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楊振寧談淮海戰役:共產黨的情報戰遠超國民黨
文章來源: 雕塑佛2010-10-31 01:44:20

潘漢唐

華北平原並非遼闊的「沙原」,但一馬平川的渺茫仍會帶給人們‘浩浩乎平沙無垠,敻不見人’的感受,唐朝李華的《弔古戰場文》一千多年後讀之,仍然令人心驚。當汽車馳騁在一望無際的華北平原,閉起眼也可以想像在曆史上,這裏曾發生過數不清群雄對決的戰役。尤其是六十年前的淮海戰役(徐蚌會戰)更是驚天動地扣人心弦。

都說三大戰役決定了國共命運,共產黨贏了戰爭,國民黨播遷台灣。但是熟悉曆史的人都知道:淮海戰役是真正的決戰。一直到現在,國軍依然在檢討,為何輸了這場會戰?一直到現在,仍不斷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軍事專家,到此做現場考察以求深入了解,鑑往知來。像西方的特洛伊、溫泉關、馬拉鬆、滑鐵盧、諾曼第,中國的官渡、赤壁等都成了永恒的軍事教材和戰地學習的重要據點。

國民黨最常為人問到的問題是,為何當初擁有如此懸殊的兵力優勢,卻會丟了江山?當然當時二戰之後複雜的國際局勢是一個重要因素。不少學者諉過於美國,也有不少學者歸咎於蘇聯,但最真正的原因還是要回到國內主戰場。孫子兵法有雲:「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國軍失利最主要原因之一是,共產黨伐謀(情報戰)的功力遠遠超過國民黨。

楊振寧博士曾問我:「在淮海戰場上,聽說很多舉足輕重的國軍將領,周圍都有共產黨滲入?」我點頭說是,並講了一個真實的故事。抗戰勝利後,政府遷都南京,我家搬到重慶原孫科官邸,位於現在重慶李子壩嘉陵新村一八九號,當時稱為「圓樓」。圓樓為名建築師關頌聲先生的作品,主體建築呈圓形。這個房子曾經有不少的曆史事件發生,據《重慶抗戰叢書》所載,一九四二年國民黨高層與周恩來曾在此共商國事。當時國防部作戰廳廳長郭汝瑰中將亦為近鄰,他和周圍居住的將領們時相往來。但一直到大陸易手,他的共黨身份才暴露出來。

蔣緯國將軍也曾對我說過,當初他懷疑時任徐州剿總之中將參謀長郭汝瑰似有不軌。他的部隊查獲一名共諜身上居然藏有徐州剿總之作戰圖。他聞訊立即親自審問。共諜向他說明了交貨的地點及受貨人,他研判該人即是郭汝瑰的少校侍從參謀。楊振寧博士此時麵色顯得深思凝重。他的令嶽杜聿明將軍,淮海戰役中國軍的主角,實在是最真實的曆史見證。杜對郭亦曾有同樣的疑惑。

淮海戰役期間,除正麵作戰外,「伐謀」方麵國軍至少經曆兩次重大挫折,造成決定性的影響。一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國軍第三綏靖區副司令何基澧、張克俠率第五十九軍一八零師、三十八師、第七十七軍一三二師共三個半師兩萬三千餘人在江蘇賈汪、台兒莊投共。二是十一月二十七日,國軍第八十五軍一一零師師長廖運周率部五千五百餘人在安徽蒙城雙堆集投共。之後徐州剿總軍心渙散,士氣難振。

父親旅居美國紐約時,常有黃埔的老朋友到訪,談到這些往事,大家都不勝希噓。楊振寧博士有感而發:「國共內戰,真是民族悲劇。」「千真萬確,多少國之英才,多少抗日名將因而喪生。」我回答:「黃伯韜、邱清泉都是在淮海戰場上陣亡。」來往的父執輩朋友中,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一九四九年陳官莊陣亡名將邱清泉的夫人。邱夫人極有將軍夫人的風範,歲月的風霜不掩其莊嚴的麵容及堅毅的神情。她幾次提到,如果我有一天到徐州,代她向邱清泉將軍上一柱香。

某日在徐州官員陪同之下,我訪問了位於徐州南郊鳳凰山東麓的「淮海戰役紀念館」。淮海戰役紀念館是專為紀念淮海戰役而設的專題性博物館,館內陳列麵積達二千八百平方米,收藏文物一萬五千多件。較為重要的有毛澤東起草的《關於淮海戰役作戰方針》的電報手稿、總前委作戰指揮所用的電台、中央軍委領導人指揮戰鬥的照片、文電手稿、題詞、詩稿、武器、裝備、宣傳品及繳獲的各種火器等等。

但是作為黃埔子弟,最引起我注意的卻是一把邱清泉將軍的佩刀,寂寞孤獨的橫放在古舊的刀座上。我低頭不語,默禱邱將軍英靈常在。由於展出的內容及方式都是以大陸的角度為出發點,我向陪同官員表示,希望他們有所調整,他們坦然接受。

之後我們又馳車去碾莊參觀「淮海戰役碾莊圩戰鬥紀念館」。這是當地比較不受重視的紀念館,「門雖設而常關」。好不容易聯絡到管理員,才重溫這段名將黃伯韜在戰役中被圍及自殺的過程。回程返徐州路上,我又要求迂迴繞道進入魯南境內,訪問「台兒莊大戰紀念館」。這是抗戰期間,國軍英雄徹底打敗日軍震驚全球的一場大捷。在這裏,不論你是國民黨、共產黨,或無黨無派都會以身為中華民族一分子為榮。

「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分別擔負著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的作戰任務,形成了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略態勢。」我引用胡錦濤主席曾對抗戰作過的講話。「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最實事求是的評論。」我再強調:「希望以後國共雙方都能曆史歸曆史,全力致力於兩岸和平發展。」

楊振寧博士說:「希望中華民族不要再有戰爭了。」我雙手合什。

潘漢唐﹕美國紐約大學企管碩士,有漢企業集團董事長,亞太台商聯合總會創會總會長,亞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第十屆總會長,香港台灣工商協會第四、五屆會長,中山學會第三、四屆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