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師東兵

胡耀邦為了對付張春橋，特意從上海選了一個最為熟悉他的人。這個人就是曾經和張春橋共過事的楊西光。

楊西光也是一個筆杆子。文化大革命前，張春橋擔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的時候，他是候補書記，主管教育、文化方麵的工作，對理論也很有研究。但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張春橋直線上升。楊西光卻被打人了十八層地獄，被紅衛兵和造反派批得死去活來。一九七六年張春橋被捕後，楊西光卻成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不久被調到北京擔任了《光明日報》總編輯。

曆史往往有時嘲弄人。一九六五年江青和張春橋組織姚文元寫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時，神神秘秘，但是一出來震動了整個神州，掀起了一場政治大風暴；一九七八年，任職不久的楊西光看到了南京大學哲學係講師胡福明寫來的一篇文章，專講標準的唯一真理是實踐這個命題的。楊西光把文章推薦到胡耀邦那裏。胡耀邦作了精心的修改，最後征得鄧小平的支持，以《光明日報》評論員的名義發表，掀起了軒然大波。這就是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的由來。這篇文章在最初的修改和發表過程中，同樣進行了種種保密。

鄧小平說：“發動文化大革命是上海的一個書記挑起，否定文革也用了原來上海的一個書記，這就叫一物降一物。曆史往往在諷刺著現實。”

“你認識楊西光這個人嗎？”有人問張春橋。

張春橋臉都不轉過去，隻是冷冷地丟出一句話：“一個小醜。隻知道抓住隻言片語作文章，根本不會從實踐出發找問題。”

“我可以告訴你，他現在擔任了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就是他首先發現和推薦給胡耀邦、鄧小平，在全國展開討論的。”

“毫不奇怪，”張春橋站起來，走到窗口，又丟出一句，“物以類聚，人以群分。”

張春橋的記憶力特別好。監管人員很快地發現他對過去的事情不僅記得非常清楚，甚至，連日期和具體的數字都沒有錯誤。表麵上，他在監獄裏什麽話都不想說了，看見了專案人員換了一次又一次，他就知道外麵的政治形勢正在悄悄的、然而也是急劇地變化著。所以，他對前來問話的人更是連理都不理，但是他在默默地計算著他入獄的時間、審訊的次數和他每次對付他們的策略。一次，監管人員在詢問他的生活時，告訴他：“你大概不知道吧？現在中央要準備對你們進行審判了。也就是說，要從法律上解決問題了。”

張春橋的臉色微微變白，但是眼睛依舊不睜一下，撇了撇嘴唇，沒有吭聲。看得出來，他是很想了解一下外麵的情況，但他知道這裏的人都是經過篩選又篩選的可靠的人，和他們談論什麽問題，無疑等於向當局露自己的底。所以，他索性閉口不言，把自己腦海裏的十二級風浪都緊緊地關鎖在自己的心窩裏。隻是到了關鍵的時刻，他才發泄一點自己的真情實感……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根據醞釀了好久的設計，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製，恢複過去的黨紀傳統，選舉成立了以陳雲為首的由一百人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會議還特別成立了一個臨時的機構：第二辦公室。專門負責承接建國以來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曆史案件的清查和審理，重點是林彪和江青這兩大案件的所有材料。

胡耀邦對新成立的“兩辦”人員開會說：“你們從現在起，就接管了林彪和江青專案組的所有工作，從黨紀國法上考慮怎樣處理這兩個反革命集團。小平同誌在和我談話時候，特別提了兩個人：一個是江青，另一個就是張春橋。他們都是死不認罪的人，對黨的危害極大。特別是張春橋這個人，他是在整個文化大革命中建立了理論的人，毛主席過去是依靠他來征服了全國人民的思想的，是整個反革命集團中的精神支柱。不把他很好的處理了，就難以建立我們現在的理論基礎。怎麽處理？我看沒有法律依據不行。從現在起，我們必須逐步地走向依法治國的道路。”

胡喬木也說：“針對著張春橋鼓吹的那個理論，陳雲同誌在三中全會上有個發言，具體地估價了毛主席的功過是非。他認為，大家對毛主席的功過，不論說是‘二八開’、‘三七開’，還是‘四六開’，都是敷衍的，不符合事實的。他認為毛主席的一生可以分為四個階段，這四個階段都需要具體的分析：第一階段是從遵義會議到全國解放，也就是到一九四九年為止，毛主席的領導是正確的，應該給予全麵的肯定；第二個階段是從建國到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為止，這裏有如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運動，雖稍有偏差，但成績大於錯誤，應基本肯定；第三個階段是從反右開始，經過三麵紅旗的胡搞亂幹，到一九六五年為止，毛主席退居二線，不大問事，經濟才有了轉機，但是毛主席當政的那一段，應予基本否定；第四階段是一九六六年到他死為止，那慘絕人寰的文化大革命悲劇，毛主席要負主要的責任。他的所有的活動要全部否定。張春橋就是利用毛主席的錯誤思想和錯誤理論而滋生出來的一個陰毒的反革命份子。對他來說，則是必須要依法嚴懲的。”

對張春橋來說，最不能令他容忍的，是新來的自稱兩案辦公室的三個專案人員當著他的麵對毛澤東的評價。那天，他剛剛吃了飯，警衛戰士就把他提出去，說是要對他審訊。他們連問了幾個問題，遭到張春橋的沉默抵製後，其中一個五十多歲的瘦高個子就開始批判上了：“你張春橋不要以為你不開口我們就沒有辦法，我們是有辦法對付你的！你在監獄裏自以為你是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什麽毛主席培養的理論家，就可以無視中央的存在和對你的處理，可以告訴你，你是沒有好下場的！”

張春橋轉過來，給了他個側麵。這是不把他正眼瞧的意思。

“不錯，我可以毫不諱言地承認，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個人發動的。這在他審定的文章、社論、文件裏，多次提到了這一點並加以頌揚。但是，我們要告訴你，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在開始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十年中個人專製的登峰造極。他不僅在如此重大的問題上實際上違反了民主集中製，而且他的矛頭是對準了中央集體的。在準備發動文革的階段裏，毛澤東支持江青和你張春橋組織批判《海瑞罷官》，雖是誣陷吳晗的，其實也是借題發揮，你們批判‘單幹風’和‘翻案風’，實際上也是譴責中央第一線的領導人的。林彪把‘突出政治’提到合乎建設社會主義規律的高度，也是用以反對不突出政治的中央第一線的。你夥同江青搞了《林彪同誌委托江青同誌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經毛澤東三次修改後批發全黨，提出了‘文藝黑線專政論’，既是對整個文藝界的指責，更是對中央第一線的責難，既是文藝路線問題，更是政治路線問題。這絲毫不能說明你們的正確，而同樣是錯誤的。對毛澤東來說是錯誤，對你來說是罪惡！”

張春橋咳嗽一聲，朝地上狠狠地吐了一口濃痰。

“我們審查了有關你和整個文化大革命的材料和案件，可以肯定，你張春橋一開始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這四位老革命家，其實不僅僅是對準這四個人的，而是帶有‘掃清外圍’的性質。你們的活動，都有對著中央第一線的特點。要不然，江青為什麽膽敢組織你和姚文元撰寫把矛頭指向中央第一線的《評新編曆史劇》？這樣一個違反黨紀的行動為什麽能得到毛澤東的肯定？毛澤東批準這篇文章為什麽不與中央第一線商量？為什麽不告訴有關部門？江青既未受中央委托，又未受中央軍委委托，為什麽極端秘密地在上海召開所謂‘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你張春橋要老實交代，為什麽這個座談會要對北京保密？座談會為什麽隻是江青一個人主講？所議的問題為什麽遠不止部隊文藝工作，而是全國文藝工作？江青的非組織活動為什麽能夠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這些問題我們希望你張春橋能夠老老實實地給以交代和說明。”說到這裏，那人給張春橋遞過一支鋼筆，張春橋不接，他硬放到他的手裏，說：“這是你為數不多的機會了。你可要珍惜給你的這個機會呀！”

“你們放肆！”張春橋大喝一聲，猛地把那支鋼筆往地上一戳，鋼筆被他折斷成兩截。“你們如此攻擊毛主席，本身就是反黨、反革命！從這裏也可以看出，你們就是地地道的右派政變！我不和你們說什麽，送我回監獄！”

又是一個已在預料中的不歡而散！

鄧小平對他作了評價：“你們不要對張春橋再報什麽希望了。依靠他是不會講出任何事情的內幕和過程的。他也不會向我們、向人民投降的了。我看，審理他們的問題還是要和毛主席的錯誤分開為好。混淆在一起，人民馬上接受不了。就是這些犯罪分子也會利用這樣的機會進行造謠詭辯，不利於我們下一步的工作。現在的問題是要把對他們真正罪行的審理和剛剛粉碎他們時給他們定的那些罪名區分出來。華國鋒他們搞的那些東西，有的根本站不住腳，有些是自相矛盾的東西。事實證明，越搞兩個凡是，就越說明不了問題。而隻會把問題搞得更複雜。”

陳雲說：“這也難怪，他是最早接觸到毛澤東晚年思想的一個政治家。早在一九六四年五、六月間，毛澤東同誌就在一次會議上說過：‘中央如果出現了修正主義，你們打算怎麽辦呀？我可以告訴你們，中國如果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各個省要頂住。’到了這年的六月十四日，他又說：‘你們傳下去，傳到縣，如果出了赫魯曉夫怎麽辦？中國出了修正主義的中央怎麽辦？要縣委頂住修正主義的中央’這個時候，毛澤東同誌把當時形勢看得非常可怕了。到了一九六六年三月底，毛澤東同誌與康生等同誌談話的時候，就發出了‘向中央進攻’的號召。這就明確地把鬥爭的矛頭對準了黨中央了。這可不是我的編造，談話要點五月間上了中央的文件，其中就有‘向中央進攻’這樣的字眼。這就是問題的全部要害。”

胡耀邦和兩案辦公室的人談話的時候，再次要求：“你們在審理兩案的時候，可以研究一下，曆史的責任究竟應該怎樣劃才比較公平合理？是毛主席晚年的錯誤影響了張春橋這些人，還是他們這些人影響了毛主席？這是一個非要讓我們回答的問題！”

這時，兩案辦公室的一個人員說：“既然毛主席是以個人來反對中央集體，就必然會有許多的問題不能端到桌麵上來，就一定要致使我們黨內出現許多反常的事件，這就不那麽奇怪了。有一個人這樣說：‘江青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一個探測器。她的特殊地位決定了她所起的作用是一般人所不能相比的。《清官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等問題，都是她先出麵，她說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麽聰明，所以大家誰也沒有把她的話當回事。然後她回去向毛主席報告----‘他們不聽你的！’這就把問題搞得複雜了。但是，就算沒有江青這個人，是不是這場文化大革命就不會搞了呢？我認為是不可能的。按照毛主席的那種性格和脾氣，就是沒有江青，那革命也會換一種形式來出現的，非出現不可！”

胡耀邦通過親自審閱有關的材料和案件，對文化大革命發動中和以後的一些情況已經有所了解。他認為，那時的張春橋就像一隻縮頭縮腦的老虎，一直在窺測著方向，和江青等人研究著一個又一個的計謀。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的《中共中央通知》下達後，整個中國都在震動著。這時，引發了全國的一個重大事件，就是五月廿五日北京大學以聶元梓為首的七人貼出一張題為《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些什麽？》的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午，毛澤東看到這張大字報後，立即批示：“此文可以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打開了。”下午四時，毛澤東親自給康生和陳伯達打電話，要他們安排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全文廣播這張大字報。這個動作來得特別猛烈，就連張春橋也感到意外。他趕到江青住地後，見她正和關鋒等人修改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大字報時要配發的評論。張春橋立即參與修改，建議加上了這樣的一段話：“凡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和黨中央指示的，不論他們打著什麽旗號，不管他們有多高的職位、多老的資格，他們實際上是代表被打倒了的剝削階級的利益，全國人民都會起來反對他們，把他們打倒，把他們的黑幫、黑組織、黑紀律徹底摧毀。”

他說：“我感覺到在這場運動中不這樣堅持這個原則，文化革命就有失敗的可能。”

江青說：“你講得很正確，這是保證我們的運動健康發展的一個關鍵。”

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在發表大字報和評論的同時，還發表了《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的社論，突出地強調了這樣一個觀點：“你是真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假讚成社會主義革命，還是反對社會主義革命，必然要在怎樣對待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上表現出來。”

那些天，張春橋把一係列的事件聯係起來，作了認真的研究。他對姚文元說：“你看六月三日，人民日報的社論是《奪取資產階級霸占的史學陣地》，六月四日公開宣布改組北京市委，任命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書記，調中共吉林省委第一書記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同時北京市委決定改組北京大學，撤消了陸平和彭佩雲的職務，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大領導文化大革命運動。用李雪峰的話來說，他們是要演一出《八大錘》的戲。這出戲可是很有意思呢。”

“六月四日的《人民日報》同時發表了兩篇社論，一篇是《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尖銳地指出：‘前北京市委的一些主要負責人，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修正主義者。’另一篇是《撕掉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等於公開批判了彭真的那個黑二月提綱。六月五日，又發表了《做無產階級革命派，還是做資產階級保皇派？》的社論，對北大的問題作了翻案，再次支持了聶元梓。六月六日，公布了北京市委關於對《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和《前線》的決定，任命了一批新的報社領導人。”姚文元激動地說，“看這個樣子，可真是有點改朝換代的樣子了。”

張春橋馬上說：“可以肯定地說，毛主席發動這場大革命，就是要改朝換代。改修正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王朝，換一個嶄新的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這就是我們這場革命的意圖。如果不達到這一點。哪裏還有革命的意義呢？”

通過毛澤東下令撤銷工作組，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發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學報等一係列的行動，張春橋感覺到了最高領袖的此刻的脈搏就是要衝破一切束縛群眾手腳的框框，要大張旗鼓地發動群眾起來革命了。在這個階段，誰要是抵製群眾起來革命，無疑是內找苦吃。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當北京的紅衛兵開始走向街頭，走向社會，搞“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時候，毛澤東馬上給予高度的評價。八月廿三日．毛澤東指示《人民日報》發表《工農兵要堅決支持革命學生》的社論，揭露和批判黨內走資派為了保護自己，挑動工農群眾鬥爭學生的陰謀詭計，號召工農兵堅決支持革命學生和紅衛兵的行動。這就把當時的學生運動推向了一個從未有過的高潮。

就連陶鑄在這個時候，也沉不住氣了。他在接見北京醫大紅衛兵的時候，公開這樣說：“我認為，在文化大革命中，懷疑一切是正確的。現在誰都不知道自己是什麽司令部，我是主張普遍地轟。除了毛主席和林副主席不能懷疑外，其他的人都可以懷疑。一切都可以懷疑。”

八月下旬，當一些地方開展了大串聯後，陶鑄立即向毛澤東報告：“大串聯這個形式很好，是群眾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形式之一。”毛澤東立即表示支持。他對周恩來、陶鑄、陳伯達和康生等人說：“可以讓外地的學生和紅衛兵分期分批地來北京進行大串聯嘛。一九五八年吃飯不要錢，現在學生坐火車不要錢，這可以使革命的青少年們在更加廣闊的天地裏熟悉社會，熟悉群眾，熟悉階級鬥爭，推動文化大革命進入一個新的高潮！”

一九六六年九月七日，毛澤東針對青島、長沙、西安等地發生的組織工農反學生的情況，再次寫信給林彪、周恩來、陳伯達、康生和江青等人要求中央發指示，不準各地這樣做，勸工農不要幹預學生運動。根據這個精神，中共中央於九月十一日發出明碼電報指示，同日《人民日報》發表《工農群眾和革命師生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的社論。《紅旗》雜誌第十二期發表了社論《掌握鬥爭的大方向》，張春橋特意強調了這樣一段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絕對不是鬥爭一切領導幹部，也絕對不是鬥爭群眾。絕不允許用任何借口，任何方式，打擊革命的積極分子，挑動群眾鬥群眾。”

這實際上，也是把打擊群眾、鎮壓群眾，挑動群眾鬥爭群眾，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罪名正式扣到了劉少奇和鄧小平的頭上，從些開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鬥爭。

當時，張春橋也和所有的中央文革小組的成員一樣，認為徹底肅清劉少奇和鄧小平為代表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一個重要標誌，就是給被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和 “右派”的學生和教師們平反。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張春橋向大專院校的學生們宣讀了中央軍委的緊急指示和中共中央的批示，這些文件的主要精神就是：凡在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所謂“反革命分子”，所謂“假左派、真右派”的學生應宣布一律無效，立即平反，應該恢複名譽。個人被迫寫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要充分信任群眾，敢字當頭幹革命。這個精神，中共中央認為不僅適合軍隊院校，對全國縣以上的大中等院校都適用。

四天後，即一九六六年十月九日，張春橋在接見福建省赴京學生代表時，講了這麽一條他認為是經過深思熟慮的話：“同誌們為了革命受到了打擊和迫害，這說明這場革命是非常必要的。現在黨中央在毛主席領導下還會發生這樣的現象，如果政權掌握在別人手中，那你們向誰控訴？所以，同誌們，我們要把眼界放寬一點。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打擊和迫害是暫時的，最後我們一定會勝利的。你們應當注意壯大左派，爭取中間派，孤立極少數派，左派當然人數少，現在少，將來也少，別想將來大家都成為左派。馬克思、恩格斯共兩個人，誰給他們印刷機、宣傳車、錄音機呢？當時苦得很！毛主席也是這樣。蔣介石罵共產黨的文章比毛選四卷還要多。毛主席過去被開除黨籍好幾次，被撤職，軍權被剝奪，但最後真理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毛主席這邊。北航的學生要和工作組趙如璋對話，在國防科委門口等了二十八天二十八夜他不見。我們報告毛主席，毛主席說要他見學生。他還不見。後來陳伯達讓他住到學校去談話，說如果學生打死你我陳伯達抵命，還簽了字，立了軍令狀，他還是不敢去。十月一日在天安門城樓上我見了趙如璋，和他辯論。我火了，對他說：‘為什麽陳伯達的話你不聽，連毛主席的話你也不聽？你再不下去，明天我和學生站在一起鬥爭你！’同誌們，從六月一日聶元梓等同誌的一張大字報到現在已經四個月了，鬥爭是曲折的，艱巨的，但是這個變化是有反複的，隻有這樣毛主席的路線才能勝利！這點希望我們的同誌們一定要堅信！”

還是本著這條毛澤東製定的原則，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當上海以王洪文為首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遭到上海市委的不承認、不支持、不表態的所謂壓製後，他們北上，攔截火車，要求中央支持他們炮打上海市委。中央文革小組派張春橋趕到上海，在上海文化廣場發表了一個完全接受工人造反總司令部的講話。

他的講話，連陳伯達於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時的電報精神都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當時的陳伯達，在電報裏還這樣講：“十日夜，我們聽到你們有幾千人要來北京，在安亭同鐵路管理局爭執不下。我們打了一個電報給華東局韓哲一同誌，請他勸你們回上海，就地解決問題，以免影響本單位的生產任務和京滬鐵路運輸。如果你們不是在業餘時間裏搞革命，中斷生產，停止生產，那麽，你們的文化革命也不一定會搞好。並且在停止生產的情況下，即使你們有多少道理，有這樣那樣的道理，有千條萬條的道理，也都站不住腳了，因為你們忘記了最最重要的大道理。事實上，你們這次行動，不但影響本單位生產，而且大大影響全國的生產。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事件。希望你們立即改正，立即回到上海，有問題就地解決。中央文化小組派張春橋同誌回上海會見你們，你們有意見可以和他當麵商量。”

可張春橋在講話裏，基本上是逐條逐句地接受王洪文等人的條件，他一出來就這樣講：“同誌們，大家在這裏久等了，剛才在這裏和你們總部的同誌商量了一些問題，現在說明一下。”他拿出已經簽了字的條子念道，“頭一個問題就是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是否一個革命的合法組織，我認為是的。第二，十一月四日的大會後有人要到北京去控訴，這是一個什麽性質？我說這是一個革命的行動。在這個問題上我要講一點意見，以後再在這種問題上碰到這個問題，無論是工人還是農民，要派代表上北京去，因為集體去會影響生產。第三，現在這個事情造成的後果你們的代表提出，這個責任應由上海市委和華東局負責，我也同意這個意見。我在這裏聲明，市委昨天已經發了通知，你們回去以後不應受到指責和刁難，工資照發，如果刁難你們是錯誤的。你們可以知道市委有這個通知，我們但是不能保證你們不被圍攻，我覺得凡是要搞革命的人就不怕，采取這個態度，問題就好解決了。”

張春橋講到這裏時，王洪文特意強調：“我們更重要的是要求曹荻秋公開向群眾檢查，沒有這一條我們是堅決不答應的。”

“我同意。”張春橋很爽快地說，“這是毛主席一貫的思想，曹荻秋當然不能例外。有的同誌關心我的安全問題，我到這裏來沒有懷疑你們。我不是把你們當壞人，如果認為你們是壞人，我就不會一個人去安亭了。曹荻秋同誌的安全問題，我希望有事講理，曹荻秋同誌一次檢查不行，可以來第二次。第二條，你們要求對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提供方便，我也同意。不過我想提一點意見，就是咱們工人要發揚艱苦樸素的優良傳統，不要像那些組織，動不動就要汽車、錄音機、照相機等等。我們盡可能少用一些，堅持艱苦奮鬥的傳統。我希望上海文化革命搞好，成為全國的模範。上海有二百萬工人，一向最熱愛毛主席，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這樣上海的文化大革命一定會走到全國的前麵。”

這就是張春橋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基本活動和思想。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旬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本來是討論經濟話題，但是與會者最感興趣的還是政治問題。胡耀邦在很小的範圍內和一些人交換了意見，他說：“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在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導下，以天下大亂為方針，以所謂革命左派即造反派頭頭為依靠力量，以所謂走資派和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為革命對像，以摧毀所謂資產階級司令部和什麽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為目標，采取大鳴大放大字報辯論的方法，開展全國範圍內的全國奪權．進行什麽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這一切統統都是錯誤的。這樣就必然會被類似江青、張春橋這樣的反革命集團所利用。左的思想、左的理論和左的方針、政策和做法在實際工作中的泛濫，給黨和民族、國家造成了曆史上的空前災難和動亂。這個教訓一定要通過清算江青、張春橋這些人的罪行來達到撥亂反正的目標。這就是我們下一步的任務。”

這些，是囚籠裏的張春橋所想象不到的。

（未完，待續）