配角” 

1967 年因炮轟“文革派”而被打成“二月逆流”之後，聶榮臻寫了幾次檢討都未獲通過。有一次，苦悶的聶榮臻讓周均倫打電話給周恩來：“究竟要我怎樣檢討才能通過？”不久，周恩來的秘書打電話給周均倫：“要結合曆史進行檢討：一、在紅一軍團時有本位主義錯誤；二、解放戰爭初期華北戰爭沒有打好；三、曆史上有不適當地突出自己的地方。” 

關於“本位主義”，聶榮臻告訴周均倫：1936年春，紅一軍團與十五軍團一起東征，因十五軍團傷亡大，毛澤東來電報要求一軍團撥點兵給十五軍團，“但長征以後，紅一軍團也減員甚多，紅一軍團剛好擴了5000人，所以林彪不同意，由聶榮臻出麵請求免撥或少撥”。東征結束後，1936年5月，紅一方麵軍在延川縣大相寺開總結大會。會上，毛澤東點名批評紅一軍團有本位主義。聶榮臻後來向周均倫回憶：當時林彪不吭聲，聶榮臻隻好自己站起來檢討。 

所謂“曆史上不適當地突出自己”，周均倫說，1942年的《晉察冀畫報》印刷得很精致，創刊號根據聶榮臻指示，用銅版紙印刷，文字說明用中英文對照，畫麵用簡單的彩色套印。首刊號上有一篇鄧拓化名寫的《晉察冀舵師聶榮臻》一文，畫報裏麵，聶榮臻的照片也比毛澤東的醒目。此外，“晉察冀的文藝人才比較多，編了一些歌，讚頌聶司令”，延安整風時，聶榮臻曾因此受過批評，而他也誠懇地做過檢討。 

關於第二點，“解放戰爭初期，華北方麵的仗沒有打好，中央有看法”。周均倫解釋，這包括綏遠戰役，集寧、大同戰役和張家口戰役。特別是張家口失守，因為時間倉促，張家口為解放軍過冬準備的被子、成衣、棉花、糧食全都來不及帶走，很多裝得滿滿的倉庫在撤退前也被迫付之一炬。這在聶榮臻晚年的回憶錄中也有很悲痛的描述，聶榮臻本人也總結說，戰術上犯了很多錯誤。 

“從張家口撤退後回到阜平，專門打平漢線，部隊又贏得了主動。”聶榮臻晚年回憶，在打贏晉中戰役之後，華北形勢大好，如果能集中3個軍團，“也是可以打大仗的”。但是，“從中央的部署看，華北的3個軍團就是作為機動力量來使用的。主要先解放東北，東北與華北結合起來，再解放華北。整個解放戰爭期間，華北是作為整個戰略布局當中的一粒棋子來使用的，這就使聶榮臻不可能收攏五指，形勢需要他做全國棋盤上的配角。所以在解放戰爭時期，華北方麵打的大型戰役並不多。”周均倫介紹。在周均倫看來，聶帥最大的特點，便是“忠實執行毛主席的戰略意圖”。 

1948年4月，多年堅守陝北的毛澤東和中央來到了晉察冀軍區所在地阜平縣城南莊。聶榮臻對毛澤東的到來極為重視。在飲食上，也配專人為毛澤東做飯，外人不得參與。作戰科長唐永健回憶： “當時沒有對毒物的化驗手段，聶帥就叫用銀筷子先試食品有沒有毒。而且，毛澤東、聶榮臻吃的是一種飯菜，聶榮臻先吃，毛澤東後吃，即使有毒，這道關也擋住了。” 

但當時還是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1948年5月，敵機轟炸城南莊，毛澤東因轉移及時沒有受到傷害。事後查明是潛入內部的特務給敵人送了情報。1969年的八屆十二中全會上，當年也在城南莊的江青在會上發了一個簡報，稱：“這是有人陰謀暗害毛主席，指揮敵機轟炸的特務電台就設在軍區司令部，後來又把與此事有關的特務分子處決滅口。”將矛頭直指聶榮臻，以至於陳毅都為聶榮臻“捏了一把冷汗”。不過，深深了解聶榮臻的毛澤東並沒有回應江青的發難。 

科技元帥 

1956 年10月的一天，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來到聶榮臻家裏，就他的工作安排征求聶榮臻意見。“聶帥回憶說，當時小平同誌提出三個職務讓他選：一是分管科學技術，填補被調去當外長的陳毅留下的空缺；二是還回去當北京市長；三、繼續主管軍工生產和軍隊裝備工作。聶帥沒有任何猶豫地選了科技這一塊。”周均倫說， “這個選擇與聶帥年輕時的誌向有關，也可以說，他完成了年輕時科技救國的夙願。” 

1956年11月，聶榮臻出任國務院副總理，主管科學技術工作，也從此開始了為中國科技事業特別是國防科技事業奠基的征程。 

關於中國科學家如何在那個艱苦的條件下，依靠自己力量，成功研製“兩彈一星”的故事，如今已廣為人知。在當時的政治氣候下，聶榮臻盡自己最大能力保護知識分子，並給他們提供最為稀缺的精神財富——信任，這或許是我們重新回顧這段曆史時，最值得被提及的一點。 

受新中國的感召，1949年以後，從國外陸續回來了一批科學家。“當時有條件出國留學的，以新政權的政治標準來看，都屬於家庭成分不好的。所以用這些科學家，很多老幹部思想裏有抵觸情緒。聶帥就反複做大家工作。”周均倫回憶，有的知識分子經常發牢騷，有人將此反映到聶榮臻這裏，要將其打成“右派”，但都被他擋了回去。 

1960年，蘇聯撤走了在中國核工業係統工作的全部233名專家後，中國科學家依照圖紙，改進了“東風二號”，預計射程1200公裏。1962年3月21日上午9時5分53秒，“東風二號”在眾人期望中點火升空，結果升空不久就掉下來，火箭墜毀，發射失敗，包括錢學森在內的科學家情緒受挫。 

聶榮臻聽了匯報後說：不要追究責任，失敗也有經驗，失敗的經驗比成功的經驗還重要。不要急，好好分析，問題出在什麽地方。周均倫說，當時拉了3發導彈過去，第一發失敗後，還要不要繼續打這第二發？“聶帥的意見是不要打，拉回來分析，把技術吃透。” 

總設計師任新民，這位從美國學成歸來的博士盯著地麵記錄的參數發呆，壓力極大。第二天，聶帥在送行的領導中看到了任新民，一把握住他的手說：“事物發展是有規律的，到最困難的時候，很可能就快要成功了！充滿信心，繼續努力吧！”經過一係列地麵試驗，1964年6月29日上午7時，改進後的“東風二號”中近程導彈在酒泉基地發射成功。此後，又“三發三中”，它標誌著中國從此擁有了可以遠程打擊的導彈盾牌。任新民在回想這段曆史時說：“沒有聶帥的信任和理解我是頂不住的！” 

聶榮臻曾下規定：黨委不要幹涉技術工作，由專家自己解決。在政治掛帥的時代，這樣的決策都是需要魄力的。航天部技術委員會主任委員是錢學森。聶榮臻去世後，很多老科學家都著文回憶在其領導下工作的歲月，在他們的眼中，聶帥是真正了解知識分子的。而錢學森在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的科學技術人員在今天回顧往事，都十分懷念那個時代，稱之為中國科學技術的‘黃金時代’。” 

為了科學家，聶榮臻還有個著名的“募捐”的故事：1959年到1961年，天災人禍，中國經濟遭遇了最嚴重的局麵。很多科學家因為吃不飽，出現了浮腫、色盲。“聶帥聽到這個消息後很著急，他說，這讓科學家們怎麽再搞科研工作？聶帥當時自己生病在醫院裏，他把秘書找過去，說用我的名義向海軍、廣州軍區、沈陽軍區、北京軍區、南京軍區幾個沿海的、條件好的軍區發募捐倡議，請求他們援助副食品，來提供給科學家，保證科學家的營養和身體健康。” 

因為聶榮臻的威望，他“募捐”來的東西，比預料的多很多。海軍和北京、廣州、濟南、沈陽等軍區給了一批豬肉、魚、海帶、黃豆等，這在當時，都是無比珍貴的東西。 

“而且聶帥規定，這些東西要來以後，行政和政工幹部一律不準分，統統分給一線的科技人員。所以當時的專家領副食品的時候，真是很多人感動得流淚。東西分完了，他還派人下去檢查。五院的政委劉有光說，我沒有分一兩肉，如果分了就開除我的黨籍！”周均倫說。 

在這個關頭，是否要繼續發展“兩彈”，也開始出現爭議。有人認為，現在連肚子都吃不飽，還搞什麽“兩彈”？爭論一直延續到1961年在北戴河召開的國防工業委員會會議上。“聶帥到了北戴河，聽到各種各樣的反映，看到了簡報，他發覺了問題的嚴重性。”聶榮臻於是到會上給大家做分析，我們已經有了一定的基礎，應該繼續下去；如果我們這樣一耽誤，再接下去就很困難。“因為聶帥在黨內、軍內都有很高的威信，所以經他一說後，有不同意見的同誌也都表示讚成。” 

聶榮臻還是不放心，回北京之後，他簽發了《導彈、原子彈應該堅持攻關的報告》，交給中央。這個報告很快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讚同。最高領導的首肯自然打消了此前的諸多爭議。 

1964年10月16日，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成功。時隔45年，那一天的細節，周均倫依然印象深刻：“那天聶帥一早就到了辦公室，來來回回地走，就在那裏守著電話機，聽前方的消息。” 

15點一過，周均倫立即接到了二機部部長劉傑打來的電話，報告試驗成功。聶帥非常高興，他立即要通了周總理的電話，兩人在電話裏互相祝賀。然後，聶榮臻又讓周均倫起草一份賀電，轉達給前線的科技人員和指戰員表示祝賀。 

但是，中國官方並沒有在第一時間向外界公布這個消息。晚上，在陪聶帥散步時，周均倫問：“首長，我們的試驗成功了為什麽不公布消息？”聶帥回答：毛主席、周總理講要看西方的反應再公布。 

沒多久，西方各大通訊社對此紛紛做了報道。深夜23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才廣播了此訊。《人民日報》隨即散發了套紅大字的號外。 

“當天半夜敲鑼打鼓，慶祝活動非常熱烈。後來我騎著自行車到天安門那裏，他們正在發號外。第二天早晨我把報紙給他看，他看了也挺激動的。他說這張號外留下當紀念吧。”周均倫說，這張留作紀念的號外可能還存在解放軍的檔案館，上麵還留著他的筆跡“首長讓號外留作紀念”。 

1967年6月17日清晨，親臨西北核試驗基地的聶榮臻下達了氫彈試驗命令。氫彈在預定高度爆炸。68歲的聶榮臻無法像年輕人那樣躍出掩蔽壕狂呼，但他手握電話，激動地凝視著天空那朵碩大的蘑菇雲。攝影家孟昭瑞，拍下了這個珍貴的曆史鏡頭。 

從第一顆原子彈爆炸到第一顆氫彈爆炸，美國用了7年零4個月；蘇聯用了4年；英國用了4年零7個月；法國用了8年零6個月；而中國隻用了2年零8個月，並且趕在了法國之前試驗氫彈。中國已被公認進入世界核技術先進國家的行列。 

“厚道之人” 

1967年，毛澤東在與楊成武談及聶榮臻時說：“聶老總是個厚道的人。”這並不是毛澤東第一次這樣評價聶榮臻。 

聶榮臻的女兒聶力在《山高水長——回憶我的父親聶榮臻》一書中，曾提及這樣一件事：50年代初，聶榮臻代理總參謀長時，有一天，毛澤東把他叫了去，一見麵就猛批，原因是毛澤東認為一封比較重要的電報，沒經他看，總參就以軍委名義批發了。毛澤東嚴厲地說：“以後不能越權，凡是以軍委名義發的電報，一律先送給我看以後再發。” 

聶榮臻當時就知道，毛主席批錯人了，但他卻沒有吭聲。後來，工作人員在翻查前一階段的電報時，發現毛澤東批評的那封電報是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以軍委名義下發的，而不是聶榮臻批發的。有人問聶帥：為什麽不和毛主席講清楚，背了黑鍋？聶帥說：“講什麽呀？以後都注意點，不再出現這種事就是了。”張經武得知此事後，大為感動。 

在很多老同誌那裏，有這樣一句非常樸實卻又極其難得的評價：聶榮臻不整人。即使在打“AB團”那樣的嚴重形勢下，他任政委的一軍團也沒有錯殺過一個幹部。聶力說：“1944年，晉察冀開高幹會議，進行整風。會上，有人給父親提了不少意見，這裏麵有很多是過頭話，是不實之詞，甚至有些是人身攻擊。這給在延安參加整風的父親造成了很不好的影響。父親的情緒一度低落。抗戰結束，他回到晉察冀，那些說過他壞話的人，誠惶誠恐，生怕挨整。可是父親一律不計較，該使用就使用，沒聽說哪個人受到打擊排擠。” 

跟隨聶帥31年的周均倫，最大的感受是：這位老帥從不背後議論人，更不隨便說別人的壞話。讓周均倫印象深刻的，還有聶榮臻的嚴謹。初到聶榮臻辦公室工作時，老帥很嚴肅地向他交代：“張瑞華同誌要看文件，你必須要經過我同意。”周均倫說，聶帥的夫人張瑞華其實也是資曆非常老的一名黨員，但聶帥還是特地交代文件“不能隨便給她看”。 

“聶帥在‘文革’中相對受衝擊較小，一是因為毛澤東，二是因為林彪對他了解，知道他不是玩弄權術之人。”周均倫說。 

聶榮臻與林彪結識甚早：“我在黃埔軍校就認識林彪，北伐到武漢後，林彪由黃埔軍校畢業分配到獨立團實習就是經過我的手分配的。”聶榮臻在回憶錄裏說。在聶榮臻看來，林彪“平時就是一個不愛多講話的人，和他共事，推心置腹地交換一些意見，有時感到困難。往好處想，這個人似乎很深沉，往壞處想他，又覺得他很陰沉又有些陰鷙”。 

比林彪大6歲的聶榮臻對這位搭檔早期的評價還包容一些：“林彪還年輕，世故也比較少一些，雖然氣盛，但隻要做好工作，還是可以團結共事的。”早期的林彪與聶榮臻關係較好。聶榮臻告訴周均倫：平津戰役結束後，四野大軍南下時，林彪還動員聶榮臻回來和他搭檔，到四野來當政委。聶榮臻向林彪表態：華北的幹部你要誰我給你誰！林彪遂點了蕭克等人。與很多人的看法一樣，聶榮臻也認為，林彪都是因為葉群才變壞的。 

1968年，林彪為了鬥倒楊成武，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幹部大會上，林彪還特意說明楊成武是晉察冀的，楊成武的錯誤主要是山頭主義、宗派主義；康生則借題發揮：“楊成武的背後還有後台的，還有黑後台。” 

周均倫回憶，那段時間聶榮臻因為發過一次嚴重的心髒病而不得不臥床治療，之前汪東興的秘書打電話來通知聶帥來參加這個會，後來是汪東興直接打來，告之會議非常重要，讓聶榮臻參加。在醫生的勸阻下，聶榮臻沒有參加這次大會。 

第二天上午，葉劍英散步來到聶榮臻的住處，把前一天晚上開會的經過說了一遍。聶榮臻聽罷，感到問題的嚴重性，因為眾所周知，楊成武是他長期信任的老部下。不久，聶榮臻打電話給葉群詢問此事，葉群回答：大家都炮轟嘛，轟到誰是誰。 

“過了沒多久，我記得周一一上班，聶帥告訴我：昨天(周日)到林彪家裏去了。他當麵問林彪：楊成武究竟是怎麽回事？林彪支吾了半天，說了句：他最近不到我這裏來了。聶帥很奇怪：他是你的老部下，你給他打個電話，他不就來了嗎？林彪也沒有吭聲。”周均倫回憶。 

在周均倫看來，最初林彪的目標還是楊成武本人，但是1968年，林彪在一次講話中將“二月逆流”定性為“反黨事件”，聶榮臻就一夜之間也成了“反黨分子”。 

一夜之間成為“二月逆流”中的“反黨分子”，聶榮臻經曆了此生最沉重的一次打擊。有一天，他把周均倫等幾個秘書召集到一起開了個小會，他說：“我主觀上是想做好工作的，我的所作所為，你們都很清楚，誰知道會變成‘二月逆流’成員，連累了你們，我心裏很難過，向你們表示歉意。”三位秘書潸然淚下。 

不久，按照中央和軍委的規定，家裏的工作人員要削減，4個秘書隻能保留一個。心生失望的周均倫也想離開北京這個是非之地，報名到新疆建設兵團參加勞動。聶帥挽留了他，從此，他陪著這位老帥一直到其生命終點。 

聶榮臻的愛幹淨是出了名的。當年在晉察冀，沒人敢在他房間裏丟煙頭，更沒人敢在他的房間裏吐痰。即使在硝煙彌漫的崢嶸歲月裏，他也一絲不苟地注意著自己的儀表，綴滿補丁的舊軍服整潔、幹淨，風紀扣扣得嚴嚴實實，神清氣爽，儒將氣質，武將雄風。他率領的部下無一例外地具有良好的軍人素質。部隊入城後，中南海的警衛戰士一聽見聶榮臻咳嗽，就趕緊下意識地整理軍裝。 

“我們這些身邊工作人員，風紀扣任何時候都要扣得嚴嚴的。”聶榮臻85歲以後，不能走路了，坐上了鄧樸方送的一輛輪椅車。坐在輪椅車上的老帥，仍然儀容嚴整，風紀扣係得緊緊的，衣服穿得板板正正，哪兒不平整，自己夠得著的，自己動手整理；夠不著的，就喊別人幫忙抻平。 

這位老帥自始至終都高度關注社會生活。88歲那年，他給總政治部主任餘秋裏的信中還提出，希望高級幹部對子女要嚴加管教，“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確有少數幹部子弟依仗權勢為非作歹，或靠父母之蔭升官發財。這些極易引人義憤……群眾對這類子弟的義憤是對的。我們一定要秉公處理：提拔不當的，該降就降，該罷就罷；為非作歹的，該關就關，該殺就殺。決不留情”。 

在西北的戈壁大漠，有一塊聶帥永遠牽掛的土地。自1967年離開之後，由於“文革”越演越烈，此後，聶榮臻再也沒有回到過他如此熱愛的導彈和核武器試驗基地。1992年，93歲的聶榮臻去世。根據他的遺願，部分骨灰被安放在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的烈士陵園中，永遠守候和庇護著他熱愛的那方天地和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