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師東兵

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廿七日上午，張春橋作為第一審判庭第四個被告，接受法庭對他的首次調查。

張春橋被押上法庭後，四周的人們連看都不看，一副傲然的神氣。他坐下來以後，也根本沒有往審判台上瞅，而是把腦袋歪到了一邊，好像是滿不在乎的神色和表情。這時，旁聽席上出現了一陣騷動。審判員王戰平注視他片刻，開始了正常的法庭調查。

“張春橋，一九七四年十月十七日晚，你和江青、姚文元、王洪文一起在釣魚台十七號樓密謀中，你講了些什麽話？”

張春橋晃了一下身子，把他的腦袋扭到了一邊。連問了三遍，張春橋就像沒有聽見似的，連吭都不吭一聲。但是可以看得出來，他渾身的血液在衝騰著，脖子上的青筋像蚯蚓似的在蠕蠕動彈。

這是審判員事先已經預想到的，他翻了翻桌麵上的材料，說：“張春橋，我問了你三遍，你不回答。我現在告訴你，不管你無言可答或者是拒不回答，都不影響法庭的審判。因為本法庭是根據《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進行的。《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明文規定，隻有被告人的供訴，沒有其他證據時，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反過來，沒有被告人的供訴，證據確鑿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判刑。這一條法律對你同樣適用。聽懂了沒有？”

張春橋挑釁般地抬了一下腦袋，把眼睛轉向了另一邊，依然不置一詞。

審判庭裏出現了僵持的氣氛，旁聽席上出現了人們的竊竊私語。

審判員接著說：“你不講話，法庭就用證據來講話。”

於是，法庭就有關張春橋參與指派王洪文到長沙向毛澤東反映周恩來和鄧小平的活動的事情，宣讀了王洪文的證詞。王洪文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廿七日的證詞供認： “張春橋和我說過：‘鄧小平所以跳出來，也可能是與討論四屆人大時對總參謀長等提名有不同意見有關，這是一次總爆發。’他還說：‘我覺得最近會發生一些什麽事情嘛。’”

張春橋閉著眼睛，臉上微微露出了點笑容。他認為這從另一個側麵印正了他當初判斷的準確和預見的英明。

王戰平這時又問：“王洪文從長沙回來後，你們又叫王海容、唐聞生再次去長沙告狀，你對唐、王講了些什麽話？”

張春橋還是一言不發。

當宣讀毛澤東原來的機要秘書張玉鳳和唐聞生的證詞時，他睜開了眼睛瞅了一下旁邊，似乎是有點得意。接著，播放了王海容證言的錄音。他注意地聽了聽，沒有回答什麽。但是，人們注意到他的臉色明顯地發生了一些變化。是的，在這種曆史性的場合下，他沒有想到，就在毛澤東身邊的工作人員也經不住考驗。暴露了本應該是最為機密的事情。這不能不認為是反常的。

公訴人王芳開始發表意見：“誣告周總理和鄧小平同誌，是這個‘四人幫’反黨集團篡黨奪權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他們反革命活動的主要內容。從大量的人證和物證上看，張春橋在這個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的證據是確鑿的，事實是清楚的。他們的反革命活動目的，用張春橋的話來說，已經是很充分的了。這就是阻撓鄧小平同誌擔任黨和國家的主要領導職務。對張春橋所犯下的罪行，張春橋在法庭上默不吭聲，表現了既不肯定也不否定的態度。他為什麽拒不回答法庭提出的各種問題？因為他早已經做好了殺頭準備。我建議法庭宣讀有關的證詞。”

這時，審判員指示書記員宣讀了馬天水和張春橋的女兒張維維的證詞。

證詞中說明：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裏，張春橋就多次與馬天水等人說過：‘赤條條來去無牽掛，我是早已就準備殺頭啦！’其實他還有話：‘毛主席要求一個革命左派必須有五不怕的精神準備，我是完全體會到這場大革命的尖銳和複雜了。修正主義上台，不知道有多少人頭落地，我是逃不脫的。你馬天水有這個準備就和造反派站在一起，如果怕死就當逍遙派。那是最保險的。’張維維為自己的婚事征求張春橋的意見時，張春橋說：‘要告訴你的對象，同我張家結親是有風險的，說不定什麽時候就要殺頭的。講這個話也可以看出他對你的態度，究竟是真心還是假心。’一九七六年九月，張春橋接見徐景賢的時候，對他說：‘現在中央的鬥爭十分激烈，說不定什麽時候就被殺頭了，我如果有什麽事情，總會連累你們的。你們也要有思想準備。有備無患嘛。’”

公訴人說：“在社會主義的國家裏，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下，張春橋口口聲聲地說他要準備殺頭，這正好說明了他從事的完全是一種反革命的冒險活動，所以才時時刻刻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他很清楚，他既然幹的是反革命勾當，所以他早就橫下了一條心，要與我們鬥爭到底！”

張春橋用蔑視的眼光掃了一下審判台上的法官們，然後轉換了一下坐著的姿態，閉上眼睛好象已經睡著了。

審判員繼續問他：“張春橋，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你在接見清華大學學生蒯大富的時候，和他說了些什麽？北京大規模的反對劉少奇的大字報、大標語，是不是你策劃的？”

張春橋的嘴角露出一點笑意，根本不理睬王戰平的問話。

隨著一聲傳令，蒯大富作為證人出場了。他的氣勢並沒有因為多年的風風雨雨而退縮半點，口才依然不減當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我接到張春橋的電話後，就坐著吉普車來到中南海的四門。和警衛哨兵聯係後，我到了西門的接待室。這時，張春橋出來了，就是現在坐在那裏的這個張春橋。他對我說‘中央那一兩個提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人至今不投降，你們革命小將應該聯合起來，發揚痛打落水狗的革命精神，徹底革命，把他們搞臭，不要半途而廢。’張春橋以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的身份，用單獨接見的方式，給我下達了把劉少奇和鄧小平搞臭的這樣一條明白無誤的指示，表示了對我特殊信任。於是，我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廿五日組織了五百多人上街遊行，撒傳單，貼標語，用高音喇叭宣傳堅決打倒劉少奇同誌和鄧小平同誌的過程，扮演著一個幕後策劃者的角色……”

當他說到這裏時，張春橋扭過頭去，看了一下正滔滔不絕講話的當年的紅衛兵領袖一眼，心裏泛起了一種難以銘狀的感覺。這真是絕妙的諷刺呀，當初他造反時，張春橋支持了他。輪到自己失敗時，他反過來揭發自己。這算不算落井下石呢？是不是一種卑鄙的叛變呢？他不願意往下想了……

說實話，他昨天晚上隻睡了不足一個小時的覺，現在已經感到一種頭暈目眩。但是那個熟悉的聲音響起來的時候，他不由得抬頭看了看，哧，果然是那個費孝通！不知什麽時候，這個當初會主動找自己要談限製資產階級法權的著名學者，今天倒成了特別法庭的審判員！他感到可笑，但是沒有笑出聲來。

“張春橋，現在我問你，起訴書指控你在一九六七年和一九六八年先後汙蔑朱德委員長是‘軍閥’、‘老機會主義者’，有沒有這個事實？請回答。”

張春橋哼了一聲，依然不做聲。

再次宣讀證詞，那是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廿五日張春橋在南京軍區黨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像朱德他有很厚的兩本書《朱德傳》，我在八屆十二中全會的過程裏翻了翻。因為我和朱德在一個小組裏開會。我說朱德同誌這個傳記我看了一下，別的東西都是吹牛的，但有一條我比較感興趣啦！就是你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到上海找代陳獨秀。陳獨秀已經是個機會主義者了，按陳獨秀的水平就覺得朱德是個大軍閥了嘛。這個事實說明了什麽，我希望大家應該好好地考慮一下。”

接著宣讀原上海市革委會教育衛生組負責人陳琳瑚一九八零年九月十八日的證詞：

“一九六七年四月，張春橋對我和另外兩個教育組的負責人說：‘不把老的打下去，新的怎麽能起來呢？’我問道：‘難道像朱老總、陳老總、賀老總等人也包括在內嗎？’張春橋回答：‘你還認為他們都是好人嗎？老實告訴你，他們沒有一個好東西．你看朱德是個大軍閥，陳毅一貫反對毛主席，他們哪個能留下來？一個也不能留！’”

公訴人征得法庭的同意後，發言：“通過法庭上出示、宣讀的大量的證據，證明張春橋除了對朱德委員長外，還對其他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進行了大量的誣告陷害活動。他誣蔑鄧小平同誌是‘匈亞利反革命事件的頭子納吉’，煽動批所謂的‘鄧納吉’活動。他指使人編造了所謂《陳毅反動言論小集》。他還指使人搜集誣陷葉劍英、李先念、陳雲、李富春、聶榮臻、譚震林等中央領導人的材料。所有這些事實，都證明了張春橋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政權的極端仇視。他千方百計地要打倒這些領導人，其目的就是為了篡黨奪權！就是為了變天，恢複他們夢寐以求的反革命天下！”

隨後，王戰平就起訴書指控張春橋多次鼓吹“改朝換代”的問題進行法庭調查。他問道：“張春橋，你是不是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一九六八年三月、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先後在北京、上海多次說過：‘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

張春橋的思維已經到了一九六六年初他和姚文元合謀策劃批判吳晗、鄧拓和廖沫沙的時候，他對姚文元等人說的話：“現在我們批判這些修正主義分子呢，說不定到了什麽時候，這些牛鬼蛇神翻起身來就會和我們清算。那時包括我們現在的這些活動都會變成了罪行。法律在任何時候都是有階級性的，超階級的法律是沒有的。”

姚文元說：“那好吧，到了人家批判你的時候，我給你辯護去。”

“恐怕到了那個時候，就連你也牽連進去了。我們是一個籠子裏頭的鳥，誰也跑不了啦。”張春橋說，“修正主義上了台，可是要用十倍的瘋狂，百倍的努力來對革命人民進行反攻倒算的。這點，毛主席也在對我說話時說到了。”

王戰平見他還是不說話，就讓人公開宣讀有關的證詞：

原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徐景賢一九八零年七月十一日的證詞說，一九六七年九月，張春橋在上海康平路小禮堂接見“工總司”的全體委員時宣揚“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換代”。他說：“今天除了徐景賢以外，其他一個舊市委的人也沒有，這才像個改朝換代的樣子。”

原上海市革委會副主席馬天水一九七八年一月廿六日的證詞說。張春橋同他談話時，指責有些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一場改朝換代的運動。”

同時，法庭還傳出了黃濤出庭作證。黃濤說：“一九七五年十一月張春橋在北京釣魚台約見我的時候，說過‘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換代。’在我的記憶裏，改朝換代就是張春橋一貫的指導思想。這一點，我在任何時候都可以作證。”

張春橋再次抬頭時，正好又和費孝通打了一個照麵。他和這個學者並不麵生，甚至說已經打了多少次的交道了。就在文化大革命中，他還多次找張春橋談話，表示他對這場運動的認識。費孝通說得很誠懇：“這次文化大革命對國家是一場生死考驗，對於我來說則更是一個挽救。沒有這場運動，我可能就會滑入到修正主義和資產階級的泥坑裏去了。像我這樣的舊社會出來的知識分子，必須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和勞動人民堅決地站在一起，用自己的實際行動來和劉少奇、鄧小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劃清界限。”

當時，他對這個民主人士曾產生了好感。他對毛澤東說：“這場運動確實對各界的教育很大，連費孝通這樣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得到了改造。他們的內心裏接受了毛澤東思想，我覺得這是我們這次運動的最大的收獲。”

毛澤東笑了笑說：“有些人接受了教育是真心的，有些人恐怕不是出自自己的本心。如果社會主義的改造那麽容易，那麽共產主義上就實現了。當然，對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也不能那麽苛求。就當允許他們有一個長期的改造過程。這個過程究竟有多長，恐怕是活到老，改造到老了。”

現在，就連費孝通這樣的人也竟然跳了出來，成為什麽特別法庭的審判員。這豈不是證明了這些人的改造統統都是假話嗎？資產階級剛剛上台，這些人就迫不及待地跳出來，這就說明了這些人的動搖性和革命的不堅定性。這也是他們的通病。”

其實，這些人根本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張春橋所講的話如果沒有毛澤東的指示，我怎會隨便對一些中央領導人表態呢？還在運動剛剛開始的時候，毛澤東就給他和姚文元等人交了底：

“這次文化大革命是對我們黨內的曆次錯誤路線的總清算。”毛澤東一口氣點了許多的名字，其中也有朱德、陳毅和其他一些人的名字，他說：“這些人都是我們黨的曆史上鬧過別扭的人。如果這次革命能對他們的錯誤有所涉及，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許多話，我不好再講了，但是你們講可以。你們的大多數人沒有經過同他們展開的路線鬥爭，就可以請他們來給你們當教員。但是你們一定要先批他們。否則他們還會在你們麵前擺擺老資格。好像中國的天下是他們打出來的。其實輪到他們自己的功勞，究竟有多少？大家可以具體地分析出來的。”

毛澤東的這番話，顯然是要他們在適當的時候出來批判被他稱作“老右”的人們。

張春橋在正規的審判過程中，一直在思考著許多的問題。表麵上看，他對法庭上調查的問題似乎漠不關心，連想都不想。其實，他對那些事情始終在認真地聽著，腦海裏在盤旋著所有的過程。他突然覺得，法庭上所糾纏的那些，其實早在一九六六年底和後來赤衛隊、紅革會掀起的“炮打張春橋”的幾次鬥爭中，早已經提出來過。毛澤東看了他們所總結的材料，說“屁話，一文不值！他們所搜集的那些材料不僅打不倒你張春橋，反而恰恰證明了你是正確的，是好同誌。”

現在他們表麵上是在審判我張某，實際上特別法庭的矛頭處處是在針對毛澤東的。就是連普通的工人和農民也看出了他們的醉翁之意不在酒。再說的具體些，我張春橋就沒有那個本事把這些出生人死的老將帥們整得死去活來，也不可能給他們定這樣或那樣的罪名。一句話，我沒有那個權力！

還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六日晚上至七日淩晨，也就是在所謂一月革命風暴的前夕，張春橋和姚文元在政協禮堂三層休息室裏接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代表王洪文等人。他們一個絕妙的談話。王洪文對他倆說：“赤衛隊和國綿十七廠的一些人要造張春橋同誌的反，說張春橋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張春橋說：“這個情況我知道。他們連打了三次電報，叫我回去檢查，否則一切後果是叫我負責。我報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說：他們是胡鬧，不要理他們。”

王洪文說：“他們已經來到了北京，要找周總理告你。”

張春橋哈哈笑道：“雕蟲小技，不值一提。來告我們，我們也不怕！”王洪文說：“當前運動可能有反覆。我們也清楚，中央文革小組的處境也很為難。”張春橋依然笑道：“你們不要把他們估計過高，你們不要替我們擔心。”

姚文元說：“你們不要把問題看得太嚴重了。他們實際上並沒有什麽了不起的力量。在任何時候，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還是占統治地位的嘛。盡管在一些地區和部門，他們占了多數。但是，他們是因為群眾不了解他們的情況，一旦了解了情況，就會迅速反戈一擊，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上來的。中央是不會把文化大革命停下來的。這一點，我們的毛主席決心已經定了。不管到了任何時候，這種鬥爭也是非要進行到底不可。我想我們的同誌們已經也應該深刻地感覺到了這一點。”

王洪文說：“這個我們早就感覺到了。”

張春橋這時還沒有意識到眼前這個小夥子將來會有大的出息，但是他看到了，他是絕對不會寂寞的。他的脫穎而出隻是一個時間問題了。

那時的不怕，是因為他們有毛澤東的強而有力的支持。現在這個巨人已經永久地倒下去了，所以中國一下子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彎。這個教訓還輪得上我們這一代人吸取嗎？張春橋在問自己，也似乎在問所有的人。

這就是張春橋的心思。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