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解放戰爭中指揮作戰的三大失誤(圖)
文章來源: 雕塑佛2010-10-30 03:05:06


   資料圖:1938526日,毛澤東在延安抗日戰爭研究會上講演《論持久戰》,至63日結束。毛澤東指出,抗日戰爭是持久戰,最後勝利是中國的。毛澤東總結了抗日戰爭10個月的經驗,進一步揭示了抗日戰爭的發展規律,把持久戰的思想更加理論係統化。 這是1939526日,毛澤東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

  姚傑,1924年出生於江蘇無錫,1940年參加新四軍,長期在司令部機關做參謀工作。1951年開始從事軍事曆史研究,曾任軍事科學院軍史部研究員、室主任。主編《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史》第三卷(解放戰爭卷),還與他人合寫《謀略製勝》等著作。

  談起解放戰爭,姚傑如數家珍。今天我們不談毛澤東打了多少勝仗,卻請教他毛澤東是否打過“敗仗”。姚傑說:戰爭情況瞬息萬變,任何決策都不可能萬無一失,除非他是神……

  訪問人:稱毛澤東為偉大的軍事家,是當之無愧的。有傳奇色彩的是,毛澤東身經百戰,卻沒有在身上留下一塊傷疤。這使我們想到了一個問題,從戰爭硝煙中走出來的毛澤東,指揮過數百次大大小小的戰役、戰鬥,它是不是百戰百勝呢?

  先要弄清“勝仗”敗仗”兩個概念的內涵。

  姚傑:這個問題不太好回答。主要在概念上要有統一的說法。

  比如,什麽叫勝仗?什麽叫敗仗?弄不清這個前提,就無從談起什麽是百戰百勝。根據我的體會,從我軍曆史上講,勝仗有兩個涵義,一個是消滅了敵人,一個是雖然沒有消滅敵人但達到了預期的戰役戰鬥目的。如蘇中七戰七捷,這七捷中有五仗是消滅了敵人,當然是勝仗,有兩仗不是消滅敵人,但完成了任務,達到了預期目標,這也是勝仗,所以叫“七捷”。敗仗,也有兩種涵義,一種是被敵人消滅,如解放戰爭時期的金門戰役,9000多人上了島一個也沒回來,毫無疑問,這是敗仗;還有一種是消耗仗,我們沒有被敵人消滅,但傷亡不小,沒有達到作戰目的,這在當時來說也叫敗仗。如果被敵人完全消滅掉才叫敗仗,那麽整個解決戰爭,隻有一個金門戰鬥。如果把消耗仗叫敗仗,那曆史上就多了,無論何人都有。如1946年的大同戰役,我們殲敵8000多,但都是殺傷的,很少俘虜。自己傷亡也很大,城沒有攻下,最後不得不撤出戰鬥。我們說這是消耗仗,也是敗仗。

  訪問人:把消耗仗稱為敗仗,您的把握程度如何?

  姚傑:這種消耗仗比較難下結論,在一定意義上說,這可以稱之為失利戰鬥或敗仗。因為作戰目的沒有實現,傷亡較大,當然,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比如長征路上我們有很大的消耗,損失極大。毛主席說,如果說這是局部的失敗,暫時的失敗,我們是承認的,但張國燾說,長征完全失敗了,這是不對的,因為我們到了陝北,勝利了。其實消耗仗不能叫做真正的敗仗,因為我們的主力還在手裏,沒有被消滅。比如毛澤東軍事思想中就有一條“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的作戰原則。你能籠統地說“打不贏就走”就是吃了敗仗?因此,毛澤東是不是百戰百勝,不能籠統講,要分析,是什麽樣的勝,是什麽樣的敗。這是我講的第一個問題,也是比較難說清楚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戰爭指導和戰役戰鬥的指揮範疇不一樣。作為毛澤東來說,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他親自指揮過許多戰役戰鬥,如第三次反“圍剿”,六戰五勝,一仗打成消耗戰,這樣的勝或敗自然同他的指揮有直接關係。但到了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他是全軍統帥,重要的戰役戰鬥他當然要過問,但主要的精力放在戰略決策上。如果說他有失誤,那是戰略決策上的失誤,不是一般戰役上的失誤。當然某個具體戰役戰鬥的失利,可能是受了毛澤東某個電報的影響,但起決定作用的不是他,起決定作用的是戰場指揮員。同時毛澤東在戰役指導上總是強調下級指揮員要臨機處置,不要事事請示中央。所以要看毛澤東是否百戰百勝,在這些問題上必須弄清楚。

  第三,戰役戰鬥失敗的原因很多,有決策的問題,也有指揮的問題,還有各部隊動作的問題。如果籠統地說是不是毛澤東打敗了,那就說不清楚。因為原因很多嘛,比如,大同戰役的失利,應該說與作為統帥的毛澤東有關係,但同戰場指揮也是有關係的。所以要談毛澤東的失誤,還要看他的失誤是在哪一個方麵?哪一個層次?要進行綜合考慮、分析與研究。

  失誤之一:

  訪問人:當您談了這些問題之後,就請您談談毛澤東是不是百戰百勝?有沒有失誤?我們想,這也是人們比較關心的問題。

  姚傑:我主要搞解放戰爭史的研究,我就談談解放戰爭中的情況。

  據我看,總的來說,解放戰爭時期是毛澤東戰爭藝術進入巔峰狀態的時期,也是他軍事思想最成熟的階級。解放戰爭隻用了四年多時間,就消滅敵人八百多萬,解放了全中國,這樣大的勝利,世界範圍內也少見。在這個意義上說,這與毛澤東的正確決策是分不開的。否則我們就不可能取得那麽大的勝利。這是前提。必須肯定。然後我們再問,毛澤東在戰略決策上有失誤沒有?我們說,“失誤”並不等於“失敗”,整個解放戰爭,失敗的是蔣介石,不是毛澤東。據我看,有失誤,有不符合客觀實際之處,但是不多。

  第一個失誤是1946年初,對形勢是向戰爭還是向和平過渡的判斷上。從時間上來講也就是兩三個月的樣子,對以後的戰爭應該說產生了一些影響。當時的失誤不在於要不要和蔣介石談判。談判是正確的,隻有通過談判,才能認清敵人、教育群眾、爭取暫時的和平,也才能贏得自己準備所需要的時間。問題是1946113日國共兩黨達成停戰協定後,對形勢估計太樂觀了,對和平肯定過多。據我看,毛澤東對蔣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誤出在對美帝國主義的判斷上。毛澤東在去重慶談判前,曾一再說到,如果和蔣介石的和平談判不能成功的話,美英蘇可能出來幹涉,幹涉後還可能出現和平。毛澤東過去直接同美國打交道並不太多,況且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美英和蘇聯總體上還是合作的,因此,毛澤東覺得經過美英蘇三國的共同努力,以國際力量的壓力,是可以製止蔣介石發動內戰的。我分析失誤主要在這方麵。當然沒有什麽材料,毛澤東自己也沒有講過,這隻是個人的分析。

  訪問人:認識上有這樣的失誤,表現在決策上就會出現問題。當時有哪些決策上的錯誤呢?

  姚傑:一是部隊複員多了些。1月,國共達成停戰,政治協商會議又通過了五項決議。1946225日國共雙方達成了雙方軍隊整編方案,毛澤東認為和平希望較大。準備執行協定。36日他提出部隊分兩期複員,第一期複員1/3,第二期再複員1/3。當時我軍共有130多萬人,如經過兩期複員,就隻剩下40多萬了。

  訪問人:有種說法,晉察冀區在解放戰爭時期不夠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圖複員太多了。

  姚傑:晉察冀複員幾萬人,應該說與中央決定有關係。但軍區本身不能說毫無關係。中央的指示是麵對全軍的,為什麽其它野戰軍沒有縮小,相反有的野戰軍還擴大了。

  訪問人:這個問題有點兒不太好理解,說是晉察冀很好地執行了中央指示,還是他沒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圖?

  姚傑:我看開始是執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後來當形勢已經變化了,毛澤東發出了好多作戰指示,晉察冀轉彎子慢了一些,野戰軍沒有迅速恢複、擴大,所以打大同、集寧時,就兵力不夠用。兵少,仗就很難打了,當然,大同、集寧沒有打好,其他原因還很多。

  訪問人:我們在想,毛澤東如果沒有那個複員的指示,就不會產生晉察冀這樣的後果了。

  姚傑:所以我們說他有失誤。但話說回來,毛澤東在複員問題上還是留了一手的。同樣在36日的指示裏,他還講到要很好地安排複員,把人員和武器放到農村裏,以備形勢萬一變化。3月以後,隨著蔣介石麵目的逐步暴露,毛澤東就提出要立足於打,用打來爭取和平。

  訪問人:是確有其事,還是一個傳說?

  姚傑:有電報說明確有這種考慮。

  訪問人:我記得好像毛澤東和赫爾利說過,搬到淮陰,不知那兒的氣候怎麽樣,習慣不習慣。

  姚傑:他還說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陰住著,淮陰離南京不太遠,在那裏工作起來也挺方便。毛澤東確實是有這種想法的。這也表明毛澤東對實現“和平、民主、團結”是很樂觀的。

  訪問人:為什麽?

  姚傑:重慶談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823日、826日開過兩次政治局會議。會上毛澤東講過這樣的話:將來國民黨要搬到南京去,全國的中心會在南京,抗戰的兩個中心重慶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黨中央機關搬到淮陰,也就是考慮,在國民黨恢複南京的統治中心地位後,中國*作為參政黨把機關設在淮陰是便於處理各種問題的。淮陰地處蘇北平原,如果從戰爭的角度考慮問題,是不會選中淮陰這個地方的。

  訪問人:這個搬遷計劃實施了嗎?

  姚傑:沒有。時間很短,形勢變化也很快。194621日中共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任務的指示》還把重點放在和平上,到315日的指示,就既強調爭取和平,也強調道路是曲折的,要準備應付可能的突然事變。前後不過兩個多月。還應該說明的是,毛澤東在這段時間裏,也就是從194511月,因勞累過度生病開始休養,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複工作,以後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時間主要是劉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後有些責任算到劉少奇頭上。其實問題不在於誰有責任誰沒有責任,中共中央是集體領導。包括毛澤東在內,應該說對許多重大問題認識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階段”也是共同的認識,有當時一定的曆史背景。所以,對當時決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認為同樣應該這樣看。

  失誤之二:

  訪問人:這是毛澤東的一個較大的失誤,還有其它失誤嗎?

  姚傑:有的。第二個失誤就是內戰爆發後,毛澤東從力爭打勝仗以爭取和平這個觀點出發,布置了南線和北線作戰,這是一個不太符合當時實際情況的作戰計劃。南線計劃,我們通常叫做三軍進擊津浦路,即晉冀魯豫、山東、華北三支部隊在津浦路兩側作戰,第一個階段以山東野戰軍打徐州到蚌埠之間;晉冀魯豫野戰軍打隴海路的開封到徐州段,華中野戰軍打蚌埠到浦口之間,然後再視情況晉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戰。這個計劃是進攻性質的,他的目的在於爭取大的勝利,迫使蔣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說,我們後來采取的是把敵人引到解放區來打的積極防禦方針,那麽194667月間毛澤東考慮的是主動打出去,是進攻的方針。所以我們說它不太符合實際情況。因為我們那時的力量還不足以打到外線去,敵人很強大的。

  姚傑:沒有。南線計劃實際上沒有執行。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南線計劃製定後,粟裕有個建議,他說,根據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戰(蚌埠到浦口段東西地區)有困難。一是淮南情況不熟,二是那裏太窮,大兵團無法活動。相反粟裕在蘇中活動了八年,情況非常熟悉,打仗根本不用地圖。群眾條件很好;同時蘇中很富,人口多,所以他建議在晉冀魯豫野戰軍和山東野戰軍出擊津浦路時,華中野戰軍第一步先在蘇中打,第二步再轉戰淮南。毛澤東看到這個建議後,告訴陳毅,你們先停一停,我們再考慮考慮。可見毛澤東在考慮原來的計劃能不能完全執行。隨後,又接到周恩來的情況通報,說蔣介石馬上要發動全麵進攻,不光進攻中原解放區,還要進攻其它解放區。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說,我們先在內線打幾個勝仗,在政治上更主動,同時還可以看出敵人的弱點。這正是戰爭初期要掌握的兩個基本問題。政治上有利,可以贏得民心。看出敵人的弱點,因為蔣介石到底有多大本錢,特別是美械裝備的部隊,能不能消滅掉,我們心裏沒底。這樣一來,南線計劃就有所改變了。後來逐步看到我們在內線作戰的有利條件很多,因此毛澤東對粟裕說,你們就在蘇中打,蘇中打了勝仗,對其他地區作戰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計劃先不考慮。到了這個時候,毛澤東看法已經變成哪裏能打勝仗就在哪裏打了。194678月份的蘇中七戰七捷,再加上其它地區內線作戰的勝利,更使毛澤東認識到實行內線作戰、積極防禦更為有利,雖然要丟掉一些地方。但丟掉地方並不可怕,關鍵是消滅敵人。到101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個月總結》,就明確指出:過去三個月,已殲敵25個旅,今後要繼續按照現在的辦法打下去,殲滅敵人第二個25個旅,“我軍必能奪取戰略上的主動,由防禦轉入進攻。”

  訪問人:我個人看法,毛澤東和蔣介石在作戰原則上有一個明顯的區別,毛澤東強調消滅敵人,蔣介石強調要占領地方。

  姚傑:毛澤東的軍事思想,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打運動戰。運動戰最能把人的靈活性、主觀能動性發揮到最高程度。運動戰的目的就在於不拘於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滅敵人為目的。蔣介石占領延安後很得意,毛澤東卻說,那是蔣介石失敗的開始。所以,南線計劃的製定,是一時的失誤,而南線計劃的很快改變,卻是符合毛澤東一貫的軍事思想的。同時說明毛澤東善於從下麵吸取合理的建議來修正、充實自己的決策,善於從實踐中總結經驗,這一點也是蔣價石所不及的。蔣價石是個很剛愎自用的人。

  訪問人:北線計劃指什麽,它造成損失沒有?

  姚傑:北線計劃又稱三路四城計劃。三路,指要占領平漢路的一段、正太路與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莊、保定、太原和大同。這個計劃造成了一些損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問題上。大同戰役從19467月開始,先在外圍打。打應縣時,很長時間沒有打下來,我們的傷亡也很大。81日毛澤東就有電報問晉察冀軍區,說應縣久攻不克,究竟是什麽原因?請你們考慮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來,結果會如何?希望你們趕緊研究答複。這說明毛澤東也在考慮,因為打應縣都很困難,那麽打大同有沒有把握呢?2日,晉察冀軍區召開高幹會議研究,認為目前最有利的還是打大同。打大同還是有把握的。於是正式決定打大同,結果沒打下來。大同失利,我軍開始陷入被動,很快張家口就被敵人占領了。

  同失利怎麽看,我看與三路四城計劃有關,因為大同戰役是在執行三路四城計劃的情況下發起的。從當時的情況來看,我軍還缺乏攻城的經驗,裝備也差。三路四城計劃是以攻取城市為主,所以這個決策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那麽是不是光毛澤東一個人的責任呢?我看也不是。因為晉察冀的電報裏說得很清楚,大同敵人雖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國民黨地方部隊與偽軍編成的,七拚八湊,戰鬥力並不強,隻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戰場組織得好,指揮得好,打下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戰場指揮員也有關係。

  訪問人:三路四城計劃是否貫徹到底了?

  姚傑:沒有。大同之戰,打了一個多月,才肅清外圍和城關守軍,這時,由歸綏出援的敵人已逼近集寧。大同前線指揮員決心停攻大同,改為包圍,轉移主力迎殲進攻集寧的敵人。又由於種種原因,未能達成殲敵目的,集寧失陷,包圍大同的部隊也隻好主動撤圍休整。大同、集寧之戰失利後、毛澤東實際已經放棄三路四城計劃,改為實行內線殲敵方針。918日,他給晉察冀一份電報,指出:要爭取殲滅進犯張家口的敵人,但此種殲敵計劃,是在保衛察哈爾的口號下進行動員,以殲滅敵有生力量為主,不以保守個別地方為主,使主力行動自如,主動地尋找好打之敵作戰。此後,我們雖然丟了張家口,但開始了在更廣闊的地域裏依托解放區的有利條件進行有效地消滅敵人的作戰。南北兩線積極防禦戰略的及時確立和執行,逐步縮小了敵我兵力對比上敵強我弱的差距,為我軍爾後轉入戰略反攻和進攻打下了基礎。

  失誤之三:

  訪問人:毛澤東還有失誤嗎?

  姚傑:第三個失誤是1948年初毛澤東要粟裕率領三個縱隊挺進江南。當然這個決策是否正確,目前黨史界還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認為這也是一個失誤。19477月至9月,劉鄧、陳謝、陳粟三路大軍挺進中原到10月全麵展開,把內線的敵人調到中原戰場,使我軍在山東、晉南、陝北等內線地區形勢好轉,並逐步轉入反攻,收複了許多失地。毛澤東從這個經驗裏認為,如果把戰場繼續引向蔣管區,中原地區的局勢可以改觀。因為當三軍在中原地區完全展開後,蔣介石把主要兵力又都集中到中原,中原出現了僵持局麵。為了打破這種局麵,毛澤東要求粟裕準備帶領三個縱隊渡江開辟新的戰場。兩個半月後,也就是1948418日,粟裕經過慎重考慮,發了一個電報給中央,建議暫時還是留在中原地區打仗,利於消滅敵人。這時,中原形勢也發生了有利於我們的變化,根據地已逐漸鞏固,並開始打一些中等規模的戰役,如洛陽戰役等。所以,毛澤東接到電報後,要粟裕和陳毅來中央再研究一次。實際上,毛澤東也在研究原來的計劃究竟行不行,不然他不會叫粟裕到中央來。5月初開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批準了粟裕的意見,放棄了原先下江南開辟新戰場的計劃。

  訪問人:看起來毛澤東作出要粟裕下江南打到蔣管區的計劃,是沒有預見到中原戰場改變。那麽,如果中原形勢不改觀的話,這個計劃是否就是可行的呢?

  姚傑:也不能這麽說。我個人認為,把蔣軍吸引到中原地區以改善內線戰場的形勢,這是條好計策。但想讓粟裕南下深入蔣管區以吸引敵軍一部分主力隨之南行的計劃就不同了。第一,江南多水網地區和山區,活動起來不像在中原地區那麽容易;第二,中原地區已經由我軍經營了幾個月,逐漸具備了打大仗的條件,江南則沒有;第三,中原作戰可以依托後方的支援,江南則遠離後方,需要有一個很長的發動群眾、經營地方的過程;第四,原來中原戰場蔣軍的有些精銳部隊到江南後因受裝備限製,發揮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會跟著到江南。

  所以毛澤東的這個決策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當時南線戰場的實際的,所以我說他在這個決策上有失誤。當然,我們不能說粟裕帶了三個縱隊南下後一定會出現如何如何不利的局麵,因為曆史是不能憑想象假設的。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整個戰局不會有後來那樣的順利發展,有沒有豫東、濟南、淮海戰役都很難說。

  訪問人:這個失誤也像上麵談到的那樣及時糾正了嗎?

  姚傑:是的,並沒有造成什麽損失,隻是決策過程中一度出現的偏差。在戰略決策上,毛澤東總的來說是正確的,而且確實是個偉大的統帥。但局部的失誤,局部的不符合當時客觀實際的決策也是有的,因為戰爭中敵變我變,雙方都在動,都力求保密,所以任何決策都不可能萬無一失。可貴的是,當他做出決策之後,還時刻注意前方的變化,時刻傾聽下麵的意見,逐步修正自己的決策使之更完善、更正確。我想這是比作出一個正確的決策更重要的,也是他很少失誤,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

  訪問人:解放戰爭後期的金門戰役失敗,是毛澤東的失策嗎?

  姚傑:打金門失敗,我看主要責任還在戰區指揮。當時剛建國,要解放的問題千頭萬緒。毛澤東沒有精力多過問作戰問題。金門沒有打下來,有客觀的原因,也有主觀的原因。戰前準備不充分,戰機沒有掌握好,戰場指揮沒有高度集中統一,戰區指揮員的精力也沒有都放在打金門上。這都影響到這次戰役的失敗。發起進攻很他促。一味想趕在蔣軍增援部隊到來之前拿下金門。渡海登陸時,原來設想一個晚上能夠過兩批部隊,但實際上,第一批部隊渡海到金門島裏,天已經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結果般擱淺在沙灘上回不來,被敵人飛機都炸沉了,又沒有後備的船,第二批部隊沒有船跟進,上不去,上了島的三個團苦戰三晝夜,全軍覆沒。

  訪問人:輕敵了,而且對渡海作戰缺乏經驗。

  姚傑:如果說,中央對此有些責任的話,就是對金門之戰不夠重視,對渡海作戰的特點沒有考慮充分。所以金門失利後,再打海南島就接受了教訓,各方麵的準備都很充分。毛澤東也親自過問此事。結果一鼓作氣打下海南島。

  訪問人:解放戰爭的勝利的確是毛澤東千裏疆場運籌帷幄的大手筆傑作。相對應的,是蔣介石的慘敗。形勢的改變這樣快,那麽,作為蔣介石他的失誤在哪裏呢?

  姚傑:這方麵我沒有係統的研究。我的感覺是單從軍事思想上來說,將介石思想僵化,墨守成規。蔣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話,就是“無都市即無政治基礎,無交通就無政治命脈”。他認為我們不能占都市是個“致使弱點”。所以他的一個基本指導思想是第一步要占領我們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據點,第二步縱橫延伸,控製全部交通線,最後再消滅敵人。當然,這是從軍事上說的。其實,最根本的還是蔣介石集團政治上的腐敗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訪問人:就軍事上來說,山溝溝裏走出來的毛澤東還是比科班出身的蔣介石技高一籌。

  姚傑:的確技高一籌。

  (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